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及区域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城镇化论文,路径论文,效应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3)06-0070-09
一、引言
一直以来，城镇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紧密联系，尤其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城镇化如何对内需发挥扩大作用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关于城镇化扩大内需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并从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角度阐述了城镇化对内需的扩大作用。如Fujita等(2000)[1]和Venables(1996)[2]在要素流动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模型中阐述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人口城镇化)会产生多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等。Duesenberry(1949)[3]提出了习惯形成理论的示范效应概念，即在一个社会，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要受到周围群体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在这一概念下，人口城镇化可以极大地提升进城农民的消费水平，进而扩大内需。
国内学者关于城镇化扩大内需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内需扩大的理论探讨。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是启动内需的重要阻碍，而城市化进程缓慢是农民消费不足的制约因素(汪利娜，2001)[4]。“二元经济”下人口城市化可发挥拉动消费需求的原动力作用是一个无争的事实(田雪原，2000)[5]。另一方面是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机理分析。曾令华(2001)[6]认为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人口城镇化引致的消费城镇化上，农村人口一旦脱离了土地成为城镇人口，其消费也随之拓宽，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城镇集中也相应拉动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李林杰等(2007)[7]阐述了借助人口城市化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机理，即人口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加快城乡沟通，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对居民消费产生“积累效应”。丁学东(2009)[8]认为下一步城镇化宜把重点放在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万左右的中等城市上，加快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可以激发地方和民间投资热情，促进产业转移升级，刺激住房和汽车消费，吸纳农民工就业，是促进我国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辜胜阻等(2010)[9]认为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进而推动内需的扩大。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城镇化扩大内需的相关探讨多是理论层面的研究，基于数据的经验分析相对较少。而面对我国幅员辽阔的现状，基于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有关研究却鲜见文端。故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并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分析
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对内需求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因此，对于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研究也从这两方面展开。
第一，消费需求视角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首先，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呈现消费趋同现象。受示范效应的影响，进城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口城镇化使得进城居民的“自给自足”部分减少了，进而增加了其消费需求。其次，城镇化推动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地区(或第一产业)劳动力的释放使得进城居民获得了就业机会和工作时间，进而带动其收入的提高。同时，进城居民的消费也带动了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收入水平提高也刺激了消费需求扩大。另外，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使得企业在共享外部经济时，降低了成本，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增加了就业机会，可为居民提供持久性收入来源(刘艺容，2005)[10]。最后，城镇化转变了居民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相对比较保守，在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观念有了一定的转变，消费观念的转变提升了居民收入中的消费占比，提升了消费需求。
第二，投资需求视角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首先，城镇化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也推动了投资需求的增加，而且通过增加从业人员的收入引致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其次，城市郊区的建设引发了投资需求，城市为了缓解人口等压力，会将城市的发展向郊区延伸，郊区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不仅增加了附近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刺激了投资需求。最后，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生产要素开始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使得许多劳动力脱离农业，其自身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劳动力的低成本刺激了投资需求，同时劳动力自身的消费需求也随之提高。
我国城镇化扩大内需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层面得以实现。从微观角度而言，消费趋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消费趋同使得进城居民的消费观念、水平趋同于原住居民，从而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劳动力的释放和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升上，从而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在城镇化扩大内需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将引入相关变量对这两个因素进行分析。
三、指标选取、数据说明及经验观察
本文涉及的变量有两个，即城镇化和内需。城镇化是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简新华、黄锟，2010)[11]。在指标选取上，城镇化选取城镇化率(UBR)这一指标，即某个区域城镇化率是指该区域内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
内需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的，主要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目前来看，国家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刺激消费需求的，而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会刺激投资需求。
因此，本文对于内需的界定主要从消费需求方面展开。王国刚(2010)[12]认为，就长远发展而言，扩大内需的重心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故此，在指标上消费需求选取居民消费率(CS)这一指标，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其中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城乡居民个人和家庭用于生活消费以及集体用于个人消费的全部支出。
在对城镇化率和消费需求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本文先做一些描述性统计，以便了解两者区域差异的大致轮廓。本文选取2005-2009年①31个省(市、自治区)②的UBR和CS数据利用Stata11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就城镇化角度而言，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和中西部，中西部城镇化水平最低(全国、东部及中西部区域城镇化率平均值分别为0.47、0.6、0.4)。东部区域内城镇化差异较大，其标准差为0.16，中西部区域内城镇化差异较小，其标准差为0.08。
就消费率而言，东部地区消费率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东部及中西部地区消费率平均值分别为0.33和0.38。东部区域内消费率差异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标准差为0.41；中西部区域内消费率差异化程度相对较低，其标准差为0.07。
四、城镇化扩大内需区域效应的实证分析
为更好地探讨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差异，本文分别利用全国、东部、中西部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变量选择中，本文引入两个控制变量，即产业结构(CJ，第一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本文对该数据取了对数，LCP)。之所以引入这两个控制变量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城镇化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农业劳动力的释放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一般而言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产值的比例越高，其释放劳动力的潜力越大，在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中其促进内需扩大的作用就会越明显；第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显示出了城镇原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该指标越高意味着城镇化后进入城镇的非城镇居民与城镇原居民消费及收入差距越大，进入城镇的非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得不到快速刺激，消费趋同的实现难度则越大，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受到影响。
(一)全国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全国样本分析中，本文引入了城镇化的平方项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回归结果)以及GLS作为回归方法。因变量为消费率的消费需求指标，自变量分别为城镇化率及其平方项、产业结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运用统计软件Stata11，以全国样本数据为基础，得出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了U型结构。随机效应和GLS回归结果都显示城镇化二次项的系数都显著地大于0(系数分别为0.6196和0.5861，p或z值分别为2.32和3.45)，而城镇化一次项指标系数都显著小于0(随机效应和GLS回归的系数分别为-0.5906和-0.7181，p或z值分别为-2.01和-3.69)。这说明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U型结构，即内需开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不断下降，当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城镇化可以积极地推动内需的扩大。城镇化扩大内需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结构条件支持，盲目地进行城镇化并不能达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经验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化扩大内需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结构条件已经具备，城镇化也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为更加合理地验证这一问题，本文将从区域的视角出发单独从城镇化指标的一次项入手进行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的实证结果恰恰验证了本文前述的理论依据，即第一产业结构比例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其释放劳动力和提升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潜力相对较大，故此该指标对内需起到了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作用。随机效应和GLS回归结果都显示产业结构指标的系数都显著地大于0(系数分别为0.6196和0.5861，p或z值分别为3.49和2.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本文前述的推论，其与内需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0.0418和-0.0111，p或z值分别为-3.15和-0.44)。然而，就三大指标的系数值比较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相对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间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趋同，该指标对我国内需拉动的影响逐渐弱化。
(二)东部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由于前文探讨发现，我国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U型结构，为更好地探讨U型结构形成的外在条件，本文分区域对城镇化扩大内需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东部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显示，城镇化对内需的扩大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而显著性方面，GLS回归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系数为0.0966，p或z值为2.12)，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显著(系数为0.1073，p或z值为1.22)。这充分证明了本文前述的理论分析，现阶段我国东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达到明显效果，因而，城镇化积极地推动了内需的扩大。产业结构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内需的影响符合前文的理论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区域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要低于全国区域(东部区域该指标的系数分别为0.3108和0.3939，p或z值分别为2.03和4.28)，说明东部区域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农业现代化也日趋完善，劳动力释放和生产率提高的潜能相对不足，故此其影响也相对低于全国区域。
(三)中西部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为了能反映出中部和西部的回归差异，本文引入了虚拟变量D，若是中部区域则D＝1，若是西部区域D＝0。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区域城镇化对内需的扩大作用不显著(随机效应和混合回归的系数分别为0.0171和0.0378，p或z值分别为0.11和0.22，系数接近于0)，而GLS回归结果显示中部区域城镇化与内需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1850，p或z值为-1.69)。这说明中西部区域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外在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虚拟变量D非常不显著(混合回归和GLS回归的p或z值分别为-0.31和0.02)，这说明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的影响效果是趋同的。产业结构指标对内需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较东部回归结果大(随机效应、混合回归和GLS回归系数分别为0.7412、0.7467和0.4646，p或z值分别为2.84、2.84和2.18)，说明中西部区域第一产业劳动力释放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潜力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内需的影响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
(四)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分区域比较及其原因分析
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U型结构，产业结构对内需呈现出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内需呈现出负向影响。现结合东部及中西部的区域实证结果，本文进行分区域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城镇化指标方面，东部区域对内需的正向拉动作用相对于中西部更为明显；第二，产业结构方面，中西部区域相对于东部区域对内需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中西部分析中的虚拟变量显示中部和西部区域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是趋同的。出现以上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镇化对内需扩大作用的效果。城镇化作为内需的拉动手段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背景下提出的。城镇化与内需呈现出U型结构，外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我国已经可以实施城镇化拉动内需的策略。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故其拉动作用相对更为显著；反之，中西部区域拉动作用显著性较弱。由此可以推论，决定U型结果中正向促进作用到来的外在条件是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中西部区域存在着城镇化拉动内需的重要契机——产业结构调整。如前文理论阐述，第一产业劳动力的释放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城镇化扩大内需的重要路径。而我国中西部区域相对东部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其在劳动力释放和生产效率提高方面的潜力相对较大，对内需拉动的效果也相对较为显著。故此，这也成为我国中西部区域利用城镇化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契机。
再次，中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低，故此这两个区域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效果趋同。中西部区域实证结果中D的显著性较弱，这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最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内需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间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趋同这一影响会逐渐趋弱。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阐述了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消费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消费趋同现象，城镇化推动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镇化转变了居民的消费观念。另外，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为居民提供持久性收入来源。投资需求方面，城镇化拉动内需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城镇建设行为、城市郊区的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同时，投资需求的扩大增加了居民的收入，进而扩大了消费需求。而从微观角度而言，消费趋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消费趋同使得进城居民的消费观念、水平趋同于原住居民，从而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劳动力的释放和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升上，可有力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
我国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U型结构，即内需开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不断下降，当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则可以有效地推动内需的扩大。这说明，盲目推行城镇化并不能达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城镇化扩大内需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结构条件支持，而决定U型结构中正向促进作用到来的外在条件是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化扩大内需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结构条件已经达到，城镇化也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相对于中西部而言，东部区域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更为显著，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的。同时，虚拟变量D的实证结果显示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是趋同的，这是因为中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低。
中西部区域存在着城镇化拉动内需的重要契机，即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区域相对东部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其在劳动力释放和生产效率提高方面的潜力相对较大，对内需拉动的效果也相对较为显著。城乡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差距通过消费趋同难度的增加，显著地负向影响了我国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
结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制度保障，确保城镇化进程的合理性，避免出现盲目的城镇化建设现象。我国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U型结构，决定U型结构中正向促进作用到来的外在条件是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推动城镇化建设应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如果盲目进行无基础的城镇化建设，必然导致扭曲的城镇化现象，达不到拉动内需的作用。
第二，政府部门合理进行规划，充分挖掘地域的比较优势，推动城镇化的科学发展，进而带动内需的不断扩大。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较为显著。而中西部区域存在着城镇化拉动内需的重要契机，即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地域具有差异的比较优势，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方式和途径也是具有差异的，因此政府部门的合理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在进行东中西部经验交流的基础上，各地区利用自身优势补给其他地区的不足，协同推进城镇化，进而带动内需扩大。
注释：
①由于2010年城镇人口数据缺乏，本文无法将样本时间段延伸到2011年。
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十一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八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新疆以及西藏共十二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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