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天人观的比较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中西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中西哲学天人观的比较，说明中国哲学侧重与自然的合谐相处，即天人合一；西方哲学侧重人对自然的征服获取，即天人相别。二者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各有优劣。比较中西哲学天人观的历史演变，对历史和现实，对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天人观 天人合一 天人相别
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中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流，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然而，由于二者文化照观的不同，地缘关系的相异以及民族心态与思维方式的差别，因而文化传统大相异趣，学术思想相去甚远，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个性。本文试图对中西传统哲学之天人观作一粗浅比较，分析各自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前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生活条件。人又是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人一旦分离出来就成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成了一切哲学必须首先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西哲学各自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作出了明确而又不同的回答。从总体上讲，中国哲学侧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西方哲学侧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分离，即“天人相别”。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占居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天人合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天人合一”的传统意义即是说主体与客体相互融合，其主体与自然环境是“一体不二”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天”，是中国典籍中出现和运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其涵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唯物主义中所谓的天，则是自然与宇宙的代名词。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比较广泛的含义，而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人生存在于天地之中，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1〕这种把人生问题与天联系起来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哲人强烈地意识到了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在对天人合一的认识和表述上，又不尽相同。孔子视自然为人的知音：“知我者，其天乎”。〔2〕老子认为人应该取法自然， 天地人三者一道贯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庄子主张通过“坐忘”、“心斋”即一种忘我的经验，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说明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4〕董仲舒更是明确指出：“事顺于名， 名应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5〕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高远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气候温和，草木繁茂，以农立国，自然为人们提供了果腹暖身之物，因而自然善意的成份超过了敌意的成份，使人们对于自然有一种亲切感，甚至于与自己合而为一的内在感。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把自然视为与人完全不同的的死物和对立面以及被认识的客体和被征服的以象，而在基本方面，却是强调二者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方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与中国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从一开始就十分突出人与自然之分，强调天人之别，并把自然看成是人类改造、征服和利用的对象。
自然哲学在西方一直比较发达。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流派——米利都学派，就是从人与自然之分的角度来对自然进行探讨的。从泰勒斯到德谟克里特，其研究的重心都是强调自然界先于人，是宇宙的本原，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然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进行，似乎人类只能消极地接受自然的支配。这与中国哲学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的传统不同。
自德谟克里特以后，西方哲学又从自然的研究走向了另一个侧面，注重对人的研究。可是其方法仍然是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只是这种相分正好与德谟克里特以前的研究相反，贬低自然的力量，强调人类的力量，走向了人类中心论。正如罗素所说：“德谟克里特以后的哲学—哪怕是最好的哲学—的错误之点就在于和宇宙对比之下的不恰当的强调了人。”〔6〕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走向，首先是从智者派开始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7〕很显然，这是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 贬低了自然的客观尺度。到了苏格拉底那里，则出现了对人的伦理的强调，干脆不对自然进行研究。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而柏拉图哲学则从根本上否认感性世界而偏重于那个自我创造出来的纯粹思维的世界，认为感官所接触到的幻影世界（自然存在）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仿”和“分有”，从而否认自然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虽然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但他过于抬高理性而贬低感性，从而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分割开来，最终仍然陷入了人类中心论的窠臼。
古希腊哲学的成就及可贵之处在于，它开始自觉到人类理性的力量：人类可以凭理性认识到自然的奥秘（自然的规律或逻各斯），并将它运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以达到人预期的目的。但明显地可以看到的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天人相别、主客两分，自然一开始就以外在于人的因素出现。在天人相别思想观念以及对人的中心地位的肯定的导引下，由此触发起强烈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内在冲动。
近代中国哲学由于受到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冲击，其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怀疑和批判，人的主体性问题被突出出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开始突出和重视人的主体性作用，表现了人要求解放的呼声。但中国近代哲学由于受到封建专制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冲击，没有形成鲜明的逻辑体系。
值得重视的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从文艺复兴后期的自然哲学开始，西方哲学才又重新把目光投放到自然上。特别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英国经验论哲学，注重对自然界的描述，这是西方哲学经过一千多年的迂回曲折，从对自然的探讨开始到目光转向人本身最后又回到了自然的研究上。
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的培根，首先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提出了他的自然观。他说：“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把自然归结为一些抽象，而是在于把它分解为许多部分，正如德谟克里特学派所作的那样，这个学派比其余的学派更能深入到自然里面去。”〔8〕培根把外部世界确定为人的认识对象。把自然放到比较客观的位置上，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存在。而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干脆把人等同于自然，用自然的现象来说明人，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精致复杂的机器。因此，西方哲学所说的人等同于自然，同中国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是根本不同的。
康德对自然的研究，其本意是要研究人认识事物的能力，他一方面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在人与“自在之物”之间截然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的领域却永远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这就是西方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典型的“分”的方法，认为人与自然最终不能相通。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加以了改造，他反对向康德那样把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绝对的对立起来，认为思维是可以过渡到存在的，从而把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统一是在主观领域内，这种统一并非真正自然与人的统一。从实质上说，黑格尔是否认真实自然的存在的，他所说的自然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或“外在化”），所以，黑格尔仍然是将人与自然“两分”。
西方哲学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产生了主客相分、天人对立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下，西方哲学看到了人的作用，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的欲望，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走到了人类文明的前列。而与此同时却在满足自身对自然的征服欲望中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大量的新的矛盾和危机，致使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反过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而促使了当代西方思想家开始反思：人到底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即主客相分的传统的怀疑和否定。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和重视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天人相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
中西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优劣互补。因此，我们即不能毫无选择地接受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也不能毫无保留地抛弃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是应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从中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扬长避短、相互融通。
中西传统天人观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统一的面，把“天人合一”视为至上境界。在当今人类“征服自然”，只重对自然的索取与征伐的活动中，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环境下，吸收“天人合一”观念的合理因素，注重人与自然的合谐相处，注重对自然的保护、依赖、协调，以期共同发展，有助于人类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然而“天人合一”的观念过于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差别与对立，这必然会削弱人的主体意识，妨碍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与此不无联系。而且中国传统哲学重领悟、重直觉，缺乏理性的分析，带有模糊性、笼统性、直观性等严重缺陷，抑制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从而妨碍了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科学发展。
西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对立的一面，以天人之别作为其天人关系的核心，正视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差别，从而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意识，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物质文明的昌盛。然而，西方人倚仗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在与自然的对立之中重征服与索取，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谋求自身的或某些集团的利益而任意征伐自然，这种绝对“以人为中心”、“人主宰自然”而忽视自然是人类之友的思想，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的整体系统性，最后必然遭到自然的残酷报复。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整个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9〕，人与自然之间必须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人类所需要的东西，直接或间接地改造着自然条件，形成“人化的自然”。当人类的索取超出了自然所能提供的资源容量、废物的排放超出了自然系统的净化能力，自然界便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向人类报复。人类创造了文明，人类又在不自觉地毁灭自己所创造的文明，甚至连同人类自己。历史与现实充分地昭示着这一切。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的破坏、玛雅文明的断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海湾战争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早在十九世纪恩格斯在谈到这类惨痛的历史教训时，就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0〕人类曾经摆脱了对自然力的恐惧与崇拜，视自己为“万物之灵”，是高踞于自然之上的主人，以自然界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获得了人类所需要的东西，使自然适应人类。然而，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始终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而必须服从统一的自然法则。因此，人类必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改变那种人类“主宰自然”的心态，应视自然为人类的朋友，抑制人类的盲目行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一方面，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发展中注重建设良好的环境。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得以幸福的生存和良好的发展。
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解决，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确立，有赖于人类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总是向自然索取的多，而回报的少，这在人类早期也许尚可理解，其原因一是自然资源丰富，其二是人类索取有限。然而到了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人类对自然已经由以往小规模的有限索取发展到全球规模的全面掠夺，其行为已大大超出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范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西方社会不乏有识之士大力呼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政府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尽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西方社会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价值取向，是无法彻底克服人对自然的掠夺行为的，更是无法建立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的。
当前，我国正在大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存在如何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此，马克思在论及社会历史总趋势时，就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进行了精辟的论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1〕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应是指导我们建立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根本指南，也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观。我们应从根本上保证人对自然索取的合理性，从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优化同步发展的新型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注释：
〔1〕（《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宪问》十四，第三十五章）。
〔3〕（《道德经》第25章）。
〔4〕（孟子《尽心上》）。
〔5〕（董仲舒《深察名号》）。
〔6〕（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06页）。
〔7〕（普罗泰戈拉著作残篇D[,1]《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
〔8〕（《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