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财产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产保险论文,面板论文,因素论文,需求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企业财产保险（以下简称企财险）的发展，从改革开放后恢复保险业到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受益于政府扶持政策和半强制投保的硬性要求，企财险保费收入一度能够和机动车辆险平分秋色。但是，在1989年之后，尽管企财险的保费绝对数额逐年递增，但是占财产险总保费的比例除了1997年的骤升（保险公司增多，全国业务规模扩张）外，基本上处于下降的状态。特别是近些年随着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在整个财产保险市场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企财险业务的占比份额日见萎缩，从1985年到2008年，企财险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的比例从46.62%下降至8.57%（见图1和图2）。
那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企财险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呢？从根源上讲，企业资产是企业财产保险承保风险的载体，如果载体的供给不足，保险需求自然不会旺盛，保险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企财险的相对萎缩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我国经济总体增长率和社会固定资产的增长率都是高于企财险保费的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排除掉“可保标的的衰减导致了企财险保费收入下跌”这一假说。并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造成企财险在财产保险中份额下降的原因更多在于企业应该投保的财产没有投保，即从整体上讲，我国企财险市场存在着投保不足(under-insurance)的问题。
图1 企财险保费收入和增长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0～2008年卷）有关资料汇总。
图2 企财险和车险保费收入在财险保费收入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0～2008年卷）有关资料汇总。
基于“企业财产保险投保不足，有效需求出现萎缩”的这一认识，本文试图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对影响我国企财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具体而言，首先，对主流的企财险需求理论中所提到的诸多影响因素做出归纳总结，之后构造适合我国企财险市场情况的模型，再采用近十年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发展企财险业务的一些建议。
二、企财险需求理论的背景分析
传统的保险需求理论视企业（公司）和理性人一样，买保险是为了规避风险。但是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新观点：公司制这种形式已经通过股权分散、投资多元化的形式，有效地分散了非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假说下，如果保险产品的定价含有保险公司的一定利润，即所谓的非公平精算费率(unfair actuarial premium)，投保企业的保费支出对该企业的价值和利润将产生负面影响(Mayers and Smith，1982)。为合理解释这一问题，学者们对企财险需求的研究逐渐避开了传统的风险规避理论，开始为企业保险寻找另外一种不同于个人（家庭）保险需求动机的解释，即从破产成本、税收节省、公司治理等多个侧面切入这个话题，逐渐形成了企财险需求理论的现代金融学说。
我们可以将影响企业购买保险的因素归纳总结如下：
（一）破产成本对企财险需求的影响
破产成本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企业宣布破产会让企业付出额外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是重组或清算过程中直接表现出的会计成本，也可以是因为企业一旦陷入财务危机，经营的低效率带来的各种机会成本的损失（间接成本），所以破产过程实际上大量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企业购买保险后，公司因为遭受灾害损失而导致资不抵债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公司的破产概率的降低意味着企业破产成本的降低，表明公司价值得到保护。
当然，企业破产毕竟是一种极端情形，更多出现的是企业因为损失导致流动性丧失或陷入财务困境的情形。如果企业购买了保险，就能迅速而且低成本地恢复企业的流动性。进一步而言，对于规模不等的企业而言，破产成本的占比也不一样，所以小企业比大企业一般更有愿望通过购买保险降低破产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只要破产成本的现值高于保险合同费用，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去买保险。
（二）“股东－管理者博弈”对企财险需求的影响
这是用“委托－代理”理论来研究企财险市场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内容是：由于管理者的行为不能有效地被股东观察到，管理者有可能背着股东做出伤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股东意识到这点，对管理者总体报酬就会有所限制，以反映自己对管理者的不放心。管理者也会意识到这点，他们会有动机引入某种保证监督机制，从而让股东的不安全感得到化解。研究证明，保险后，股东只用相对较低（与没有保险时比较）激励系数就能使经理努力工作，并且股东的效用得到提高。
（三）“股东－债权人博弈”对企财险需求的影响
这一博弈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类矛盾：第一类被称为“投资不足”，第二类被称为“资产替换”。所谓“投资不足”现象，源于债权人和股东的分配方式不同：债权人的收益相对稳定，并且在企业资产清偿资产时的享有优先权。而股东的收益取决于经营状况，不享有资产清偿优先权。那么，在一个高负债经营的企业里，当发生灾害损失而需要追加投资时，股东出于自身利益最优的考虑，有限制投资规模的动机，因为投资收益首先属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
“资产替换”是指，股东普遍有动机在未来经营中用高风险项目置换举债融资时的低风险项目，因为如果项目成功，股东和债权人分享利润，如果项目失败，股东顶多没有收益，但不会有全面损失，损失主要由债权人承担。当然，债券人往往会意识到股东的此种道德风险，在融资时债权人将故意提高融资成本来弥补自己的潜在风险。
针对“投资不足”问题来说，如果企业购买了保险，投资项目遭受损失的风险能有效转移，从而提高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针对“资产替换”问题来说，如果企业购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作为外部监督者，能限制股东转移风险于债权人的可能性，债权人进而也愿意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价值。
（四）税收政策对企财险需求的影响
由于保险的损失补偿功能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国家对企业的保险购买往往有税收优惠政策，即允许保险费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企业可以通过比较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风险自留）的预期收益而做出财务决策，购买保险后可以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所得税税收利益将极大地刺激并扩大企业的保险需求。
（五）行业规制对企财险需求的影响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特种行业，国家一般都有严格的行业规制（监管）措施。由于这些行业遭受灾害的损失不仅关系到自身利益，同时也会造成社会广大公众利益的损失，因此保险往往成为强制或半强制的；另外，对于处在被规制的企业而言，购买保险可以向监管方和消费者传递一个稳健经营、现金流有充分保障的信号，而它所交的保险费可以计入成本，部分地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同等条件下，被规制的企业比不被规制的企业更倾向于购买保险。
三、相关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及本文贡献
（一）国外实证分析的主要成果
在企财险需求理论框架逐渐完善的同时，相关实证检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Main(1983b，2000)，Yamori(1999)，Hoyt and Khang(2000)，Regan and Hu(2007)等文章分别采用了美国、英国、韩国、日本大公司的数据，对上述总结的几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例如，Main(1983b)年对美国财富500的经理人进行了企财险投保动机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企业购买保险的原因中，因债务融资要求而购买保险在现实中并不明显；担心流动性而引致企业保险需求的动机是最高的，防范灾难性财产损失也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企业保险的购买动机影响是最小的；税务效应的影响同样也不明显。Main(2000)还对英国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其结果与在美国调查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Hoyt and Khang(2000)对美国公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财产保险需求状况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显示：企业的负债比例越高，发展机会越好，企业就越倾向于投保；经理人持股与企业投保动机显著负相关，而且保险需求和企业规模负相关；而风险成本、税收效应（优惠政策）与企业财险需求正相关；投保企业所在的行业监管力度与企业财险需求负相关；企业的破产风险，也就是负债－资产比例，对企业财险需求的影响不明显。Yamori(1999)选取了日本504家上市非金融企业1986～1987年的数据，对其进行了财产险需求的分析。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税收因素作用不明显（且为负）；行业监管的严格要求有利于企业购买保险；破产风险和财务危机风险对企业财险购买有一定影响，但相关性不大；股权结构对企业财产险购买的影响不大；超大型企业购买力度较小。Regan and Hur(2007)对韩国的企业财产险需求状况进行了研究，他们选择了1990～2001年韩国国内433家上市制造企业作为样本。研究后认为：企业规模与保险购买负相关；股权集中企业较少购买保险；机构投资者出于谨慎和经验不足，对企业的指导作用不大，会运用企业保险来维护自身利益；国有成分的存在抑制了保险购买；行业监管下企业容易将保费转嫁给消费者。企业账面价值与资产重置价值差别越大（累计折旧越大），越容易购买保险；破产概率越大，购买保险越少；出口是一个显著的促进保险购买的因素。
（二）我国实证分析的主要成果
早期的文献是海外学者通过借鉴国外企财险需求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方法，运用中国数据加以论述和分析。Zou等(2003)从1997～1999年间中国的上市企业选择了符合研究需要的235家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型模型构建，研究结果发现：比起系统风险和自有风险（非系统），破产风险成为企业购买财险的综合考虑因素：在购买决策的制定上，破产风险显著正相关；但在购买数量的决定上，破产风险显著负相关；系统风险从购买决策到购买量决策都是正相关的，对购买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企业自有风险却抑制了企业的财险购买；国有成分控股对保险需求没有显著相关性；大企业的规模虽然有助于企业决定购买财产险，但是在接下来的购买量上却不如小企业；处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并没有特别强的购买倾向和高的购买度。Zou and Adams(2006)对上述模型进行完善，回归结果显示：经理人持股一定时，企业债务杠杆越大，企业越会选择保险；有形资产比例高的企业容易投保；成长机会对购买数量的影响比较明显；实际税率越低，企业购买保险加强税收优惠的倾向就越大；政府津贴虽不是显著相关变量，但却是对保险购买存在一定替代作用。张志柏(2000)分析当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转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财险收入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骤减的趋势，特别比较了企业在面临风险时选择自留或投保的利弊得失，探索了在我国建立辅助性保险组织的可行性。宋力(2008)从投资的视角出发，将利率、企业存款、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带入企财险需求模型，采用1986～2007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全国企财险赔款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存款与企财险保费收入显著性相关。
（三）本文的主要贡献
本文在充分借鉴国外该领域实证分析的方法基础之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研究重点扩展到保险市场的宏观层面。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上述所有的英文文献（包括对中国市场的两篇研究文章）都是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而由于在公司治理、外部政策、资本实力等方面的存在的明显差异，上市大公司的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往往不能完全适用大多数中小企业，因此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国内目前的大部分研究文献，虽然从宏观视角对我国企财险市场的需求状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但其研究都为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完整的定量分析作为理论的检验依据，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在企财险需求的实证研究领域，我们首次采用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年度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计量分析方法。相对只利用截面数据模型和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进行经济分析而言，面板数据模型具有许多优点：它包含更多的信息量，减少了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改进了估计的有效性；并且从多种层面分析经济问题，能够更好地识别和测量单纯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所不能简单觉察的效应等。在使用面板数据的研究中，按照截面成员的不同，可以分为微观面板数据和宏观的面板数据。微观面板数据是指截面成员为个人、企业、家庭等微观经济单位；宏观面板数据是指截面成员为地区、国家、行业等宏观经济单位。在之前研究企财险需求的文章中，微观面板数据被反复使用，但是很少有学者采用地区面板数据进行过实证分析。事实上，地区面板数据模型能够验证一些公司面板数据模型无法检验的因素，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宏观财政和税收政策、社会文化背景等大环境因素。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用地区面板数据则能更好地准确估计和测算上述因素在影响保险需求上的作用和效力。
四、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我们将影响企财险需求的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类因素；二是风险类因素；三是环境类因素。我们的基本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为了便于实证分析，我们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统计指标来衡量这三大类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被解释变量和经济类因素，我们尽可能选择绝对变量和相对变量两种形式。所谓相对变量即该经济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通过引入绝对数和相对数两种类型数据来检验指标的显著性，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GDP对总体经济状况普遍影响力所带来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也可起到“韧度检验”(Robustness Test)的作用。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企财险的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为代表企财险保险需求的指标。企财险保费收入是企财险需求的代表性指标，它直观地将企财险的需求量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用CID表示；保险深度是指企财险费收入占当年GDP的比例，在不考虑费率差异的情况下，该变量可以表示用CIDRAT表示。
（二）经济类因素变量
1.国民生产总值
正如有学者（周道许，2006）指出：“理论界对非寿险需求的性质和特点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但研究一致发现，收入是解释一国非寿险需求的最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保险需求总量增加和结构升级的根本源泉，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越高，物质财富的积累周期长，对企财险的需求就越大。我们选用年度GDP表示经济增长与发展，预计其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①
2.产业结构
保险市场的发展和经济总量息息相关，保险产品结构的演变则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某种协同效应。我们选择两个变量来表征这一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用INDUST表示；第二、三产业比重，即（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用INDUSTRAT表示，预计其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3.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企财险可保标的增加的最主要途径，我们选择两个变量来表征这一指标：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用INV表示；固定资产投资金额／GDP，用INVRAT表示，预计其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4.企业所得税
理论研究显示：企业保险购买有避税效应，这是促使企业保险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选择两个变量来表征这一指标：企业所得税金额，用TAX表示；实际所得税率，用企业所得税金额／（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行近似计算，用TAXRAT表示，预计其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5.金融机构贷款
金融机构贷款体现了企业的负债经营程度。我们选择两个变量来表征这一指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用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用LOANRAT表示。根据“股东－债权人博弈”理论，保险能有效地缓解“投资不足”和“资产替换”的问题，债权人期望通过保险购买转移控制其债务风险，因此预计该变量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三）风险类因素变量
我们选择两个变量来表征这一指标：火灾发生损失额，用FIRELOSS表示；相对数据则采用火灾损失率LOSSRAT，即火灾发生损失额占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表示，预计变量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四）环境类因素变量
1.教育水平
企业管理者本身的风险意识决定了其直接购买企财险的积极性。此外，按照“股东－管理者博弈”的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的投资者（比如债权人、股权人）的风险意识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间接地要求促使企业购买保险。我们选择的代表教育水平的变量是：大专教育水平以上人口／总人口，记为EDU，预计其对企财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
2.规模以上企业占比
表征企业规模的变量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总体企业数，记为SIZE。企业规模对保险购买的影响力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保险意识上考虑，规模以上企业可能更具有战略性眼光，更容易接受和实施保险等风险管理技术；另一方面根据“破产成本”理论，不同规模的企业破产概率差异较大，而国外的实证检验普遍表明，保险需求和企业规模负相关。因此企业规模对企财险需求影响的合成效果，有待通过本文再加以检验。
五、计量结果和解释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是1999年至2007年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为单位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2000年至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保险年鉴》。所有的涉及绝对数额的变量都采用1999至2007年的消费指数进行了平减，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同时为了防止截面数据中常见的异方差，我们将大多数变量进行了对数化。
（二）经济类变量取绝对数值的模型检验
通过相关系数分析（见表1），我们发现，LnGDP和LnINDUST、LnGDP和LnLOAN以及LnLOAN和LnTAX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逐步剔除最多相关项的办法，在LnGDP和LnINDUST之间保留了LnINDUST（以便与相对变量保持一致），剔除了与LnGDP、LnTAX共线性的变量LnLOAN，即回归模型为：
绝对数的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2），Lagrange系数显示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优于普通模型，Hausman系数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金额、规模以上企业比例对企业购买企财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火灾发生损失额、教育水平对企财险对企业购买企财险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对企业购买企财险产生不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3显示，绝对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常数，体现出明显的分组特征，东南部沿海的省份组最高，中部省份数值居中，西部省市数值最低，这意味模型总体上受GDP水平控制，保费收入的绝对数不是理想的被解释变量。
（三）经济类变量取相对数值的模型检验
与上文经济类变量取绝对数值的研究方法类似，我们先对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做出分析。表4中的相关系数表明，由于我们采用了相对值，大大减轻了由于GDP带来的变量之间的自然相关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模型共线性的问题。回归模型设为：
相对数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5），Lagrange系数显示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优于普通模型，Hausman系数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实际所得税率、金融机构贷款比重、火灾损失率、规模以上企业比例对企财险保险深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对企财险对企财险保险深度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企财险保险深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6显示，相对数据的固定效应回归常数，其地区差异性明显缩小，保险深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效果更好。
（四）结果分析
根据绝对数和相对数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规模以上企业占比通过了韧度检验，这些因素对企财险的保费收入和保险深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三产业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比，火灾损失率，对企财险保险深度均有显著的影响；教育因素产生不显著的影响。下面分别对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1.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金额INV对企财险保费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INVRAT对企财险保险深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推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企财险投保率可能较高，资产存量而非新增固定资产更有可能发生企财险“投保不足”现象。
另外，第二、三产业占比INDUSTRAT与企财险保险深度呈负相关。由此可以推断，企财险的发展已经严重落后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相对增长率上的落后，甚至在绝对数量上也出现了增长脱节，即“投保不足”。
2.税收政策
企业所得税TAX与企财险保险收入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证明税收政策对公司购买保险的行为是存在引导作用的，为政府进一步通过财政政策促进企财险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企业所得税占比TAXRAT与企财险保险深度呈正向相关，证实了以往国外研究中提出的企财险购买的避税动机，在相对增长率层面进一步证明了税收因素对企财险发展的重要影响。
3.企业规模因素
规模以上企业占比SIZE与企财险保费收入和保险深度都显著正相关。这一点和国外一些实证检验的结果相左，但恰恰说明了中国企业的特色所在。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大型企业多为国有资本，为国家行业监管的重点，保险在监督管理者行为方面有着比较优势，所以成为最合适的控制经营风险的机制被广泛使用。这与理论模型中行业规制与保险需求的关系假设相吻合。
另一方面，依据“股东－管理者博弈”的委托代理理论，企业高管人员对保险的态度也是双重的：从保证个人长期固定收入水平，维护公司稳健经营的角度更倾向于保险购买；而从短期节省成本开支，增加个人绩效工资和奖酬金机率的角度，对保险需求有负面作用。我们的实证结果说明中国规模以上企业更注重中长期的发展，青睐稳健经营，它们是投保企财险业务的中坚力量。
4.贷款因素
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RAT与企财险保险深度呈正相关。从经济原理上分析，贷款与企财险的关系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促进性。竞争性是指我国目前银行的地位还不是完全独立的，经常作为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为企业提供指令性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贷款的性质类似于国家补贴，会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和融资成本，对企财险需求产生负效应。促进性是在国家管理方式改变、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资本市场制度的约束下，银行在贷款前越来越强调对企业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化解经营风险，比如抵押贷款通常要求企业为抵押财产购买保险。本文模型结果显示贷款对企财险投保行为的促进性作用大于竞争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股东—债权人博弈”理论在我国的可适用性。
5.风险意识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在两个模型中，EDU始终都没有体现出很好的显著性，其引申含义也可反映出我国目前广大企业的管理者（在剔除企业规模因素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管理者）风险转移和风险规避的意识不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某些企业管理者并不符合企业理财原理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也是目前中小企业普遍投保不足的原因所在。只有管理层充分意识到实物资产的风险管理对于企业长期的收益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才会有动力把实物资产的保险保障纳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战略的大局之中，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六、结束语
根据上文实证分析，我们看到影响我国企财险发展的主要因素所在。为企财险业务能够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未来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应积极倡导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如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强化大型国有企业的风险监控体系、培育中小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观念、继续引导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督机制等。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造成企业财产险目前的困境，原因是双方面的，除了需求方存在一些问题外，我国企财险供给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保险公司主动开拓市场力度不够；保险产品市场灵敏度低、针对性不强，难以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需求等。理论上认为，保险公司能吸引企业的是其有效率的服务和专业化的风险管理能力。如果现实中保险公司不能很好地体现这一优势，也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企财险业务。所以，我们认为保险公司也要做出一些改进工作：首先，要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研究每个阶段企业转移风险的需求，找到保险业提供风险庇护的契合点，这是各保险公司的首要任务。其次，要尽可能建立公平竞争的交易机制，合理确定成本价格。最后，要增强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保险服务水准，加强对企业风险查勘和评估，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提高防灾防损水平。
收稿日期：2010-05-23
注释：
①林宝清等(2004)曾测算出我国财产保险整体收入弹性为1.072左右，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保费收入的均值就增长1.072个百分点，该水平略高于国际水平（均值为1.034），并由此推断我国的保险市场是一个“朝阳市场”。但该弹性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企财险这一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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