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外交论文,冲突论文,角色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以后，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内外条件有了巨大变化。统一后的 德国在应对冷战后数次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外交决策显现出了来回摇摆的特点。这集中表 现在德国对待冷战后几次战争的态度以及德国军队是否参加相关军事行动的决策方面。 比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时，德国曾坚决拒绝派遣联邦国防军参战。1992年前南内战爆 发，德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而国内舆论对此争论不休，各个政党难以形成政策 共识，曾一度威胁到当时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的团结。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又 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参加的一次战争；阿富汗战争则成为德国军队二战后 第一次越出欧洲范围参加的一次战争，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反战斗士、现任德国总理施罗 德则因此一度被国内舆论称为“战争总理”。转眼到伊拉克战争之时，施罗德政府却又 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先是在2002年下半年竞选之时坚持“两个决不”(决不参加对伊战 争，决不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使战争合法化的票)的立场，后又于2003年初在联合国安理 会上同法国和俄国结成反战阵营。
德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摇摆不定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认识这样的摇摆以及在 摇摆中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艰难而难以确定的变化?本文尝试以对外政策分析角色理论 的方法对德国在冷战后海外派兵的决策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德国对待冷战后数次战争 的外交决策集中体现了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国家角色冲突，造成这种角色冲突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外部对德国外交政策的角色期望和德国对其外交政策的角色认知的不一致性 ，另一方面则在于长期以来德国外交政策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角色冲突
根据角色理论，国家角色是指政府的一般对外政策行为，包括其态度、决定、反应、 功能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角色扮演类似演员在戏剧舞台上的 扮演。国家扮演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需要一定的方案，此种角色方案的内容包括决 策者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以及他们以各种通常形式所作出的决定、承诺、规则和与其国家 实力地位相适应的行动。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国家角色方案表现为国家在一定国际体 系或次体系的基础上如何行为。(注：关于对外政策角色分析理论的最早的论述由霍尔 斯蒂发表于1970年，参见K.J.Holsti:Toward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Case for Role Analysis,in Stephan G.Walker(ed.)Role Thea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8.国内的相关研究参见 李绘新：《试析当代德国外交的不确定性：以角色分析理论为视角》，载于《现代国际 关系》2004年第1期，第26-31页。)国家角色冲突则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 的角色需要扮演，而这些角色对国家行为体的要求又是相互矛盾的，这就有可能使得国 家行为体的决策者无所适从而深感矛盾。
长期以来，德国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对其外交政策的角色认知有固定的 模式。德国人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非军事化取向、带有和平主义特征的外交政 策。研究者们把这种特征概括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克制文化(Kultur der Zurückhaltung)”。(注：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理 论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2页。)按照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德国 军队只应该承担本土防御的责任和参加必要的保卫盟国的行动。
然而统一以后，德国的角色方案发生了变化。随着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无论是 其他国家还是德国国内社会，都对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扮演产生新的期待。在德国 的决策者眼中，德国若要扮演好新的角色，传统的依赖他国和被动反应的模式已经不再 适用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必须采取积极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即所谓负责任的新世界秩 序政策，德国应努力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然而，无论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 ，还是在与其盟国的步调一致的行动当中，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塑造世界秩序的手段成为 不可回避的话题。于是，德国政府面临是否告别“克制文化”的重大抉择。从实践来看 ，德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两种角色冲突，即一方面德国面临新旧角色转换的冲突，而 另一方面德国决策者面临外部期望角色与内部角色认知不相符合的角色冲突。这两种类 型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
当海湾战争爆发以后，美英等盟国曾要求德国派遣部队参加军事行动，德国坚决拒绝 了他们的这一要求。出于对德国战后的非军事化和平主义外交政策角色的认知，75%的 德国人认为，德国不应卷入军事行动之中。此时的科尔政府处于两难境地，难以同时使 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满意。(注：David S.Germroth and Rebecca J.Hudson: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post Cold War World,in Aussenpolitik,No.1,1992,p.33-42.)
此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一再给德国的传统角色定位带来新的冲击。1992年，前南内 战爆发，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重大危机，德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压力。德国朝野一 致认为，德国应该在稳定巴尔干局势上发挥积极的角色作用，可是德国人在德国是否应 该以武力参加联合国在塞尔维亚的禁运和波黑的维和行动上的态度产生巨大分歧。1998 年，素以反对联邦国防军执行北约防区外军事行动著称的社民党和绿党执政，而在1999 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中，德国坚决参加了对南联盟的轰炸。对于施罗德政府来说，他们 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巴尔干半岛的混乱局面和德国 安全利益的关系甚大，仅因内战和种族仇杀而爆发的难民潮就给德国带来巨大安全压力 。对于德国来说，在穷尽非军事手段之后，参加一场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干预性战争非常 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安全利益，德国的北约盟国都强烈要求德国参与对南联盟的轰炸；可 是另一方面，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德国参加科索沃战争违反国际法，实际上偏 离了德国“和平主义”外交政策的角色定位。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统一后的德国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面临着难以回避 的国家角色冲突，这也正是德国在面对几次战争时的态度摇摆不定特点的内在原因。
二、角色期望与角色认知的冲突
依据角色理论的研究，造成角色冲突一般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微观的层面 来看，他人对角色的期望过高和多重群体同时对行为体产生不同的角色期望都易导致行 为体的角色冲突。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社会规范的含糊不清会使行为体对扮演角色应该 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心中没有明确的行为标准，换言之，行为体在社会 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的不明确容易使得产生角色冲突。(注：参见丁水木、张绪 山：《社会角色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9页。)我们以此考察德 国在冷战后的外交角色转换和角色适应过程，就会发现德国的角色冲突正是由这两个层 次上的原因造成的。
冷战结束以后，外部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角色期望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区别。比如，无论 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要求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德国能够而且也应该派遣 军队执行维持全球秩序的军事行动。可是，美国对德国军队执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期望更 多关注于德国是否能够参加美国领导的盟国军事联合行动，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则主要 关心德国是否愿意参加联合国维和军事行动。因此，德国需要同时解决两对矛盾。一是 德国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德国非军事化外交政策角色认知和外部对德国派遣军事部队的 角色期望这一对矛盾，二是美国领导的盟国军事行动可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宗旨不符的 矛盾。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民意调查研究表明，德国人对统一后的新型角色定位还在变化之中 。大多数德国人虽然赞同德国负更多责任，但是认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依然应该在非 军事领域发挥作用。(注：Ronald D.Asmus:Deutschland im ǖbergang:Nationales Selbstvertrauen und internationale Zurückhaltung,in Europa-Archiv,Nr.8,1992 ,S.199-211.)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德国人对德国国家角色的认知事实上开始接近 于外部的期待，即大部分人支持德国承担一定的世界大国角色的责任和义务。德国谋求 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举措在德国国内既没有听到反对也没有听到赞扬的 声音，这表明德国大众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注：Wolfgang Wagner:Der st
ndige Sitz im Sicherheitsrat:Wer braucht wen:Die Deutschen diesen Sitz?Der Sicherheitsrat die Deutschen?,in Europa-Archiv,Nr.19,1993,S.533-540 .)德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卡尔·凯泽尔(Karl Kaiser)认为，德国必须这么做，因为 事实上其他国家早已经把德国看作是一个天然的候选人了。(注：Karl Kaiser:Die stndige Mitgliedschaft im Sicherheitsrat.Ein berechtigtes Ziel der neuen deutschen Aussenpolitik,in Europa-Archiv,Nr.19,1993,S.541-552.)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的军事行动。1992年5月，德国政府决定向 柬埔寨派遣医护人员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此举被看作是德国政府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的 一个试探行动，德国舆论对政府的决策反应是平静的。紧接着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强烈要 求德国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德国政府于是决策在1992年12月派出 150名士兵赴索马里。不顾反对党的强烈反对，科尔政府在1992年又作出派兵参加执行 塞尔维亚上空禁飞的决定。联邦宪法法院于1994年7月作出了著名判决，认为德军可以 参加联合国授权的海外军事行动。以此为标志，德国国内在海外派兵问题上基本形成共 识，德国非军事化特点的国家角色认知有了改变。德国总统赫尔佐格(Roman Herzog)19 95年3月13日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GAP)上的著名讲演可以说概括了德国新外交角色认 知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德国应该发展新的外交政策文化，积极主动地处理全球性危机 ，主要运用软实力手段在全球扩展民主制。但是在为了承担更多的全球政治责任的情况 下，仅用过去支票外交的手段是不行的，对于很多暴力行为，比如种族屠杀、侵略、压 迫等，军事手段是德国全球化外交与安全政策最后的有效方法。(注：Roman Herzog:Deutsche Interessen und deutsche Verantwortung,Rede in DGAP am 13.Mrz 199 5 in Bonn.)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角色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转变为德国 同时承担外部不同角色期望的矛盾。在德国军队执行海外军事行动这一领域，它主要体 现为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期望德国参加的集体军事行动不一定就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维持 和平的军事行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爆发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虽说施罗德政府最初 十分犹豫是否有理由派德军参加一场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德国国内反战的呼声 毕竟十分强大。可是他们最终决定参战，这个决策出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盟国 期望的因素。施罗德和菲舍尔以当选政府首脑的身份在1998年10月访问了华盛顿，此时 美国特使霍尔布卢克(Richard Holbrook)正在贝尔格莱德谈判，施罗德在华盛顿得到的 美国给他的讯息是，德国当选政府将来不能在北约投否决军事行动的票。在施罗德和菲 舍尔回到波恩以后，美国又很快向德国提出新的要求，即美国希望德国参加北约的军事 行动。施罗德政府后来解释参战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同盟的团结”。(注：Andrew Denison: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since Unifi cation,in:Webber Douglas,(Eds.),New Europe,NewGermany,old foreign policy:Ger man,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Frank Cass)London 2001,p.163.)然而同样 的理由在伊拉克战争这里就完全不适用了。因为德国此时除了考虑美国的要求外，还要 顾及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对德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促进多边主义作用的期望以及欧洲民众 几乎一边倒的反战舆论。
冷战结束以后，德国最主要的盟国美国对德国的角色期望是德国担当其“领导伙伴” 。老布什总统曾在其讲话中呼吁德国担负起美国主要助手的责任，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美 国的伙伴。克林顿总统在其访问德国的讲演中曾将这一期望明确归纳为两点：即德国应 该负责中东欧国家向北约靠拢的进程，以及德国还应在世界范围内充当美国的助手，德 国军队应该不受限制地参加北约防区外的国际行动。(注：新华社1994年7月13日电，李 钟发：《德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德国新的国家角色认知是德国应该成为一 个对全球政治安全秩序有塑造能力的世界性大国，德国实现全球秩序政策的手段是加强 多边国际机制的作用。因此，德国的角色认知和美国的期望并不相符合。在和美国的关 系方面，德国坚决反对美国只要求德国无条件跟从的想法。
由此，德国虽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旧角色认知转换的问题，但是德国的新角色认 知和美国对其的角色期望之间仍然有较大差距。同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德国在联合 国框架之内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望与美国对德国的角色期望之间也常有矛盾。这些成为 影响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角色冲突的微观层面上的原因。
三、造成冲突的角色规范
角色规范指行为体在扮演角色时候的具体规范，行为体必须明确什么事情是允许做或 是不允许做的。角色规范是社会规范的小型综合体，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规章、制 度和道德习俗等构成一个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角色的具体行为 规范。(注：参见Stepha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 Stepha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p.2.克拉斯纳认为，“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 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在角色期望的背后就存在着社会和群体的规范。(注：青井 和夫，刘振英译：《社会学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在国际政 治体系中，国际法原则及其实践以及国际社会公认的国与国之间关系互动的原则，习惯 和制度成为国家角色规范的渊源。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角色规范的文本性体现是德国基 本法的有关规定。德国《基本法》第26条明确禁止德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准备。第24条涉 及到德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地位。其第二段声明，“为维护和平，联邦可以加入一种 相互的集体安全体系；为此，联邦将同意对自己的主权权利作某些限制，以便建立和确 保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秩序”。第87条a提供了联邦国防军执 行任务的宪法基础，第一段声明，德国军队只能用于防御的目的，同时第二段规定，除 防御外，武装部队只有在基本法明确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动用。(注：德国《基本法》译 文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 8—362页。)
但是，基本法关于德国军队任务的规定是颇为含糊的。比如，第87条a可以理解为德国 军队只能从事领土防御的任务，然而这显然和德国作为北约成员以及西欧联盟成员的义 务有所矛盾，不过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第24条又允许德国以联合国宪章第51款的精神成 为集体防御体系中的一员。(注：John S.Duffield:World Power Forsaken:Political Culturc,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175-176.)
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职能和范围不断扩大。随着联合国要求德国参 加维和行动的期望越来越高，德国国内关于德国军队出兵海外是否违宪就引起激烈的争 论。赞同者认为，德国既能够维护集体安全也必须履行同盟国义务，所以联邦国防军只 要是为了和平目的，无论是维护和平还是创造和建设和平，如果行动是与其他盟国在一 起，就应该可以执行北约防区外的军事行动。而反对者则坚持认为，所有的军事行动必 须有联合国的直接授权，德国军队执行北约防区外的行动只能是联合国直接授权的维和 行动。
传统上，德国国内是如此区分德国所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安全机制的：联合国是集体 安全组织，而北约和西欧联盟则是执行集体防御功能的多边同盟组织。可是冷战后西方 国家对集体安全和集体防御概念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实践中出现了混淆这两种实现 安全手段的做法。以联合国安理会的770、776和836号决议为标志，联合国授权北约在 特定条件下对塞尔维亚进行空中打击。这为北约在防区外执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基 础，从此北约能够以维护集体安全的名义干涉第三国的内政。(注：Uwe Nerlich: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Konzeptionelle Grundlagen für Mutilaterale Rahmenbedingungen,in Karl Kaiser und Hanns W.Maull(Hrsg.),Deutschlands neue Aussenpolitik,Bd.1,München 1994,S.166-167.)对于德国来说，是否参加北约的军事 行动就又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参加，就意味着德国抛弃二战以来长期约束其 行为的角色规范，这对于国内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如果选择不参加，德国就面临 盟国的巨大外交压力，从长远来看，这对开展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活动空间也十分不 利。
在各个党派进行了激烈争论以后，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德国国内在此问题上形 成了一个初步的共识。联邦宪法法院在1994年7月12日的判决中裁定，德国军队在北约 和西欧联盟框架之内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行动是不违宪的。同样，德国军队参加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也被认为是合法的。法庭用150页的篇幅详尽阐述了判决的法理根据 ，法庭认为，联邦德国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应该可以执行维护和平和集体安 全体系的任务。法庭认为，这是德国士兵可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宪法依据，即使这 种授权是带有强制手段性质的行动。但是，法庭也认为，联邦政府有义务在每次派出军 事行动之前都得到联邦议院的同意。(注：Das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vom 12.Juli 1994,Dokumentiert von Europa-Archiv,in Europa-Archiv,Nr.15,1994,D427.)
但是，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并没有因此而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此后的 国际政治发展又给德国政策决策者提出新的难题。1999年德国参加北约发动的打击南联 盟的科索沃战争并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德国其实是在参与一场进攻主权国家的战争。虽 说德国政府后来一再强调科索沃战争只是一次特例，可是这对于向来崇尚法律规范的德 国政治家来说不啻为一次相当尴尬的决策。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前后，德国和美国之间 在关于战争的性质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巨大分歧。德国认为，伊拉克战争不是仅仅关系到 推翻萨达姆政权的问题，德国并不支持萨达姆政权，事情的实质还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权 到底是否能够被别国以武力方式推翻。德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冲突事实上反映了德 国基于国际法规范基础上的角色认知和美国对德国角色期望之间的巨大反差。
从规范的角度来考察，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的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角色冲突主要源于 德国政界和学界对德国军队在海外执行军事任务的合法性基础判定不清楚。这一方面是 因为以德国《基本法》为核心的相关规范体系所作规定的含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德国 的盟国在冷战后对集体防御的概念有了更为宽泛的解释。
四、角色冲突的控制
以上在角色期望和角色规范两个层次上对德国派遣军队执行海外军事任务上的决策进 行了初步分析。德国在几次战争期间的摇摆不定的对策实际上反映的是德国统一以后外 交政策角色认知的转换和适应过程。
在面临德国新旧两种角色转换之时，德国政治家采取的方法是想竭力融合新旧外交文 化的认识，想要让新的角色认知符合传统的“克制文化”的要求。在决策者面临来自联 合国、美国和国内舆论不同的角色期望的时候，德国曾选择根据联合国角色期望的要求 来确定自我角色。同时，德国不愿意非此即彼地放弃一种角色。然而，这些都是决策者 在角色冲突时所采取的对策，并非控制解决国家角色冲突的根本之道。通过德国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角色冲突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规范的冲突，因为微观层面上的角色 期望后面隐藏的还是不同规范的要求。每一种角色认知都是从一定的社会规范发展而来 的，只不过不是任何社会规范都能最终具体为角色规范进而内化为角色认知。由此，角 色冲突的控制解决必经社会协调的途径，通过社会协调使行为体熟悉与了解所需扮演的 角色的义务、权利和规范。不同的政治体系所能进行社会协调的方式有所不同。
回顾德国外交在统一以来的十多年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德国其实一直在寻求解决 角色冲突的途径。长期以来，德国政治家总是呼吁实现国内政治共识，以增强德国外交 与安全政策的行动能力。但是，在海外派兵问题上形成此种政治共识是相当不易的，正 如上文所叙述的那样，这涉及德国是否要坚持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外交行为规范的问题 。最终，德国角色冲突的控制还依赖于德国独特的法律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在德国，人们长期以来崇尚法律规范，在实际政治生活当中习惯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分歧和冲突。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无论国内政治问题上争吵得如何激烈，观点如何对立 ，当司法权威作出解释以后，大家一般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注：Kurt Sontheimer und Willhelm Bleek:Grundzüge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DeutsDeutschlands,Lizenzausgabe für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Bonn2002,S.185.)德国统一以后，联邦宪法法院曾对数次重大外交问题作出过 权威解释，以司法的方式解决了国内的分歧。1994年7月的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又从规 范性的角度平息了关于德国军队执行海外军事行动的争论。此后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 战争期间，都有德国议员寻求在联邦宪法法院对政府政策进行违宪审查请求。总之，德 国法律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效地控制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角色冲突的范围。
但是，角色冲突的控制其实并非一个理论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通过不断实践来调整 的过程。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通过本文的分析，我 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德国外交的角色冲突最终是通过以宪法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形成的 国内政治共识得到控制的，然而只要德国主要的盟国美国对德国的角色期望不同于国际 社会对德国的角色期望和德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以及德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发 生变化，德国就会依旧处于国家角色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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