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失真与决策失误——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05)06-0096-05
关于“大跃进”运动悲剧性失败的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界有许多有益的探讨，取得丰富成果。很多研究者提出，这与“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所提出、肯定和支持过的脱离实际的指标、目标，以及他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等因素紧密相关。这种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毛泽东何以产生这些目标、指标以及对形势的这种估计，许多文章认为是此时毛泽东缺乏调查研究、“好大喜功”所致。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此时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方案都脱离实际，尽管他往往过于乐观，但这些几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背后都有特定的信息依据。所以，考察这一“特定的信息依据”的本身，可以在更深层面上理解大跃进运动。
一、赖以决策的信息本身的片面性和虚假性
1.农业指标一再拔高背后的信息依据
“大跃进”悲剧性后果的产生的最直接的政策原因，是中央出于对农业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而这些错误决策产生的信息依据首先来自于毛泽东在视察中的所见所闻。根据“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时马不停蹄的在全国各地方忙碌的身影。在繁忙的视察中，同干部、群众一拨接一拨地进行座谈，亲自走试验田、高产田查看，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① 他在调查研究中总是盯着问：有没有把握？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但无一例外，他得到的都是肯定的回答(这样的例子在逢先知、金冲及所著的《毛泽东传》有关章节有许多②)。出巡一路下来，所见到的似乎都是热火朝天、粮棉高产、形势大好，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番、形势大好的声音，用毛泽东当时的话就是：“沿途一望，生气蓬勃”。[1] (P6)
地方大员附和也是使毛泽东对农业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的重要原因：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15年经济超过英国的口号。12月25日，柯庆施在上海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要大大超过《40条纲要》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达到1500到2000斤。安徽省提出3年改变面貌，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北、江西等省在南宁会后纷纷提出5年或稍多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河南提出要在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当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亩产目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
专业部门所汇报的数字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1958年，农业部最初预计粮食年产量可达5200亿斤，增产2200亿斤，高指标必然带来“高产卫星”，各地竞相攀比的高产卫星又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1958年7月份农业部根据各省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1万亿斤(1957年是3900亿斤)，而他们自己经过测算，在8月北戴河会议预言粮食年产量可达6000亿至7000亿斤，增产3000亿至3500亿斤。在这些数字面前，1958年北戴河会议，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领导对粮食产量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甚至认为我国的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于是，号召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即钢铁业上来，要求全民大炼钢铁。
难道毛泽东真的没有察觉信息中的虚假成分吗？毛泽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仍然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一些怪现象，他深为迷惑，但他又打心地里真诚希望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他问过科学家，科学家也回答，从光学的原理解释，亩产几万斤是可能的。一位科学家在报上发文，论证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2]，后来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书李锐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亩产那么多粮食，毛泽东回答说是相信了科学家。[3] 这样，毛泽东并没有对1958年粮食丰收的规模表示出丝毫的怀疑。
正是依据这些信息，他认为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产生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粮食吃不了的错觉，既然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么还要种许多地干什么？从这些错觉出发，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如在1958年6月至9月，毛泽东提出的农业指标一再拔高，在19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三三制(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的耕作制度)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③，以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钢铁，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等等。
2.工业生产指标背后的信息依据
1958年，各地竞相攀比的高产卫星刺激了更高的产量计划指标的出台。工业也不甘落后。中央、地方、各部门相互较劲，三天两头变更计划，指标不断升温加热，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生产指标在短短的半年中不断调高，修改了5次。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超过英国的时间由十五年改为两年，最后竟要求在1959年内除发电量等少数指标外其余都要超过英国。赶美的时间，提前到10年，最后认为7年的时间就足够了。与农业指标一再拔高有其背后的信息依据一样，工业指标也有背后的信息依据，这些信息依据就是工业生产战线上不断报道的“跃进”消息。就是在专业部门的汇报中，毛泽东对工业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做出了钢产量翻番等严重脱离实际的重大决策。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9.2％。这一指标说明发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没有离开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的轨道。同年3月31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的预算的第二本账的意见》，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5月冶金工业部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提出1962年达到3000万吨。5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8、9千万吨。6月6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报告，提出1959年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就在报告上乐观地批示“1962年，可生产6000万吨钢”。而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所确定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显然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4] 6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提前了五年，提出了“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称“很值得读一读，可以大开眼界”[5]。6月17日，薄一波的要点为1959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上超过英国的报告，毛泽东在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上的批语中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6]
正是在专业部门的不断调高的汇报中，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做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6月19日，毛泽东邀集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毛泽东提出，去年是530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冶金工业部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确定1958年钢产指标为1070万吨。1958年6月22日，冶金部党组送来的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不包括山东的钢。生产能力为80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心。[7] (P12)
8月16日北戴河会议召开，然而，直到7月底，全国的钢产量累计起来才380万吨，毛泽东感到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完成不了，北戴河会议的最后一天，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万吨，行不行？个个都说没问题。最后薄一波建议把1070万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泽东听了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7] (P12)这样，下层大量的虚浮信息，加强了上层领导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从而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大跃进”运动期间，行政决策中心已经很难得到精确的第一手材料和基层的真实情况，他们所获取的材料、汇报和调查研究中的所见所闻都包含着大量片面和虚假的信息。用这些有丰富错误信息的材料来判断形势，做出决策，必然是不正确的。
二、真实反映决策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严重缺位
在“大跃进”中，为了避免弄虚作假，毛泽东要求信息通畅、真实，有质量，强调“实事求是”，也一再要求“压缩空气”，反对一些人急于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言行，并压过了一些过高的指标。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来“纠左”，其间，甚至称自己“变成保守主义者”。然而，由于真实地反映决策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严重缺位，缺乏及时、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使得行政决策中心无法及时地修正、更改错误的决策，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悲剧的产生。
严重的浮夸风和高估产，使得1958年征了过头粮，把相当多的农业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1959年初，问题开始暴露。而当时毛泽东还是认为1958年农业大丰收，所以对部分地区发生的缺粮、缺油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既然粮食产量增长这么多，而现实却出现了“粮食紧张”，那么在某些地方一定有大量的余粮存在。正在这时，来自广东的一个材料让他宽下心来，这个报告说广东雷南县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后却出现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是由于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解除了毛泽东的困惑，把实际已经非常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广大基层干部和你们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而导致的“瞒产私分”所致。[8] 这个报告使他确信，生产队和分队的粮仓就是存这些粮食的地方。这个信息排除了毛泽东的疑虑，从而也使他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批判彭德怀，推行“反右倾”的运动。撇开其他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坚信生产大发展了，不同意彭德怀的悲观看法。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要求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深刻的检讨时，毛泽东生气了：“有什么错，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9] 庐山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又沿浙赣线、京沪线作视察，沿途中所见所闻，依然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各地、各部门陆续报告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1959年9月6日，毛泽东看到国家统计局的《驳“国民经济失调”的谬论》，这篇文章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国家统计局作为职能部门，并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立即给陈伯达写信，要求再讨论讨论。陈伯达9月8日的报告也认可了国家统计局的文章结论。[10]
一系列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认为，经济中出现“左”倾的原因主要是方法的问题。因此，当形势已经开始严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从而错过了采取正确有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的时间，导致悲剧性后果的产生。
1959年末，河南、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可是还没有反映到中央，也没有反映到毛刘周邓他们的耳朵里，由于没有得到实际情况，毛泽东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经济中出现“左”倾的原因主要是方法的问题。“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11]。1959年9月14日，他还充满自信地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12]。出于这种判断，196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布1960年和整个60年代将继续跃进。到了1960年，大饥荒已经在部分地区迅速蔓延，但毛泽东仍不知道实情。地方领导继续报浮夸的数字，隐瞒、躲避或轻描淡写当时已经日趋严重的农村里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1960年4月28日他开始外出视察工作，在4月30日的专列上问起农业形势。谭震林回答：(比1月份上海会议时)好得多。当时中央已收到关于安徽阜阳专区有饿死人、外流现象的报告，谭震林的回答是说，已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去考察，结果是死人是个别的，外流也控制住了，“人的脸都红光满面”。这个情况反映出对当时已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不仅毛泽东不知道，甚至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都不能了解真正情况。[10]
当然，毛泽东多少也听到看到一些反映某些地区严重问题的报告，然而，毛泽东总认为这只是局部发生的问题，而地方上总是避重就轻，使他坚定了这些问题只是少数或个别地方存在。根据邓力群的回忆，1959年12月，几个人陪同毛泽东读书时，那时毛泽东的心情好象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到了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就爆发了。群众来信，人民上访、上告的人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李先念去后，回来说，他去过的村子，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唯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乘机进行阶级报复。1960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刘少奇也指示钱瑛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自到信阳考察，才发现是省委领导及基层干部的错误引起的。[13]
如此严重的问题，毛泽东还是从他的堂弟毛泽荣的“告状”中，从汪东兴汇报的身边警卫人员的思想动态才感受到的。1960年9月下旬，毛泽荣、文东仙、王季范向毛泽东反映家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十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知道他们决不会撒谎。毛泽东听了汇报，心情沉重。[14] (P9)直到此时，毛泽东才真正全面地了解“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12月26日，他在自己67岁生日这天以无肉无酒的便宴招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出去搞些调查研究。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把情况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15] 他派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去调查，反映出他对下面反映来的信息不信任，这也从侧面证明出他的确是被这些不真实的信息所欺骗了。
三、何以得到失真的信息？
那么，这些虚假的、片面的信息何以产生？何以畅通无阻？行政决策中心何以就相信了呢？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堪称是党内调查研究最执著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在实行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前，毛泽东总是采取到基层调研的方式，以图“从事实中寻找真理”，他一贯强调的调查研究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深入实际，亲自动手，获得第一手材料，调查在先，结论在后，调查切忌走马观花，道听途说。回顾历史，我们悲痛地发现，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毛泽东仍然重视并不遗余力地进行调查研究，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当时的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违背了他自己创造的调查研究得到的理论、原则、方法。首先，他此时的调查与他以前的调查研究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以前他是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是不怀任何目的、不带任何结论地随心所欲地调查研究，而到“大跃进”时，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此时他的调查研究每一个步骤都是数日或数周以前就提前规划好了的，到基层首先见到的是省委第一书记或是地方领导，很难真正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他的调查研究大多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再者，毛泽东本人也由于不断取得的胜利，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开始过分地自信，毛泽东此时的调查研究往往是带着自己的倾向、偏好或结论，他相信那些符合他所希望的汇报和材料。
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地方上的领导大多是揣摩他的意图和偏好，刻意迎合他，讲他想听的话，带他到经过精心挑选、准备甚至作假的地方去参观。这样，他所访问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实验田，就是经过仔细选择的示范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的代表性，他也相信这些成就可以在全国普遍推广。出巡一路下来，耳闻目睹的、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热火朝天、粮棉高产、形势大好，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他的这种“调查研究”，已经很难得到精确的第一手材料和基层的真实情况，相反，他得到了信息丰富的错误材料。这种不全面、不真实的信息，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赖以决策的信息与客观实际不符，这只能是比不明情况还危险的政策了。这恰恰是“大跃进”的悲剧所在。
这个让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希望的中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捷径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运动的失败，使对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的毛泽东寝食难安。痛定思痛，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赖以决策的信息是不真实的。所以那段时间毛泽东不断谈到自己官大了，调查做少了，不摸底等问题。刘少奇也深有同感，在1961年3月的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他在19日发言中说：“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他说：“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就不可信。如小麦放卫星，报上登出来，高兴了几天，就不相信了。有些反面意见，吞吞吐吐，也不完全可靠。我们看省委的，省委又听下面的，省委的报告也是不能全信的……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14] (P9)
因此，通过对“大跃进”以来决策失误的反思，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1961年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面前重新振作奋起的关键之举。通过调查研究，党的高层领导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开始冷静、清醒，从而为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1961年始，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条例，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调整关系、克乱求治。这些措施迅速调动了广大人民的劳动热情，很快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
注释：
①参见1958年1月—9月的《人民日报》，《新华月报》，第762—1105页；〔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魏海生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求实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21-22页。
②参见逢先知、金冲及所著《毛泽东传》有关章节，如第828页(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利用一个星期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时的情形)；第1013页(1959年9月21日，视察山东时，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历城县东郊公社书记郑松谈话)；第1017-1018页(1959年10月30日在南京到上海的专列上，他向安徽、江苏领导询问农业及粮食生产情况时的谈话)。
③根据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第145页)中的数字，1958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600万公顷，1959年继续减少了1160万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