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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日益表现出与传统心理学迥然相异的三个特点：受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心理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原子论的思维转向整合的思维；在心理科学的模式上，从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的心理科学观；就世界范围来讲，现代心理学正摆脱美国心理学的单一影响，从一元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
一、从原子论的思维方式转向整合的思维方式
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心理学由来已久，自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心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分解式思维。在科学心理学的建立时期，由于当时自然科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牛顿力学和元素化学，机械力学的“累加”观和化学元素的“化合”观成为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剖析、拷问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那时的心理学欲摆脱哲学的思辨而成为科学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实验心理学之父，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从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出发，把意识分析为元素，试图以意识元素的实验分析取代意识整体的哲学思辨。这种元素分析模式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那里更是被推向极端。铁钦纳把意识分解为感觉、情感和意象，并列举了42415种不同的感觉。在铁钦纳那里，意识作为整体的性质消失了，意识元素的分析完全取代了整体心理现象的探讨。
行为主义抛弃了意识心理学，但是在方法论上却继承了冯特、铁钦纳的元素分解、归并还原的思维模式。在早期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那里，行为被分析为刺激和反应，反应又被分解为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似乎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的物理化学性质就可以解释复杂的社会行为。
实证主义是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方法论之一。为了贯彻经验实证的原则，它力主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把理论还原为命题，把命题还原为可观察的事实。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心理学家皆以研究的客观性为追求的目标，把意识和心理现象分解、归并、还原为某种低层次的、易于把握的可观察的事实和资料：或进行元素实验分析；或把高级心理过程归结为某种生理的、生物的、机械的附属物。对于意识整体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心理学家首先把意识还原为某种低层次的活动，然后割取意识的一个小块或碎片，从事着互不相关的研究。其结果是：一方面心理学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另一方面，这些事实和资料缺乏一个整体的框架和联系，以至于心理学处在一种恶性分化和破碎分裂的危机之中。而造成这种危机的罪魁祸首当首推原子论的思维方式。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学科的发展使得系统方法和整合思维成为新的科学方法论。过去那种研究无机界所使用的原子论的思想方法已不能适应“活系统”，即生命系统、心理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研究，对于这些活系统的研究促成了心理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原子论的思维向整合思维的转变。这一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的转变
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考察事物、现象和过程时只注重分析系统中两个或少数几个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和单向因果链。所谓线性关系指的是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一种单向的因果链，自变量增加或减少则机械地导致因变量成比例的增加或减少。表现在直角坐标系里的函数图像是一条直线，因此简称线性关系。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行为主义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早期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在环境刺激和行为反应之间是一种单向的决定关系，刺激决定反应，反应相对于刺激，控制了环境刺激也就可以控制行为反应，因此他得出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结论。拓扑心理学的创立者勒温(K.Lewin)也是从简单的线性关系考察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B=f(P.E)的行为公式，把行为看成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没有看到行为对人与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心理学家在考虑问题时也都习惯于线性思维方式。
非线性思维认为在活的系统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等比的直线关系，表现在坐标系里的图像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线，系统内的各组分之间交叉往复、互为因果，需要以整合的思维方式对各组分进行综合的考察。这种非线性思维已为某些心理学家所运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图拉(A.Bandura)把个人、行为、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三角互动关系，他认为是个人、行为、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结和相互决定，而不是两因素之间的单向作用。这一观点体现了非线性思维的特征。
(2)从元素组合认识方式到综合分析认识方式的转变
19世纪的物理化学等学科习惯于寻找元素或组分，然后把这些元素或组分的集合看成是所探讨现象的整体。这种思维方式席卷了整个科学领域，心理学也没有幸免于难。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受这种元素组合认识方式的影响，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使用分解、组合的认识方式，把意识分解为感觉和情感，并分析了感觉和情感的元素属性，如质量、强度、紧张—松弛、兴奋—沉静等等，再通过联想、统觉和心理复合律把意识的元素结合成知觉、观念、情绪、意志等心理现象。似乎心理学的认识方式就是这种枯燥无味的分解组合，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发现意识和心理的本质。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随后的行为主义，而且影响了大部分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以为心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意识的组分或元素，认为元素的组合就是意识的整体。在这种思想方式的影响下，心理学家埋头于碎片式的心理研究，加剧了心理学的破碎和分裂。
现代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不同于分解组合的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系统哲学的创始人拉兹洛的一段话是这一思维方式的最好表述。他指出：“早期的科学思维既是整体的又是思辨的；近代科学的崇高精神是依靠经验的而又是原子论的思维达到的。两种思维方式都难免有不足之处：前一种用信念和洞察代替了翔实的探求，后一种牺牲了融会贯通以换取条分缕析。今天我们正在目睹另一场思维方式的转移：转向严谨精细而又是整体论的理论……按照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和事件来思考。用这种集成的关系集合体来看世界就形成了系统观点，这是现代的思维方式。”（注：〔美〕拉兹洛著，闵家胤译：《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这种思维方式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分析不离整体，综合不忘精细。辩证地看待问题。现代心理学家认识到，必须改变那种只重视分析、分解，忽视综合、抽象的思维方式，实现思维方式由元素组合到综合分析的转变。
(3)从“上向因果关系”的单向思维到“双向因果关系”思维的转变
原子论之所以用低层次的性质和规律解释高层次的性质和规律，是因为原子论认为高层次的性质受制于并可还原为低层次的性质，换句话说，低层次的性质决定高层次的性质，低层次对高层次有着上向的因果关系。例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本能冲动构成了潜意识的主要内容，人的行为是被生物性的本能冲动所决定的，其本质是本能欲望的满足，本能冲动“上向”决定了社会性的行为。但是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却揭示了上向因果的单向思维的片面性。系统是多层次的，研究其中某一层次的问题必须考虑到上级层次与次级层次之间的上向、下向的双向因果关系。某一层次的事物既受到下级层次事物的影响和制约，产生“上向”因果关系；也影响和制约下级层次的事物，产生“下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是互为因果的。例如，生理因素影响心理因素，但是心理因素也影响生理状态。催眠状态下的生理条件的强烈变化就是“暗示”这种心理因素导致的。这说明生理和心理因素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双向因果思维模式是一种重要的整合思维模式。
二、从自然主义心理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的心理科学观
原子论的思维模式归根结底导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经典自然科学观。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模式也同样受到这种早期自然科学的科学观的影响。依照这种科学模式，心理学的知识、心理学的原理和规律应该像自然科学的事实、原理和规律那样，是独立于任何文化和历史影响的。从自然主义模式的角度来看，心理学的研究是一种对“事实”的客观探讨，不掺杂任何主观的价值因素；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不受任何文化历史影响的、一般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心理机制。
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观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客观主义，表现在把心理学的知识和拥有这一知识的主体分开，认为心理学所探讨的只是意识和行为的事实和规律，研究过程不包含任何个人的态度、情感，不涉及任何主观倾向和价值观念。(2)个体主义，这种观点把人看成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个体，在分析意识与行为时，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素出发，而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个体身上，忽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3)平等主义，表现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不是根据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不同特点去进行适合其特点的研究，而是要抛开文化、历史、时间、地点的不同去寻找适合每个人的、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心理规律，正像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样，在心理规律面前也要做到“人人平等”。(4)方法中心，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和非科学的主要界线不在于所研究的问题，而在于研究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依据这种观点，方法就是一切，方法就是科学，并且是科学的全部。在心理学中，就是以实验和统计测量为中心，凡是能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就保留之，否则就排斥之。(5)因果决定论，自然科学的因果决定模式被应用到心理学中，试图确定心理与行为的因果决定机制，严格的控制心理和行为的变量，以便于预测和控制行为。
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观是以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任何超出经验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人类的智力发展就是从神学的虚构，经过形而上学的抽象而达到科学的实证，在实证阶段，科学崇尚实验、重视经验，关心实际、重视现实。逻辑实证主义坚持了经验证实原则，并把认识的主体同被认识的现实割裂开来，认为主体的任务就是严格地以直接经验和直接观察所确立的“中性”的词语和句子描述物理现实，任何一个陈述，只有在它可以被观察句子所直接或间接加以检验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原则、方法中心的倾向构成了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观的哲学基础。
当实验心理学之父，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吸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使心理学摆脱哲学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时，他心目中的理想模式就是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模式。但是冯特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过程中还没有走向极端，他看到高级心理过程的社会文化性质，认识到实验方法在研究高级心理过程方面的局限性，因此他以民族心理学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补充实验心理学的不足。冯特之后，实验心理学在走向自然科学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行为主义时，心理学就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纯客观的实验分支”。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使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决定模式改造心理学，试图发现行为的一般机制和规律，心理的历史文化特性被作为非科学的主观概念而被抛弃了。
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模式尽管在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并非没有受到批评。早在心理学创立时期，一些心理学家就反对那种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心理学的企图，主张根据心理现象自身的特点从事心理学的研究，而不是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意动心理学的创立者布伦塔诺是这一思想的最早代表。布伦塔诺提出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具有“意象性”，对心理现象应采用“内部知觉”方法，而不是采用实验方法。格式塔心理学注重心理现象的整体属性，反对对心理现象做人为的分析，而注重心理现象的整体描绘，这些观点就其本质来讲也是强调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不同之处，反对以“物”的研究方法研究心理学的问题。而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以后，则明确提出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研究心理学，心理学的研究要考虑人的特殊属性，注重文化的影响，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这些观点动摇了自然主义心理科学观的支配地位，促进了心理学的社会文化模式的生成。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起，伴随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及其对危机的讨论，心理学家开始反思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模式，总结心理科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许多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心理和意识的文化历史特性，指出以自然科学那种研究“物”的方式方法对于人的研究的局限性。美国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在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作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中，指出了自然主义模式的弊端，认为人的心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人的心理是历史的产物，随时间、地点，文化、历史的不同而不同，缺乏一般物质所具有的那种相对稳定性，因此，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模式不适合心理学。培根举例说，对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来说，五十年前，一百年后的同一实验都能得到同样的结论；但是心理学的实验结论却不同，四十年代时，心理学的实验发现美国人口头上声称歧视有色人种，但在做生意时却一视同仁；但现代的实验却发现美国人决不会承认自己种族歧视，但是行为上却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倾向。如果我们以那时的实验结论解释今天的行为，显然是行不通的。人的心理具有历史的特性，自然科学的那种物质因果模式不能应用于心理学。
另外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萨姆森(E.E.Sampson)则直接提出要实现从自然主义模式向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在《科学范式与社会价值：实现一场科学革命》一文中，萨姆森分析了两种心理科学的模式，指出心理学不可能摆脱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而研究什么抽象的、一般的和普遍的心理机制和规律。人的意识和心理总是具体的，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反映了特定社会文化的内容，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心理特点，不同的历史孕育不同的行为特征，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社会来里，由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环境而产生不同类型的行为，社会文化对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不应当被看成是错误的根源，而应看成是心理学知识的固有特点，是心理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不是去消除社会文化的因素，而应该充分理解这种因素，“就像其它所有形式的知识一样，科学的事实和科学真理是历史地产生的，也深深根置于历史。以这种观点来看，心理学的真理并不是一种自然地发生在那里，等待我们去认识的东西，而是动力地构成于具体社会历史情景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注：E.E.Sampson,Scientific Paradigms and Social Values:Wanted-A Scientific Revolution.Joum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8,Vol.36(11):p.1334.）。因此试图超越具体的文化历史因素而寻求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心理机制是行不通的。心理学应抛弃那种以自然科学的超文化模式塑造心理学的尝试，实现一场“范式”的革命。
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识到自然主义心理科学观的弊端而转向倡导社会文化的心理科学观。一些心理学家指出，自然主义模式并非超文化的，实际上，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观也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就这一科学观的个体主义特征来说，这种个体主义是受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社会上流行的个人主义的影响。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社会开始强调个人的力量，重视个人的作用。这种倾向反映在科学中，便出现了强调个人的作用，忽视社会力量的倾向，经典自然科学深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心理学在接受自然科学模式的过程中，承袭了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并将其发展为一种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只注意个体本身因素的作用，而忽视社会文化对心理生活的影响。就平等主义这一特征来说也是如此。社会生活中的反对神权、反对君权，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被贯彻到科学中，就变成了寻找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和适合于每个人的科学规律。心理学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观点，也试图确立抽象的、普遍的心理定律。方法中心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产物，心理学家选择实验方法并不是因为实验方法适合心理现象的研究，而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哲学认为只有使用实验方法才能称得上科学，所以心理学家要选择实验方法。因此实验方法的确立并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一种文化历史的选择。
自然主义的心理科学模式以“超然”、“中立”的面目出现，掩盖了心理学研究成果中隐含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偏见。实际上，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受到社会文化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通过其研究成果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为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由于自然主义试图把心理学的研究说成是超越了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摆脱了任何价值观的影响，是“客观”的、“公正”的，因而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美国心理学家普里勒坦斯基(I.Prilleltensky)针对这一欺骗性指出：“它可以把心理学描绘成非政治化的，因而把这种非政治化的心理学用于传插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心理学在支持特权阶层和维护社会现状上显示出明显的偏见，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偏见又被披上了科学客观性的外衣”。（注：I.Prilleltensky,Psychology and Status Quo.American Psychologist,1989,44(5):p.797.）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还记得发生在智力测验运动中的一些事件。一些西方心理学家把智力测验的模型看成是超文化的、超阶级的，因而认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把这种得之于白人中产阶级的测验量表用于测量黑人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得出结论认为黑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素质差”、“智力低下”，殊不知这种差异是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是智力水平的差异。
因此，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转向社会文化模式的心理科学观，承认心理学的文化历史特性，承认心理学知识、心理学理论观点必然反映特定的历史文化内容。这种转向不仅发生在社会心理学中，在教育心理学以及其它分支领域也正在发生一种类似于“范式”性的、从自然主义模式到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
三、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
当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学的文化历史特性，而转向社会文化模式的心理科学观时，这些心理学家也发现现代心理学所反映的是西方文化历史特征，特别是美国文化的特征，美国心理学规定了现代心理学的特色和方向，成为现代心理学的标准模式。许多心理学家认识到：既然心理学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而就世界范围内来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即使同一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心理学应根据多元文化的实际，构建富有各自特色的“本土化”心理学。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心理学就成为心理学的主流。科学心理学最初并非产生于美国，而是产生于德国，但是当实验心理学的创立者冯特的美国弟子学成回国后，美国心理学就在温和的土壤上迅速生长，并取代德国心理学而成为世界心理学的中心。许多主要的心理学流派都产生和传播于美国，如行为主义、新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美国心理学的影响之大，以至成为世界上“标准”的心理学。
依照最新的分类，世界上的心理学依据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美国心理学；第二世界是除美国之外的其它发达国家的心理学，如英、法、德和加拿大等国的心理学和俄国心理学；第三世界则指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学。就影响力和心理学知识的流向来说，美国心理学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它所产生的心理学知识源源不断的流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对这两个世界的心理学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第二世界的心理学处在金字塔的中部，它既接受第一世界的影响，也影响第三世界的心理学；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则处在金字塔的底部，它所生产的心理学知识对第一和第二世界国家的心理学基本没有影响，而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心理学知识却影响和支配着它的内容和形式，左右着它的发展。
无疑，美国是心理学知识生产的“超级大国”。据1985年《英联邦大学年鉴》的统计：在美国各大学中工作的心理学家有13,600人，而英国只有602人，尼日利亚这个心理学相对较为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仅有58人。在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从事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的人数的总和仅仅是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人数的19.7%。这样一来，美国心理学家成了现代心理学家的主体，美国心理学所生产的知识覆盖了现代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这种状况如此严重，以至于《跨文化心理学手册》的主编，美国心理学家特里安第斯(H.C.Triandis)夸口说道：“大部分已去世的和仍活着的心理学家都可以在美国的范围内找到”。（注：H.C.Triandis,(Ed).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Boston:Allyn & Bacon,1980-1981,p.ix.）
美国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单向的辐射早就引起了包括美国心理学家在内的许多心理学家的关注。在《成功的代价：我们的单一文化科学》（注：S.Kennedy,The Price ofSuccess:Our Monocultural Science.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Vol.39(9):pp.996-997.）一组文章中，美国心理学家斯蒂文·肯尼迪(S.Kennedy)等人分析了美国心理学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指出美国心理学产生于美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当这种背景中产生的心理学原理应用于美国社会时，它是有效的，但是把这些原理应用到其它社会背景中，就会导致许多误解，例如，在美国有关成就动机的研究中，对于成就的认识带有深深的美国文化的烙印。传统上，美国文化是鼓励个人英雄主义的，对于成就的认识往往是以个人的成功作为标准的，追求个人的成功是成就动机的一个主要标准；但是在亚洲文化，特别是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集体主义，衡量成就的标准不是依据个人的成功，而是集体的成功，如果把美国心理学的有关成就动机的心理学原理不加思索地应用于亚洲文化中，则会对亚洲人造成许多误解。因此，单一文化的心理学的弊端是明显的。
作为第一世界的心理学并非没有受到来自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心理学的挑战。实际上，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西方社会心理学出现了一场“危机”。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是由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对学科的反思所引起，但是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这场危机的产生实际上导源于第二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对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统治地位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社会心理学家不满美国心理学的霸主地位，对社会心理学的“美国模式”的种种弊端进行无情的抨击，试图通过对美国心理学的批判而建立适合欧洲文化的社会心理学。所以在七十年代末，欧洲的心理学杂志出版了大量的文章，把社会心理学的缺陷和错误归咎于美国心理学。一些心理学家指出，在欧洲的心理学杂志中，人们很难分辨那些反思的文章究竟是批判社会心理学还是批判美国心理学。
通过对社会心理学的美国模式的批判，西欧等国确立了具有西欧文化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相对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在内容上更偏重于社会学的方面。社会心理学素有所谓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之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偏重从个体的角度研究社会心理，因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更注重意识形态、群体互动等社会心理现象，因而可以称为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考虑到这一点，美国心理学家墨格海德姆(F.M.Moghaddam)认为：“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已变得非常独特…由于对所谓的美国支配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不满，第二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转而寻求另外一条道路。这一运动的结果是…第二世界国家的‘本土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注：F.M.Moghaddam,Psychology in the Three Worlds.American Psychologist,1987,Vol.42(10):p.916.）
第三世界心理学也出现了摆脱第一、第二世界心理学的支配，建立“本土化”心理学的趋向。早在1967年，一些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心理学家就聚集在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1980年和1982年，又有两次心理学国际会议分别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召开，专门讨论第三世界心理学发展的有关问题，会议代表讨论了第三世界心理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条件的不同，心理学的发展不能重复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心理学的发展道路，而应该根据各自社会面临的特殊问题，从各自特殊的文化背景出发，建立“本土化”的心理学。许多心理学家认识到，摆脱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心理学的单一影响，建立适合各自文化的本土心理学是第三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唯一道路。日本心理学家阿珠玛(H.Azuma)在分析日本心理学所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日本心理学的发展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1)先驱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到心理学的意义，在教课书的水平上引入西方心理学；(2)引进阶段：翻译西方心理学文献，依照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模式研究日本人的心理；(3)本土化阶段：根据日本文化的特点提出有关日本人的心理的特点，采用适合日本文化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日本人的心理问题；(4)综合阶段：在彻底摆脱传统西方心理学的概念和逻辑的基础上，以日本特有的文化为背景，吸收一切有利于日本心理学发展的概念和方法，建立日本自己的心理学。阿珠玛认为，如果日本心理学一味以西方心理学作为理想的心理学模式，那么日本心理学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注：R.W.Russell,Psychology in lts World Context.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Vol.39(10):p.1019.）
近年来，国内心理学界和港台地区的心理学家也开始对西方心理学的一统模式进行反思，提出心理学的“中国化”或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这些学者可能在表达方式上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在本质上都是强调根据中国文化的不同特点，研究中国人的特殊心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心理学。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现代心理学从一元文化模式向多元文化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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