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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我认为是确定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即在我国重新构建经济学的关键取决于以什么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如何看待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法、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
一、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这里的经济学是指理论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经济关系？它是指经济发展还是指经济制度，是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的制度，还是指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从商品交换和市场产生以来，经济学一直把市场中人与人的关系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人们使用“商品”、“货币”、“贷殖”等范畴来揭示这种经济关系。古希腊时代色诺芬发现了货币的购买职能和贮藏职能。（注：转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 页。）亚里斯多德则把财富分为“使用价值”和“货殖”两类，“由于货殖，财富与所有物似乎没有界限。”（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4页。 ）到了近现代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价格理论、资本理论等，都是以市场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是因为（1 ）市场经济关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里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与人的关系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直至发展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相反，自然经济关系却相对简单明白，在那里，人们所生产的产品直接表现为社会产品，不需要借助于商品交换的形式，经济关系直接了当。因此，古往今来的经济思想家和理论家，都主要把市场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至于计划经济年代里理论家的努力，由于时代的限制另当别论。（2 ）经济学成熟的时代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成熟的时期，由于时代的需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自然会集中于市场经济关系。
现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萨缪尔森指出：“目前，经济学者们都同意一个类似下列的一般定义：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注：萨缪尔森：《经济学》上，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如何更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和分配各种商品。显然，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市场经济关系，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马克思声明，他所撰写的《资本论》，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从大类来说仍然可以归为“市场经济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无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就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市场经济关系，只不过是研究的重点不同，抽象层次不同，观点和立场不同。
有人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但马克思研究经济制度并未离开经济运行，例如，研究价格、供求、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运动规律，研究资本积累与再生产发展的趋势，研究经济的周期性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也并非没有制度分析，例如，他们也研究所有制从私人所有到“混合经济”的发展，也研究市场竞争与垄断制度，也研究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所以，这两类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是统一的，前者研究的制度可以说是经济运行的制度，后者研究的运行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运行。差别仅在于立场和观点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不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经济制度还是经济运行，这是无关宏旨的，重要的是它们都属于市场经济关系。
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
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注：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中国书评》1995年第9期。）， 有的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经济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注：樊刚：《“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究竟“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能否成立，如果能够成立，它的确切含义应当是什么呢？
回答这一问题涉及到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涉及到它的研究方法。从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学，世界上可能就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 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的，即都研究市场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象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不错，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的，但经过经济学家的思维，就不具有国别特征了。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能具有国别特征了。
强调经济学基础理论无国别差异性，并不否认经济学的其他差别。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之间会有内容、方法和观点上的差别，甚至会形成各种流派。但这种差异与国家的不同无关。一个国家可以分成不同学派，不同国家也可能属于同一学派。学派是永存的。但学派不可能以国划界。在一学术自由的国度，永远不可能只有同一个学派。就学派角度来看，也不可能有所谓统一的“中国经济学”。而就主流经济学来说，却可能存在“中国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中国学派”。
有人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意在表明经济学的阶级性。中国现在坚持的和将来建立的经济学属于无产阶级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注：魏埙：《现代经济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4页。）目前，在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面大旗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至少中国主流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成为区分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对于明确目前经济学在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它也有一定副作用，即拉大同西方经济学的距离。谁要一靠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学习、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有模糊两大阶级营垒界线之嫌。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还能否真是一门科学？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庸俗化，“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已经敲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当代经济学理论阶级性与科学性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值得专门讨论的问题。
三、中国要创立怎样的经济学
中国虽有5000年文明历史，但古往今来在经济学领域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治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致。今日中国的情况已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科学研究的禁区已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学家完全有可能参与经济学的重新构建。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再创新的过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方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经济学时曾指出：“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他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种可怜的时期，现在这种时期该结束了。当前，同国际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也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中国的经济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参与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就象马克思当年吸收和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那样。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把市场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化的比例也只有50%，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即使本世纪末，中国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也还是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距离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有相当的差距。当然，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都属于市场经济关系，它们有共同的经济本质和规律性，但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也有自己特殊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学家要服务于本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并对世界经济学基础理论有所贡献，应当瞄准发展中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目标，参与新经济学的创造。在这一领域，中国经济学家具有优势，可以大有作为。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没有阶段性，这似乎不符合逻辑。既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市场经济是有阶段性的。这一对象反映的理论形态也应该是分阶段的。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4-145页。 ）马克思的和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着重研究发达阶段的市场经济关系，对于发展中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几乎还是个空白。这一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一则是因为某些所谓现代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现实，二则是对于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研究将有助于发现适合于一切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从而对全世界经济基础理论作出贡献。
发展中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关系。它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不仅要研究转轨经济，而且要研究市场经济成长规律；不仅要探讨这一阶段的企业制度、市场规则和宏观调控体系。而且要考察其特殊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形式与进程，要研究制度与发展的关系等。在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应否包括生产力或财富增长。当然应当包括，不过，不是把生产力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也不是平列开来，而是要把生产关系作为核心，研究利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怎样利用这种生产关系来推进生产力或财富的增长。有的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理论经济学应当“强化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当然，作为理论经济学起步的最初步骤，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路。但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关系，无论它怎样新旧体制“矛盾交织”、许多矛盾又“尚未暴露”，从而研究难度大，需要若干时日，但它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它正是发展中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如果回避这一研究，而把“发展问题”置于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地位”，（注：谷书堂、赵农、宁咏：《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这样， 无异于取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代之以“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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