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所发生的那场哲学大论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精彩的一页。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对象的这场哲学论战，不仅有新旧哲学之间的冲突，更有新哲学内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几乎都在论战中登台亮相，展示各自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为后来各自理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地位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这场有重大意义的哲学论战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是空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才开始起步，有部分专门的研究论文相继发表，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的论著中也有专门章节介绍，但关于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系统研究专著的出版仍是个空白。正当笔者为填补这个空白而搜集材料时，却意外地看到了德国学者沃纳·麦思纳著的《哲学与政治在中国——三十年代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论战》一书的英文本，该书早在1986年就在德国公开出版。书中吸纳了西方学者同类研究的许多成果，其主要见解在西方学者中颇具代表性。研究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中国学者要比西方学者方便得多，但事实却是外国学者走到了中国学者的前头。在深感遗憾的同时，笔者仍愿持向先行者虚心学习的态度，对该书的内容作些简略介绍，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就三十年代哲学论战这一共同课题所作的研究，从研究观点、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等方面作些分析比较，以促进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沃纳·麦思纳写作《哲学与政治在中国——三十年代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论战》一书的主要目的，依作者所言有三：一是为了揭示1934年至1939年间上海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爆发的所谓新哲学（即来自苏联的辩证唯物论）论战的背景和发展过程，探索辩证唯物论最终在中国站稳脚根的历史原由；二是揭示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共产党内决议形成过程的影响，以及它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三是要阐明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中接受辩证唯物论哲学有怎样的重大意义。从其主要目的出发，作者在书中安排了四部分内容：第一，三十年代苏联哲学。作者在书的开头部分安排一定的篇幅介绍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的斗争及其理论成果，旨在论证这样一种见解，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是从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中获得了关于欧洲哲学的一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知识。全部的中国辩证唯物论著作是建立在几本苏联哲学著作之上的。也就是说，中国辩证唯物论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著作几乎有百分之四十是抄袭别人的，其它部分也几乎没有背离苏联哲学模式。中国理论家们所采用的标准化形式的辩证唯物论主要来自苏联，是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派与他的反对派机械论、布哈林主义、德波林主义、托洛斯基主义之间斗争的直接产物；第二，第二次统一战线中的斗争。这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三十年代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发展，阐明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了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之间的严重斗争。作者认为，正是这类政治斗争构成了哲学论战的真正内容。论战中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陈述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类似复本”。政治斗争的每一变化，必然导致各个哲学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哲学概念之间关系的每一变化又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化，或者说这种变化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发生。哲学陈述最终是为政治决议和政治行为的合理性作论证。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与政治斗争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不再是西方哲学概念中的“哲学”，哲学的理性内容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完全被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取代，哲学成了代表某种政治主张的“符号”；第三，辩证唯物论论战。这部分内容主要介绍艾思奇和叶青就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哲学与科学、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其中大量摘引他们俩人文章的内容，详细分析他们俩人观点的分歧，意在具体证明中国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是怎样表现为政治斗争的“类似复本”的；第四，《实践论》和《矛盾论》。这部分内容主要是通过对毛泽东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哲学背景和写作的思想材料来源的具体分析，展示这两篇著作在哲学论战和常内斗争中的相关价值。作者在这里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所阐述的辩证唯物论基本理论至今也没有被取代，但同时又说《实践论》《矛盾论》中所阐述的辩证唯物论主要来自三十年代苏联哲学，并且也包含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成份。
在简要介绍沃纳·麦思纳所著一书的主要目的、主要部分和主要见解之后，很有必要把他们和中国学者的同类研究作一番分析比较。
首先，沃纳·麦思纳对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面比较窄，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内部，主要是写艾思奇和叶青之间的哲学争论。而中国学者的研究面则比较宽，他们从已掌握的历史材料中发现，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对象不仅仅是辩证唯物论，同时也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些内容常常在一篇文章中同时涉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这显然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各部分内容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决定的。因此他们在研究阐述这段历史时，通常是从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三方面入手，既力求弄清每一方面争论的具体问题，又努力反映这三方面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们看来，单就辩证唯物论方面的有关问题争论而言，也不仅仅是艾思奇和叶青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笔墨官司，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反对者（如张东荪、傅统先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决捍卫者（如邓云特、陈伯达、沈志远等）之间激烈进行。人们只要翻阅一下1936年前后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编著）、《哲学论战》（叶青编著）、《新哲学论集》（艾思奇编著）等集中反映当年哲学论战的文集，对论战的范围和对象就会有清晰的了解。
其二，沃纳·麦思纳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三十年代辩证唯物论论战是以政治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斗争直接决定着哲学论战的内容。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体系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个哲学结构都是由其创造者根据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安排的。并由此而断言：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家文章中所运用的“哲学”、“科学”、“逻辑”、“物质”、“精神”等概念，只是代表政治斗争中某种主张的符号，与西方哲学中这些概念的实际内容无关。他们哲学文章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客观实体的复本，而是政治斗争的复本。中国学者在分析研究三十年代哲学论战时，同样看到了政治斗争对这场哲学论战的制约和影响。他们主要是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现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出发，详尽探讨哲学论战形成的政治原因和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充分肯定这场哲学论战必然具有的浓烈的政治色彩，而不是像沃纳·麦思纳那样，把哲学争论的起因完全归之于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政治派别在某一具体策略上的分歧，把政治斗争和哲学斗争完全等同起来。中国学者的这种做法来自于他们对自己国家1840年以来社会发展历史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就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作为集中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之一的哲学，自然不可能脱离这个最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们自然也就更加注重自己哲学理论的社会政治作用。因此，不同的哲学派别和哲学家都努力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最大政治问题的解决而出谋划策，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哲学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恐怕是近代中国哲学各个不同哲学派别的共同特点。其区别仅在于他们与政治的关系有的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和具体，有的则表现得比较隐蔽、曲折和抽象罢了。
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一定社会团体的社会政治目标永远有脱不开的关系，不仅中国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是如此，就是多以“纯思辩”形式出现的西方哲学，如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同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可能处于思维的真空之中，一点不受本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如果仅以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和社会政治斗争、党内派别斗争关系密切为由，就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的辩证唯物论不是真正的哲学，而是一种政治“符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其三，关于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产生的基础和来源。沃纳·麦思纳认为，全部的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主要是建立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几本苏联哲学著作之上的。中国的辩证唯物论不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经典著作（理由是中国的辩证唯物论著作中很少引用马、恩的哲学原著），而是来自苏联的被程式化了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在中国辩证唯物论产生中的作用则是微不足道的。讲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的产生，首先必须提到艾思奇和叶青，他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产生是分不开的。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同样承认苏联的那几本哲学著作在内容和体系结构方面对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样看到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物与苏联哲学著作在内容、结构上大同小异这一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还特别指出，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绝大多数人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加以否定，中国的新哲学家们（包括毛泽东在内）也跟随其后，批评、否认形式逻辑，主张把形式逻辑送进历史博物馆，这正是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与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的密切关系，中国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论著中并不讳言。他们一方面很坦诚地分析这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更注重强调说明吸收、利用苏联哲学成果，并不是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精华。中国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家在吸收、利用苏联哲学成果的同时，也在认真学习研究马、恩、列的哲学经典著作，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出版的马、恩、列主要哲学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为这类学习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正是通过多方面的学习研究、吸收利用，为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的产生建立了思想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开始了哲学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确实吸收、利用了苏联哲学成果，但其精华和独具特色之处则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这些精华和特色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形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决不是苏联哲学的简单搬用或抄袭，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一个抽象的肯定，而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具体分析。人们只要留心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开出版的近百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专著，其中较有代表性有金羽主编的《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和石仲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述评》，就会觉得盛行于西方学者中的“抄袭”论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毛泽东、艾思奇、叶青在中国辩证唯物论哲学产生中的作用，中国学者的见解也与沃纳·麦思纳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所谓产生问题，实际是辩证唯物论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和毛泽东尽管由于身份地位不同、活动领域不同、传播和应用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在各自的活动领域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为辩证唯物论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与艾思奇同时活动在三十年代上海哲学界的叶青，曾在介绍辩证唯物论哲学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中国学者对此并非视而不见，只是对他这方面工作效果的评价远不如沃纳·麦思纳那样高，他们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上，叶青的作用才可谓“微不足道”。
上述几个方面的不同见解，反映了中西方学者在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掌握方面的差异。
从研究立场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是以局外人、旁观者的身份来考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因而较少感情因素、政治因素的干扰，能够比较冷静而客观地观察分析，无所顾忌地坦陈自己的见解，这是其长处所在。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是西方人，在评价别国思想和历史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和尺度为标准，这种情况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中是常见的。对西方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由此常常会导致出一些极端片面的错误见解，严重偏离客观的历史事实。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由于是在研究自己国家、甚至是亲身经历的思想历史，因而在相关的人和事的评述中，常常脱不开感情、政治等因素的干扰，这类干扰的后果同样能使研究工作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例如对《实践论》《矛盾论》与三十年代苏联那几本哲学教科书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学者很少提及，即使有人偶尔提到，也是抽象概括，一笔带过。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不仅公开承认《实践论》《矛盾论》与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存在着吸收和利用的理论关系，而且对这种吸收和利用关系进行详细而具体的考察分析。通过他们的认真研究，《实践论》《矛盾论》中哪些内容是吸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哪些内容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哲学创新和发展，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类客观具体而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如前面所提到的金羽、石仲泉主编的两本书），充分证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基本摆脱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更加接近客观历史事实。
再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更多的或比较注重于从语义学、翻译学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说明同一个思想概念，由于不同民族的对概念产生的思维历史背景和具体特定的内容了解或理解上的差异，常常会使思想概念的内涵发生质变。例如沃纳·麦思纳就曾在他的书中分析指出：中西学者虽然都在用“哲学”、“科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主观”、“客观”这些概念写文章，但他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则完全不同。原因首先是中国学者在应用西方哲学概念时，对西方思维活动历史的了解不充分，对概念的内涵及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杂联系把握不准；其次是中国学者在转译西方哲学概念时，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概念原有的内容改变了，或完全政治化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同样看到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个完全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地区传播、应用的过程中，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主要是从中国的特殊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根基和氛围入手，探索变化发生的原因。对于运用语义学的方法探讨概念内涵的变化和从翻译学角度分析外来概念转译过程中的质变，则常被中国学者所忽视。这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研究方法上的欠缺之处，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应向西方学者学习，使自己的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更加科学。
最后讲到掌握史料的多少问题。西方人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史料的获得和把握上自然不如中国学者方便，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但有时却有这种怪现象出现，即西方学者著作中用了不少在中国学者看来是很新鲜的材料，在中国学者看来是机密的东西，西方学者抢先作了披露，于是便产生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所掌握的材料似乎比中国学者还要多的感觉。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西方学者在史料的掌握和运用上基本无所顾忌，没有限制，只要能搜集到，就可以在自己的论著中公开引用。正是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在史料的发现和应用方面常常走到中国学者的前面，但他们的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所发现的史料的可靠性缺乏严肃认真的考证。中国学者在掌握和应用史料方面的优势是寻找方便，掌握应用无语言障碍，无民族隔膜感。不尽人意之处在于限制太多、统制太死，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即使你掌握了史料也不能公开引用。更有些史料由于特殊原因一定时期就是不能公开引证。诸如此类的种种限制，确实影响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目前，学术界要求中国近现史料分批适当公开的呼声日渐高涨，其原因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中西学者在研究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其共同之处则是中西学者都关心、看重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在各方面的重大意义。有了这一共识，中西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吸取和补充也就有了基础。只要双方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研究方法、角度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能够缩小分歧，使研究工作尽可能摆脱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面貌，这应该是关心研究这段历史的中西方学者努力的共同目标。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辩证唯物论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矛盾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实践论论文; 艾思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