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后的加伦将军
□刘旭
加伦将军，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帮助孙中山创建了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党军，辅助蒋介石筹划和幕后指挥了北伐战争。后来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加伦愤而回国。离开中国后，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都与中国有关。
/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
国民革命军的“幕后指挥”
1924年，孙中山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主张，并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考察联系，希望苏联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援和指导。当时首要任务就是要求苏联派出军事专家，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具有鲜明政治性、纪律性的新式军队。苏联方面也对此高度重视，经过反复酝酿，给孙中山派出了一位闻名全苏的英雄将军担当此任。这位将军就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苏联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中名列第二，也是获得战斗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第一人，更是苏军中神话般的英雄人物，号称“远东军魂”，还是被西方冠以“黑色面具”的人物。来到中国后，布柳赫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就借用了在哈尔滨长大的妻子的姓氏，化名加伦。从此，加伦这个威名竟然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大多数中国人都忘记了这位传奇将军布柳赫尔这个真实名字。
2017年9月，李高明做了他从莫西学校毕业后最重大的一次选择，他退出了之前的合作公司，独资创立了昆明哈尼染化妆品有限公司。
1924年10月和1926年5月，加伦将军受苏联政府的委派，两次来华担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黄埔军校顾问组长，在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当加伦将军首次率领上百名苏联军事教官到达广州后，立即与孙中山见面，他先是系统介绍了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主张兴办新型军校，创建国民革命军，并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这些建议都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和支持。他所带来的随同人员分布于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等各个教学岗位上。这些苏联教官们大都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有的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有的从事军事教育多年。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传授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以及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积极地把党代表、政治工作等全新的制度，推广到了孙中山组建的新式军队和黄埔军校里，给新生的黄埔军校和革命政府带来了一股股新鲜的血液。
到达中国不久，面对动荡的广东局势，加伦将军立即建议组成军事委员会，组织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并亲率部队横扫对手威震东江，使得当时认为孙中山没有实力的人不得不重新估量广东革命军。他还曾在一次战役中设计6套应急方案应对敌军，并代替胡汉民指挥部队，一举全歼两万叛军。特别是在北伐战争期间，加伦将军亲自参与制定了“先湖广，后江浙”的总战略，并多次亲临叶挺独立团等北伐军精锐部队的战斗前沿指挥，而战局也果如加伦事前所预计的那样，北伐军连下长沙、武汉、南昌等重镇，饮马长江。加伦将军的威名一时震动大江南北。甚至当时上海的一些外国媒体竟然评论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只是苏俄将军加伦的傀儡。然而，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一派大好之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逼走并下令通缉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却希望加伦将军能够留在中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加伦憎恨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化装成外轮上的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1932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以朝鲜族居多的珲春地区被划入日本朝鲜军的防区。1938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局局长留希科夫叛逃到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从他的口中获得了“有关苏联远东集团军的宝贵资料”，并据此判断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因肃反而受到很大影响，军心也不稳定。日本陆军一下子蠢蠢欲动起来，尤其是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都期待有机会与苏军较量一下。其实，为了减少留希科夫叛逃造成的不利因素，苏联方面也立刻对远东边防部队进行了大调整，并派出特派员到达远东，严肃要求远东红军领导层加强边境防务，其中留希科夫叛逃时所利用的波谢特—珲春国境线是头号重点，而处于中朝苏三国之间的制高点张鼓峰立刻成为了双方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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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心中的“永远之痛”
加伦将军于1927年8月回国后，首先恢复了布柳赫尔原名，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他在中国的军事外交活动，授予他第四枚红旗勋章，苏联国防委员会也立即任命他为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他甚至没有来得及休整，就积极参加了苏联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使苏军的防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他仅在乌克兰军区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就再次重返远东地区指挥作战，而这次作战的对手则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中国军队。
土壤样品的布点参照《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中“农田土壤背景值调查”。土壤样品制备参照《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中的“样品制备”。重金属检测方法参照《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GB/T 22105.2—2008）和《土壤质量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原子荧光法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GB/T 17141—1997）。判定标准参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1938年7月9日，苏联内务部队首次登上无人戍守的张鼓峰。随后，日军大本营立即意识到，苏军占据张鼓峰就等于拥有了可以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地，已经把伪满洲国、朝鲜划为自己殖民地的日本人不干了，不久就做出反应。15日，到张鼓峰附近侦察的日本宪兵伍长松岛被苏军击毙。但是，由于日军正准备进攻武汉，难以双线作战而大规模地与苏军冲突。于是日军大本营只好指示日本关东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命令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把预先动员的部队集中在图们江西岸朝鲜一侧，随时准备出击。同时，日本内阁指示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进行调解。苏联明确表态，不可能从张鼓峰撤军。重光葵的外交斡旋陷入了僵局。日军大本营痛下决心：夺回张鼓峰。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在这种外交气氛的鼓舞下，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决定推翻沙俄强加给中国、苏联予以继承的相关不合理条约，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战事随即爆发，起初只是小规模的冲突，从1929年7月到11月初，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准备充分的东北军取得了不少胜利。苏联也明白，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争。于是，正如张学良所说，苏联“换来了加伦”。8月6日，苏方以远东部队为基础，迅速成立了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4万余人，下属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而且装备精良，拥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8坦克，司令员即是布柳赫尔。到任以后，布柳赫尔立即于1929年9月17日签署了命令，指示特别远东集团军必须马上进驻国界地带，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因为他多年在国民革命军中服务，所以对中国军队人员素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了如指掌。所以，他经过认真分析形势，深入了解对手，决定努力克服苏军远离后方大本营，在远东力量相对薄弱且后勤支援、地方支持都很困难等现实难题，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以显示苏军完全具备保卫中东路的决心和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决心组织所属部队分东线与西线两路同时进攻，东线为同江、富锦的黑龙江江岸一带，西线集中在满洲里一带，即分别进攻中东铁路的东西两头。随后，苏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十几万东北军远非4万苏军的对手，战死及被俘9000余人。苏军乘胜进占了满洲里，炸毁了中东铁路隧道，对铁路沿线的通讯设施进行了破坏，还击沉多艘中方战舰，并扣留了一些民用船只。11月6日，苏联方面逼迫张学良签署了城下之盟《中俄伯力草约》。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之所以惨败，当然有双方部队实力差距较大、苏军武器装备远优于奉军、国民政府由于准备中原大战无法提供事先答应的支援等众多客观原因，但是布柳赫尔基于对中国国情、军力充分掌握的指挥和筹划，更是起了关键作用。
关东军眼里的“冷血恶魔”
气象观测系统由气象铁塔风温梯度测量系统、地面气象诸要素自动观测系统、监控系统平台3个部分构成。该气象观测系统采用先进的观测设备对大气状况不间断、系统地观测和数据收集，并把所得数据存储和处理，提高观测准确性，对天气状况作出预警预报，为现代化农业生产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服务，帮助农业管理部门应对各种气象灾害，避免或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撑起一把保护伞[3]。
当时的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布柳赫尔及所属远东特别集团军的战功，500多名官兵被授予红旗勋章。自此，这个集团军开始改称“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这是苏联军队中一种极其光辉的集体荣誉。布柳赫尔则再次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呈送的报告中指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在保证我国边境免遭中国军阀仆从军部队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犯的事业中，由于该集团军司令员布柳赫尔同志的出色而干练的领导取得了赫赫战功。因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请求授予布柳赫尔一枚红星勋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0年5月13日做出决定，授予布柳赫尔第一枚刚刚设立的“红星勋章。”至此，他成为苏联第一个获得五枚红旗和一枚红星勋章的英雄。其后，他又于1935年成为首批穿上了苏联元帅军服的将军。虽说是各为其主，各为其国，但是布柳赫尔利用其对中国的了解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中东路事件也同九一八事变一样成为张学良心中永远的痛楚，甚至也成为九一八事变的隐形激励因素，因为关东军由此看出了东北军的外强中干。
7月30日起，日苏双方展开对沙草峰、张鼓峰等高地的反复争夺，并不断增加兵力。日军参战总人数近7000人、火炮37门，苏军在战斗行动地域集结了1.5万余人、237门火炮、285辆坦克，另有250架飞机支援苏军地面部队行动。而苏联方面的总指挥就是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柳赫尔。他充分运用了手中的两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旅，并将红旗太平洋舰队也动员起来，封锁了图们江口。布柳赫尔将苏军的总攻选在了8月6日，这是苏联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成立9周年纪念日。最终，在苏军连续猛攻下，8月10日入夜时分，伤亡惨重的日军终于支撑不住。恰在此时，珲春遭受191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图们江上的两座钢筋水泥大桥均被冲垮倒塌，公路交通陷入混乱。本来日军第19师团的铁路交通线就因苏军轰炸而困难重重，如今公路运输又陷入瘫痪，这使得日军无力再将战斗进行下去。同日，日本政府授权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8月11日，根据日方的建议，双方停止战斗，苏军控制了张鼓峰，占领了沙草峰；日军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一向坚持的边界线。而后，双方签署协定书，领土维持现状不变。虽说苏联彻底打服日本关东军要在一年以后的诺门罕战役，张鼓峰事件还是让骄横的关东军吃了一惊，而布柳赫尔高明的战略眼光和集中优势兵力猛烈进攻的冷血作战方式也好好地给日军上了一课。只是交战双方都没有想到，这一事件竟然成为布柳赫尔被清洗的理由，一代战将就此陨落。
斯大林清洗的“重要目标”
1937年苏联开始内部大清洗，战功显著的布柳赫尔是名动苏联国内外的著名元帅，起初并没有被触及。但张鼓峰战役成为打击他的借口，有人受命诬陷布柳赫尔经常酗酒，下达错误命令，造成重大损失，甚至连他穿白色军便服也被说成是向敌人暴露司令部的位置。布柳赫尔在张鼓峰战役结束仅仅一个月后即被解职，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被改编为两个特别集团军。受命回到莫斯科后，国防人民委员伏洛希罗夫通告他：调离远东，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理，暂时保留元帅军衔，前往索契“疗养”。10月22日布柳赫尔在索契被苏联克格勃便衣特工人员逮捕，押往莫斯科列弗尔托沃监狱。
在审讯中，由贝利亚亲自出面向他宣布了事先设计好的“罪行”：1921年就开始在大连当上了“日本间谍”，参与了“军人法西斯阴谋案”。贝利亚说布柳赫尔“过去的同伙”已经交代了他在远东的破坏活动，由于内务人员委员会采取了果断措施，才使得他这个“头号敌人和可耻叛徒逃亡日本的计划未能得逞”。审讯人员引诱他，如果服罪，就判10年有期徒刑，还有可能减刑。布柳赫尔宁死不屈，对诬陷逐个予以驳斥，坚决拒绝在捏造的材料上签字，并反复强调自己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随后，布柳赫尔被残酷拷打和折磨，双眼被打坏，一只眼珠滚了出来，并最终惨死于列弗尔托沃监狱。1939年3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其死后判决布柳赫尔枪决并没收全部财产。由于布柳赫尔在国内和军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当局不敢宣布他已死亡的消息甚至不敢公开指责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人民根本不知道这位元帅早已不在人世了，仍以为他改名换姓，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地方。
不论加伦将军离开中国后行动如何，遭遇如何，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他评价也都颇高。作为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蒋对他评价极高，即使台湾在冷战高峰期（1957年）出版的反共名著《苏俄在中国》中，加伦仍是唯一获得正面评价的苏联人。蒋介石曾回忆道：“这位加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蒋介石还曾说过：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办法，恐怕国民革命至今还不能发生。叶剑英元帅也与加伦将军相交甚笃。二人在中国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相识，并在黄埔军校和东征北伐战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第三国际东方部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营地设在离伯力18里远的红河。当时叶剑英正留学苏联，也到远东去练兵，受命担任布留赫尔营营长，时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加伦深知叶剑英的才华，执意留他在远东司令部工作，后经叶剑英一再要求，加伦才同意他去红河，与刘伯承一起训练部队。其间，加伦曾多次去红河训练基地看望叶刘二人和中国游击队的同志们。1930年，叶剑英从苏联返回中国后，再未见过加伦将军。1957年12月初，叶剑英率军事友好代表团到远东军区进行访问，在伯力，他忆起旧友，不禁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歌颂加伦将军的七言绝句：“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