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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4-0058-0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哲学问题，固然有着它现实的理由，但这种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却来自于它的历史。当我们站在现代哲学的角度上去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什么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题”时，实际上是以哲学的当代形态完成对它的历史追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经历了“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阶段。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性认识”中所形成的对象性或经验性思维方式，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鲜明特点。“对象”客体身份的确定使主体成其为“主体”，但是在对象化思维方式中，“对象”却有可能在演化为“偶像”的过程中成为主体的现代图腾，从而湮没了主体的存在价值，也由此消解了作为客体的“对象”之存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曾力图在“化他为我”的过程中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在于我”的阶段，但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运动中，导演了由对象而偶像的过程。以哲学教科书为载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验”与“先验”的逻辑断裂中，把自身推向了形而上学的终极，在这个终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被给予的尊严，因而也失去了自身的尊严。
一、关于“哲学教科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产生了“哲学教科书”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如果把艾思奇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算做哲学教科书的雏形的话，那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同一模式不同版本的哲学教科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仅构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解说模式，而且统领了全部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哲学教科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标志性的历史建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程，铺垫了哲学教科书的行进路程。这条路的起点，就是苏联的教科书哲学。正如列宁在《怎么办？》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在一个拥有宗教历史的国家里，新政权面临的思想障碍是宗教信仰和由此滋生的迷信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如何能在克服宗教信仰、破除迷信的过程中释放它的功能。它所内涵的政治语义是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取代宗教从而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必须拥有和宗教一样的效用。宗教的现实力量不在于它的说理性，而在于它所提供的教条。由此出发，按照自己的理解，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工为一系列的“基本原理”，并且由此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中特色鲜明的哲学教科书。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早阐释者，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两篇著述中，最早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并对其“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①。此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列宁对这个体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完善，并将其内容规整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三个部分。斯大林时期这个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20世纪30年代初，米丁等人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个体系教科书化，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世，标志着这个体系定格成形。苏联的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为适应当时俄罗斯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而创造的，为了与宗教信仰向抗衡，也为了普及或传播的方便，教科书哲学舍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也搁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及其哲学史的种种复杂关系，用和宗教传播相类似的手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浓缩为一系列“原理”，并且用这些原理搭建成一个“体系”即哲学教科书体系。
“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众多传播渠道最后汇总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②。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艾思奇、瞿秋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等，接受的都是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并没有在哲学领域开展任何形式的关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清算活动，相反，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教科书哲学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中国的哲学教科书，始终如一地保留着历史中遗留下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胎记。
哲学教科书所影响的不只是中国的哲学，还有在哲学语义下所包裹的一段历史，以至于时至今日，“走出教科书哲学”还仍然是当下中国哲学的一个努力方向。于是，我们必须把哲学教科书还原为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一段特殊历程，并且在这个历程中反思它的独特内容。
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创造哲学教科书？第二，为什么把哲学教科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解读方式？前一个问题接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普及运动的研讨，后一个问题则直接关涉到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以及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始阶段，中国共产党就把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理解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关于“革命主力军”的认定。唤起百万农工组成革命队伍，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以来就坚持的坚定不移的主张。百万农工由自发到自觉的革命，需要的是整体素质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时代担当，就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中国大众的思想素质。艾思奇在30年代提出的“大众化哲学”方针，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中华化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价值的认定和渴望。建国以后，这种以“灌输”的方式教育群众的哲学理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在新的语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成，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对象”是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广大人民群众，它的目的是把深奥的哲学理论化解为中国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在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哲学素养过程中，获得哲学的群众基础，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
“教科书”当然是用于教学的，但是哲学教科书的对象和功能远不止于此。必须承认，这种以教科书的形式进行哲学理论传播的方式，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次伟大尝试。和历史上传业授徒的学园派方式不同，哲学教科书不是要传递某个哲学门派的薪火，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理性所获得的最高“真理”传递下去；它的对象范围不是哲学理论的思想者和爱好者，而是需要全方位进行文化和思想启蒙教育的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方式又和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不同，由于它强调的是理论的通俗性而不是深刻性，因此它不是以“百科全书”似的教育完成大众的启蒙，而是以现实性极强的“说理方式”体现理论的说服能力。仅就社会效果而言，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为其社会主张奔走呼号的种种努力方式，并没有在整个社会的领域引起所期待的效应，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宣传普及方式，其效果却远远超过了当时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期待。
问题在于，在哲学教科书发挥自身功能时，它所暴露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混淆了教科书的“对象”，从而偏离了哲学教科书的“指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哲学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发生了改变，它不仅以大众化的方式实现教育群众的功能，而且也把这种功能挪移到“教育者”身上。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和研究者们，在接受同一本教科书的教育中而不是独特的哲学思维训练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定。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运动中，不仅有了“学生”和“老师”、被教育者和教育者身份的极度混淆，而且由于单一的、同样的教育模式，使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只能是“大众化”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几十年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教科书所创造出的哲学语境几乎覆盖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范围，它所给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为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内容都呈现出鲜明的哲学教科书特色，这种特色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显著标志。
二、“教科书哲学”及其解释原则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理所当然地因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想象”构成了哲学的生发园地，但“想象”毕竟需要理性的梳理才能成为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二重想象”，构建了哲学教科书的两个解释原则，即经验的解释原则和先验的解释原则。两个原则完成了哲学教科书经验基础上的先验设置，它创造了一种经验话语中的“先验”哲学体系。
这里所说的“第一原则”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时间上的含义，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已无力支撑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选择，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史中的第一种形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强调的是理论立足于实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所得出的结论，它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始点。其次，经验性解释原则又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纲领，在对中国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的整体看法等等方面所给出的哲学理论，处处体现着和遵循着这一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验解释原则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最为原初的哲学观。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语境的变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验期待延伸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想象，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和现实要求。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力求把这种想象化为理想时，历史中形成的哲学教科书以它在历史上所拥有的地位，成为表达这种理想的最好载体。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哲学教科书的地位进一步被夯实，它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表达方式。问题在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语境的变化，超越经验想象的先验渴望愈发浓烈，这使得哲学教科书在原有经验原则的奉行中，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添加了理论的先验解释原则。其结果是在教科书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出现了一种哲学、两种解释原则的奇特而又混乱的现象。
艾思奇1961年主编并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以称得上哲学教科书的解放后众多哲学教科书的基本蓝本③。这本教科书从整体上秉承了艾思奇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的基本思想，因此在新版的哲学教科书中，“经验解释原则”仍然是它的第一原则。经验性原则有着自身难以化解的矛盾。它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另方面又要求这种理论必须迎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理论的普遍性与现实变动性之间的冲突，在经验原则的佐使下，往往以理论为适应需要而不得不改变自身的形式加以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又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理论与现实需要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演化结果，使哲学教科书的先验解释原则凸现出存在的价值。
先验解释原则的追求来自于对经验解释原则的不满足。经验性原则在“普遍性”的问题上遇到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按照康德的解释，由于经验判断要以感性直观为基础，所以经验性判断的普遍有效性，只能存在于其“功能”的规定上④。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释放中所显现出的经验普遍性，它希望能把这种有限的普遍提升到无限的高度。在普遍性的追求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先验”的追求中力图告别原生态的经验性原则，就成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因此，和《大众哲学》不同，哲学教科书要培植的是哲学的理论信仰而不是一般性的哲学知识普及，它的目的是要满足新时期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整体需要，而不是追求在“智慧”解说中有可能产生的有碍于“一元化”的种种非议。所以，在哲学教科书中，“经验的解释”是在“一元化”先验规定下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经验原则必须服从并且服务于先验设置的整体目标。而在经验原则基础上的先验原则，才是哲学教科书所要塑造的“哲学观”。它的理论前提是：由于先验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先验的合理性一定能够在经验中得到解说，同时经验就拥有对先验存在证明的合法性。按照这样一个前提，哲学教科书一方面编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在设置了基本原理先验存在的前提下，通过经验科学和经验事实的说明，来完成对先验命题的“论证”。
哲学教科书关于哲学的理解程度、表述方法及其论证手段，基本上徘徊于西方近代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它和马克思的哲学水准相去甚远。它以“原理”的方式构建出超越时空的绝对普遍信条，以这些信条批判人类的历史，并以此来支撑关于现实和未来的一切解释。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先验”是人类对理性的终极托付，也是形而上学在理性批判中构架自身、实现自身全部意义的所在。中国教科书哲学所确立的先验解释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哲学努力摆脱朴素经验形式的理论自觉，但先验解释原则自身的缺憾却决定了这种哲学观的宿命。在一元化和本质主义的追逐中，站在先天原则、永恒本体和绝对真理角度上对现实生活的终极俯视，只能使理论成为失去生活支撑的教条。
哲学教科书悬置了经验现实的理论平台，站在终极关怀的角度上期待着关于这个世界的终极解释，但它同时又需要经验现实支持这个终极解释，这使哲学教科书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我们必须在传统教科书哲学解释原则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这个原则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语境置换后，改变了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内容，它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肯定”让位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验渴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真理”，而且要在对这种真理的把握中确立一种“信仰”。当“信仰”成为执政党领导下的全民族的主张时，它一方面要考虑信仰目标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另方面又必须考虑民众对这种信仰的现实接受能力。哲学教科书的经验和先验原则，就是在力图顾及到这两个方面所作出的选择。
但是，在无法放弃经验原则、同时又竭力追求先验的终极过程中，传统哲学教科书的两个解释原则至少面临着三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一，它的经验原则虽然给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良好的出发点，但却无法满足如何超越自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要求；第二，它的先验原则虽然彰显了哲学关于“普遍性”的理论欲求，但这种普遍性的先验设定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悬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神坛偶像，从而在割裂理论与生活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意义；第三，传统哲学教科书力图用大量的经验事实来“论证”先验原理的“合理性”，但由于无法缝合经验与先验之间的逻辑断裂，其结果却只能使经验原则与先验原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尽管传统哲学教科书力图回避和掩饰这些矛盾，但两种解释原则在与社会领域中某些独特需要契合在一起时，在现实中所显示的就不仅是解释原则自身的片面，还有因为二者之间理论鸿沟所导致的现实冲突，即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人与人的社会之间的冲突。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没有终止于理论之中，在理论与现实的“对接”中，放大了的逻辑矛盾必然在素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语境中，“改造”了中国的现实。
尽管哲学教科书在哲学解释原则和以此为依据的哲学观中，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矛盾，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哲学，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传统哲学教科书所坚持的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之所以能够在哲学“普及”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这些原则与人在生活中所形成的自发态度是完全吻合的。在现实的生活层面上，人对于理论的认可总是要在经验的认定中求其“真”，又力图在先验的设定中将其归为“理”。这种“真理”的生活认知模式被提升为哲学的解释原则后，就有了其相应的“现实基础”——当然，这是哲学顺应现实而不是提升和引导现实的基础。
三、由哲学教科书引发的两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历史的特殊时段当作庇护传统哲学教科书解释原则的一个因由，但哲学总是要从历史走进现实的。因此，这个因由不可能成为哲学教科书作为中国当代哲学唯一形态的理由。相反，正是在对哲学教科书及其教科书哲学时代的反思中，中国当代哲学开始了以清理自身理论地基为前导的理论自觉活动。
在中国当代哲学视阈中，由哲学教科书所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哲学的解释原则，从而应当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哲学教科书的经验解释原则和先验解释原则的形成有着现实中的实践轨迹，但是这一轨迹所内涵者的理论逻辑，却是西方传统哲学赖以存在的知识论语句。无可否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与普及确立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在步履维艰的百年历史中，哲学由“爱智之学”而成为“使人聪明的学问”，借助五四运动期间垦殖的科学基因，哲学与科学、与知识缠绕在一起，获得了解释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话语权力。教科书哲学所奉行的经验原则与先验原则，就是这种带有浓郁知识论话语特色的表达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近代社会以来知识论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瓦解，当哲学已经在自身的批判中自觉到自身所创造的知识论局限时，摆脱理性压抑、走出知识论的哲学欲求表达了人类精神新的企盼。当代中国哲学同样意识到，现实哲学所构架的理论平台中确立自身解释原则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在“普及哲学”中教育群众，也不是为了信仰的需要而确立某种永恒的权威，它的意义在于摄取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引领时代发展。因此以知识论作为唯一的话语方式不仅满足不了哲学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且由知识而理性、由单纯追逐理性而制造终极的知识论结构，已经构成哲学束缚自身思想空间的最大障碍。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应当是对原有哲学解释原则的重新解释，它理所当然地要把原有解释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即知识论作为从新解释的内容，而不是自身原则得以建立的前提。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认为，感性的物质生活世界是哲学发展的唯一基础，它提供了哲学生成的根基，构造了哲学的时代模式，也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在生活的海洋中遨游是真正的哲学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但问题是，哲学把生活世界当作生存空间，是否意味着它必须把哲学的理念作为一种“知识”加以普及才能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在封闭的象牙塔中实现哲学自身的发展，固然是一种人类早期的童话，但又有谁能保证，把哲学的根基建立在“哲学普及”上的愿望，不是人类在自身发展中所编织起来的一种神话呢？在为大众认可的知识论话语体系中，任何关于由经验上升为先验的努力都是一种无效的努力，西方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我们无法在脱离经验的基础上找到“至纯”的先验起点，因此先验的设定就一定会带有“独断”的特点。
“独断”的非哲学表述叫做“教条主义”。在理论终极上，背弃生活世界是它唯一的结局。教科书哲学时代在教科书的视域中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它以一种被神化了的真理遮蔽了中华民族关于真理的哲学欲求，并且由此创造了关于经验世界的唯一解说模式。它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无上荣光的同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生命力，也放逐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社会中确立自己身份标识的种种努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哲学如何展现自身的问题。对教科书哲学的追问，必然涉及到哲学在现实社会的存在形态、表达方式的问题。哲学教科书出自于把哲学化为“广大人民群众锐利的思想武器”这一目的，把“群众哲学”作为哲学的唯一载体，它在释放哲学的社会功用过程中也制造了哲学的极度混乱，其结果不仅使哲学屈从于某个特定时段的权威话语，而且也从根本上消解了哲学的存在价值。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精华不仅来自于时代精神的攫取而且来自于时代精神的批判。因此，它不会以来自生活的自发的解释原则为依据，更不需要以哲学对生活原则的附庸作为自身原则的出发点。于是在哲学教科书改革中我们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方式”的问题：哲学能不能在通俗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完成大众意义上的普及？如何能在不失去哲学自身深刻性前提下对哲学进行通俗化整理，又能否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这种通俗不至于沦为庸俗？
哲学教科书与教科书哲学所引发的问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哲学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的重要标志，而它自身所存在和显现出的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起点。当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当代哲学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在以一种理论自觉的形态开始清理自身的哲学地基。因为，当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发地，必须承认教科书哲学曾编织了一个民族的哲学理想，必须承认走出教科书哲学的理论欲求是这一理想的现代延伸时，走出知识论从而变革哲学的解释原则应当是哲学教科书改革的直接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哲学”的认识。
注释：
①列宁：《再论现实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7页。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渠道分别来自于日本、欧洲和苏联三条线路。
③该书经1961年11月出版、1962年修订再版和1978年的第三版，直至1980年的第四次印刷，时间跨度长达20年，贯穿于中国教科书哲学的整个时代。
④康德：《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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