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身份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詹姆逊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是美国公认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学术基本路向来看，詹姆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明显的，他反对当今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误读、歪曲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分析和结论。为此，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应当把他归为“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因而就产生了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种解答。
一、詹姆逊的学术路向
詹姆逊青年时期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50年代大学毕业之后游学欧洲，先后在德国和法国深造，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詹姆逊在攻博期间，师从埃里希·奥尔巴赫，主修法国文学，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理论和德国哲学名作，在此基础上，1961年写作了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在这部著作中，他一开始就表达了独到的文学批评见解。在他看来，50年代所盛行的新批评，虽有一定的阅读价值，但把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有机体，显然过于狭窄；现象学虽然拓宽了文学解释范围，然而也只是侧重于主体和意识的投射，仍未能说明文学和社会的内在联系。此后，他接触了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尤其是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对他影响甚大。从此，詹氏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为指导，用弗莱的文化批评观以及结构主义的批判方法和观点来构筑自己的批评体系。
1971年，詹姆逊发表了经过多年思考和研究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这部被视为7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批评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除介绍了阿多诺、卢卡奇等人的批评理论之外，还建构了自己的批评理论框架。他将形式的构成和文学的内在逻辑结合起来，赋予形式以具体的内容，那就是一个时代的范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逻辑。詹氏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最早摆脱了传统的解读文本的方法，开辟出文学与社会特别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并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引入美国的文化批评界，这对于冲破美国麦卡锡主义起到革命性的作用。
70年代初，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兴起》(1973)，“后现代”思潮从此在美国广泛蔓延，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詹姆逊同样也接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并融合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以及激进解释学的观点方法，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批判理论。另外，“第四国际”重要理论家恩斯特·曼德尔(Ernst Mandel)于1975年发表了《晚期资本主义》。该书给詹氏以很大的启发，使他在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后现代主义转向。1981年，詹姆逊发表了《政治无意识》这部奠定他的理论地位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詹氏把一切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并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他认为叙事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以叙事方式了解历史，这就是历史叙事，但是，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并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也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他认为文化产品和叙事形式本身就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詹姆逊的这部著作对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有关的研究评论大量涌现。
1991年，詹姆逊把整个80年代的学术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部篇幅不小的著作，表明作者已从最初的文学批评完全转向了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他通过辩证的方法分析文学、绘画、建筑、音乐、电影等文化制品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功能，对生产方式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历史意识和时空变化的联系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有力的论述。詹氏认为，人类文化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因此，各种不同类型文化产品的时间性大为缩短，不断变化的经验和价值开始支配语言和感情，所以“现在一切都服从于时尚和传媒形象的不断变化”。詹氏由此断言：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方法，最早发现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逻辑，揭示了这些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
90年代，除《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外，詹姆逊还接连发表了数部有关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可见的签名》(1990)、《晚期马克思主义》(1990)、《地域政治美学》(1992)、《时间的种子》(1994)、《理论的意识形态》(1998)、《文化转向》(1998)、《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单一的现代性》(2003)等。在我国用中文出版的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以及由王蓬振先生主编的四卷本的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和《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詹姆逊以其丰富的著作和敏锐的思想，赢得了广泛的注意，被媒介称为当今世界三大思想家之一。
由于詹姆逊既精通英美文化，又熟谙欧陆文化，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把英美文化和欧陆学术思想合为一体的思想家。他的文化批判理论既反映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又反映激进解释学的精神；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又反映解构主义的精神。因此，人们既把他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家，又把他看作是解释学的激进批评者；既把他看作是解构主义批判者，又把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人们甚至把他的批评理论视为“元批评”，把他的历史主义观点视为“元历史主义”。
二、詹姆逊的后现代思想印记
詹姆逊对后现代的思想情结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首先，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是持赞同态度的。詹姆逊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说：“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迄今为止是最完全的，因此，我有充分的自信，能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的动力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有机关系讲得更清楚些……”[1] 287这里詹姆逊肯定后现代主义是“文化的动力”。詹氏还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他说：“在我眼里，有关后现代理论最终是一种经济理论”[2] 139，因而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框架”[1] 369。其次，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与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时代。他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第一次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是如列宁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次是二战之后逐步形成的“跨国”资本主义或如曼德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与上述第三次变异相对应的文化阶段，其他两个相对应的文化阶段分别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由此可见，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文化视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定位。所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既非主题的问题，亦非题材问题，而是艺术充分进入商品生产世界的问题。詹氏认为，他的这种分期法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上述三个变异的不同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印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在的、历史的、不可逾越的特征是谈论经济，因此有关后现代的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方法正确，你最终就会谈及资本主义。因此，詹氏说：“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其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来自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的经济动态。”[1] 18所以，詹氏反对把后现代视为一种单纯的方法，强调后现代中的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是随着跨国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出现而出现的，而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时序特点是快速，所以后现代文化不需要高雅，只需要“大众化”，目标是追求“愉悦”，因而它不需要什么天才，也不想成为天才；不承认现代主义的乌托邦，也不承认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个人风格。概言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特点紧密相连，成为“工业文化”、“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新型的人，从而也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和结构。詹氏还预想，按照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大的文化革命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的变异同样也会使人的性质发生变化，带来新的革命，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詹姆逊驳斥了那些经常对“后现代”一词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认为，“后现代”一词所假定的新特征其实早已包含在现代主义之中了，因而用“后”这个词是不合适的。詹氏驳斥说，由于这些特征已经由从属地位转变到了支配地位，其变化程度是如此之大，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划分为一个新时代，以强调它与过去的形式和风格之间的不连续性。因此，“我们必须能紧握后现代主义的真理”。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詹姆逊仍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新的“平淡感”。这种新的平淡感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当代的理论，即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排斥思想领域里颇有影响的四种“深层模式”(mode of profundity)：(1)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辩证法。这一模式要求从表面进入深层的阅读和理解。(2)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从人的心理迹象对历史和社会文本进行分析和理解。(3)存在主义模式和它的关于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异化和非异化的观念。(4)索绪尔的符号系统，它包含两个层次：“指符”和“意符”。但总的来说，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框架”[1] 369。显而易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主张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完全统一，使文化从根本上干预经济的文化政治有可能实现。由此可见，詹氏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试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历史方法以及经济方法的框架的。但他并不仅限于此，他同时注意到当代影响人类文化思潮的其他几个“深层模式”：心理分析、存在主义(从海德格尔开始)和结构主义(从索绪尔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他比许多西方同时代的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原因。
三、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情结
詹姆逊既然对后现代主义情有独钟，那么他对后马克思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可解脱的情结。詹姆逊在1995年写作了《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条提纲》①。在这篇文章中，詹姆逊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框架。
首先，詹姆逊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后现代即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变时期的产物。詹姆逊写道：“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遭受一个结构性变革这样确定的时刻出现的。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曾经当作思想模式、社会主义类型和历史运动的范型。”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发生过三次变异，后现代主义是与第三次资本主义变异(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文化阶段。詹姆逊认为，每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人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也会发生危机。而由于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与新的现实不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指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本身被超越和过时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变异了的资本主义。“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是与此相雷同，只是“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以更复杂的形式和更多的数量来表现“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所显示出来的那些特征而已[3] 69。
在詹姆逊看来，无论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还是“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把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视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结论大体上也是一致的。例如，认为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它让位于“后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特征也已不复存在；又如认为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仍然存在，但由于某些原因已使它变得美好起来，变得更加适合于人民的意愿和集体的需要，因而无需进行彻底的体制性变革，更不必说革命；再如，资本主义的确还存在，但其创造财富和矫正错误的能力被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詹姆逊虽不完全赞同上述这些观点，但也不十分反对这些观点。他写道：“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与当代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并发症，而是一种需要加以历史解释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3] 71基于这种看法，詹姆逊十分推崇恩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之观点，赞同曼氏关于晚期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革新而得到了解脱并转而开辟全新的产品市场，从而使整个体制渡过危机并获得活力的论断。在詹氏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异”，这种变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已经克服了周期性危机，这是依靠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这两种策略来实现的。(2)新的“世界体系”代替了老牌帝国主义，这种体系占主导地位的是跨国公司，这就是现在的“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3)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阶段。因此，詹氏认为，“当代后马克思主义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之际。”[3] 72
其次，詹姆逊用后现代主义精神解释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詹氏认为，对革命这一重要概念的批判，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最近的主要特征。革命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这两种含义都值得保留。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在詹氏看来，革命的第一种含义与体制概念有关。从体制概念来看，革命指事先无法从理论上预言一种体制代替另一种体制(或“生产方式”)的过程。而革命的第二种含义则把整个革命过程当作象征，它集中象征着一定的社会集体恢复实践的可能性，象征着集体决策、集体自决与选择和自然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集体掌握人民主权的时刻，是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藉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以此来界定革命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概念在目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必须把革命看作是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起初源于诸如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或殖民当局解体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后来这些要求越来越激进。由是观之，詹姆逊也有对过去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改良性反思的念头。
对于社会主义，詹姆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挣脱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经济和物质的束缚，就是自由的集体实践。作为这样一种自由观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受到意识形态上两个层次的威胁：撒切尔主义的市场体系观的“散乱抗争”以及反乌托邦焦虑和对变革的恐惧。“散乱抗争”造成的意识形态威胁是：求助于琐碎化、天真无知、物质利益、“经验”、政治恐怖和历史教训；并以此为由，诋毁原先严肃的可能的办法，如民族化、调节、赤字开支、凯恩斯主义、计划、保护民族工业、社会保障，直至摧毁福利国家本身。反乌托邦焦虑和对变革的恐惧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威胁是：至少在富裕的半球，现代穷人对变革的希望已经被失落的恐惧所取代。
对于共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詹姆逊认为，苏联和东欧事态的发展应该说是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也就是说，苏联的解体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该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策略，它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方式和制度来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体系正在从现代阶段走向后现代阶段，苏联试图与这个阶段的世界体系一体化时，它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这正如宇航员没有准备好太空衣便急忙打开了气塞，从而使自己连同自己的制度遭受到外部世界的无限压力，并最终毁灭。
第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种哲学”，它的自我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最好把它看作是一种“论据”(argument)，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作对待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因此，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马克思最初的论争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核心概念，把剩余价值问题转变成许多与特定的语言和学科相关的独特问题与领域，它的存在甚至导致了现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困境。剩余价值理论把世界市场当作最终的理论地平线以此来解释诸如帝国主义及其伴生物新殖民主义、超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等现象。詹氏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危机。由此詹姆逊得出重要的结论：“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3] 72。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化或现代主义时期，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从第一阶段(国内资本主义)转向第二阶段(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反应。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出现于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之际。因此，詹姆逊总结说，正像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反映了源于古典资本主义组织化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一样，当代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迁中找到根据：源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化”，以及使大众空间成为世界性工业生产过程的从属——这种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已经麻痹了国内的劳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深表赞同。他写道：“显而易见，上述的每一个重要论题对于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生活的变化都有重要的意义。”[3] 72
四、詹姆逊是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是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本身。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只借用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4] ②。
詹姆逊是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我们只需要了解詹姆逊是否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意图就够了。首先，詹姆逊转向后现代主义并重视后现代主义，因为他把它视为一种“广泛的文化逻辑”、“意义重大的框架”。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认为，“到了1975年，詹姆逊已经接受了‘现代性的终结’这一论点，并且在80年代初讨论电影的文章中首次明确地提到后现代主义。他试图发展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一意图同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发展的另一项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詹姆逊在该书中的总体目标是要追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追溯与此相平行的资产阶级主体的兴衰过程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5] 239凯尔纳和贝斯特还认为，在《政治无意识》这部著作中，詹姆逊首次尝试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观点进行结合，他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之中，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我们通过上文的简要阐述看到，詹姆逊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致力于将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逻辑，所以他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根本无法脱离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变化因素而独存”[1] 503，因为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更是一种新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发展”阶段。
根据凯尔纳和贝斯特的分析，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恩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5)一书的影响的。曼德尔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这个消费阶段或后工业阶段并不与马克思的早期分析相矛盾，事实上，它是一种更加纯粹、更加发达、更加充分地实现了的资本主义形式。晚期资本主义把商品化的力量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到了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领域，也渗透到无意识本身之中。詹姆逊依照这一图式，得出后现代主义乃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在文化上的相应表现[5] 242。当然，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那样，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他“拒斥几乎为所有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倡导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且反对他们对总体化方法的废弃”[5] 241。詹氏与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同，不是把无意识视为一种欲望机器，而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解释意识，所以他拥护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继续认同于马克思主义”；他不同于那些后现代理论家，信奉一种较为传统的阶级政治。但不管如何，正如乔纳森·克拉克所指出的，“对变化多样的社会运动的关注，已经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迁移开来。对于詹姆逊而言，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他是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同后现代碎片联系在一起的。”[2] 372
在上文谈到的《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条提纲》一文的各种文本均分为五个部分，所以这实际上就是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五条论纲。这五条论纲在法文版中均标上了标题，它们分别是：(1)关于理论的历史性反思；(2)关于社会主义或社会前提；(3)关于革命或政治前提；(4)关于共产主义或经济前提；(5)关于资本主义或文化前提。上面五条无一不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乃至革命的概念有关。詹姆逊把这些理论框架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论述。
由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1)詹姆逊属于后现代理论家之列；(2)詹姆逊属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3)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理论家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明显不同或有重大差别。因此，我们把詹姆逊列为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
注释：
①该文1996年发表在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第47号11期上，此后又分别发表在德国的《论据》、法国的《第一届国际马克思讨论会论文集》上。中译文有：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1997年第1期王则所译的文本和发表在《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由俞可平所译的文本；此外，在由王蓬振主编的《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一文也与上述发表的论文相似。虽然上述发表在不同地方的文章篇幅长短不尽相同，但内容却是大抵一致的。这篇文章在不同的地方发表，每一次发表都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②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问题，可参看拙文《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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