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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1)03-0072-04
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人们识别和反对伪科学的基本理论依据，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1]。中世纪的科学划界观以其“中介”形式完成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化，由经验而理论，由笼统而精确，由思辨而实证，由神化而科学，古代思想的改造和升华，东方文化的多植与融合，正是在中世纪酝酿、酵化、解构和重组，最终都现实化了。哲学和科学如此，作为两者共同关心的“科学划界”亦然。但需说明的是，中世纪划界问题在表现形式上并非是显在的。它或以肯定形式揭示其内涵（如有关科学与迷信的区别，有关科学职能的界定等），或以其否定形式昭示其自身（如有关宗教的本质问题、有关哲学的任务问题等）。因此，这段时期，像丹皮尔所说的“是人类由希腊思想和罗马统治的高峰降落下来，再沿着现代知识的斜坡挣扎上去所经过的一个阴谷”[2]，其结论未必恰当，而黑格尔以“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一时期”[3]的方式来处理这段历史，就更显得轻率了。
一 奥古斯丁
古希腊科学哲学发展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已达高峰，亚氏提出的“溯因标准”、“证明标准”和“语义标准”当为科学划界思想之流在古代时期的最高形式。然而到希腊晚期，伴随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乃至偶像崇拜思潮泛滥，宗教代替科学，迷信代替真理，逻辑论证的指向由求知变为信仰。于是科学哲学逐渐地走向了其反面，有关科学本质问题的认识之旅，亦常以其否定形式迤逦而行。奥古斯丁便是这种否定形式的首要代表。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论旨趣在于从哲学层面上构建起系统的基督教信仰，而非专门讨论什么科学的本质以及划界问题。但我们认为，奥古斯丁有关宗教的本质及其论证方法、知识的来源与标准、自然秩序中的度、数、衡等概念已经分别以否定和肯定形式昭示出了后人所表述的科学本质的内容，他对亚里士多德划界观的继承与光大也规定了日后中世纪对该问题的认识方向。
1.1 思想、信仰——宗教的本质特征。将信仰理性化、思想化，将宗教哲学化、实证化是奥氏毕生的理论旨趣。他反对世人仅仅依靠《圣经》上所铭刻的有关上帝的智慧和真理之说而对造物主加以盲目地顶礼膜拜，也反对古代科学哲学家凭籍理性和思辨探究自然之原因的方法。在他看来，基督徒应当在信仰指导下，利用已有的科学方法，借助逻辑证明工具，去构建宗教真理。
众所周知，宗教的首要前提是信仰，但奥古斯丁认为，信仰不等于没有思想。他说，以赞同的态度思想便是信仰。信仰不是无前提的盲目崇拜，它或以相信权威为前提而思想，或从某种第一前提出发持怀疑、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对对象而思想。为此他区分了四种可能性：一是如历史事实那样只能相信而无需理解；二是如数学公理、物理定律和逻辑规则那样在理解的同时便相信；三是如理性推理那样先理解后相信；四是如有关上帝的真理那样先相信然后理解。“让我们把信仰看作迎接与追寻理论序曲，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4]在奥氏看来，作为最高形式的有关“上帝的真理”虽然要依靠思想而获得，但最终的前提仍是信仰而非经验。因此奥氏这种矛盾的宗教观仍然无法摆脱通行的与科学相对立的宗教的一般特征。故我们说，奥氏在以肯定形式说明科学知识属于“理解的同时被相信”之特征时，又以否定形式诠释了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属性—以非信仰为基本前提的知识系统，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正在于此。
1.2 感觉、理性、伦理——科学知识。毕达哥拉斯强调科学知识的精确与可靠，亚里士多德则通过逻辑推理以说明这种精确知识的无可辩驳，奥古斯丁承继了这一传统，并认为知识的确实可靠性是显见的。但是他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更深一步地追问：科学知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实可靠性？其一，诉诸感觉。因为感觉可以把事物的外观呈现给人们，其直接性、真实性是显然的。其二，诉诸理性。由于感觉常常被假象所欺骗，因而仅仅依靠感觉来判断真假并不可靠，还必须靠心灵（理性）进行缜密的推理。“有形事物被身体感觉所感知，身体感觉不能感知自身；内感觉不但可以感知被身体感觉所感知的有形事物，而且可以感知身体感觉自身；理性却认识所有这一切，并且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定义上的知识。”[5]这种知识不是别的，正是“真理”。但理性又不等于真理，因为它不只是某种事实判断，而是自身蕴含着某种普遍的判断规则，同时这种规则往往又与人的心灵状态和过程有关而带有不确定性。所以就知识等级而言，真理的表现形式有三：一是最低等级的认识对象（思想客体），二是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数理知识），三是永恒不变的上帝（更优越的最高真理）。很显然，奥氏作上述分析的目的还是在为他的理性神学服务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科学知识来源及其确定性标准的说明，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感性与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并视为判断科学知识确定可靠性的标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对各门自然科学的态度上和对自然秩序的探索中窥见一斑。
奥古斯丁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巫术迷信，尤其是反对占术士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兜售伪科学。在他看来，科学的第一定义就是为了实用，但科学若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就很容易被占术士所利用。如天文学作为有关星辰的知识本身并非迷信，也无多少神奇力量，但占术士就极易将其化为预测人和社会未来“命运”的工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奥氏提出了科学的道德标准和服务于宗教的目的标准。显然，他将自然知识用来“解决圣经里的困难”是不足取的，但他将伦理标准引入科学，防止其为占术士所利用，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实践上的有效性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重要价值。在奥氏看来，宗教的意义在于为人类谋求幸福，而要达到这种幸福，教徒除了笃信上帝的智慧、和善、仁爱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道德实践，即以一定的道德秩序规范个人的行为。对自然而言，自然的秩序与道德的秩序本就彼此贯通，和谐一致。自然依据“度、数、衡”形成一定的秩序。事物以衡的秩序安排它的准确位置，它相当于伦理中人的行为的“应当”；事物以度排列成等级系统，对应于伦理中由低到高的各种等级规范；事物以数规定等级的数目，对应于伦理中以善为唯一终极，以“善行”为多种表现形式。因此在科学追求实用目的时更应追求善，用伦理规范约束科学功效。
二 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的理论旨趣虽然在于将科学和哲学统统纳入最高知识的神学体系并为之提供辩护，然而，就在他孜孜矻矻地辨识、解析和甄别三者的界限，并竭力宣扬天启理智高贵至善的同时，结果却走到了期望的反面。因此，在我们考察科学划界逻辑时，托马斯的观点提供了最直接的“反面教材”。
2.1 科学、哲学与神学的分界。为了说明神学真理的必要性，托马斯在《神学大全》的开端就对哲学与神学学科的性质做了说明。首先他列出了两种反对观点：“第一，除了哲学理论，似乎不需要其他理论了。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追求超出人类理智的事情”；第二，“理论就在于论述存在，知识就是求真理，真理与存在是相通的。……所以除了关于自然的学问外，不必要其他理论了。”他反驳道：“除了哲学理论以外，分了拯救人类，必须有一种上帝启示的学问。”因为人都应该“皈依一个理智所不能理解的目的”。同时，“人用理智来讨论上帝的真理，也必须用上帝的启示来指导。”他的结论是：“虽然超出人类理智的事物，用理智不能求得，但若有上帝的启示，凭信仰就可取得。……对事物，从不同的方面去认识，就可得出不同的学问。例如论地圆的学说，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就得出同一的结论。不过，天文学家是对物质采用抽象的数学方法，而物理学家则就物质讨论物质。同样道理，我们也不应该禁止用上帝启示的学问去讨论哲学家用理智去认识的理论。”所以，宗教真理依靠上帝的启示，目的在于拯救人类，谋求“永恒的幸福”，并导引了其他科学的目的趋向这一目的；哲学依靠人类的理智，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并为神学讲情“义理”；科学依靠数学与证实方法等“自然的理性”，目的在于获得有关自然的学问。很显然，科学、哲学与宗教相区别的标准就在于认识的手段和目的的殊异。[6]
与此相联系，托马斯在《波爱修〈论三位一体〉注解》中又提出了另一组划分标准，即依据“远离物质和运动的程度”的不同来划分物理学、数学和神学。“思辨对象中间，有一些在存在上是依靠物质的，因为它们只能存在于物质中。这些对象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在存在和概念上依靠物质，……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物理学”；数学研究那些虽然在存在上依靠物质，但在定义中并无感性物质的地位的概念性对象；“还有一些思辨对象在存在上并不依靠物质，它们能够离开物质而存在。”如上帝和天使、实体、性质、潜能和活动、一和多等，神学的对象就是如此。那么哲学呢？托马斯认为哲学集三者为一身。[7]
托马斯提出的第三组标准隐含在他的有关“上帝存在”的五大证明之中。据赵敦华先生的研究，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属性所作的证明是按照类比推理与因果推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8]我们知道，归纳和演绎作为科学逻辑和科学知识证明标准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得到确认了，托马斯的可贵之处在于区分了两种演绎形式：先天演绎和后天演绎。前者作为“因此之故”的推理并不有效，它是一种将原因（结论）视为第一前提的推理。而后者是从人们熟知的事实出发，由果溯因，属于“既然如此”的推理，故而有效。托马斯的证明方法正是后者。他认为，可以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动力因的性质、可能和必然、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等方面论证上帝的存在。[9]这里如果我们抹去其宗教油彩后便不难发现：第一和第二方面的论证实际上表明了科学的任务在于溯因（近代力学便是如此）；第三方面的论证表明了科学定律的重要特征便是它的客观必然性；第四方面的论证表明了科学理论内部的自洽性特征；第五方面的论证表明了科学活动的计划性与目的性。当然，托马斯自己当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令人惊异的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是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劳作过程中的基本思路恰恰就在于此。即进行溯因推理、从偶然中寻觅必然、确保理论内部的逻辑无矛盾性等等。
2.2 科学认识与科学真理。托马斯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知识来源的观点后，确认了后者的“知识来源于感觉”观点的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外感觉与内感觉，肯定了理智活动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积极意义，进而确立了他独特的科学真理观。
他认为，感觉有内外之分。科学认识首先来源于看、听、嗅、尝、触等外感觉，然后通过内感觉对外感觉获得的有关事物的印象进行通感、辨别、想象和记忆，整理出初步的科学素材。没有感觉的作用，一切科学知识将无从获取，更无法理解，所以感觉也是“为了知识自身的目的”。但是科学认识仅有感觉还不够，必须要有“主动的理智”作为“更高贵的主动力，采用抽象的方法，把从各种感觉所接受的幻象变成现实上可以理解的”[10]东西。不仅如此，理智活动还可通过组合、分解和单纯化等形式将多种可感质料进行科学抽象，剔除偶然成分，溶解有形形式，综合个别特例，最终得出纯粹、普遍的科学真理。由于真理与理智有关，因此，托马斯对真理的看法也是独特的：“真理只在理智之中。……理智中的真理就在于理智和所了解的事物一致。”若两者不一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理智发生了变化，二是事物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将会变为错误。[11]这里，托马斯的真理观倒成了“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和“观察渗透理论”的先声。托马斯的科学认识和科学真理观给我们的启迪是：感觉的真和理智的效之统一是科学认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理性”，任何无视感觉真实存在仅凭“意念”作用或仅凭“眼见为实”而无视理论作用得来的“科学真理”都是不可靠的。
三 罗吉尔·培根
科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而独立当自培根始。在划界问题的认识上，培根明确提出了数学和实验原则，这既是对毕达哥拉斯派和哲理科学家学派的划界标准的明晰化和系统化，也是日后西方自然科学得以产生和拓展的两大基石。同时，有关真理认识过程中的障碍分析、对人们识别非科学也不无启发功效。
3.1 实验、数学——科学的生命之源。培根认为，“获得认识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经验。”但是，由推理得出的知识未必就确实可靠，“它也没有消除怀疑，使心灵可以安于对真理的直观，除非心灵通过经验的方法发现了它；人们对于能被认识的东西有许多论证，但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便忽视这些论证，因此既不知道避害也不知道就利。”为此，培根针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证明乃至使我们得以认识的推理说做了补充说明，即科学的认识除借助逻辑上的归纳与演绎外，还必须“通过经验而认识了理由和原因”。那么如何使人的经验更系统更精确呢？培根的回答是：借助实验。“凡是希望对于在现象背后的真理得到毫无怀疑的欢乐的人，就必须知道如何使自己献身于实验。”他曾以人们习惯中所相信的“用山羊血才能切开钻石”、“海狸香是雄性海狸的睾丸”以及“在容器中热水比冷水冻结得更快”等案例说明“所以一切事物必须通过经验来证实”，由实验去检验，否则就不能成立。[12]在培根看来，实验科学具有实证性、工具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因而离开实验所得到的科学知识未必可靠。演绎推理只是科学知识确实可靠的必要条件，而实验检验则是其充分条件；思辨与学艺并不能使科学窥测到自然的奥秘，唯有高于此的实验方能透析自然的真实过程，洞察过去，晓知未来；此外，实验作为人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效用性，如医学实验可发现疾病的诱因，延长人的生命，技术实验可发现新的军事武器等等。也许正是他过于强调实验的重要性，致使他对炼金术的“实验”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与实验证实标准相联系，培根十分重视数学对于科学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学由于其精确、可靠，将使人以“能够达到没有错误的完全真理以及在各方面都无可置疑的确信”。因此，数学是开启其它科学大门的钥匙，其它科学都应当以数学为模式。我们知道，人类在认识自然奥秘过程中，不仅要求得其质的规定，更要力图找出其量的关系，才能确保所获得的自然知识精确可靠，这一传统自毕达哥拉斯创建，经柏拉图深化，到培根这里已规定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标准了，而350年后的另一位培根实际地重复了上述观点。
3.2 权威、习惯、成见和虚夸——非科学的表现形式。罗素指出：“科学，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与炼金术混为一谈，并且，被人认为是夹杂着妖术或魔性；培根经常因异端和魔法的嫌疑而遭到祸害”。同时，由于“他惯于对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施以轻蔑的批评”和“抨击了僧侣的愚昧无知”，致使他的一生命运坎坷。[13]事实上，罗素所描绘的这一情景就体现在培根对当时流行的多种非科学现象的毫不妥协的批评上，其分析之精当、言辞之辛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启迪。他在《大著作》一开始就说：“在掌握真理方面，现在有四种主要障碍，它妨害每一个人，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无法弄清楚对他所学的问题，而总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以及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傲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一切非科学的结论往往总是以“引证我们前辈的权威，这是习惯，这是一般的信念”为前提，从而确认其正确。可怕的是还有人“并没有名符其实的认识，他还是无耻地夸耀它”，更坏的是“人们受蔽于这四种错误的迷雾而不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反而以各种谨慎的循辞来保卫它，以致找不到补救的方法；最坏的是：虽然他们在错误的最浓密的阴影里，他们却以为自己是在真理的充分照耀下”。[14]很显然，培根所说的非科学的四种表现并非无的放矢。崇拜权威、恪守传统、盲目信仰、不学无术的夸夸其谈正是当时经院学术氛围下芸芸众生的真实嘴脸。若我们再将思路予以引伸，这对时下中国的社会乃至学术圈内的某些“大师”们所宣扬的“新科学”、“意念场”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不也是当头一喝吗？！
四 司各脱与奥康
4.1 司各脱的科学“四标准”。司各脱的科学观对于培根和奥康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培根强调以实验手段获取科学知识并确保其真实可靠，司各脱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在肯定“证明科学”（由演绎而来的必然知识）具备确实可靠性的同时，更强调了前者也具有必然性。他在解释亚里士多德有关“科学”的定义时提出了4条标准：具有必然对象、确定性、以证据为基础、三段式推理的方法。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科学知识结论的确定性以第一原理的可靠性和推论的合理化为前提，而由于归纳是由个别推向一般，因此其结论的普遍性值得怀疑。对此，司各脱作了重新解释：“我们从较小知道的可感事物开始上升到关于无形事物的知识，这些更可理解的事物构成知识的原则。”这样，人脑在进行归纳时，虽然一开始是对偶然对象进行认识，然而就在这一“上升”的过程中偶然逐渐变成“无形”、“更可理解”的必然。确定性是指无错误和无怀疑性。由于演绎和归纳都是以必然的对象为基础，若推理正确，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也就无庸置疑了。就证据而言，科学离开了证据便成了无源之水，归纳与演绎过程都必须以可靠的证据作依托。不过，在这里司各脱未能真正理解演绎中的“证据”（词的意义）与归纳中的“证据”（经验事实）的区别。至于三段式推理，司各脱认为归纳推理也能满足其要求。“任何被重复经验到依赖于一个不随意的原因的现象是这一原因的自然结果。”[15]也就是说，重复经验归纳的结果可视为三段式的大前提，因原因而出现的事物可视为小前提。所以归纳知识由于上述标准之故而与演绎知识具有相同的性质——科学性。
4.2 奥康的两条划界标准：经验证明与逻辑自明。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概念，如果说司各脱的思想核心是想婉转地肯定归纳知识作为演绎知识的一种“补充”形式同样具有科学性的话，那么奥康则更为明确地将其提升到与演绎知识相等同的地位，并肯定其可靠性。在奥康看来，直观的自明性和三段论规则并不能确保证明科学的可靠性，因为基于直观的命题同样包含了偶然因素，直观到的证据（经验证明）与纯逻辑证明（演绎推理）分属于并列平行的两类知识系统，证据不能给予逻辑所需要的必然的自明性，逻辑也不能给予证明提供辩护。为了说明这一点，奥康首先逻辑地分析了科学的对象不是具体事物，而是命题。依据命题中的词项所指代的对象不同，可划分为两类科学：实在科学和理性科学。前者的记号项所代表和指代的是事物，它作为个别事物的“自然符号”本身就包含了事物的普遍性；因为“共相是对个别事物的指代”。后者指代的则是没有人称指代功能的“另外一些东西”（如语言科学），它以物质形态的普遍约定符号和规则为对象。在明确了科学的对象及其普遍性之后，奥康进而认为，单个命题还不能形成科学知识，只有对命题的真假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才能形成科学知识。这里又延伸出两个问题：一是命题真假的判断标准，二是判断命题真假的方法。奥康认为，“一个命题被说成是真的原因是它按事物所是的那样表示事物”，即命题真假的判断标准是看命题的内容与事实能否相符。而判断命题真假的方法则有两种：一是依据组成命题的词项关系，二是通过知道词项是否与事物有对应关系而知道命题是否正确。由前者得来的知识被称为自明知识，它来自直观认识；由后者得来的知识被称为证据知识，它来自抽象认识，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的东西了。[16]
由于自明知识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推理，命题的主词、谓词以及三段式中词之间的必然联系显示了其逻辑的自明性，因而一切无逻辑自明性的命题和概念，或者不能用自明性命题证明的东西应当从科学中加以剔除掉。同样，由于证据知识是凭借词项与事物的对应关系（是否与经验事实相符）以保证其确实可靠性，因而缺乏经验证据的命题和概念，或不能用经验证明来解释其原因的东西也应当从科学中加以剔除。科学之为科学只有这种标准，舍此任何一条标准都是非科学。像神学中的所谓“上帝存在”的证明，既无经验证据，又不能从自明原则推演出来，因而是非科学的论证。至于神学中的其他命题，则多是以无庸怀疑的信仰或权威的命题为依据的，它既不要求经验证实，也不要求逻辑证明，因而也是非科学的。由此可见，奥康的划界标准不仅在当时促成了科学与神学的最终捐别，而且成了近代经验论和科学精神的前驱。同时，当代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的“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在奥康这里我们亦已经找到了思想的影子。
【收稿日期】200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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