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新史学”思想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钱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史学求新求变的时代。即便在“新史学”内部，也是不断翻“新”。世纪之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宣传“史界革命”，仪型的是欧、日的文明史学。20年代，科学史学跃居主流，先是胡适等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继以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0年代末，唯物史观派强劲登场，执牛耳的郭沫若、吕振羽等人，不以胡适、傅斯年的新史学为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新史学。上述不同时段、不同流派的史学，均号称“新史学”。他们虽各新其新，但亦有共同之处——以西方史学为理论依据，反对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 进入30年代，特别是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中国的“新史学”继续出新。周予同观察到“最近数年，即‘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①。其中，钱穆先后发表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如何研究中国史》、《国史大纲》、《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等系列著作，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史学大家。钱氏新史学的新意和特色，并不在迎合此前新史学“崇洋骛新”的潮流，而是接续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②以《国史大纲·引论》为中心，具体分析钱穆在理论上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史的传统，建设中国性格的新史学。 一、新通史——“今日所需的新史学” “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事关国家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就发愿编纂新的中国通史。遗憾的是，30年之后，新史家不仅未能编纂出较为成熟的通史作品，而且暴露出系列问题。 有识之士对此深以为忧。1931年5月，值清华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陈寅恪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指陈中国学界的弊病，道及史学界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然而，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依附西人，而且，“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③陈寅恪将中国学术的独立性视作“实系吾民族精神上一大事者”，敏锐地认识到国史失其正统将造成严重后果。 不幸的是，短短数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虽幸存”的局面急转直下，国史教育被急迫地提上了日程，编纂适合抗战需要的中国通史成为史家的首要任务。据陶希圣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北平图书馆开了一个会，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陈词，提出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报国？’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一部《中国通史》；此后北大史学系即以这一事业为己任。”④而三年前，傅斯年还公开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我们反对疏通”，“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⑤国难当头，傅斯年不得不放弃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信念，调整研究计划。⑥他与北京大学同仁集议，“佥以迅速编纂一部足以唤醒国魂的《中国通史》”。同时，他主持北大历史系教学改革，一改注重断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的教学传统，约请钱穆开设“中国通史”课程。⑦他还要求张荫麟编写一本适于高中教学的通史教科书(即《中国史纲》)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亦明确要求各院系必修“中国通史”一科。⑨ 正如张荫麟在《中国史纲》自序中所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看，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它们结集，把它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⑩ 钱穆从1933年秋开始在北大担任“中国通史”讲席。为方便教学，他先后编印了《国史纲要》、《国史参考资料》、《国史读本》等。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学校辗转流徙，讲学不辍。在极其艰苦、资料缺乏的战争环境下，他坚持写作，于1939年在宜良城外西山岩泉下寺，完成了名作《国史大纲》。 在此需强调的是，钱穆讲授和编纂中国通史，有一种理论自觉。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撰文论述“今日所需的新史学”，对时代需要和史学现状有清醒的认识。1934年3月，钱穆以“公沙”为笔名，在《大公报》发表《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文，明确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11)1937年1月，他又以“未学斋主”的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呼吁史家创造适于时代需要的新史学。他说：“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新史学的大体，“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国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12)1942年1月，为悼念故友张荫麟，他撰写了长文《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再次论述“今日所需的新史学”。 当然，钱穆对此问题论述最为集中、系统的当属《国史大纲·引论》：“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13)此文最初刊发于《中央日报》，影响十分广泛。 就其时代性而言，钱穆所致力的“新通史”，无疑属于新史学的一部分。它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而非以帝王为中心的朝代史。它从整体上接受了进化观念，尽管对其不乏微词。本文要强调的是，在新史学的平台上，钱氏新史学之新，恰在于它所展现的中国性格。以下具体分析这一特色是如何形成的。 二、“国史”立场 编纂通史，首先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以什么标准“笔削”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史实，从而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建构起通史体系。因为，编纂者不可能把全部史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张荫麟在《中国史纲》自序中根据重要程度，借助西方史学理论，把“笔削”的标准概括为五个方面：“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ions)。他认为，除“训诲功用的标准”外，其他四种皆是以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严格地合并采用的。(14)关于“笔削”的标准，钱穆不像张荫麟那般有清晰的说明，但从《国史大纲·引论》等文看，他以“意义”为第一标准。他说：“近代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15)具体说，他所注重的是“今日中国之所需”，是史学与中国现实的正面绾合度。换言之，他不是仅以“国史”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是时时不忘中国的主体地位，通史致用，服务于国家需要。他研究的是“国史”，无论立场、方法、精神、主旨，均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格。 钱穆“新史学”的“国史”立场非常分明。1937年2月，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时明确指出：“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16)同年5月，他在该校演讲时进一步分析道：“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国家教育其国民的‘本国史’科目，其态度和意味，应该与外国人眼光中的中国史，以及外国学校里讲述到的中国史，绝对不同。此所谓不同者，并非抹杀历史事实，或伪造历史事实之谓。而是历史事实上之轻重、先后、大小、缓急之分。尤其是映照在事实上的一点感情之有无或向背之分。现在中国教育界对其本国史，正可谓无情感，甚至可谓抱一种相反的恶感情。其对本国史的态度，不幸而令人疑其像是一个外国人。这正是现在中国人所极端崇拜的所谓‘客观主义’，而并不像是一个中国人在指导其本国青年所应具的本国史知识。”(17)他认为，“国史”不是外国人的中国史，也不同于中国人的外国史。“国史”所研究的国民，乃“我”之先辈，血脉相连。 故此，他反复强调，对待本国史必须持有“温情与敬意”。他说：“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18)1939年，他发表长文《国史漫话》，提出国民对于本国史必具的四条信念，后又将这四条信念作为读《国史大纲》的前提，郑重地置于该书卷首。此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与科学史学异趣，发扬的正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胞物与”的人文传统和主客交融式的研究方法。 上述立场和态度，决定了钱穆“新史学”的任务必然是探讨和揭示本国史的独特价值。1936年11月，他发表《略论治史方法》指出：“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他以运动家与音乐家、网球家与足球家的传记作喻，指出因个性、环境与事业之不同，“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同理，“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因此，欲求中国之个性、评判中国之历史，就不能以人绳我，以外国为唯一标准强求中国。他认为“革新派”治国史，每每忽略了国家民族间的差异。“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19)由此亦可看出，他提出对国史有一番“温情与敬意”，批评“革新派”对历史抱偏激的虚无主义，绝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基于其历史理性和独特思考。 钱穆治史志在求其异，寻求“国有与立”的内在根据，这与“科学派”求客观的取向明显不同。自五四后期起，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坚人物极力主张中国的“学术”要去应用化、去道德化、去中国化。1928年，胡朴安邀请胡适加入中国学会，遭到胡适严词拒绝，其理由是：“我不能赞成草章的第一条。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20)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写的识语中，曾明确表示“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认为“整理国故”不关国家或民族的事，仅仅是科学上的事。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史语所和北大历史系，在处理国家与历史的关系上，继续主张采取绝对的客观主义态度。由他执笔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后对于这些材料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去研究方便些。”此种治学态度，自有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但在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现实面前，难以胜任时代需要。 正是针对此，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考订派”之“科学”和“客观”发出了严厉的批评：“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此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21) 三、“通史家风” 钱穆强调“新史学”以中国为主体，还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认同。他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通史家风”，致力于中国风格与立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按传统术语，即“体用一源”、“道器合一”，用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国史大纲》出版后，他曾对学生说：“穆之此书，窃欲追步古人，重明中华史学，所谓通天人之故，究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者。”(22)钱穆的“通史”理论，自本自根，在西化风潮中独树一帜。 何谓“通史”？钱穆认为，就对象而言，“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23)“通史”以“人事之记载”为研究对象。1937年5月，他在《历史与教育》一文中说：“余意国史教育之第一个条件，应该使本国史包涵多分的鲜明而活泼的‘人事’的成份。……历史本是人事的记载……从人事记载里，可以探讨其文化之价值，与剖辨其社会之形态等等。……所以即使不论教育意义，而纯粹为历史之探究，亦只有先注意其人事的部分。”(24)注重“人事”，“述事以求理”，正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梁启超在比较中西史学的特征时说：“中国之史，长于言事。”(25)张君劢指出，“东方所谓学问，由人事入手；西方所谓学问，由自然界现象入手。”中国学问所究者为人事之盛衰兴亡，异乎西方学问所求的真理或科学律。(26)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中国人的思维强调“即器求道”，即“史事”以求“史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其托诸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胡三省所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7)，均是这方面的表达。 “人事”之研究，决定了“通史”具有“现在性”。他在《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申述：“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有持续数年之久者，亦有持续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上者。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未来者则已来。”所以，不同于心理或物理上之时间感，人事上之“现在”有其宽度。“人事乃由过去穿透现在而直达将来。过去与将来凝成一片，而共成其为一有宽度之现在。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其事活泼现在，而且已直透而达将来，岂得谓历史只属于过去人事？”他进而指出，研究历史者，其最要宗旨在研究当前最为积极活跃之大事件。“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主潮；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旋伏。更有泡沫浪花，虽亦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然则为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系何？曰：此必为吾国家民族文化之绵历与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则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他认为，当时最积极活跃之大事件非中国民族文化的持续演进莫属，此一事件已“活跃现在”持续及于五千年之久，而继此以往，乃必继续演进，继续不失其活跃之现在性。“研究历史者，苟得此总纲，则千条万缕，纵经横纬，无不入扣。”(28) 同时他又强调，处于过去与未来交压下之现在，“绝非命定”。他指出，历史的“现在性”恰恰为史家发挥主体性、创造历史提供了可能。“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所谓改变过去，实即改变将来。此将来与过去，实同一现在也。”换言之，“过去与未来相互拥抱，相互渗透，而其机括则操之于现在。而现在则绝非一瞬息一刹那，即过去即未来皆在此现在之宽度中。必领略此意，乃始于历史研究得有神悟，得有妙契。”因此说，“历史实为人类事业之不断改进，而绝非命定。研究历史，即谓其乃研究如何改进现在人事之一种学问，亦无不可。”(29) 就大题目大纲领看，当时最为“活跃现在”的历史事件非抗日战争莫属，钱穆所谓“今日所需的新史学”实即能服务于抗战需要的新史学。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融贯、相互渗透于一体者，“通史”最具优势。明白了历史的现在性，自然也就明白了钱穆何以提倡“新通史”。诚如他自道：“此所称之‘新史学’，其实昔人已早言之。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假借，称之为‘新史学’。史学殊无新旧，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时间’相，通透‘空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学真有得，而后于世事真有补。”(30) 刘家和先生指出，中国与西方史学传统中有一个重要区别：同是通古今的史书，在中国均称为通史，在西方则必须是带有普世性或区域群体性的才称作global history、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单一国家的历史虽通古今也不冠以一个表示“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通)的字眼。他认为，西方所重的是普世史的特色，而中国所重的是通史的特色。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史性的时间之经。(31)就此而言，钱穆强调以“通史”为“新史学”，阐述和发扬的正是中国的“通史家风”，中国立场依然显明。 四、“历史中求史识” 通史之“通”在意境，其理想境界是主旨与系统、精神与体系的统一。精神主旨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和体系表现出来，方谈得上意义和价值。不过，对于什么是科学合理的方法，如何建立新通史的组织系统，近代史家有不同认识。 胡适、梁启超等人不承认传统史书具有科学性，认为旧史无组织、无系统。他们以科学化和专门化为进路，先是史书和史料的分类整理，继之以专题和专史研究，最后形成通史。就落实情况而言，胡适的“整理国故”、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傅斯年的“史学即为史料学”，所致力的还是第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史料的分类整理和史实的辨析证明。在方法论方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侧重讲史料的整理和专史的做法，何炳松《通史新义》主要介绍史料研究法和如何依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简单地说，他们要撰写的是中国的历史，理论方法却是西洋的。正如金毓黻所说，“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32)以建筑为喻，如同从中式古典建筑上拆下材料，然后按照西洋的图纸重新搭建起来。他们寄望在专门史基础上汇总而成的普通史，在笔者看来，此普通史与其谓“通史”，不如说是“全史”，因为它与古代通史的风格大有径庭之别。(33)例如，古代通史类史书注重综合贯通，梁启超的《中国通史》(目录)首重科学分类。 对于如何构建历史系统，特别是如何处理中国史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钱穆、陈寅恪等人的看法与胡适等不同。1931年，陈寅恪在审读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时，隐然对胡适的同名著作表示不满，其中即涉及“系统”问题。他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得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34)张尔田对新派的学风一向反感，他在致书《大公报》编者时多次提到，新派治史好言理论系统，主观色彩太浓。在他看来，以胡适为代表所撰的一些哲学史、文学史等新史，看似颇有系统，实则断章取义，以论代史：“若今所行哲学史、文学史等等，摹仿外人，空论居多，以严格论之，实皆不成其为史。即有分重材料者，其正确与否，又自难言，非重经史家审定不可。不然，中国此后殆将无史矣。”(35)对于如何建立历史的组织系统，他们强调从历史中求史识，即按照历史的原貌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寻求认识。遵照中国历史的特性研究中国历史，钱穆总结出了一套理论方法。 第一，本诸史实。强调以史料考辨和史实考证为学术基础，钱穆与科学考订派并无不同。他曾告诉学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于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36)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表示，前人所记录之历史资料无当于后人所需之历史知识，但“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37)针对当时大中学历史教学中偏重条贯而轻视事实的现象，钱穆指出：“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38)也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对“革新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彼于史料，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39) 第二，先务大体。钱穆与科学考订派又有严重分歧。其表现之一，即在于如何选择研究对象，以及为实现最终目标而采取的策略上。他说：“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考之不胜考；而历史仍不过为一件件事情之积叠，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40)在他看来，“新汉学”染上了清代考据学“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的毛病。(41)那么，如何确立理论系统呢？钱穆回答说：“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42)具体地说，“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43)此种上下左右融会贯通的方法，也就是通体的研究，正契合了研究人事的需要。它与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重视分类研究的方法不同。对此，钱穆有自觉体认，他说：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因为，“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44) 第三，通览全史而觅取动态。在钱穆的学术思想中，“融会贯通”绝不是一种说辞，而是能意会且能言传的治史方法。横向上，他的“全史”囊括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等多个领域。他说：“革新派”之史学三期，第一期倡导“政治革命”，治史目光仅停留于“政治制度”，第二期转倡“文化革命”，论锋亦转集于“学术思想”之途，第三期盛唱“经济革命”，又惟集中于“社会经济形态”，各为局所限，滞涨不通。他认为，历史是一个整体，对此三者不能肢解割裂，亦不能孤立视之。“‘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综合三者的进退消长，方能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的变化。(45)以下重点阐述他的纵向贯通方法。 钱穆把这一方法概括为“同中求异”、“异中观同”。他说：“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46)“无变不成历史”，换言之，“求其异”就是寻找看似整齐、统一、静态的历史的“不同”之处，根据“不同”划分为前后阶段，观察前后变动，进而从变动中观察阶段之特性、文化之进退。“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47)“求其同”以“求其异”为基础，又加以提升。如果说“求其异”是“察变”，那么“求其同”是“通变”、“通古今之变”，就是“变”中寻“常”、“变”中求“性”，即寻求变变相连的动态中的统一性。显然，此“常”不是静态的历史。在钱穆看来，此“常”为中国历史之通则，蕴含着历史前进之动力、民族生命之源泉，乃民族文化发展之总成绩，或谓之民族精神。 由此，钱穆总结说：“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48) 与简单用西史比附中史，或以西学解释中学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此，历史宛然有一客观的“内在道路”。显然，此一道路之打通，靠的是贯通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整体性贯通的研究方法，正是钱穆长期以来治史经验的总结。早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自序中，他就曾自负地提出：昔人治诸子“未能通贯”，“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49)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他的贯通的方法完全建立在依据史籍、明察细勘的基础之上。他在《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一文中所说“互证”、“内证”、“本证”，指的就是利用史料进行相互考辨、释证。经由这种考证工夫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坚实可靠。因为它不是简单依靠西方的学术理论、范式或者概念开展研究，而是广泛深入到原始史料的内部，历经艰苦工作后，从中独立得出的判断。 “让历史自己说话”，在新史学之林中，钱穆最具这方面的个性。在研治通史的方法论上，钱穆与包括受过西学训练的张荫麟等人不同。钱穆所说“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某种程度上正是《春秋》教之“比事”，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一种现代表达。钱穆之所以能屹立于现代新史学之林，自成一家，与他治史的中国性格密不可分。 注释： ①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1页。 ②关系较密切的成果有陈勇的《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刘巍的《抗战期间钱穆所致力的“新史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362页。 ④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3页。 ⑤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⑥1932年10月，傅斯年推出《东北史纲》第1卷，以历史为据，证明东北属于中国，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后又草拟《中国民族革命史》，以唤起中华民族精神。 ⑦吴相湘：《钱穆阐扬传统文化》，见《民国百人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94页。 ⑧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⑨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⑩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11)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编“大学丛书”，缺乏合适的中国通史著作，遂将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改名《中国古代史》，纳入“大学丛书”，以满足大学通史教学要求。钱穆撰《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原刊于1934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署名“公沙”；今据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12)《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署名“未学斋主”，原刊于1937年1月17日《中央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略论治史方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页。 (14)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页。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6)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季刊》第1期，1937年2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17)钱穆：《历史与教育》(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育季刊》第2期，1937年5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18)钱穆：《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札》，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2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9)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11页。 (20)胡适：《答胡朴安》，见《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06页。 (21)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页。 (22)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穆先生》，见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23)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24)钱穆：《历史与教育》(原刊《历史教育季刊》2期，1937年5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25)梁启超：《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 (26)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27)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新校资治通鉴注》(一)，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第28页。 (28)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1～202页。 (29)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30)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31)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3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 (33)周予同指出，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的“通史”，这种体裁非中国所固有，是由日本输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5页) (3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衡》第74期，《文苑、文录》第10页，1931年3月。 (35)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学衡》第66期，《文苑》第5页，1928年11月。 (36)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7)钱穆：《国史大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38)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9)钱穆：《国史大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40)钱穆：《略论治史方法》(原刊于1936年11月《中央日报》“文史副刊”《读史随笔之一》)，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8～159页。 (41)钱穆：《崔东壁遗书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442页。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说：“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史，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4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4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4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34页。 (4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标签：国史大纲论文; 中国通史论文; 新史学论文; 钱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中国史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