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军事变革的潮头回顾历史——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站在论文,潮头论文,周年论文,反法西斯战争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个年头了。今天，当我们面对着动荡不定的世界新格局，怀着对未来战争的焦虑，以军人特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顾那段历史时，脑海里激起了一连串的思索。
寂静战场的“闪电”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正义和非正义两种力量的抗衡，同时也是一场划时代的军事理论变革。当大战的暴风雨到来之前，寂静战场上已电闪雷鸣。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人们谈论着并着手防止新的战争爆发时，一场特殊的战争便悄然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德国人发现他们所发明的“渗透战术”以及协约国的坦克战术都对“堑壕之迷”无能为力的时候，英国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就提出了使用装甲机械化部队，在空军支援下进行高度机动的进攻战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队不超过10万人，特别禁止德国拥有装甲车和战斗机。德国在缴出数量并不多的坦克的同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机械化战争思想的萌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用仅仅几分钱的廉价便购买了英法等国有关机械化战争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英法等国几乎被视为“异端邪说”。然而，法西斯德国出于重新发动战争的需要，“偷窃”了英法在军事领域“纸上革命”的成果，在自己军队内掀起了一场机械化战争思想观念的革命。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一些人特别赞赏富勒的“机械化战争”、戴高乐的“装甲战争”以及艾曼贝格尔的“坦克战争”的思想。1929年，古德里安就认为：“只有支援坦克的其他兵种应具有与坦克相同的行驶速度和越野能力时，坦克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诸兵种合成兵团内，坦克应起主导作用，其他兵种则应根据坦克的需要行动。因此，不要把坦克编在步兵师内，而要建立包括各兵种的装甲师，以使坦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理论成为德军建立坦克集团军的基础。1935年出版的德国名将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标志着法西斯军事思想的形成。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论断是：“双方中的一方越是充分地使用新的作战手段，越是无所顾忌地超越战争法和国际传统观念的一切界限，这一方就越能占优势。”这一论断为德军的闪击战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法西斯德国正是以施利芬以及鲁登道夫的理论作为自己军事学说的基础，同时继承了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和英国富勒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形成了完整的闪击战思想。当然，德国机械化战争思想观念的转变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遭到了一些狭隘观念和职业军人团体的公开反对。1935年至1937年，德军就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总参谋长贝克将军追随法国的理论，主张把坦克的作用局限于直接支援步兵。但最终还是以古德里安为首的改革派在争论中获胜。
德军在完成机械化战争思想观念转变的同时，开始探索适应机械化战争的实际准备。他们在缺乏坦克的情况下，以汽车底盘制作的坦克模型，甚至于农用拖拉机来训练部队，使闪击战从学术到实践日臻完善。
德军摸索了适应机械化的作战思想之后，便开始生产新的武器装备，并着手调整编制体制。
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德军已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机械化战争的军事革命。
1939年9月1日，德军集中150万人、2500辆坦克、2300架飞机，对波兰实施了战争史上的首次闪击作战，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和神奇的速度。
此后，德军总结了闪击战的初次实践经验，开始着手进攻法国的准备。1940年2月7日和14日，德军以装甲部队开辟突破口并扩张战果为课题，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图上演习。演习中，古德里安使用他的装甲部队向纵深扩展获得了明显的战果，从而消除了德国陆军高级司令部对于用坦克集群实施突击的怀疑。当法国总理法拉第签署了一项关于“供作战部队用”的纸牌免税法令，又通过一项为军队购买1万个足球的决议后不久，德国集中370余万人、3289辆坦克、2000余架飞机，开始向法国进攻。滚滚的钢铁洪流，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15天就打到了英吉利海峡，法国的数十万大军如釜底游鱼成了德军的俘虏，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法国在3个星期后就战败投降。
欧洲西部的战争，充分显示了机械化战争的活力。在对法国的战争中，德军将所有的10个坦克师全部用在第一梯队，并将其中的7个师集中使用在色当和那幕尔之间的地段上担任主要突击，这样大量地集中使用坦克，在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德国法西斯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军事革命是以需要为前提，而不是按正义者和非正义者分先后。德军正是悟出了机械化战争军事革命的真谛，让工业时代所蕴育的新的军事技术渗透到军队的整个“肌体”，给军队的“头脑”输入了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全新“程序”，从而赢得了战争初期的巨大军事效益。
血与火中的革命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发生的那场机械化战争的军事革命，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动于衷，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更显得麻木、迟钝和冷漠。尽管英、法等国以富勒、戴高乐等年轻军官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但整个国家的军事学术界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从而失去了大好时机，可谓“其为祸也，起自学术，终及国家”。
当时的法国完全无视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给作战带来的变化，仍迷恋凡尔登要塞防御取胜的光荣，拘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阵地战的经验。战前，法国元帅贝当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堡垒阵地与步兵火器相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法国如将全部国防线建筑堡垒，则敌人在陆上即无法加以摧毁与超越。此种阵地用自动火器和铁丝网相配合，足以掩护后备军之动员集中，则法国安全可以保证。”法军总司令甘末林也说：“法所仅有之战争，必须使德国消耗至枯竭之防御战争。”这些论点，代表了当时法军首脑的基本思想。因此，建立绵亘的防线成了法国一切军事计划的出发点。
由于对坦克作用认识的不足，带来了对坦克战术运用的错误。法国装备有3000辆坦克，却把大部分坦克配属给步兵，或以营为单位分散配属给步兵团，打算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用坦克来引导步兵冲击，作为支援步兵战斗使用，没有形成快速机动的突击力量。军事思想的落后，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全面落后，无怪乎英国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说，法军的主要弱点，不在于他的数量方面，也不在于装备和素质方面，而在于他们的“理论”方面。
英国是激进而精明的坦克战倡导者的故乡，但在发展坦克方面竟然比法国还落后。英国认为英伦三岛有英吉利海峡作天堑，陆上有法国作屏障，一旦发生战争，地面作战应由其盟国来承担，自己则以海上封锁和战略轰炸来消耗敌人赖以进行战争的经济潜力。因此，英国忽视陆军的建设和大规模陆战的准备，大战开始时只有2个陆军师，更谈不上围绕机械化战争进行军事革命。
波兰自恃1920年曾打败过苏军，在军事上盲目自信，军事思想上仍停留在上一世纪依赖骑兵取胜的时代。他们对德军的闪击战茫然无知，面对德军大量坦克的进攻，竟使用骑兵进行反冲击。
苏联的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30年代前半期，苏联对于新的军事革命有所认识，其军事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当时，苏联一些有远见的军事领导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等，已预见到飞机、坦克和无线电等新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竭力加强新的军兵种建设。可以说，苏军在向机械化战争转变的军事革命中，在1936年之前，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然而，1937至1938年肃反，使刚刚开始的军事革命发生了逆转。活跃的学术气氛被压制，很多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被销毁，一大批最有理论素养的高级军事人才连同他们进步的学术思想被铲除。此后，苏军一些领导人便陶醉于国内战争和西班牙战争的局部经验，错误地认为坦克部队在现代战争中不能发挥独立作战的作用。重新青睐于步、骑、炮等传统兵种，而对空军、装甲兵等新的军兵种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1939年11月，即当德国已在侵波战争中首次显示了的坦克兵团的作用和空军独立遂行战役任务的能力之后，苏联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却莫名其妙地决定撤销机械化军，把装甲兵的作用局限于对步兵的直接支援。同时撤销了重轰炸航空兵集团军，把空军的作用局限于对地面部队的直接支援。由于学术上的倒退，苏联没有及时安排新式武器的大量生产，部队装备落后，缺额很大。飞机、坦克陈旧，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极为缺乏。这些导致了战争初期苏军的失利和巨大损失。
在血的教训中，苏军开始认识到了机械化战争的巨大威力，醒悟到自己所抛弃的理论的价值，重用了朱可夫等一大批富有新思想的军人，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迅速完成了战争观念的转变，调整编制体制，逐步形成了苏军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由于战前曾有对机械化战争军事革命的先期准备，加之严酷的战争形势，苏军在战争中很快完成了这场革命，使战局为之改观。
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也开始在战争环境中展开以机械化战争为母体的军事革命。实际上，在盟军中对机械化战争有先见之明的不乏其人。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一大批有创新精神的军人，就立志要“作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的组织者，在机械化战争的新时代条件下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来”。他们在没有一辆坦克的情况下，用老式海军加农炮替代坦克炮，把机枪安装在平板卡车上模拟坦克训练。1928年、1930年，美军在演习中试验了机械化诸兵种合成部队，1932年组建了机械化第7骑兵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1939至1942年之间，美军由190万扩充到500多万，根据欧洲战场大规模运用装甲兵和航空兵的经验，美军几乎采用了全新的武器装备，并进行了彻底的编制体制和战术思想方面的改革。尤其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军很快认识到航空母舰的价值，看出了海上平面抗争的终结和以航母为主的立体海战的开始，从而走在了海战革命的前列。英法军队在经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也从痛苦中总结教训，迅速对军队进行了改革。美、英、法等西方盟国在大战的后期，即战略反攻阶段，全面完成了以机械化战争为母体的军事革命，掌握了机械化兵团作战的新方式，并摸索了诸如纵深战略轰炸、诸军兵种合成作战、大规模两栖作战和以航母舰载机为主的立体海战等新战法。
随着盟军军事思想的变革，促进了对新的军事技术的研究开发。雷达技术与干扰雷达技术，以及无线电近炸引信的广泛应用，彻底打破了德军的空中优势；新的快速坦克、“锥形装药”、火箭筒、无后坐力炮、火箭以及伴随出现的火炮瞄准和控制方面的改良，再加上新技术的运用，彻底粉碎了德国的坦克优势；声纳技术的广泛采用和雷达技术在海战中的运用，以及由潜艇、水面舰艇和飞机组成的立体反潜技术，使邓尼兹的“狼群”掉入了陷阱，从而保证了盟军战略物资的输送……可以看出，当盟军的军事革命完成后，便显示出比法西斯更大的优势，盟军从而转败为胜。
战争的经验一再证明，一场生产方式上的革命，必然把新的作战思想和军事技术推上军事舞台，从而引发一场军事革命。然而，由于人们思想的惯性，往往不愿意用新的尚在试验探索中的东西，取代曾在上一次战争中创造了辉煌的成熟的经验。正如富勒所说的：“军人总是喜旧厌新”。正因为如此，对军人不断地灌输新思想比什么都重要。
机遇与新的挑战
以机械化战争为母体的那场军事革命，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增添了坦克、飞机、潜艇、航母和化学武器，出现了空军、防空兵、空降兵、化学兵等新的军兵种；地面部队的战场机动方式由徒步、乘畜力向机械化、摩托化转变，出现了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实施快速突击的崭新的作战方式；利用航母编队的舰载机交战争夺制海权，以及潜艇战和立体反潜战，成为海上斗争的主要形式，等等。机械化战争的新模式令世人耳目一新。
机械化战争的车轮借助着历史惯性滚滚向前。世界各国都沉浸在对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完善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直接迎来了近代史上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大战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为战后发展电子计算机、核能和航天技术等尖端科学奠定了基础，为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
而军事技术的发展又必然促使军事思想的发展。70年代，美军从越战中败退之后，反省自新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的新理论。
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科学技术革命汇成一股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场大面积的新革命正疾速向我们走来。
——由“0、1”引发的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当人们通过通信卫星转播欣赏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当人们欣赏着激光唱盘的音乐和激光视盘的画面的时候，当人们使用移动式电话、国际直拨长途电话的时候，当人们使用计算机设计图纸、管理生产的时候，也许，谁也无意把它同新的军事革命联系在一起。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微电子技术已经渗透到诸如现代通信、计算机技术、医疗卫生、环境工程、能源、交通、自动化生产以及家庭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一场悄悄来临的信息革命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价值观。这些改变最终将影响人们对战争的认识。
——“冷战”的结束为军事革命创造了良好契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演进。多极化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格局，竞争更加激烈，局势模糊多变，联合与抗争、吸引与排斥交融在一起。军事斗争的目标极不固定，泾渭分明的阵线变成了模糊多变的阵势。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为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人类将采用一切手段缔造和平、强制和平和维护和平，世界有可能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这就为新的军事革命提供了外在的环境。“军事上的革命性变革通常都不是发生在战时，尽管这种变革的事实可能在实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历史上最深刻的军事革命都发生在和平时期”。
——辅助技术的发展为新的军事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在人类战争史上，有近30项辅助技术在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马蹬的运用，使得骑兵称霸战场1000年；电报的运用，使军队得以进行大兵团作战；野战电话的发明，使炮兵间瞄射击的效能大大提高。当今可能引发的军事革命正是辅助技术“丛生”的结果。以信息时代为母体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之中，以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必然对军事领域的深刻革命起到催化效应。随着军事工程革命之后而来的军事传感革命和军事通信革命，必然推动新的军事革命的发展。并且，此次辅助技术变革并非是战争需求所牵动，而是首先开发使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逐步向军事领域转移，其速度将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料。
——“战斗实验室”的建立将加快新的军事革命的步伐。军事向来被人们看作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一门科学，缺乏军事实践的军事将被视为“纸上谈兵”，缺乏军事理论的军事将被视为“经验主义”。然而，信息时代的模拟和虚拟现实技术，已经使新的作战理论可以在“战斗实验室”中得到初步的检验。虽然这种实验还不能像物理、化学试验那样精确，但也足以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论据。
面对着信息社会的滚滚洪流，许多军事观察家惊呼，今天所发生的这场军事变革，是继核武器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刚刚兴起，但已能够看到对未来战争将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在这样军事变革的历史阶段，重要的是要力争在战前完成时代提出的新的军事革命。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种子是在凡尔登要塞的堑壕里播下的；美军海湾战争的胜利是长达20年努力的结果。和平并非创新思维的停滞，寂静战场制高点的争夺同样十分重要。正如军事家威廉·詹姆斯在《战争的道德等价物》一文中所说：“国家为准备战争而进行的激烈和紧张的竞争，才是真正的、永久的、永不停顿的战争；交战只不过是对和平间隔时期获得的优势的一种公开证实。”在以往的时代之战中，如果说迟钝的防御者还可以从初战的失败教训中获取变革自己的时间，从而赢得最后决战的胜利的话，那么，在未来信息时代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初战即可能决定战争的结局，战中再完成军事革命、谋求战局转换的做法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因此，适时利用和平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战前完成新的军事革命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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