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教育与青少年性行为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滋病毒论文,述评论文,性行为论文,艾滋病论文,性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评定艾滋病毒／艾滋病及性教育对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全球计划介入发展和支持部委托有关人员对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的回顾研究，一共收集了52项研究报告，本文即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并参考其他的研究材料对国外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及性教育与青少年性行为关系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讨论，旨在对“性教育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是在引诱和怂恿儿童卷入到过早的性行为中”这种论点进行彻底的检讨，以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及性教育的顾虑，更好地发挥教育介入的效果。
本文要评述的这52项研究可以分为四类：对照介入研究、其他类型的介入研究、典型的调查研究及国内或国际比较研究。
一、对照介入研究
在总共52项研究中有11项使用了实验设计，它们都是在美国实施的。这些研究随机确定某些个体或群体（如学校的班级）为实验组（如进行性教育或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或控制组。研究对象主要为学龄儿童或大学生，且大部分为男女混合，尽管有些研究只针对单一的性别。评估介入作用的指标主要是在初测和复测中自述的性行为和（或）无防护的性行为的后果如怀孕、堕胎及分娩等。
尽管样本容量、课程结构和持续时间、 地区和完成时间（从1985年到1995年）存在差异，但这些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却非常一致。 其中5项艾滋病毒／艾滋病或性教育课程推迟了第一次性交行为的时间；并且／或者，接受教育者降低了怀孕、堕胎或分娩的比率。例如， 梅恩（Main,D.S.）等人的研究（注：Main,D.S.,Iverson,D.C.,McGloin,J.,Banspach S.W.,Collins,J.L.,Rugg,D.L.& Kolbe,L.J.（ 1994 ）,Preventing HIV Infection among Adolescents:Evaluation of a School－based Education Program.Preventative Medicine,23,409－417.）发现，接受了艾滋病预防课程教育的被试，更多地实行单配偶制和使用避孕工具，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与未接受艾滋病预防教育的控制组被试相比，接受指导者在随后的2个月里有较少的性伙伴。3项研究指出，性教育和性行为之间没有关系。
文森特（Vincent,M.L.）等人在1987年的研究（注：Vincent ,M.L.,Clearie,A.F.& Schluchter,M.D.（1987）,Reducing Adolescent Pregnancy through School and Community － based Educati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57,3382－3386.）表明，通过性教育和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措施，可以明显地降低青少年怀孕的比率。这项研究在南卡罗利纳州一个县的部分地区进行，这一县的其他地区和另外的三个县为对比组。这项介入包括对成人的领导者如社区机构专职人员、宗教领袖及家长等的教育。学校的性教育对象包括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项目启动的宣传，各种媒体对有关信息的传播，对有关性问题的集中讨论共同组成了促进性健康的主流。 项目实行了2—3年以后，该县接受介入实验地区14—17 岁女性怀孕的比例减少了35.5‰，而该县未接受介入实验地区只减少了14.4‰；在其他几个对比县，则分别增加了5.5（p＜002）、16.4（p＜001）、13.9（p＜0.01）个千分点。研究还表明，如果性教育的范围还仅仅限于学校、大学的课堂及其他教育机构里，其效果会更明显。
总之，除了克利斯托佛（Christtopher,F.S.）和路瑟（Roosa,M.W.）1990年的研究（注：Christopher,F.S.& Roosa,M.W.（1990） ,An Evaluation of An Adolescent Pregnance Prevention Program Is "Just Say No"Enough?Family Relations,39,68－72.）（在例外部分中进行讨论）之外，其他的10项研究都表明，艾滋病毒／艾滋病或性教育不会引起初次性行为的提前或更多的性行为，而是引导青少年做出负责的和安全的选择。
二、其他介入研究
大多数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教育与性行为关系的研究不属于实验研究。总共有27个研究被归入了这一组。正是由于其数量多，在对研究成果的文本叙述中又分成三部分：性行为、怀孕、堕胎及分娩；使用避孕药；使用避孕套。
1.性行为、怀孕、堕胎及分娩。在这27项研究中，8 项研究指出性教育使性活动、怀孕、分娩或堕胎的次数有所减少。16项研究表明性教育对性交活动水平没有影响。例如，美国的性教育专家柯尔比（Kirby,D.）等人进行的以学校为基础的临床教学研究（注：Kirby,D.,Barth,R.P.,Leland,N.& Fetro,J.V.（1991）,Reducing the risk:Impact of a new curriculum on sexual risk－taking,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23,253－263.）指出，性教育对学生的性行为和避孕工具的使用不存在任何关系。马科特（Marcotte,D.M.）和洛根（Logan,C.）于1977年指出（注：Marcotte,D.M.,& Logan,C.（ 1977 ）,Medical Sex Education:Allowing Attitude alteration.Archives of Sexual b=Behavior,6,155－162.），对医科学生来说， 性教育似乎使他们性活动的水平提高了。根据这两个人的研究，经过3 天的性教育以后，这些学生有规律进行性交活动的人数的比例由初测时的70.9%上升到复测时的75.6%，相应地，性交次数也由每月9.4次增加到9.7次。这里的问题是，只是经过短短的3天的性教育， 与其说是有规律性交的人数和性交次数增加了，不如说是经过性教育以后，这些学生更愿意承认他们的性行为罢了。而且，没有提供显著性检验的结果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苏科门（Zuckerman,M.）等人在1976年指出（注：Zuckerman,M.,Tushup,R.& Finners,S.（1976 ） ,Sexual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Tttitude an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and Changes Produced by A Course in Human Sexuality.Joum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44,7－19.），男生在参加了性教育课程以后，同性恋经验和性伙伴的人数比初测时明显地增加了（见例外部分）。
霍华德（Howard,M.）和迈克凯布（Mccabe,M.B.）的研究（注：Howard,M.& McCabe,H.B.（1990）,Helping Teenagers Postpone Sexual Involvement,Fan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22,21－26.）提供了一个成功地利用社会接种理论进行健康教育的例子。该项目以13—14岁男孩和女孩为研究对象，由年龄稍大的同伴分五个阶段进行指导，同时进行生殖、计划生育和性传染病等内容的教育，也分五个时期，二者结合共同构成了这一性教育项目的整个过程。该课程主要目的在于识别和拒绝社会和同伴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诱使青少年提早出现性交行为。与没有参加这一项目的学校相比，实施该项目的学校的男女学生中出现性交行为的比例较低：在8年级和9年级学生中，性行为比较活跃的学生的比例之比分别是4%∶20%（p＜01）、24%∶ 36%（p＜01）。同时，在性活动比较积极的学生中，接受性教育者与未接受性教育者相比，更多地使用了避孕工具；女生怀孕的比例也较低。总之，性教育的结果是更多地使用有效的避孕工具和较低的性行为水平。这表明，向青少年，不论是性行为活跃者还是不活跃者，提供正确的方法都非常重要。
2.避孕药的使用。共有6项研究表明，接受性教育以后， 使用避孕药的人数增加了。3项研究指出，虽然性教育不会使性行为增加， 但这种指导增加了选择的余地和更安全的性实践活动（在怀孕和艾滋病毒传递方面）。
3.避孕套的使用。有5 项研究对以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促进避孕套的使用为主题的公众教育运动作出了评价。其中2项研究指出， 复测的结果表明在避孕套的使用上没有变化；3项研究表明， 介入后避孕套的使用增加，但性行为次数没有增加，初次性交的年龄也没有提前。例如，布兰查德（Blanchard,M.）等人分别在1987、1990和1992年对瑞士范德（Vand）州一到四年级学生的性行为、知识和态度进行了跟踪调查（注：Blanchard,M.,Narring.F.,Michand,P.A.& Dubois－Arber,F.（1993,June）.The Effect of The Swiss Stop—AIDS Campaigns
1987－ 1992.Indrease in Condom Use
without
Promotion
of Sexual Promiscuity Poster Presentation.Trach D.PO－D02－3474.Ninth Intermational Conference on AIDS,Berlin.）。 在五年的时间里，这些青少年参加了瑞士防止艾滋病运动。这一运动与其说是减少性行为，不如说是使性行为更加安全。结果表明，从1987年到1992年，经常使用避孕套者明显增加，而初次性交的年龄却没有提前。
三、代表性调查
在9项代表性的调查中， 研究者没有按随机原则确定实验组和控制组，也没有可操纵的介入措施。而是让被调查者回答他们是否接受过性及（或）相关内容的教育，然后对之后的性行为进行比较。除了马西格利奥（Marsiglio,W）和莫特（Mott,F.L.）的调查（注：Marsiglio,W.& Mott,F.L.（1986）,The Impact of Sex Education on Sexual Activity,Contraceptive Use,and Pre－marital Pregnancy among American Teenagers.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18,151－162.）（见例外部分）外，其他调查都没有发现接受性教育和任何性行为的增加（初次性交年龄的提前或性伙伴数量的增加）有关。3 项调查研究指出，接受了性教育的被调查者较多地使用了避孕工具。
美国学者库（Ku,L.C.）等人于1992 年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注：Ku,L.C.,Sonenstein,F.L.& Pleck,J.H.（ 1992 ） ,The Association of AIDS Education and Sex Education with Sexual Behavior and Condom Use among Teenage Men,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24,100－106.）。其调查对象为15—19岁的男性， 共1880人。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接受过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节育及抗拒性行为的正式教育。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性教育与性伙伴数量的减少、性交频率的降低及避孕套使用的增加有关。即使对可能相关的变量如年龄、种族和宗教信仰等进行控制，这种作用也是明显的。调查发现，进行拒绝性交的技巧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降低性行为的水平来说。作者下结论说，“在许多社区里，有关的家长和社区成员担心进行艾滋病或性问题方面的教育可能等于默认避孕工具的合法性，从而使性行为有所增加；调查分析表明，这二者之间没有关系。”（注：Ku,L.C.,Sonenstein,F.L.& Pleck,J.H.（1992）,The Association of AIDS Education and Sex Education with Sexual Behavior and Condom Use among Teenage Men,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24,105.）
总之，这些代表性的调查证明，不论接受调查者有没有性方面的经验，性教育都不会导致其性卷入的增多。这类研究设计的主要缺点在于，要解释作为性教育后果的行为的变化，只能限于自选的关于要比较的群体的特点。也许，那些参加性课程的学生比没有选择这种课程的学生更容易在性行为方面发生变化。没有进行随机选择，这些相关因素就无法排除。
四、国际比较研究
调查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国内或国际的比较文献资料，这类研究共5项。他们详述了性教育的效果和对性行为的影响，同时， 还涉及到不同国家、州或文化背景下的生育政策、性健康政策和服务措施。
这些比较研究都得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哪些地区、什么时候有开放的、自由的政策，提供性教育和相关服务（如计划生育），就意味着较低的怀孕率、分娩率、堕胎率及性传染病率。举例来说，琼斯（Jones）等人主持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在1985年对37 个国家青少年怀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注：Jones,E.f.,Forrest,J.D.,Goldman.N.,Henshaw,S.K.,Lincoln,R.,Rosoff,J.I.,Westoff,D.F.& Wulf,K.（1985）,Teenage Pregnancy in Developed Countries: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17,53 －63.）， 以考察政府（及其他机构或人群）的教育政策、对堕胎及单亲的财政支持、宗教信仰、性开放程度、种族划分及婚姻法规对青少年怀孕和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分娩率越低；青少年分娩率的降低与学校节育教学密切相关；低的分娩率与低的堕胎率相关。在一次详细的亚分析中，把美国与加拿大、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典、荷兰及法国进行了比较，比较发现，到目前为止，美国是青少年怀孕率、分娩率和堕胎率最高的国家。对未婚母亲、少数民族问题或青春期失业的财政支持的数量的差异无法解释分娩率的差异。如果说不鼓励讨论性问题并有权享受计划生育服务以努力阻止和保护青少年远离性问题是一个有效政策的话，美国就应该是青春期怀孕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实则不然，在1980年，美国15—19岁青少年怀孕率为96‰，是第二名（英格兰和威尔士：45‰）的两倍多，接近性自由程度较高的荷兰（14‰）的七倍。以坦率的、公开的、支持性的方式处理青少年性问题的国家是性行为消极后果较少的国家，而且并没有导致性卷入的增加。琼斯等人下结论指出，“提高避孕方法和性教育（广义的）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导致青少年怀孕率的下降”（注：Jones,E.f.,Forrest,J.D. ,Goldman.N.,Henshaw,S.K.,Lincoln,R.,Rosoff,J.I.,Westoff,D.F.& Wulf,K.（1985）,Teenage Pregnancy in Developed Countries: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17,53—61.）。
辛格（Singh,S.）1986年的一份补充研究对美国的各州逐一进行了考察，（注：Singh,S.（1986） .Adolescent Pregn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An Interstate Analysis,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18,210－220.）以分析与青春期怀孕的各种变量相联系的因素。性教育方面的政策及其执行在州内及州际间变化很大。通过文件确定青春期初中和高中接受性教育的比例、用于这种教育的课时的总量及每个州公开的允许性教育的政策都使性教育得到了量化。唯一的有统计意义的发现是高中生接受性教育的比例与怀孕的比率呈负相关。遗憾的是，该研究没有收集反映性行为水平的直接指标，只提供了怀孕的比率。所以，较低的怀孕率是由于较少的性行为还是由于采取较多的避孕措施尚无法确定。
我们还可以把辛格的分析（1986 年）和以前提到的琼斯等人（1985年）的分析进行有趣的对比。在美国， 分娩率和较高的堕胎率是一种反比关系。而国际研究发现，分娩率和堕胎率是一种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分娩率较低的国家，其堕胎率也较低，反之亦然。由此解释这一问题，其可能的情况是，在美国，怀孕率已然很高，其分娩率较低只能是被青少年堕胎的人数较多而抵消。在其他国家里，由于有效的避孕措施，青春期怀孕率与分娩率和堕胎率一样，总体上较低（设定各个国家性行为的标准在本质上可以进行比较）。当然这一解释存在相当的投机性。
这类国际的和国内的比较研究对前一部分提到的发现是一种补充和加强，它表明，性教育既不会对无防护的性行为和青春期怀孕有不利的影响，又可以使人们对性健康做出更恰当的选择。
五、例外
有三项研究看起来与这里描述的一般趋势相异。苏科门等人的研究对大学里学习过心理学的学生及参加过性课程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女生的性行为在初测和复测中没有差异。而对于男生，复测时（初测时进行了相应的控制）实验组的学生则比控制组的学生有更多的手淫和性高潮体验。尽管异性伙伴的数量没有增加，但复测中实验组的男生在同性恋伙伴和同性恋性经验上有明显增加，控制组的男生则没有。作者推测，这种增加可能象征着暴露出的行为与接受的课程的一致性，也可能是实验组的学生由于在学习过程中能坦率地对待两性问题而更愿意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总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不管哪一种解释，这一发现都由于控制组取样（也就是自愿参加）和研究效果的测量之间的潜在关系而令人难以完全苟同。
克利斯托佛和路瑟在1990年对一项“禁欲唯一”（abstinence —only）准实验研究方案进行了评价。该研究以320名男女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控制组129人，实验组191人。正如这一方案的名称所标识的，他们认为禁欲是防止青少年怀孕的最可取的方法，因而，不允许教育者和学生讨论节育问题。该研究唯一的有统计意义的发现是，实验组的男生在复测中非性交性行为的平均水平明显提高，而控制组则没有。两组被试的性交行为则没有明显变化。路瑟和克利斯托佛在同一年又合作进行了一次重复研究，取得了相同的结果。本综述中所包括的另外两项以禁欲为基础的方案则没能证实他们的发现。克利斯托佛和路瑟的研究分析指出，只有那些提倡禁欲的方法才会减少性的卷入，并防止男女间的乱交。这无疑是一个挑战。1993年，惠特利（Wheatley,M.H.）和特鲁戴尔（Trudell,B.K.）对两项方案能否作为全面的性教育提出质疑（注：Whatley,M.H.,& Trudell,B.K.（ 1993 ）， Teenaid:Another Problematic Sexuality Curriculum.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hy,19,251－257.）。批评包括： 信息匮乏和不准确，依靠恐慌策略，回避青少年生活现实，加固有关性问题的陈腔老调，缺乏对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只注重有争议问题的一个方面，对方案成果的评价不适当。“禁欲唯一”方法无视青少年在性及相关问题发展上的多样性，另外，可能有些人，不论何种原因，都不可能作出“无性”（no—sex）选择。而且， 一项方案排除对避孕方法的讨论以避免对禁欲信息的破坏，将使那些未来在性问题上变得活跃的学生失去获得避孕资源的机会。
指出性行为的增加和性教育有关的第三项研究是马西格利奥和毛特在1986年进行的。其研究对象的年龄在14—22岁，在以后的5年期间， 15—16岁年龄段被试的初次性交与性教育课程的影响有明显的正相关，17—18岁年龄段的被试则没有。而且，根据作者提出的统计模型，性教育的作用不如极少参加的礼拜、不到12年的家庭教育和种族划分重要。所以作者断定，“要通过性教育课程充分改变十几岁孩子的（性）行为是不太可能的”（注：Marsiglio,W.& Mott,F.L.（ 1986 ） ,The Impact of Sex Education on Sexual Activity,Contraceptive Use,and Pre－marital Pregnancy among American Teenagers.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18,161.）。自然，与其他任何调查一样，相关并不意味着就是因果关系，但这一结果仍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六、结论
这里所评述的绝大多数报告，不管其在方法论、调查的国家、发表的年份上有何差异，几乎都不支持这一论点：艾滋病毒／艾滋病及性教育鼓励性试验或使性行为增加。教育介入的作用，即便有，也只是表现在初次性交的延缓及（或）更安全的实践，如避孕用品的有效使用上。在总共52项研究中只有3 项指出教育介入和两性间相互作用的增加有关。然而，由于研究设计的不适当（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分配的非随机化；苏科门等人的研究）、其他变量在其中所起的边缘作用（马西格利奥和莫特的研究）及依靠“禁欲唯一”方法（克利斯托弗和路瑟的研究），使这3项研究所清楚明白地引起的争论有了不同程度的折扣。
从教育的，而不是从分析的、透视的角度来看，在性教育一直被视为减少意外怀孕措施的时代里，指望依靠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毒有很多困难。围绕避孕进行教育意味着这里所引用的许多研究以意外怀孕作为评价项目行为后果的标准。防止怀孕却可能使性疾病传播的机会增大（如口服避孕药的使用），意外怀孕对艾滋病教育／性教育来说是一种不完善的评价工具。所以，目前国外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教育及其评价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对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染病护理的重视。问题不是儿童需不需要接受性教育或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而是接受怎样的教育。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事实，青少年的性行为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担心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教育会对性行为产生宽恕和鼓励作用而不提供适当和及时的教育、信息和服务不应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