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的创作及其文化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池莉是一位很典型的东方女性。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在刊发她的名作《烦恼人生》时，配有她的一幅系着围裙、操持炊务的剪影，那份娴淑和能干，大致就是池莉在生活中的样子。她的文友说她十几年前在一家钢铁厂的防疫站当医生时，就“以善解人意广受好评”。她“温和、能干，善于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白天，她穿着白大褂四处拜访病户，晚上，学英语、织毛衣，偶尔写点诗”；在“单身宿舍里，她把属于自己的半边领地经营得十分整洁舒适。她会炒菜，会勾花边，会用冷烫精给别人烫发，发式可以与理发店的媲美。她乐意为朋友们帮忙”，“总给人一种干干净净、文文静静、恬恬淡淡的感觉”；“池莉如果不当作家，会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十几年后的池莉，给人的印象依旧如此只不过这时候她已经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丈夫很听话，女儿很可爱”，虽然“小说一篇接一篇地爆响”，但她仍“不喜欢也不善于抛头露面，公众场合要她亮相，她总是平平淡淡地说几句就逃跑。”她似乎依旧是“对过日子比写小说更感兴趣”，同时她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如果不当作家，她会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
池莉的这种性情，在她的小说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她的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初，小说处女作似乎是一篇名为《该死的猫》的作品。这篇作品描绘了家庭妇女吵架的场面，虽然作者本人不擅此道，却把吵架者的神态和心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可见池莉把她在生活中的那份细心也带入了她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如果说这篇作品还免不了有初学写作者对于技巧的偏好的话，那么，她的第一篇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作品《月儿好》，就纯粹是作者一己情怀的自然流露了。正是这篇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又有一种悠远的情韵的极富抒情意味的作品，奠定了池莉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最初的风格基调；池莉小试成功，其得益处就在于她把她的创作和她的为人揉成一个整体，二者相为表里，几至密不可分。
作为一代知青作家，池莉当然也有过一些反差极大、对比强烈的人生经历。这属于时代的共性。如同其他知青作家一样，对那一场改变了一代人的“上山下乡”的运动，她的早期作品如《勇者如斯》也有所反映。但这对于池莉的创作来说，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倒是她少年时代对于江汉平原的一座小镇的见闻和印象，以及日后她在社会上扮演不同的人生角色所获得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从这一点上说，池莉的创作一般不取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大半是她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日常生活。这也许又与她的看重“过日子”的态度和性情有关；池莉后来被人称作写生活的“原生态”，实在是她的这种艺术个性和取材习惯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为着某种艺术上的讲究而作的刻意追求。
依时间划分，池莉的创作有两个大的发展段落。其一是八十年代初的棱角初露，但从1982年发表《月儿好》到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其间有数年时间，池莉的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期间，她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人生挫折，又“从大病中死而复生”，“历尽艰辛闯过生活的险滩”，并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学业。经历了这个时期，她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从云朵锦绣的半空中踏踏实实地踩到了地面上”。这对于池莉十分重要。从此，她的人生和创作同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严格说来，主要是这一阶段的作品，才构成了池莉作为一位新进的小说家在艺术上的基本特色和标志。
池莉这一阶段的创作除收入本集的作品（不包括《月儿好》）之外，尚有《少妇的河滩》、《雨中的太阳》、《长夜》和《你是一条河》、《一去永不回》、《白云苍狗谣》、《预谋杀人》、《凝眸》等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在艺术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将诗歌的意象引入小说，或用小说的故事营造诗歌的意象。《少妇的沙滩》、《雨中的太阳》可作代表。在这里，“沙滩”和“雨中的太阳”，都是一种艺术意象，作者借这种意象凝聚作品的题旨，使作品的情节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象征的意味。例如“沙滩”的意象即是借长江航道上一片突兀而来、倏忽而去的沙滩，象征一位少妇因邂逅一位中年男子而经历的一次感情的探险。“雨中的太阳”则借它的朦胧的光环象征生活尤其是爱情变幻莫测的奇异色彩。这些作品的情节最终都结穴于作者所捕捉到的这些内蕴丰富的中心意象。或者说是从这些中心意象出发，辐射出全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因为有这种中心意象的笼罩和渗透，这些作品因而就显出一种诗意的空灵，带有很浓的抒情意味和散文的情调。这些作品基本上还保持了《月儿好》的那一份清纯之气，只不过经过了作者的人生阅历一番沉淀，在艺术上显得更加柔韧与醇厚。
其二是将空灵的诗意融入平实的叙述之中，作品的结构也改变了以中心意象为结穴的辐射方式，改作《清明上河图》式的对于社会人生的散点透视。正因为如此，以中心意象为依托的整体象征模式也趋于消失，改由生活本身显示其意义和价值。这些作品因而更加逼近生活本身的形态，更显自然和更少人工的修饰。池莉被归入“新写实”作家的行列而且以写生活的“原生态”著称，主要是因为这一类型的作品。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即是收入本集之中、被人称作“人生三部曲”的《烦恼人生》、《不说爱情》和《太阳出世》等。以《太阳出世》的创作过程为例，这篇作品的创作动机源于一次真实的生活体验，某次夜班，作为实习医生的池莉经过“十二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连眼皮都不曾合一下”的紧张工作，终于迎接了一个新生婴儿的降临人世。这时候：
护士推走了幸福的产妇，我来到阳台上，深深呼吸着清晨的空气。我一身血污一身臭汗，疲惫不堪。突然，我看见了太阳。东方正好是一片园林，新生的太阳正在灿烂的云霞里冉冉上升。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滚了下来。初次接出一个新生命的强烈感受与这太阳出世的景象不知怎么就契合在了一块儿，自己被感动得不行。
这便是《太阳出世》的妊娠。在这里，物象（太阳）和心灵（感受）契合，无疑也将这个瞬间的场面意象化了。只不过她不再把这种在瞬间感受中凝注了主观情志的“物象”引入作品，作为一种笼罩全篇的整体意象，而是把它存留下来，让它成为一种心灵的回声，在记忆的时空里经久不息地回荡，使与之有关的物事都发出同样的声响。这也就是池莉自己所说的“骨子里头”的诗意。这种诗意见之于作品，已“远远不是当年的那种诗画一般的景致了”，而是在“骨子里头蕴含着”，“谁都看不见”，只有作者才“体味得到”。池莉的这一类作品，也可以说是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种深入骨髓的诗意不动声色地自然流露的结果。对这种“内敛”式的创作方法，池莉自己解释说：
我的好些小说写得实实在在，但它却起源于从前某一次浪漫空灵的撞击。凡是震撼过我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段河流，一片山川，我都无法忘记。它们象小溪一样伴随着我的生命流淌，在流淌的过程中丰厚着，演变着，有一天就成了一篇或几篇小说。
收入本集的作品都可以作如是观，当然其中尤以她的“人生三部曲”表现最为突出，读这些作品，既能满足人们亲炙实在的人生经验的愿望，无虚无飘渺和故作艰深之感，又保持一种诗意的空灵，不至流于枯涩和板滞。这些作品之所以让人觉着既亲切感人又富于内涵，其原因盖出于此。
其三则是放弃诗意的追求，向纵、横方面作多种形式的尝试和探索。这可以看作是池莉的创作的一次重大转变。其中的代表作如《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和《凝眸》等，企图在个人的生活阅历之外，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取材，展示人的命运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这可能使她此后的作品获得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并且把她对于人生的诗意的领悟，最终沉淀为一种历史的哲学。虽然目前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上述作品看，至少在艺术上已日见厚重，和逐渐显示出一种驾驭历史所必不可少的雄健的气魄和粗砺的作风。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由空灵到平实，由平实而转入厚重，这是池莉在短暂的创作经历中所发生的艺术的上变化。有这种变化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作证明，池莉的小说创作的发展前景当未可限量。
收入本集的作品是池莉的创作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上的主要代表作，尤其以第二个阶段的第二种类型的作品最为集中，也最为突出。这些作品因为与作者的人生阅历直接相关，有些甚至就是取材于作者的个人生活，或作者对于某事、某人的亲历和见闻，例如在写作《烦恼人生》时，作者和她的新婚的丈夫就居住在如印家厚那样局促的生活环境中。在写作《太阳出世》时，她刚刚取得了作为一个母亲的全部经历和感受。《金手》则除了人名外，几乎全是真事。如此等等，这使得她的这些作品不但打上了她的个人生活很深的烙印，而且她也把她的性情和某些文化观念渗进了她笔下的人物和对社会生活所作的评价，从而使这些作品中的人事也如她个人一样，带有很浓的东方文化的情味和色彩。
首先是她笔下的人物都有很浓的中国作风和气派。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作品虽然只是池莉的小说的一部分，但就这一部分作品中的十来个主要人物而论，如果他（她）们从小说中走出来，走到人们面前，进入人们的生活，大家会觉得他（她）们就是自己很熟识的朋友，如果你是外宾，你会觉得他（她）们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很地道。
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指她笔下的人物的思想情趣，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例如她比较成功地塑造的第一位女性明月好（《月儿好》），对于个人在婚姻问题上的波折所持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就是很“中国式”的。在中国古代，男子“变心”毁弃婚约或丈夫遗弃妻子，本来就是文学的一大题材和主题。在这些作品中，男子一无例外地都要受到作家的谴责，而受伤害的一方，即那些“弃妇”和“怨女”，却多得人们的怜悯和同情。这当然是文学在向强大的男性社会争取一点有限的女权，或尽它的义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一点微弱的平衡。池莉的作品实际上仍属于这类题材范围，但她并没有过多地去谴责那位感情已发生了转移的大学生，也没有着意泻染受了委曲的明月好的怨责，相反，却让明月好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严和品德上的优势，对比之下，那位“负心汉”不但显得形容猥琐，而且内心也经受着痛苦的情感的折磨。虽然时代已发生了变化，爱情和婚姻趋于解放和自由，但池莉的道德天平仍然是向着女性倾斜的。这不应当完全看作是池莉的女权主义，而是基于中国人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因为即使是在以感情为依旧的婚姻领域，背弃诺言和契约，同样是一种不仁义的行为。更何况受伤害者是一位品德端庄、为人正派、处事贤惠的女性。对于这样的女性，中国人从来是怀着敬仰之情的，不管是在过去时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如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情结，池莉让明月好作了这种情结的一个艺术的符号，从而满足了读者也满足了她自己对于东方女性美的审美需求。
如果说《月儿好》写了中国人富于理想的一面，即不管实际的情形如何，都要在心目中供奉一尊精神的偶象，尤其是道德方面的，那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另一篇爱情故事——《不谈爱情》；则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讲求实际的精神，即使是在婚姻爱情方面也是如此。明明是一篇爱情故事，又为何叫“不谈爱情”，这种矛盾的表述只能解释为，爱情包括它的自然的结局——婚姻在内，是与许许多多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与它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诸如门户、地位、金钱、教养、性情以及日常的生活琐事等等。当我们谈论爱情和婚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涉及这些问题，甚至首先要谈及这些话题。这实际上是爱情和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现实的生活内容。因此，当我们谈论爱情，就不得不谈论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实际生活，甚至不得不首先谈及这一切。否则，爱情和婚姻或者永远停留在柏拉图式的永恒的精神领域，或者流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千古悲剧。作者让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演出那么多生活矛盾甚至闹出感情上的裂痕，意在向人们发出善意的警告，当你准备涉及爱情这块神圣的领地，你先不忙谈论爱情，你得想想你为爱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得为它付出代价和牺牲，甚至也得忍受它给你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否则，你只有选择牺牲爱情。原来作者“不谈爱情”，意在“谈谈生活”，因为爱情是“附丽”于生活的，离开了生活，爱情不是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就是一句时髦之极的开心话，你或许以为这种爱情是过于实际了些，但是想想看，在一个封建思想禁锢既久，物质的生活资料相对贫乏的古老的国度，一代又一代人奉行一种“先结婚后恋爱”（即先由父母包办或“媒妁之言”组织起家庭这个生活的基本单位“过日子”，然后在“过日子”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和建立起夫妻之间的感情）的原则，甚至在今天仍不乏其例外，即使在知识阶层也仍存在这种影响的痕迹，难道你不觉得，池莉对她笔下的这一对青年男女回避谈论爱情，却大谈他（她）们的日常生活种种，不也是一种颇为“中国式”的爱情的婚姻的模式么。
从日常生活中培养和建立感情和精神上的联系，包括偏于理想化和比较敏感脆弱的爱情关系，既表明中国人有一种凡事都比较讲求实际的务实的传统，也表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即一切精神的和理想的东西，大多是寄寓于物质的和实际的活动之中，并且是从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尤其是涉及爱情、婚姻、家庭等有关伦理道德的生活领域更是如此。这当然与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影响密切相关，但由此也显示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中所培养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想形式。池莉的作品有许多即是这种思想形式的一个现实的注脚。这种独特的思想形式的演示，在《太阳出世》和《烦恼人生》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具有典型意义，在《太阳出世》中，那一对先前颇有点浑浑噩噩的小夫妻在人格和精神上的升华，是和一个小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成长的过程相伴随的。也就是说，他（她）们在人生的责任和义务、理想和追求等等问题上的觉醍，是和他（她）们对自己的孩子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为着孩子的美好未来而萌生的理想和追求的意识密切相连。这些属于精神的、意识的或是观念的、理性的东西，都不是天赋的、或是玄思的结果，而是根源于血肉的实际生活，是从一种生活形式中诞生出来，成长和成熟起来，进而推及全部人生和整个生活的。
同样，为池莉赢得盛誉的《烦恼人生》也具有类似的文化上的特色。正如标题所示，这部作品所集中探讨的，是中西哲学和宗教都共同关心的人生“烦恼”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把“烦恼”看作是人生乃至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存的困境，认为造成人生“烦恼”的根源，是人的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烦恼”的办法。唯一的只有同时也让人生得到解脱。这自然很带悲剧性，无异于是一种死亡的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又倾向于纯粹的内在体验和形而上的思辨，并不十分热心探究现世生活。东方的佛教也认为欲望是造成人生“烦恼”的根源，但它是用禁欲苦行和远离欲界，出世修行的办法来解决人生“烦恼”问题，这自然也只能得一种精神的慰藉，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烦恼”问题的。唯独儒家对人生取积极投入的态度，重视现世享受，行乐生主义。他也不回避人生“烦恼”，但自有一套化解“烦恼”的办法。比如仕途进退，是儒者常常碰到的问题，进则“兼济天下”，自不用说，即使是退，也不陷入苦闷“烦恼”不能自拔，而是用修身养性即所谓“独善其身”的办法来化解“烦恼”。因此儒者大多能保持一种达观知足的人生态度。这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性格特征。
池莉的作品深得其中三味。在这篇作品中，对工人印家厚来说，所有人生的“烦恼”都是形而下的，即都是与实际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住房、工资、奖金、老婆、孩子等现实的问题。印家厚虽然不是儒者，但他的处世态度却是儒者式的。尽管种种的人生“烦恼”常常弄得他十分尴尬，将他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但他并不把这种尴尬和困境看作是生存的悲剧，而是以一种顺应的态度，通过得失互补，福祸相替的转换，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平衡。这不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驼鸟主义，而是人生的偶尔得意对于人生的难免“烦恼”的一种积极的化解。“烦恼”和得意之于人生，正如西人所喻，是一枚硬的币的两面，原本是共生于一体的，无永远的得意亦无永远的“烦恼”，翻过那一面，即可互相化解，故而既无太上极乐的人生，亦无彻底悲观的人生。儒者常取一种“中和”的态度，故而能常享生之欢乐。所谓“知足者常乐”的“知足”即是有效地控制欲望和需求，不使它无限制地增长，以至于发展到无法满足而造成“烦恼”和痛苦的境地。这仅靠僧侣主义的压抑是行不通的，而需要别一种满足的平衡和化解。印家厚对人生“烦恼”的化解，正是取儒者这种“中和”的态度。
我也许还应当举出这个集子中一篇名叫《金手》的作品的主人公对待不公正的人生遭遇的忍耐态度，因为“忍”同样是儒家的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池莉毕竟是小说家，而不是儒家哲学的教授，她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儒家的“诗教”“怨而不怒”的风格规范，颇有点抗击世俗的味道。这是池莉的小说的另一面。因为即使是儒道，也不全是“温柔敦厚”，也有面折延争的骨鲠。艺术和哲学因有这对立的存在而愈益丰富。除此而外，集子中的另一个十分精粹的短篇《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同样是儒家乐生主义的一个表现。这篇作品所写，无非是饮食男女，而且是极恶劣的气候和居住条件下的生存景观，但是，正如工人印家厚从种种的人生“烦恼”中体味到生存的要义一样，这篇作品中一群普普通通的市民，也正在冷热炎凉中品尝着“活着”的无穷滋味。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文学出版社所出“熊猫丛书”之一：池莉小说集《不谈爱情》的外文本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