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试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一股哲学思潮，对西方知识界、学术界和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为弄清这股思潮的由来，并给予恰当的分析评论，有必要探讨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
一、一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无产阶级革命严重受挫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
谈到马克思主义，不可以不提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是在产业革命后第一次无产阶级斗争高潮的推动下参加工人运动的。他在二十多岁时就逐步清理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遗产和蒲鲁东的政治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和社会历史观。而恩格斯则通过对英国阶级状况的现实批判，导致了共产主义思想。马、恩二人在1848年欧洲大动荡的前夕合作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参加该年国际性起义的极左翼队伍而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斗争。马克思参与了建立第一共产国际的工作，使之成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并担任了领导职务，以此为背景，他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对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工人政党进行有力的指导，确定了将来无产阶级国家的总原则。恩格斯则在马克思一生最后的岁月中以及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指《反杜林论》及其后的有关著作），使之成为欧洲人民的政治动力。七十多岁时他主持了第二共产国际，在他领导下，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欧洲大陆各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
马、恩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和发展，还包含了那个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这些人包括梅林、布里奥托、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真正使其有所发展的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的继承人。以列宁为代表的理论新人比他们的前辈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写下了有相当影响的著作。而且这些年轻一代的理论家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党领导中起过支配作用。新继承人的上述社会特征使得他们的理论较之前辈有了更大的实践操作空间。
由于20世纪初以来整个历史进程的加快，新一代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向：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明显变化产生了垄断和帝国主义，这需要作持续的经济分析和说明；其二，马克思的著作首次受到来自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伯姆·巴威尔的批判，这需要给予反击。
值得强调的是列宁的理论贡献。他作为一名领袖，在组织上和策略上系统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理论，这一理论大大扩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结构。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列宁创造的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极其有力地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宣传和鼓动相结合、领导罢工和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组织、处理民族自决问题，阐明国内和国际危机、对付各种偏向、利用议会工作，准备起义袭击等特殊方式——所有这些不仅是“实际的”手段，而且也代表了在新形势下认识和理论的新进展。
到此，我们也许可以概括出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是什么了。总的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在他们不同的时代，其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即总是以研究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为主题。这一传统一直坚持到斯大林时代。然而，这一传统伴随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无产阶级运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普遍严重受挫而受到影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分裂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吵吵嚷嚷地选择了社会沙文主义并支持各自的帝国主义政府；梅林仍坚定拒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行为打交道。在年轻一代中，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布哈林全力以赴地抵制战争并谴责互相争斗的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背叛行为（这些组织已站到了阶级压迫者一边）；希法亭起初在议会里还反对战争，但不久就自愿应征入伍，参加了奥地利军队；鲍威尔则迅速地参加服役，去东线与俄国作战。恩格斯所珍视的第二国际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在一周之内就遭到了解体。
如果说一战的爆发仅仅导致了理论主体的裂变，那么一战的结束则导致欧洲发达地区的大革命浪潮的失败。事实上，在此期间除了在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并维持住外，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势力都显得非常强大。当时对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威胁的是德国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群众运动，但伴随着卓越领导人卢森堡的被害，伯林的一月革命遭到镇压。在意大利，战后不久曾爆发了一次重大的无产阶级起义，社会党所发动的革命曾一度席卷都灵，但在汹涌膨湃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中，很快被自由党政府和资本家的反击措施所瓦解。在奥地利，声称最忠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不但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还借口防止协约国的干涉，逐步从上面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匈牙利，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仅存在6个月就被罗马尼亚军队镇压下去。
总之，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势变得愈来愈动荡，使得俄国以外的工人阶级在战后革命大危机中明显处于下风。结果是俄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处于这样的境地：缺乏阶级和政党活动的支撑基础——这导致了一些心存善良的纯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化运动；课题选择有意无意地指向在当时不那么敏感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以外的）领域——这或许是一种策略上的无奈；研究者之间那怕是学术上的往来也很有限——这往往是革命遭受重挫时的直接后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随着这种状况延续到二战及二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么不可能产生真正传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要产生也只能是另一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的确开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治世良方的理论思潮，这股思潮在内容上，已越来越不把传统的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学术，转向哲学，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文化问题的强烈关注。这股思潮就是我们今天常提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二、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操作严重教条化倾向而导致的理论研究的“逆反”
俄国在1917年革命迅速取胜后，接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涉和1918年～1921年的内战。在这史诗般的历程中，是列宁的著作提供了理论指南。在列宁身上，政治思想和行动空前绝后地迅速合成为一体。从《四月提纲》经《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直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和《论粮食税》，这些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创造性地体现了新的方法论准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除了列宁的著作，当时俄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段英勇的时期里，应该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于上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努力，不仅得到了坚持，而且也得到了发展。
但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这种发展前景很快就受到影响。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残酷打击使苏联蒙受了重大损失。经济上，不可能从欧洲发达国家指望得到任何救援；外交上，遭到孤立；国内生产方面，工业破坏严重，农业荒废，农民普遍不满。更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国际政治交往的冷落，国内政治状况也开始危急起来。党内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愈见加剧，官方的沙文主义风气也日益浓厚，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风气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并已经开始影响到人民群众真正地参与政治实践。这些虽然最终被列宁所觉察，但却为时已晚，因为他在1922年已病重不起。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由于其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出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第三国际难以避免的出现部分“斯大林”倾向，使得它下属各党的政策很容易地屈从于苏联的政治需要。以老大自居的苏联共产党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颐指气使所造成损失也是相当大的。中国革命最惨重的损失是王明路线造成的。王明所犯的错误——过高地估计城市无产阶级力量，过“左”的军事决战路线，以及过于严重地看待革命队伍内部的不纯洁性而导致的大规模肃反运动等等，都源于执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路线，或至少都与共产国际有关。王明本人的教条主义行事准则，也和当时共产国际的以一国经验代替所有不同国家实际的教条主义做法没有区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随着苏联红军战胜德国军队推翻纳粹统治并顺势建立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而得到彻底扭转。
在当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相反，也许是受美、英民主传统的影响，大部分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倒退到军事或警察专政。在发达的工业化世界里，建立在充分普选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变得比较稳定和正常；由于实施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没有再出现象20年代和30年代那样的灾难性经济萧条；相反，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繁荣。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那套僵硬的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虽然在斯大林逝世后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其基本结构基本没变。虽然经济增长在就其低起点而论还是迅速的，但这对资本主义总体发展水平却构不成明显的比较优势。正是这最后一点，使得苏联模式的示范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
显然，在这个严峻世界现实面前，人们将提出问题：苏联模式代表什么？它真的像它所说的那样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如果是，它为什么这样没有生气（至少没有马克思所预见的那种生气）？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在多种历史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所撰写的著作和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结构，他们常常包含着对苏联控制下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操作的“逆反”心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活力，但却不能接受和容忍按苏联的模式，甚至对苏联早期的缔造者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拒不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苏联理论模式的反拨或“逆反”，直接导致了两大后果：一方面，它使得前面我们所说的传统主题的转移变得更不可逆转，也就是说他们借口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经典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已不再重要，倒是马克思的另一些鲜为人们重视的思想和观点（如异化的观点、主体实践论的观点）更能诠释所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基本理论问题束缚，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坚持的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呈现了多元化的结构：卢卡奇和柯尔施喜欢谈“总体性理论”；葛兰西却侧重于“国家学说”；法兰克福学派则擎起多面旗帜——霍克海默尔和多尔库塞的“社会批判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等等；赖希独辟蹊径提出“性革命”；弗咯姆则要“逃避自由”，萨特则主张“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上种种，各理论大家除了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仍是对付资本主义社会弊病行之有效的手术刀这一点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概念系统和逻辑体系。以致于直到今天，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应当怎样在理论上加以规定仍未有定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形态所作的转变是显著的，这种转变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区域特点。其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整个转型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结果和影响均不同，对大多数经历了两次大战洗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来说，所产生的心理感受亦不同，各自对问题的把握和强调亦不同，故所提出的理论给人以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感觉。从区域特点来看，这些思想家们与传统的理论家不同，除卢卡奇和他的学生戈德曼来自东欧外，大部分人都来自西欧发达国家或地区。葛兰西早在一战前就是意大利社会党的积极分子；马尔库塞在1918年就加入了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阿多诺也是德国籍，虽然直到纳粹于1933年掌权时才转向马克思主义；萨特和阿尔都塞都是法国著名学者；即使匈牙利籍的卢卡奇本人，幼年成长期也是在海德堡度过，文化素质中也是德国成分居多；戈德曼整个时代也都是在法国度过的。上述理论家们的区域性特征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并不构成直接的显性因果联系，但注意到这一特征，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是“西方”的原由。
三、理论和实践愈益分离的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认识论角度看，它的特点是与革命实践相脱离的理论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环境中。在其国内，他们大都不能融入本国无产阶级并参与其运动；在国际上，他们又缺乏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理论论坛来彼此交流，而这与一战以前的老一辈的革命家的情况是很不同的，老一辈革命家均属于各自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掌有一定的领导权力，因而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较有机会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前面所说的历史和区域原因，其所发生的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并不是立即发生或同时发生的，而是在巨大的历史惯性和环境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发生的。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的脱离状态才愈益明显。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他们也都是当时革命阶级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只有与这种政治背景相联系，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理论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联系性。
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有时候是从理论家和实践主体的割裂开始的。上面提的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命运就非常象征着他们后来岁月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卢卡奇早在1919年就出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教育的副人民委员，192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了一个著名的《纲要》，其中不仅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观点，还表达了过渡性民主主义的倾向，因此，他受到来自共产国际清除出党的警告，为避免被开除，他不得不公开检讨，并不再能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工作。1929年以后，卢卡奇已对政治不再能有大影响了。柯尔施1923年以共产党身份出任图林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后又担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代表，1925年担任过议会左翼领袖之一，1926年被开除出党，主要原因是批评苏联与资本主义和解的外交政策。1933年，由于纳粹上台，他只得流亡斯堪的纳维亚，后又去美国，实际上已处于与革命实践完全隔离的状态。葛兰西1921年参加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成为党的领导人，但在1926年就被投入墨索里尼监狱，过了9年非人的岁月，使他因而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地下生活隔绝。在国际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下，加之对共产国际做法的不适应，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三位重要人物先后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的鱼水关系阶段的结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福研究所，这个汇集了最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机构，该所曾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尽管该所在组织机构上与政治无关，但也许正是这种无关使得该所在整个20年代可以专心致志于工人运动传统或经典问题的研究。有趣的一个事例是该所在发表卢卡奇和柯尔施著作的同时，还发表了格罗斯曼和梁赞诺夫的文章，形成了2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特有的“西方”和“东方”的对话现象。但在1929年该所的老所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林贝格退休后，哲学家霍克海默尔一上任就宣布该所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考虑。1932年研究所停止发行具有为无产阶级运动摇旗呐喊性质的杂志——《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更改为《社会研究杂志》，这意味着以经验调查作补充的“社会哲学”将成为该所的研究旗帜。由于该所的这种带有主动右倾折衷性质的立场转变，霍克海默尔麾下聚集了一批各色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群良莠不齐的人物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两个人：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霍克海默尔本人从未公开加入过任何工人阶级政党，马尔库塞则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有点联系，阿多诺就基本上与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关系。研究所的这批新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前途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纳粹上台后，他们流亡到瑞士，后又转到美国，这是一个就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允许存在的新环境。这种环境似乎证实了这些人的怀疑，于是，他们不得不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顺应当地的学术气氛——该所的日常工作转为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社会学调查，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即使该所于1950年迁回了法兰克福，事情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市场的法国，也发生了类似上述的过程。1914年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理论是谈不上什么贡献的，一战前居然没有一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所写的重要理论著作被译成法文，更不用说法国社会党对《资本论》价值和意义的忽视了。只是到1928年，法国共产党才开始有了起色。当时，第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感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法共，这批人中包括尼藏、勒菲弗尔、波利策、古特曼和弗里德曼等人。虽然法共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但没产生多少新理论。这样，在二次大战后便出现了一个重大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探讨和研究不是在无产阶级的党内，而是在党外，在一种“存在主义”的环境中发挥影响。换句话说，在常人眼里，萨特、庞蒂和德博瓦尔这些存在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程度甚至比法共还高。萨特和庞蒂两人在1946年创办了一本杂志——《现代》，企图通过其在哲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方面内容的广泛多样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由于他们在根本上与法共的政治思想的不同，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道扬镳。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仅仅是萨特同法共之间公开决裂的导火索。在存在主义者脱离法共时期，法共唯一较大影响的哲学理论家勒菲弗尔也没能维持住他与整个组织的妥协关系，1958年因反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被开除出党。
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理论家所遭遇的命运也是有某种相似性：他们或者是拒绝离开党，在党内保持沉默；或者与党决裂。无论是那种选择，都使理论主体（理论家们）与实践主体（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相隔离。
所以，确有点象萨特后来所说的，2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发达地区的研究并没有停顿，只不过是沿着一条离开革命政治实践的道路在“前进”。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许多问题都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虽然也多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注意，但文化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它可能引起社会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共鸣，但却很难引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受压迫阶级的兴趣，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受压迫阶级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
其二，由于脱离了革命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研究结果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例如，马尔库塞在美国曾提出了工人阶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结合”的理论，事实证明，到今天，这种“结合”也没有发生。
其三，由于脱离革命运动，当然也脱离了群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变得越来越纯哲学化，语言也越来越学科专业化而晦涩难懂，这种技术上的障碍反过来又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群众之间的鸿沟。
其四，由于丧失了与无产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常常动辄滑向非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点我们在后人对其的严肃分析中屡屡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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