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福兮？祸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论文,福兮论文,祸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中国和印度凭借其低实际工资、外包以及奇迹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而日益崛起之际，很多非经济学家忧心忡忡的是，美国何时会因此而丧失一些好的就业岗位。这个问题现在讨论得很激烈，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也依然如此。
一些杰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场辩论以说服那些热衷于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下面这段话引述了阿兰·格林斯潘、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格里高利·曼昆等人所持有的，并被某些经济学家在学界广为散播的观点。
是的，在短期内我们会丧失一些不错的就业岗位。但根据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美国长期的国民生产净值依然会增加(中国也一样)。自由贸易中赢者的收益——如度量恰当的话，会超过输者的损失。这不是什么神话，而是由贸易所引致的全球民主体制下人民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量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分享。在计算熊彼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时，应该承认一些生产者可能会遭受损失，但不要忘记的是消费者却能从中大大受益。根据正确的经济学定理，一些美国群体会因动态的自由贸易而受损，但是赢家的收益足以弥补输者的损失。
然而，就赢者收益弥补输者损失所必要的盈余而言，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萨缪尔森，1972)，本文所引用的一些参考文献(江森和斯坦福，1993；戈莫瑞和鲍莫尔，2000)也已证实了这一点。下文将详细分析这个广泛流传且颇有争议的论断。
本文第一部分用李嘉图-穆勒式的分析方法认真剖析了如下假设情景：在没有任何贸易的封闭经济中，令准确度量的中国人均实际收入为美国自给自足收入的1/10。之所以做如此假设，是因为这里把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定为美国的1/10。这里假定中国总劳动人口是美国的10倍(这一点和现实很相近)——因此在封闭经济中可以不考虑总的地区规模差异的偏向效应(biasing effect)。在此例中，只考虑两种商品：商品1和商品2。按照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做法，假定两地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相同的：更确切地说，消费者总是把可支配收入不偏不倚地一半用于商品1，一半用于商品2。
尽管在绝对生产率方面美国有10∶1的初始总体优势；但就相对优势而言，美国在商品1方面的优势更大一些，而在商品2方面的优势略小一些。正是由于两国在商品1与商品2的生产率上存在相对差异，因此双方均可以因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和贸易而获益。
文中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在两国开展专业化分工和公平的自由贸易后，双方的真实收入都大幅提高了，均为各自封闭经济时真实收入的两倍。第三部分将继续探讨的是，当中国熊彼特式的技术进步使其出口产品(商品2)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原先的4倍时，此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的福利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我设定的例子中，中国的平均生产率依旧远远低于美国。但不要忘记的是，中国的真实工资也同样远低于美国。
简言之，在新的公平贸易均衡下，必定会产生更有利于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净值——之所以说更有利，是因为我们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进口产品。当需求弹性是穆勒式需求弹性时，即使中国的贸易条件多少有所恶化(还不足以降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净值)，但中国商品2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增加了该国的实际国民生产净值；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净值也恰好提高了。对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而言，本文二、三部分的数学推导有力地证实了他们的论点。
然而，文中第四部分的分析却沉重打击了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的自满情绪。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集中分析了中国另一种新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影响。也即是，中国商品1的生产技术提高了(通过模仿或自主创新)，而美国恰恰以前在生产商品1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一位南达科他州的高智商的高中毕业生——过去因处理我的信用卡电话业务而得到了1.5倍于美国最低工资的收入，然而他自1990年以来却失业了；孟买的一家外包单位现在受理我的业务，其职工的工资水平远低于以前那位中学生，不过这些人的工资却远远超出了他们远在印度的父辈过去所能赚到的)。那么，针对诸如此类的外包给美国在长期带来的实际影响，李嘉图-穆勒的算术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第四部分，新的李嘉图生产率意味着，给中国带来比较优势(曾经属于美国)的技术进步会降低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而且，请记住这种冲击并不是暂时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对美国造成一种持久的损害。
我所做的李嘉图式的均衡分析并没有涉及任何长期失业。因此，损失并不在于美国长期丧失的一些工作岗位，而是这种动态的、公平的自由贸易降低了劳动力市场重新出清的真实工资(难道第四部分的分析忘记了美国是如何从进口廉价商品而获益的了？不，没有忘记！只是没有这样纯粹的净利益，要知道美国现在新的贸易条件反倒恶化了)。
二、相对于封闭经济，自由贸易提高了两国的实际人均收入
我们首先考虑中国的状况，该国的平均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0。为了略去两国之间在总产出与劳动力方面的复杂差异，我们假定中国的劳动力总数是美国的10倍；即假定美国劳动力总数为100，中国则为1000。此两商品模型中有4个生产率参数是外生给定的。对美国来说，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2，∏[，2]=1/2；中国则分别为π[，1]=1/20，π[，2]=2/10(大写与小写字母分别表示美国和中国的生产率)。读者将会看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中国的10倍，但美国在商品1方面的优势更大一些；而在商品2方面的优势却略小一些。在两国开展贸易之前，就封闭状态下的人均真实收入而言，中国仅为美国的1/10；商品2在中国相对便宜，在美国则相对昂贵。
封闭经济时的均衡
在封闭经济中，如果美国将其100个劳动力的50个用于生产商品1，另外50个用于生产商品2，则商品1的产量为100，而商品2的产量为25。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计算中国1000个工人的产出：500个工人仅生产25单位的商品1，另外500个工人则生产100单位的商品2。由于人们把自己的收入平均花费于两种商品，封闭经济中的竞争会使得每个国家都把劳动力供给的一半用于商品1的生产，一半用于商品2的生产。
在这个封闭经济的例子中，美国生产1单位商品2的机会成本是4单位的商品1。而中国生产一单位商品2的机会成本则为1/4单位的商品1。两地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和封闭经济中两种商品价格比的差异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地区间专业分工、提高世界生产率创造了条件。
我所建立的这个模型与19世纪的李嘉图-穆勒模型相比，其方法上的进步之处在于认识到穆勒的将收入平均花费于两种商品的这种假设可以使我们确立一个度量实际国民收入和实际世界收入的精确指数，即消费的几何平均数。因此，在美国，可以用100单位商品1与25单位商品2的几何平均来计算其封闭经济的实际收入，即
×
=50。用50去除假定的美国总人口100，可以得出美国人均实际收入为0.5。在中国，通过25单位商品1与100单位商品2的几何平均，计算可得其封闭经济的实际收入，即×=50。用50去除假定的中国总人口1000，我们可以算出中国封闭经济中的人均实际收入为0.05。
还有第二种等效的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方法。此方法非常实用，因为它不是生产或消费的几何平均，而是各地生产两种商品的实际工资的几何平均。在封闭状态下，美国的真实工资分别为W/P[，1]和W/P[，2]，即∏[，1]=2和∏[，2]=1/2。美国封闭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可以由下式计算得出：
同样，对中国而言，其人均实际收入为：1/2π[，1]π[，2]=1/2
=1/2·1/10=0.05。
上述美国与中国总产出的完全相等只是我建立的简化模型的结果。我们现在转而考虑自由贸易，进而得出的结论是：两国的人均福利都大大提高了。
自由贸易后的均衡
当前的模型假定不存在资本流动。在自由贸易均衡下，贸易收支一直为零。在没有关税、配额及运输成本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会使得两地商品的相对价格最终相等。当然，在自由贸易提高了两地的实际工资后，两地的实际工资还存在着差异。
分析自由贸易的第一步是要推导出专业分工的定性的模式。因为在美国用商品2表示的生产一单位商品1的机会成本较低，竞争将驱使美国仅从事商品1的专业化生产。在中国，由于用商品1表示的商品2的机会成本较低，因此竞争会推动中国从事商品2的生产。事实上，美国的达尔文式竞争会使美国专门从事商品1的生产，因此100个工人(生产率为2)将生产出200单位的商品1；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驱使其竞争者只生产商品2，1000个中国工人(生产率为2)将生产出200单位的商品2。同封闭经济相比，这种自由贸易的地区间专业分工会大大提高世界收入。在封闭状态下，每种产品的全球总产出为125，而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每种产品的世界总产出都增加了60％。
各地间进行专业化分工——每个地区都只生产自己相对最有优势的产品，而后进行贸易，按照国际市场上供求相等时的市场出清价格进口自己不生产的商品。这的确能消除两地在封闭状态下的相对价格差异。
根据穆勒的假定，即两个国家都把收入平均花费在两种商品上，而且鉴于两种商品的全球总产出均为200，那么在自由贸易下，无摩擦的套利将使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相等，即：P[，1]/P[，2]=p[，1]/p[，2]=200/200=1。很显然，此时两国平分了世界总产出。当两国每种商品的消费量均为100时，双方自由贸易下的真实收入刚好是各自封闭状态时的2倍。
三、中国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必定会提高美国的实际收入，但何时会降低自己的人均实际收入呢？
假设中国出口部门获得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其生产率是以前的4倍，即商品2的生产率由初始的π[，2]=2/10提高到技术革新后的π[，2]=8/10。模型中其它的参数保持不变。
在中国技术进步后，两国的比较优势差异仍会驱使美国专门生产商品1，而中国仅生产商品2。当100个美国工人全部生产商品1时，产出依然是200；而当1000个中国工人全部都从事商品2的生产时，鉴于该国现在有更高的生产率，商品2的产出为800。显然，中国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世界总产出。
美国自然会从中获益。为什么？因为对消费者而言，相对于美国产量未变的商品1，中国商品2的极大丰富必定降低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P[，2]/P[，1]。
在穆勒式需求下，中国的技术进步也提高了自己的福利。然而，当需求比穆勒式需求更缺乏弹性时，中国商品2供给的大幅增加会大大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以至于技术进步后的人均收入大大低于技术进步前的人均收入(技术进步后，中国占世界国民净值的份额由1/2骤降到1/5)。
四、当中国在商品1生产方面获得了外生的技术进步时，美国将会减少该商品的生产，而且其人均实际收入也将永远降低
我在上文已论证了美国能从中国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获益，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将驳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调——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国外的技术革新不会长期损害美国的利益。
首先假定两国的初始生产率与前文所假设的一样。在技术进步前，∏[，1]=2且∏[，2]=1/2；π[，1]=1/20且π[，2]=2/10。现在假定中国商品1的劳动生产率由π[，1]=1/20大幅提高到π[，1]=8/10。模型中其它的生产率保持不变(注意：尽管中国商品1的生产率超过了美国，但是封闭经济中的中国还是比美国穷，而且其实际工资也较低)。
在技术革新前，美国只生产200单位的商品1，而中国则生产200单位商品2。如今在技术革新后，世界的产出潜力已大大增加。然而，所有的比较优势却不复存在了——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1]/∏[，2]=π[，1]/π[，2]=4。两地从事与不从事贸易的境况是相同的(事实上，在自由贸易规则下，各方都不再有从事专业分工的动力；他们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优势从事进出口)。
在发明前自由贸易导致美国生产200单位商品1，中国生产200单位商品2。这两个相等的数字意味着两种物品的相对价格(P[，2]/P[，1])=(p[，2]/p[，1])。意指两地的国民收入各占世界总产出的一半，世界总产出为
=200。关注一下美国的人均福利，我们看到发明前在自由贸易下的人均国民生产净值为1/2(200)/100=1。问题是美国在发明后的封闭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能再次达到以前的水平吗？答案是令人惊奇的“不”。中国的技术进步迫使美国退回到了封闭经济，由于美国没有发生技术变化，因而其将100个工人平均投入于商品1和2的生产。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的总产出为50×2=100的商品1和50×1/2=25的商品2，所以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为
=50/100=0.5。很显然，此时的人均国民收入远小于其在自由贸易下的数量。这股新的自由贸易之风为中国吹去了福音，但在我的过于夸张的模型中，它也同时吹去了美国以前从自由贸易获得的全部好处。
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这个例子中，正是自由贸易驱使美国放弃了有损于其利益的贸易。当然，此类例子在经济史上俯拾皆是：在美国，两世纪前种植业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上世纪，纺织业、鞋业和其他制造业从新英格兰迁到了低工资的南部；1850年后，英国的制造业霸权也逐渐为美国所取代。在某些领域里，虽然技术领先者尚能不断获得增长，但随着低工资竞争者和技术模仿者的蜂拥而入，这些技术领先者所能获得的增长率也将逐渐被拉低。
五、结论
前文已经论证了有时自由贸易能把一项技术变革转化为两地区的利益；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只能对自己有利，却有损他国的利益。然而，从我的上述分析中并不能得出一国应该还是不应该采取选择性的保护主义的结论。即使在自由贸易世界中比较优势的变迁的确给一国造成损害，一个民主国家试图保护自己的努力也可能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全球化所应持有的务实和科学的态度是：
如果过去与未来分别出现了有损于和有利于一国利益的技术进步，而且当两者都“提高”了世界的实际净国民生产福利时，那么从实用主义的立场看，与院外集团游说而实施的关税和配额所造成的福利与民主的巨大扭曲相比，自由贸易依然是最优的。需要用几句话来说明我的简化的李嘉图-穆勒模型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而言是多么有说服力。
(1)即使考虑到国际交易中的非贸易品或其他国际交易的现实障碍，我的基本结论也依然是成立的。
(2)正如多恩布什-费希尔-萨缪尔森(1980)精确地拓展了多-费-萨(1977)的李嘉图单一劳动力要素模型，文中的定性结论不仅适用于单要素情形，也适用于多要素情形。
(3)在本文中，我是在假定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分析各种自由贸易均衡的。在当前美国外债不断累加的情况下，像世界富豪沃伦·巴菲特(最成功的投资者)这样的非经济学者，在2003年11月的《财富》杂志上也指出，美国长期累积的经常贸易赤字应归咎于自由贸易，并进而建议征收拍卖税(auction taxes)以实现借贷平衡。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推出，如果沿着巴菲特的思路做，美国会给自己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4)由一个两国家、两(或三个)商品模型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一个N个国家、M种商品的李嘉图-穆勒模型。
(5)史密斯·阿林，杨格-俄林-克鲁格曼贸易范式的基础即是规模收益递增的不完全竞争，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古典李嘉图主义并未对此作详尽分析。我要进一步补充的是，正是市场规模的全球化扩张使得竞争模式的政策相关性比1890—1950年这段时期更高。
(6)从现实和政策的角度来说，我最重大的省略是把各个地区内的所有人视为同质的李嘉图劳动力。现实中，很多美国人(资本家与娴熟的计算机专家)或许正从自由贸易引致的半熟练工和蓝领工人的工资下降而得益。我的分析方法稍加调整即可用于分析此类问题。
此外，在分析中考虑到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但不会削弱本文的命题，反而会使其更具意义。考虑如下情景，富有成效的熊彼特式的资本主义破坏可能将来会损害相当多的美国人，但另一些人却又能从中受益，那么通过转移赢者的部分收益来弥补输者的损失，美国就不会有任何群体从自由贸易中受到实质性的损害。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过去或将来存在补偿性的财政转移，那么非经济学家还应接受这种观点吗？
此外，主流贸易学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美国的平均收入和各阶层间不平等的巨大变化。和其他社会一样，或许1/3的美国人并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胜任熟练的专职工作。如果允许与他们类似的大批移民涌入美国，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定会预言，美国工人的工资会大幅下降，而新移民在美国将比其在母国赚到的工资要高得多。历史上，美国工人曾经垄断了某些高级资本和专有技术(科学的、工程的和管理上的)。可以说，我们这些美国人是含着银匙出生的——这可以有力解释美国历史上缘何看门人、佣人、小业主等等一些人的工资如此之高。
对于前文的分析，有学者会补充解释为何美国占世界产出的份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即已从1945年二战结束时(当时欧洲与日本处于暂时混乱)的50％下降到40％、30％，且根据PWT(Penn World Tables)修正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美国占世界产出的份额现在大概已降到1/5至1/4了。尽管这些倾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财富的绝对下降，但颇有争议的是，这些倾向的确反映了这样一股逆风——降低了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真实增长率。
毫不奇怪，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甚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能够在20世纪末削弱美国在人均实际收入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在1950—1980年间，西欧的经历也是如此。有人或许想知道是否有某个或更多的后来者能够追上甚至突然超过美国。PWT和麦迪逊的类似估计似乎表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难道表明随着美国原始创新在海外的传播，这种传播却是使美国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吗？
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迹象是很发人深思的，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每小时生产率的确超过了美国。如果法国和德国能赶上美国每周、每月的平均总工时数，那么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美国。
文章译自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8,No.3,pp.135—146,2004.
译者：秦棋，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参考文献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