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略谈元祐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以交际为诗”是元祐体的创作倾向之一。元祐年间，苏轼文 人集团雅集京师，题诗品画，相互酬赠，将诗歌的交际性质推向极致，为后人留下一部厚厚 的《坡门酬唱集》。然而，元祐的文人雅集虽被历代文人视为风流盛事，而元祐体诗歌却 在不少学者那里遭到责难。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严羽的《沧浪诗话》都有批评苏、黄 唱和次韵诗的言论，当今的苏诗研究者，也多把元祐时期看作是苏诗创作的低潮期或歉收 期。现在我想提出讨论的问题是：1、唱酬诗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2、苏轼文人集团的唱酬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3、“以交际为诗”的元祐体在文学史上究 竟有没有值得肯定之处？
（一）
孔子论《诗》，有“兴观群怨”之说，大致概括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四 大功能。“诗可以兴”是指诗的教育功能，即性情的教化，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可以观”是指诗的认识功能，即所谓“观风俗之盛衰”[2]；“可以群”是指 诗的交际功能，即所谓“群居相切磋”[3]；“可以怨”是指诗的政治批判功能（有时也指 心理宣泄功能），即所谓“怨刺上政”[4]。这四大功能，往往相辅相存，不仅是历代诗歌 批评史讨论的对象，而且贯穿于历代诗歌的创作实际中。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中国古 诗的意义时，多从“兴”、“观”、“怨”的角度入手；各种文学史教材在讲述古诗时，也 主要侧重于诗的教育、认识和批判的功能。由于把“群”从“兴”、“观”、“怨”中割裂 开来，因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社会曾起过巨大作用的唱和类诗歌，几乎完全被排 斥在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外。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阐释“诗可以群”中蕴藏着的丰富的 社 会伦理内容，并由此而重新考察唱酬诗在古代实际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纵观两千年来的中国诗歌史，唱酬诗主要产生于以下几种社交场合：
1.外交献酬。诗歌最古老的交际功能可追溯到《左传》所记载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 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赋诗言志”是春秋以来儒家礼乐文明所形成的人文传统。不过 ，先秦列国间使节与东道主相互献诗，只是从古代典籍《诗经》中选取某些章节以附会当时 的情形，所谓“赋诗断章”而已。到了宋代，外交活动中的“赋诗言志”已变为即兴自作的 诗词唱和。宋、辽、金、高丽之间的使节往来和馆伴接待，都以即席赋诗作为重要的外交内 容。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三著录《高丽诗三卷》：“右元丰中高丽遣崔思齐、 李子威、高琥、康寿平、李穗入贡，上元宴之东阙之下。神宗制诗赐馆伴毕仲行（衍），仲行 与五人者及两府皆和进。”以苏轼为例，元祐年间就曾写有《次韵王晋卿奉诏押高丽宴射 》诗。由此可见，唱酬诗在外交活动中具有表示礼节、增进友谊的作用。
2.宴会制作。钟嵘《诗品序》把“嘉会寄诗以亲”作为“诗可以群”的表现之一。“亲” 即亲和力，在官府或私人的宴会上，主宾赋诗，增进感情。《文选》诗类列有“公讌”一 目，建安诗人曹植、王粲、刘桢等人各有《公讌诗》一首，可见其重要性。公讌的一种特 殊 形式是饯别宴会，《文选》诗类列有“祖饯”一目，曹植《送应氏诗》曰：“清时难屡得， 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 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 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最能说明“嘉会寄诗以亲”的功能。两晋时著名的金谷集、兰亭 集正是这种嘉会的典型。这类公讌、祖饯诗是文人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正如苏轼《徐州 鹿鸣燕赋诗叙》所言：“君子会友以文，爱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 觞一咏，无愧于山阴。”
3.朋友赠答。《旧唐书·元稹传》载白居易为江州司马、元稹为通州司马时，二人“来往 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与足下 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这句话可看作对 “诗可以群”最详尽、最准确的解释，其中的四个“相”字，揭示出元、白唱和诗的交际性 质，最符合“群居相切磋”的定义。这在后来的元祐诗人那里得到很好的继承。
4.诗社唱和。自唐以来，诗人为吟咏而结聚的社团日渐兴盛，如白居易等人的九老会，文 彦 博等人的洛阳耆英会等等。苏轼《次前韵答马忠玉》诗曰：“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 载酒从。”说明“诗社”一词在宋代已开始流行。到了北宋后期，更有“江西诗社”之名。 降至南宋，诗人结社之风更浓，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曰：“文士则有西湖诗社， 此 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诗社是诗人自觉聚会切磋诗艺 的社团，它们的出现更强化了“诗可以群”的功能。特别是宋亡后遗民组建的月泉吟社，不 仅以诗艺相切磋，更以气节相砥砺。
5.馆阁酬唱。宋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分掌图书、经籍、修史等事，又分三馆图 书万余卷，别为秘阁，以待弘文博学之士。由于馆阁为“负懿文、精雅道”的文人集中之地 ，所以校书闲暇，同僚间的交往常常是诗文酬酢。正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 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 唱和，互相切劘。”这种唱和往往是职事之余的消遣，带有游戏和竞技的意味，由于作者 大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因此其诗多具有“取材博赡，练词精整”[5]的特点，而“互 相 切劘”的也不仅仅是“铺锦列绣，刻羽引商”[6]的诗艺，同时包括“历览遗编，研味 前作”的学问。这种矜才斗学的倾向，是文人以诗“群居相切磋”的另一种方式。嘉祐年 间，欧阳修与韩绛等人同知贡举，辟梅尧臣为小试官，在试院作诗唱和，“欢然相得，群居 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7]，是这种倾向的进一步演变。
从以上考察可看出，唱酬诗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两国之间、宾主之 间、朋友之间、同志之间、同僚之间，通过诗的唱和，表达了礼节，调节了关系，增进了友 谊，沟通了感情，交流了思想，切磋了技艺。换言之，唱酬诗是儒家的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 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诗人在唱酬中诗艺和人格都有可能得到提高。即使是矜才斗学 的次韵诗，也具有展示文化学术修养水平的意义。同时，由于产生于同一场合的唱酬诗在内 容 、形式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定性，特别是诗社的唱酬多为艺术情趣相近的诗人之间的应答，因 此往往是中国古代诗歌流派形成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
在中国历代众多的唱酬诗中，苏轼文人集团作品的交际性最为突出，特别是元祐年间，苏 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会集京师，唱酬成为他们兄弟、师生、朋友之 间最日常的活动之一。
首先，从内容上看，应酬、唱和、赠答成为元祐诗人诗歌创作的主体。以苏、黄为例，交 际性的诗歌占其此时期作品总数的80%以上。除了从标题上明显可看出的赠友诗、和答诗以 外，其他类别的诗也有相当部分的交际性内容，特别是数量不少的题画诗。唐代杜甫的题画 诗重点在进行图画与真实景物之间的比较，并引进自己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心，如《韦讽 录 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在对画马和真马进行比较之后，以“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 媒去尽鸟呼风”的孤寂意象作结，哀悼玄宗朝逝去的荣耀。相比之下，苏、黄的题画诗更倾 向于关心画家的人品，关心诗人与画家的关系，甚至诗人与画的收藏者或题跋者的关系。如 黄庭坚《次韵黄斌老所画横枝》：“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卧龙偃蹇雷不惊， 公与此君俱忘形。晴窗影落石泓处，松煤浅染饱霜兔。中安三石使屈蟠，亦恐形全便飞去。 ”诗是为应答友人黄斌老而作，所以重点在赞美画家本人。诗中写了画家因酒的激发而产生 创作灵感，画家与其所画墨竹精神相通，并特别写了画家的画室（晴窗）和砚（石泓）、墨（松 煤）、笔（霜兔）等画具。换言之，这首诗是在对画家说话，因此重在人而不在画。从“公” 的称呼中可看出诗以画家为酬赠对象，而题目中的“次韵”二字更表明诗的应酬性质。又 如苏轼的《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君归岭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见春。寄语风 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识山人。”诗中完全不涉及关于著色山画本身的情况，而全部内容都集 中于诗人与藏画者、画家“三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藏画者王定国和画家王晋卿都是苏轼文 人集 团中的人物，因此，诗虽为王定国（君）而作，却不妨为王晋卿（王武子）寄上一语。总而言之 ，元祐时期的题画诗，是一种在文人朋友小圈子里亲切交流的形式，就其交际性质而言 ，它和唱酬诗并无二致。事实上，苏、黄有不少题画诗采用次韵的形式，充分表明这些诗并 未 真正题在画上，而是用于朋友间的交流阅读。
其次，从形式上看，苏轼文人集团的唱酬诗也与前人不同，句法、押韵和用典等方面都显 示出鲜明的交际性质。试析如下：
1.“我”与“君”的关系模式。元祐之前的文人唱和，虽也带有交际的性质，但这种性质 往往是因写作的场合而确定，诗歌本身并非始终围绕诗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进行，比如西昆酬 唱，大家就同一诗题如《无题》、《泪》、《柳絮》等等各骋才华；欧阳修、司马光、梅尧 臣、刘敞、曾巩等人和王安石的《明妃曲》，各就昭君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可以不考虑唱和 者与原唱者的关系。而元祐时期的大量唱和，则几乎都按照诗人“我”（吾）与酬赠对象“ 君 ”（公、子、汝、先生、公子）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展开，独白变成了交谈。如黄庭坚的名作《 子 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 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 。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 可知，客或许敦
。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这首诗是对苏轼所作“效庭坚 体”的《送杨孟容》诗的应答。诗中黄庭坚自谦己诗格局之浅陋，赞美苏诗气势之宏大，写 自己性格之兀傲冥顽，感谢苏轼勉力推荐称引，最后以自己的儿子可以和苏轼的孙女相配的 话题，暗示自己的诗才不足以与苏轼相匹。这首诗提供了如何利用诗歌来与朋友交往的典型 ，即作者在诗中如何处理“我”（自己）与“君”（他人）的关系。既要对朋友作出得体的应酬 ，无论是赞扬、勉励，还是劝慰、调侃，又要恰当地表现自我意识，无论是自许、自勉，还 是自谦、自嘲，这是元祐唱和的基本原则和突出特色之一。这种“我”与“君”的关系模 式在苏、黄诗中普遍存在，仅举部分近体诗的联句为例，如苏诗《小饮公瑾舟中》：“辍我 东坡 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次韵周邠》：“羡君同甲心方壮，笑我无聊鬓已皤。”《 次韵钱穆父》：“大笔推君西汉手，一言置我二刘间。”《次韵穆父舍人再赠之什》：“识 君 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次韵答李端叔》：“谏苑君方续承业，醉乡我欲访无 功。”黄诗《次韵杨明叔四首》之三：“道学归吾子，言诗起老夫。”《次韵奉答文少激纪 赠二首》之二：“顾我何人敢推挽，看君桃李合成蹊。”《次韵高子勉十首》之一：“久立 我有待，长吟君不来。”《赠高子勉四首》之四：“顾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显然 ，在这种关系模式中，诗歌“群”的功能取代了“兴”的功能。
2.“牵乎人”的次韵。唐人唱和诗，最早是和意而不和韵。中唐元稹、白居易始创次韵诗 ，但除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以外，仿效者不多。直到北宋的西昆酬唱，仍遵循着和意 不和韵的老传统。欧阳修等人的《明妃曲》唱和，也不限制用韵。而元祐诗人的唱和，则 大多数采用了次韵的形式，“往返数四，愈出愈奇”[8]。如元祐二年，黄庭坚作《双井 茶送子瞻》诗，依次用“书”、“珠”、“腴”、“如”、“湖”为韵，苏轼作《黄鲁直以 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答之，黄用相同韵脚作《和答子瞻》，苏又作《次韵黄鲁直赤目》， 黄次韵作《子瞻以子夏、丘明见戏，聊复戏答》，又用同韵作《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 、《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有“煎点径须烦绿珠”之句，复次韵戏答》、《戏呈 孔毅父》、《谢黄从善司业寄惠山泉》等诗。与一般的唱和诗相比较，次韵诗与原作之间的 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因为一般的唱和诗，可以是几位诗人就同一诗题同时分别而作，无所谓 原唱，也无所谓应答。而次韵诗，则一定是诗人对他人原唱的回应，正如杨万里在《答建康 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中所说，赓和之诗的特点是：“盖我未尝觌是物，而逆追彼之觌；我 不欲用是韵，而抑从彼之用。”由于次韵诗往往要考虑到他人原作，所以自我感发的因素相 对较少，不得不在造句、炼字、用事、押韵方面下功夫，使作诗成为一种智力的竞技和句法 的较量，即黄庭坚所谓“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苏轼所谓“敢将诗律斗深严”（《谢 人见和前篇二首》之一），或是苏辙所谓“更寻诗句斗新尖”（《次韵子瞻赋雪二首》之一） 。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把诗分为“兴”（上）、“赋”（次）、“赓和”（不 得已）三个档次，认为“兴”者“出乎天”，“赋”者“专乎我”，而“赓和”者“牵乎人 ”。从“诗可以兴”的立场上来看，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如果以“诗可以群 ”的眼光来看，“牵乎人”的次韵诗似亦未可厚非，因为在人与人的相互牵连中，这些诗歌 也起到了“群居相切磋”的积极作用。
3.切合对象的用典。用典是中国古代众多诗人的一大癖好，也是中国古诗源远流长的一大 传统。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指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刘勰 《文心雕龙·事类》亦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南朝 齐梁时期，“文章殆同书抄”为一时作诗风气；隋唐以来，诗人更有“点鬼簿”、“獭祭鱼 ” 之讥。可以说，典故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形式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苏轼文 人 集团之间的唱酬诗在用典方面仍有区别于前人诗歌包括唱酬诗的明显特点，这就是典故的类 比或隐喻总是与酬赠对象密切相关。其中最突出的是借用与被酬赠者同姓的古人典故来赞美 对方。正如清人赵翼所说：“宋人诗，与人赠答，多有切其人之姓，驱使典故，为本地风光 者。如东坡与徐君猷、孟亨之同饮，则以徐、孟二家故事，裁对成联；送郑户曹，则以郑太 、郑虔故事，裁对成联；又戏张子野娶妾，专用张家事点缀萦拂，最有生趣。自是，秦少游 赠坡诗：‘节旄零落毡餐雪（苏武），辩舌纵横印佩金（苏秦）。’山谷赠坡诗：‘人间化鹤三 千岁（苏耽），海上看羊十九年（苏武）。’皆以切合为能事。”[9]这种用典，把被酬赠者 的事迹与其同姓古代贤人的事迹相类比，不光是赞美其高尚的人品，也顺便称述其荣耀的家 世。有时这种用典，同时切合诗人与被酬赠者双方的身份和关系，更体现出交际性的特征。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曰：“东坡知贡举，李豸（廌）方叔久为东坡所知。其年到省，诸 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既拆号，十名前不见方叔，众已失色；逮 写尽榜，无不骇叹。方叔归阳翟，黄鲁直以诗叙其事送之，东坡和焉。如‘平生漫说古战场 ，过眼真迷日五色’之句，虽老杜、白乐天集中未尝见也。”唐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 古文名篇，李程的《日五色赋》为甲赋佳作。据《唐摭言》卷八记载，吕渭知贡举，出题《 日五色赋》，李程赋极佳，但仍遭黜落。苏诗不仅以两位李姓之典切合李廌，而且表达了 自己平日喜李廌古文，却未能拔擢李廌应举之赋的无限遗憾。用典之贴切，意义之丰富， 语言之婉曲，无以复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典故同时涉及到苏轼（平生漫说、过眼真迷） 与李廌（古战场、日五色）两人，即前面所说“我”与“君”的关系。
再次，从性质上看，元祐诸公诗歌的功能其重心已转移到交际方面，诗歌成了日常生活中 的交往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书信（尺牍）的作用。本来，诗歌属于韵文类，富有音乐性 ，可吟咏讽诵，尺牍属于散文类，是书面作品，只宜案头阅读，二者各有其文体的内在规定 性。而元祐诸公却有意破体出位，以诗为文（尺牍），以文（尺牍）为诗，打破二者之间的分 疆。换言之，在元祐诸公笔下，诗歌成了有韵的尺牍，成了艺术化的尺牍。元祐诸公的很 多诗歌，都具有尺牍的功能，包含着大量类似书信的成分，或是表达了对朋友的思念，如黄 庭坚《次韵寄晁以道》：“我友在天末，问天许见否？”或是表达了对长辈的问候，如黄庭 坚《寄上叔父夷仲三首》之一：“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慰心？”或是表达了对后辈 的勉励，如苏轼《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 然有余欢。”朋友生病以诗安慰，如苏轼《次韵黄鲁直赤目》：“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 翳生明珠。”而得到朋友的安慰则以诗答谢，如黄庭坚《子瞻以子夏、丘明见戏聊复戏 答》：“请天还我赠昼眼，愿载轩辕讫鼎湖。”赠送礼物以诗示意，如黄庭坚《双井茶送子 瞻》：“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纷纷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而接 受礼物则以诗致谢，如苏轼《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列仙之儒癯不腴，只有病 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更有不少元祐诗歌，全篇都可当作书信 来阅读。如黄庭坚《送徐景道尉武宁》，诗中一再叮嘱朋友“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 “官闲莫歌舞，教子诵诗书”，完全就是一封语重心长的私信。又如苏轼《送子由使契丹》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驲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 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家书，首联 为安慰之词，写远别不须伤感；颔联为勉励之词，写使臣关系到宋朝荣誉，理应不辞劳苦； 颈联为设想之词，写弟弟在异国思念朝廷和家兄；尾联为叮嘱之词，告诫弟弟出言须谨慎， 以免被契丹扣押不归。最为典型尺牍体诗歌的是苏轼《次韵刘景文见寄》，诗的开头四句写 道：“淮上东来双鲤鱼，巧将诗信渡江湖。细看落墨皆松瘦，显见掀髯正鹤孤。”这里的“ 诗信”一词值得注意，它表明元祐诸公已自觉地把“诗”与“信”视为一体，把诗视为有 韵的尺牍。而这四句诗正是一段艺术化的回信的开场白，还原为平常尺牍用语，大致相当于 “赐示诗函收悉，睹君瘦劲字迹，想见其掀髯之风貌”。时贤讨论宋人“以文为诗”，多从 语言艺术形式入手，若能考虑到宋人作诗的目的，分析宋诗的交际性质以及期待读者，当有 更深入的认识。而元祐诸公之诗，乃可作为最佳范例。
（三）
“以交际为诗”的元祐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考察其原因，大多在于历代批评者的 诗歌观念相对狭隘，以“汉魏风骨”和“盛唐气象”为判别优劣的尺度。而当代学者又往往 不满于元祐体唱酬诗的脱离现实，尤其是把次韵、用典、以文为诗等视为象牙塔中无聊的 文字游戏。平心而论，倘若我们不带偏见，细细品尝这些唱酬诗的内容，就会发现元祐体 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 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何以见之？
其一，元祐诸公的唱酬诗坚持了“诗言志”的传统，诗歌从形式上看是“牵乎人”，而实 质上是“专乎我”，诗是赠送给他人的，而表达的却是自我意识。如苏轼《次韵子由寄千之 侄》：“白发未成归隐计，青衫傥有济时心。”诗既在形式上次他人韵，又在内容上寄赠他 人，但仍不妨苏轼表达自己“独善”与“兼济”、出世与入世相矛盾的心情。又如黄庭坚《 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世事已更千变尽，心源不受一尘侵。”也在唱酬中表达了一 种高洁孤傲、沉静自持的个人精神世界。在这里，“诗可以群”和“诗可以兴”很好地结合 在一起。元祐诗人很少写有“咏怀”、“感遇”一类纯粹自我抒志的作品，但并不妨碍其 诗带有强烈的“尚意”特点，原因正在于此。
其二，元祐唱酬诗中包含着大量的以道德相砥砺的内容，诸公属于同一个文人集团，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不仅以文会友，而且以道会友。突出的例子如黄庭坚《晁张和答秦觏五言 ，予亦次韵》：“士为欲心缚，寸勇辄尺懦。要当观此心，日照云雾散。扶疏万物影，宇宙 同璀璨。置规岂惟君，亦自警弛慢。”有时这种道德砥砺采用了戏谑的口吻，很容易被读者 忽视，如苏轼《和黄鲁直食笋次韵》：“君著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为遭暴横，三嗅不忍 嘬。”戏写竹笋，而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此外，在苏、黄诗中，还可看到很多“相戒” 、“相勉”、“相慰”、“相娱”的诗句，如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何时九江城 ，相对两渔父？”黄庭坚《寄陈适用》：“富贵不相忘，寄声相慰藉。”这种君子之交，充 分实现了“诗可以群”所要求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神。
其三，元祐唱酬诗从多侧面反映了北宋文人游心翰墨的人文旨趣，展示出北宋文人高雅文 明的日常生活画面，对认识宋代文化的特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评书题画，听琴对弈，焚香 煮茗，玩碑赏帖，拈笔弄砚，吟诗作赋，谈禅论道，构成元祐诸公交际诗的主要内容，诸 如苏轼的《和黄鲁直烧香》、《和张耒高丽松扇》、《次韵宋肇惠澄心纸》、《谢宋汉杰惠 李承宴墨》以及黄庭坚《以小龙团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 、《以团茶洮州绿石研赠无咎文潜》、《林为之送笔戏赠》之类的诗题，在元祐诸公诗集 中随处可见。由于这些诗大多是朋友间交往的实录，不同于冠冕堂皇的官方应酬，因此颇能 反 映北宋文人的真实生活和心态。就此点而言，“诗可以群”中也包含着“诗可以观”的功能 。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元祐唱酬诗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日常生活诗意化。当代学者指责元祐 体，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内容大多为无关国计民生的个人生活琐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 是 诗歌对各种非重大的、日常性的私人生活内容的渗入，才极大地凸现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提 升与美化生活的功能。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尺牍，不再只是传达消息和问候的纸片，而同时成 为一种显示语言艺术魅力的“诗信”。在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中，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 现人的“诗意地栖居”，这也许就是元祐唱酬诗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这也给现代人如 何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