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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3-0067-08
法国年鉴学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唯物史观派）与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派一起被称为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年鉴学派，国内学者对此介绍、翻译得最多，例如其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伏维尔、莫纳·奥祖夫（Mona Ozouf）、格涅（Jean- Yves Grenier）等都有论述被译介成中文，勒高夫等几位史家还曾到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访问、讲学。
年鉴学派是以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为依托，以1929年创刊的《年鉴》（Annales）杂志为主导刊物构成的“一个群体”。尽管勒高夫不承认八十年来“存在一个学派性很强的年鉴学派”，认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是一个以《年鉴》为核心的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例如对跨学科的追求、以社会经济史为讨论主体，以及它的开放性，即杰出的适应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编辑群对《年鉴》创刊以来所带动的新史学运动做出重新定位与估量的时间。因此，考察近二十年来《年鉴》的适应能力，对重新定位今后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大有裨益的。
一、社会史的重新定向
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说风靡国内外史学界。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法国史学界也开始激烈地讨论这场“危机”。② 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备受美国史学界关注的“语言学转向”引起的。不过在法国，它却未引发《年鉴》杂志热议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观点，倒是让他们开始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和结构主义史学。书籍史专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历史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是这场危机中的例外，他们从与《年鉴》相关的边缘史学家韦纳（Paul Veyne）和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开始，反省文本、历史事实、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所创造的意义等问题，同时与美国新文化史家进行对话，例如夏蒂埃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就展开过广泛的争论。③
我们说年鉴学派是开放的、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的每次转折都出现在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学提出挑战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年鉴》杂志曾借助经济主义的解读方法，将杂志的副标题定名为“社会经济史”（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挑战了实证主义以政治、个人、编年为偶像的史学主导范式，形成了“新史学”，并且在日益壮大中占据了历史学的舞台。50年代，布罗代尔为应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民族学挑战，提出“长时段”概念，并将它“作为社会科学通用的程式”或“历史的模型”。④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话语的主导权已经开始向传媒转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年鉴》在1988年3～4月号上刊出以《历史与社会科学：批判地转折？》为红色标题的编辑部文章，反省80年代社会政治变化中，哲学批判对社会科学元立场和观点的挑战。文章否定了社会科学经历着“普遍危机”，甚至“不相信历史学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处于危机之中。相反，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创建一种新秩序”，同时认为有必要“重新洗牌”和“组建新联盟”，并且提请大家为重新确定史学方法的特殊性进言献计。文章开篇就说：“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自信的计量化手段中寻求的主导范式已经失去了组建结构的能力。”这种呼应其实是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地理史）”史学范式的一种总体反思，提请人们重新回归到“叙事”、“事件”上，例如编者写道：“传统的主题已经得到复兴，例如叙事、事件、政治、传记等”。⑤
在号召人们献计后，《年鉴》以没有问号的“批判地转折”为主题，出版了1989年11—12月专号。该刊社论的标题为“让我们实验”（Tentons l'expérience）。社论的主题为历史研究确定了新的指导纲领，并宣称根本性的转折已经到来，应该对当前的立场进行批判。编者们强调：“记忆、学习、不确定性、协调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是一些有用的概念工具。”⑥ 作为这场重新定向运动的主角，夏蒂埃在此期的《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中认为，社会史应该转向着重研究文化或“表象”（représentation），即“由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因为文化是储存社会传统的地方，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表象史是此前心态史（又称“新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进一步拓展，表明历史学家的关注焦点逐渐从社会结构转向文化实践，从集体意识转向符号秩序。这场理论转向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模式渐行渐远，转而向人类学寻求方法、主题、词汇和概念。⑦ 比如，妇女史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它试图联结又超越传统史学的诸领域，同时又考虑表象的形成和层次问题。乔治·杜比（G.Duby）主编的五卷本《西方妇女史》（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1992）就是代表。
从上述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年鉴》在重新定向中特别注重三点：实验性，批判地检查和跨学科。也就是说，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历史学工作强调的是“实验性”。“实验性”一词似乎让史学家疑惑，因为他们毕竟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并且仅发生过一次的事物打交道，而不涉及未来。事实上，历史学中的“实验性”并非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所谓的“实验性”，只是提醒史学家有必要检查自己提出的前提假设，检验它们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让它们接受基于史料的证实。
无论是在整体史与国别史中，还是在传记、事件与叙事中，这种征兆都曾经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观念与方法，现在却都有待于受到批判性地检查。史学家重新思考它们，意在从过去的方法以及案例中找出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新基调反映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即重新检查所有史学家运用的基本概念，并评估它们如何塑造了我们思维的方式。例如，编者强调必须对“分析的规模”和“历史的书写”加以重视，因为前者使我们思考“从个人到群体再到社会，从地区到全球，如何确保观察的各阶层之间的连接和确定各种必要的概括方式”，后者则使我们认识到“假设的性质和假设的证明要素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⑧ 这种修正完全不是抽象性的，而是“实验性”的，甚至今日的“实验性”比以往的更具批判性。
研究整体史（或“总体史”）从一开始就是《年鉴》计划的一部分，近些年来研究整体史的雄心有所消逝，但是史学家仍然做了很多工作。这一计划在二十多年来并非一成不变。布罗代尔1985年逝世之后，建构“整体性”的方法与试图对社会进行整体理解一样变得富有争议。不过历史学家仍没有放弃这种雄心，将整体史与跨学科联系起来。在这时，跨学科再度成为了一个问题：“不是像许多人希望我们去做的那样，把学科之间的关系按照同种同源或交叉渗透来构想，可能现在要强调的是它们的特性。矛盾性仅仅是表面的。每一门科学实践都是基于一系列可接受论证的前提假设来建构实体的。因为在每门学科中传统与概念都是不同的，所以用这种方式详细阐述的客体并不重叠，它也有几处优点。”⑨ 当《年鉴》于1989年提出这一论断时，它旨在说明：跨学科研究不是以学科间假定的接近性为区分，而是基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同时这也为时下的“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奠定了基调。易言之，整体研究法仍是可信的，但它明显与过去不同。
二、“历史与社会科学”
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现象，反对短时段、个人时间和事件史。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一职之后，心态史的兴起以及表象史的拓展实际上标志着史学界正在转向审美的范畴（aesthetic turn）。1994年，为了反思布罗代尔的史学观念，响应1988—1989年《年鉴》的号召，并回应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所引发的争论，《年鉴》杂志特意改换了1946年以来一直沿用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将其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同时杂志编辑委员会增补了经济学家洛朗·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和安德烈·奥尔良（André Orléan），以凸显“批判地转折”向“实用主义的转变”。用伊格尔斯的话来说，“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正在恢复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年鉴》中所失去了的地位。”⑩
《年鉴》的更名并非意味着与传统决裂。更名的原因在于截然不同的分析范畴和全新的分析方法，突出最重要的活动原则：寻找新的认识方法（例如微观分析）；特别关注当代及由当代产生的对学术研究的需求。1994年编辑部文章首先指出自40年代末开展的三重历史研究领域（经济、社会与文明）的传统格局，已不再适用于新的研究，副标题“历史与社会科学”意味着历史“在今天要扩展它的路数同时综合关于时间或社会进程的多样性反思。”因此编者提出尤其要注意两大趋向：“认知的诸过程”与“现时的时间”。(11) 古代史专家阿尔托格（Fran
ois Hartog）在这种倡导下指出：1968年巴黎墙上写的“全部，马上！”在不久之后被改写为“没有未来”。事实上，1974年的经济危机与多少有些令人失望的回应都对“现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与时间的关系中，我们从未来主义过渡到现在主义：过渡到一种现在。没有任何未来与过去，或者几乎日复一日地产生着它所需的过去与未来。(12) 对于这种时间观来说，史学家就应该求助于我们能够质询的某些幸存者，并且从中找到某些口述资料。
更换副标题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在1995年出版的《1989—1993年鉴分析式目录》中，论文、书评依然根据之前的四项分类范畴，即置于“导言”之下的是有关史学写作、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议题，以及“经济”、“社会”、“文明”三大领域。不同于过去三次整理目录索引的二十年为期（1929—1948，1949—1968，1969—1988），杂志自1995年开始就改成五年一期目录索引。1999年的《1994—1998年鉴分析式目录》、2004年的《分析式目录》和2009年的《分析式目录》中，除了“导言”未作改动之外，原来的三大领域被一些主题替代了，例如“人口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实践”、“政治”、“经济”、“空间、疆域”、“城市”、“文化的形式”等主题。
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它将导向“社会科学的历史化”以及历史学进一步的社会科学化。关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勿需多谈，因为从布洛赫到勒高夫，许多历史学家都在践行这种观念。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化”。这种历史化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回到了传统的出发点，不再只纠缠于局部框架，而是更关注民族结构。与这一方向相适应的问题就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微观史家雅克·勒韦尔（Jacques Revel）所说的“等级游戏”（Jeux d'échelles）(13)，它关注的是在日常生活行动框架内的真实个体，而不是考虑通过客观标准定义的集体。在这种范畴内，两个课题成为历史学家优先考虑的对象：一是自我认同和社会的联系；二是学科所使用的时间模式（前文有所论及）。关于自我认同与社会的联系，这一时期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如何写法国史”。年鉴史家试图在重新解释传统的过程中，再次确立文化和（或者）民族的认同的关系，包括通过历史性比较得出的普遍认同和特殊性认同，所以说关注民族结构是社会科学历史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推动“实用主义的转变”的还有《年鉴》编辑部秘书长、历史学家贝尔纳·勒伯蒂（Bernard Lepetit）。勒伯蒂和雅克·勒韦尔都是法国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与意大利微观史家如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李维（Giovanni Levi）过从甚密。1995年，在《经验的诸种形式：另一种社会史》（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一书中，表述了探索时间性与其互动的意愿。在首篇论文《实践的历史，历史的实践》中，勒伯蒂强调目前的这种“实用导向明显地造成提议重新检查编年模型”，而该模型是由学科（布罗代尔的三种历史时间、拉布鲁斯的结构与局势、静态的心态史）和归因于过去与今天社会的某些时间机制（经济机制快于社会机制以及社会机制快于心态机制）所塑造的。勒伯蒂还认为，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持续性的强制，而且是一些不能被化约的表象。在勒伯蒂看来，过去完全像一种“资源世界”，“种种聚焦、与某些对互动情况进行多元调整的短时段都受到重估。”勒伯蒂的意图并不在于拒绝长时段，也不是要重建线性的时间模式，而是要强调历时性、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以及事件、叙述的重要性。(14) 这种观念再次确保了政治史、事件史、叙述史、人物传记和主体的回归。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自我认同和时间模式相关的主题就是历史记忆。要理解这一点，人们应考虑把一个社会的变化与时代以及它自身的过去联系起来。记忆成为了一个值得投入的焦点，因为它为历史（即真实历史，而不是人们在书本中看到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记忆可以揭示那些得到遮蔽或压制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涉及到创伤记忆时，如维希政府史和奥斯集中营的记忆。它同时可作为探索集体共性（或特性［identity］）的工具。在《记忆中的场所》这一大型集体项目中(15)，历史学家兼伽利玛出版商诺拉（Pierre Nora）在几十个法国史学家的帮助下通过近十年（1984—1993年）的努力，试图彻底清理民族记忆，因为在一个不确定它的未来但又过于看重其特性的社会里，民族记忆已经成为了碎片。诺拉所建构起来的近代法国民族意识的象征符号（三色旗、马赛曲、埃菲尔铁塔等）、纪念碑的意义，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热烈反应。《记忆中的场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法兰西的特性或法国的同一性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一种应试图说明的现实。今日史学家所要做的工作不是要确证传统及其连续性，而是要在当代重新估价它们的价值，这种重估也是现代历史编纂学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它冲击了一个长期把重点归于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传统。之后的近二十年里，《年鉴》保持了对这种（国族）历史的写作和记忆的再现等问题的兴趣。下面要谈到的维希史专家卢索（Henry Rousso）可以见证这一点。
三、全球化时代的交叉史和历史伦理
1989年之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也随之瓦解，东西方的紧张状态已经基本结束（当然朝鲜除外）。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来势凶猛、“加速的”全球化时代，植根于前工业社会的心态跟不上日益加速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的领域，还体现在观念的交流上。西方与非西方、欧美与亚非的关系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成为一种新的智识上的挑战。2000年与2005年，具有历史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学大会分别在奥斯陆和悉尼召开，大会的主题（分别有“西方与非西方的遭遇”和“历史学的全球化及其局限”等）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009年，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主题为“历史学的全球化”［Globalizing Historiography］）。在这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里，民族的方法对历史理解而言越来越有限，跨民族的方法、“交叉史”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能量。(16)
“交叉史”与比较史有类似之处。一般认为，1928年马克·布洛赫在奥斯陆国际历史学大会上提出欧洲社会历史比较计划是比较史学的开端。70年之后，跨民族的方法再次在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运用，只不过他们并不是像此前的布洛赫和早期《年鉴》唯一的外国编辑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那样简单地将比较归之于“验证解释性的假说”和“通过比较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等，而是强调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历史经验的“影响”，我们将之称为“影响研究”，它不限于观念领域，而且把为生产历史知识提供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都纳入讨论的范围，同时还要考虑观念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感知、转移、接受、修正或拒绝。
最先系统地反思“交叉史”的是《年鉴》杂志编委韦尔纳（Michael Werner）和齐默曼（B.Zimmermann）。两位作者于2003年就认为，比较研究和“迁移研究”（transfer studies）以及“分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如殖民地的历史）已经在近些年的社会科学中得到了运用，现在是反思它们在不同社会或文化中交流的时候了。文章认为，这种思路有利于将意义与经验联系起来，使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组织实践的隐含计划（格尔兹称之为“实际生活的通俗逻辑”(17)），最终将带领历史学研究走向“实用主义归纳”。(18) 另外，2009年3月5日，“交叉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巴黎第一大学召开(19)。2009—2010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以“交叉史的领域”（Les terrains de l'histoire croisée）为主题展开一系列的研讨会，这是此种潮流的又一佐证。这种方法论承接了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民族文化的接近性、可比较性。
全球化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则术语。在全球化时代，注重“交叉史”意味着年鉴史家重新关注总体史，或曰“世界历史”。它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得以将微观史学研究和广泛意义上的地方史志研究纳入更为广阔的整体性历史研究中，同时整体性历史研究所比较的恰恰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各种局部性、地域性的社会实践。2001年第1期，王国斌在《年鉴》上发表文章，用地域（regions）概念来分析中国和东亚诸国的不同历史命运，同时将西方的概念用之于亚洲的社会史空间。(20) 近年来，《年鉴》分别以以色列（2004年第1期）、印度（2005年第2期）、拜占庭（2005年第4期）、巴西（2006年第2期）、中国（2004年第2期和2006年12月专号）、美国（2007年第3期）、“多元帝国”（2008年第3期）、“俄罗斯改革”（2009年第3期）为专题介绍了来自法国之外的历史经验，它实际上是承认了自身民族国家这样的单一解释框架的局限性。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年鉴》研究和讨论的议题，亚洲的要高于美洲，亚洲研究中又以中国、印度史的讨论最为活跃。中国史的议题又以政治史（如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史为多。在2004年第4期“家谱”和2006年的中国专号上，詹嘉玲（Catherine Jami）、科大卫、柳立言、常建华等学者撰文探讨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史，并指出了中国经验的有效性。这些研究配合了法国汉学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地中海诸国和亚洲诸国各自历史进程的独特性，避免了简约化的文化主义。2006年第6期中国专号中，《年鉴》杂志主编西玛（J.Poloni-Simard）在“导言”中提出要“将中国外地化”（To provincialize China）(21)，这实际上就是换种方式“将欧洲外地化”，它实际上更有利于具体而微地重建地方史或区域史，从中呈现出复杂的现代性、历史的多元性。2008年第3期，清史专家柯娇燕进一步将这种经验概念化。(22) 这些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个案，对摆脱单一历史文本叙事与走出褊狭视角有着重要作用。这也算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回应吧。
大屠杀是近代史上最为极端的一个事件，它极大地否定和颠覆了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年鉴史家不仅要面对大屠杀，还要面对维希政府、阿尔及利亚和那些后续事件。随着历史学家逐步涉入到大屠杀、“见证”、殖民地以及它们的再现等问题时，我们发现自身已经无法回避这些伦理问题，“伦理学的转向”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主导《年鉴》的那一批学者是在二战前后成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二战，因此大屠杀、“最终解决”、创伤等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研究对象，杂志也由此较多地谈到了历史认同问题。中世纪史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 Naquet）在《纸质的艾希曼？》一文中提到，这是一个记忆向历史转变的时代：“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正经历着记忆向历史的转变……对于希特勒的罪行仍然是一种记忆来说，年龄大约在50岁的我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代了。对我来说，不证自明的是：无论消灭还是（更糟糕一点说）贬抑这种记忆都是必须反对的；无论规范还是宽恕都是无法想象的。”(23) 这样说，一个原因在于这种记忆是个体的记忆，而非每个人的共同记忆，换言之，它是一种个体的体验。保罗·利科于2000年在《年鉴》“历史与记忆”栏目下撰文指出：“过去的表象问题始于记忆而非始于历史”，同时认为记忆问题关系到历史编纂的三个层面，即证据和档案——说明／理解——历史学家最终文本写作时的叙述与修辞表象。”(24) 对大屠杀问题的探索，既关系到他们用严格的“历史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又关系到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因为许多历史学家本身就是犹太人，例如维达尔·纳盖。
最近二十年里，《年鉴》所刊发关于战争、殖民等议题的文章日趋增加，例如从1989—1999年的二十多篇，到2004年增加为六十多篇。2003年，杂志第一期便是“民族想象”专号，试图在讨论民族的起源、运用和形象等问题上，“从比较扩大到超欧洲的框架”(25)。接下来，第二期就是“浩劫”（Shoah）专号，第三期是“战争文化”专号。其中，第三期还有法国汉学家蓝克利的一篇文章(26)，它试图从“中国的视角”反观“法国的边界”，重新阐述了欲了解本国历史的发展，就不能再对中国独一无二的经验充耳不闻。2009年最新一期《年鉴》则以“浩劫之后”为专题，刊登了一组文章，试图和《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杂志主编、以色列史家费里德兰德（Saul Friedl
nder）重新展开对话，探讨犹太人的经历或者论述大屠杀的独特性有时代背景上的理由，它很强的趋势就是朝向修正主义、否定与正常化。(27) 另外，从2009年11月27日至2010年5月28日，洛里伽（Sabina Loriga）和雅克·勒韦尔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历史与记忆：历史编纂的视角”系列研讨会似乎也表明了历史学家对当代历史记忆中的伦理的关注。
除此之外，对当代的关注还体现在课程设置、学生数量、论文选题上，例如法国维希史专家卢索就强调，“1975年我选择维希政府史做硕士论文时，一部分教师——他们很少是保守主义者——持保留态度，仿佛这既是当代史，又是难以处理的主题”。(28) 对当代的关注还体现在机构设置上，如1978年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下设置的IHTP（现代史研究所），著名史家有雷蒙（R.Rémond）。易言之，用勒韦尔的话来说，在过去的25年，“当代史已经从学科的边缘转向了中心”。(29) 可以预料，《年鉴》将继续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的政治史研究，同时思考写作战争的新可能和新方式。
四、结语
透过《年鉴》近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获窥20世纪末西方史学的动态图景。总的来说，随着“记忆”和“见证”问题的凸显，《年鉴》正在由“审美转向”往“伦理转向”的路数前进，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也从“他者”的历史——中世纪、前近代——转向了“自我”的历史——当代，历史学向社会科学靠近，更强地体现出它的“应用性”以及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当然，如果说在发展方向上有什么东西始终在革新的话，那么并非是历史学在开拓新的领域，而是史学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看待问题的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它再次确证了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时确证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必要重写历史。也可以说，近些年里，历史学拓宽新领域的速度并不如十五或二十年前那样快，一味地对“新方法”的探寻也不再是完全必要的了，史学家更需要对他们的方法与信念进行批判地反思与检查。
从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以来，也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实际上超过二十年）里，年鉴史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学科之间的关系到社会史的目标，再到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这一点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不过，整个事业背后的基本选择及界定这些选择的讨论，在本质上仍是相同的，即要正视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的本质工作，又要有意识地、谨慎地“重新思考社会位置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重新界定这种关系的性质”。(30) 目前，历史伦理维度的提出以及“交叉史”的运用，显示了可能超越此前社会表象史所具有的审美态势，对其中可能蕴涵的史学理论新的学术生长点值得进一步关注。至于它如何能结合中国语境进行深入探索，这仍然是有待研究、反思的理论问题。不可否认，《年鉴》作为“他者”透视出了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若干构想和前沿走向。
［收稿日期］2010-06-20
注释：
① 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让—伊夫·葛涅：《史书编撰与1980年以来的变革》，《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以及王加丰的“批判与转向”评论；见同期第59页以下。
③ 陈建守主编：《史家的诞生：探访西方史学殿堂的十扇窗》，时英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225页。又参见庞冠群《自下而上：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⑤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Un tournant critique ?”Annales ESC,No.2,1988,pp.291-293.
⑥ “Tentons l' expérience”,Annales ESC,No.6,1989,p.1320.此文包含了重新阐述学科间合作的几个例子。
⑦ Roger Chartier,“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Annales ESC,No.6,1989,pp.1505-1520.
⑧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Un tournant critique?”p.292.
⑨ “Tentons l' expérience”,p.1323.
⑩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11) “Presentation”,Annales HSS,No.1,1994,pp.3-4.
(12) F.Hartog,“Temps et histoire.‘Comment écrire l' histoire de France?’”,Annales HSS,No.6,1995,pp.1219-1236.
(13) J.Revel (ed.),Jeux d' échelles.La micro- analyse à l'experience,Paris,Seuil,1996.
(14) B.Lepetit,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Paris,Albin Michel,1995,pp.13-21。关于本书的评论，又见 G.Stedman Jones,“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Annales HSS,No.2,1998,pp.383-394。
(15) P.Nora,Les lieux de mémoire(3 vols),Paris,Gallimard,1992.承蒙华东师大历史系王令愉教授惠赐此书，特致谢忱。
(16) 英国史家彼得·伯克也认为，未来史学研究的趋势之一是“文化碰撞”，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接受与移转；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见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53页。又见科卡：《国际历史学会：历史学家如何超越民族史、国别史》，载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2页。
(17)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8) M.Werner and B.Zimmermann,“Penser l' histoire croisée:entre empirie et réflexivité”,Annales HSS,No.1,2003,pp.7-36,esp.pp.46-48.此文经作者改写，以“Beyond Comparison”为题刊于《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Vol.45,No.1,2006,pp.30-50)。
(19) Marie Pellen,“L' histoire croisée”,见http://calenda.revues.org/nouvelle12206,html,登录时间为2010年2月20日。
(20) R.Bin Wong,“Entre monde et nation:Les regions Braudelienne en Asie”,Annales HSS,No.1,2001,pp.5-42.
(21) J.Poloni-Simard,“Chine”,Annales HSS,No.6,2006,pp.1249-1252.
(22) P.Crossley,“Pluralité impériale et identités subjectives dans la Chine des Qing”,Annales HSS,No.3,2008,pp.597-621.
(23) P.Vidal-Naquet,“A Paper Eichmann?”Democracy,April 1981,p.93.
(24) P.Ricoeur,“L' écriture de l' histoire et la représentation du passé,”Annales HSS,No.4,2000,pp.731-747.
(25) Hinnerk Bruhns and André Burguière,“Présentation”,Annales HSS,No.1,2003,pp.37-39,esp.p.38.
(26) C.Lamouroux,“Frontières de France,rues de Chine”,Annales HSS,No.5,2003,pp.1029-1039.
(27) Florent Brayard,“La longue fréquentation des morts”,Annales HSS,No.6,2009,pp.1053-1090.
(28) H.Rousso,La Hantise du passé,Paris,Textuel,1998,p.57.
(29) J.Revel and G.Levi (eds.),Political Uses of the Past:The Recent Mediterranean Experience,London,Frank Cass,2002,p.8.法文选本与英文本有异，见F.Hartog & J.Revel,eds,Les Usages politiques du passé,Paris,EHESS,2001.
(30) 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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