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滞后型”通胀及其相关连的农业投入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通胀论文,及其相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下称通胀）压力逐年加大，国人因此优心忡忡。我国通胀何以持续多年，日益趋重呢？调查分析不难发现，“农业滞后型”通胀（又称“农产品短缺主导型”通胀）是我国通胀的明显特征。而农业基础虚化，农业投入弱化，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和农产品供求矛盾激化则又是其症结所在。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所告诫的那样———
一、九十年代中国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
通胀是个国际性问题，而近年我国通胀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即通胀与农业、粮食有很大的关连，农产品短缺价扬成为通胀的主导因素。1994年的严重通胀更是这种主导因素的连锁反应，农产品价格急剧爬升成为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带头羊”。1994年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上涨35%，在整个物价总涨幅中占60%左右。涨势尤甚的是1994年一至三季度。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9.2%，粮食上涨62.8%， 油料上涨72.5%，猪肉上涨94.3%，蔬菜上涨55.4%。农产品价格如此高涨，不能不说明我国通胀的特殊性为农业滞后及农产品短缺所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50%以上，即人们生活消费有50%以上的支出花销在食品方面。因此，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上扬幅度无疑是人们感受高通胀的“压力表”。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近年来工业品消费市场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相比，其价格相对平稳得多，砂工业品市场甚至变为买方市场。国家内贸部曾对543种日用工业品的1994 年下半年供求情况调查发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过于求的占95.8%，供不应求只占 4.2%；而对128种农副产品调查发现，供不应求的占38%，特别是粮、棉、 油、肉、菜供不应求的占70%。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农业发展滞后，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日趋突出，消费品价格上涨已集中反映到粮、油、肉、菜等农产品方面。近年来，我国通胀由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其相当大一部分又是向农副产品转移的，以粮食为首的农产品货缺价扬使人们多少认识到农业发展滞后的恶果。一价（粮价）带百价的高物价实际上就是对过去口头重视农业，行动轻视农业的惩罚。
提到粮食问题，有不少论说认为我国多年一直保持较好收成，不存在短缺状况，这是只看表象的偏颇。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粮食生产和供求潜在的问题历来就十分严峻：其一，九十年代以来，全国粮食总产都徘徊在4.5亿吨与4.4亿吨之间，若按被允许的2%统计误差打折扣， 每年粮产实际还约少900万吨左右，另外， 粮食损耗的增加又使粮食绝对数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由于储藏、运输、加工、制酒、作饲料等等的损耗就高达1.4亿吨左右，相当总产的1/3。其二，近年我国南方诸省粮食生产停滞甚至下滑，以往的“南粮北调”格局已被“北粮南运”所代替，全国的余粮省已由五十年代的21个减至目前的8个。 不少南方省份，特别是东南沿海及西南地区的一些省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缺粮户”。如广东、福建每年就各需调进50亿公斤粮食。1993年四川省减少13.9亿公斤，连同本来就缺粮的云南、贵州、广西，使西南又成了粮食的较大调进区域。而我国的目前每年粮食除2/3 的常量由农民的生产，生活自我消费外，可上市的商品粮只有1亿多吨左右。 粮食供求趋紧是不言而喻的。其三，我国人口每年约以1500万人的速度递增，并且每年又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农转非”，粮食需求有增无减。另外我国现在每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约有3000万，由此每年也至少增加商品粮消费1500亿公斤。其四，我国人均有粮偏低，用粮难免捉襟见肘。如1992年我国粮食总产达4.4亿吨，似乎远超1984年的总产， 但按人口增加后计算，人均有粮只达377.5公斤，比1984年还少14.5公斤。 我国现在人均有粮比起美国人均有粮的1500多公斤相去甚远，人均量仅是美国的1/4， 如此而比，我们的粮食就不能妄言丰余了。综上可见，我国农业基础尚为薄弱，基础的基础——粮食供求仍是吃紧。这个关系国计民生、四化大业的“瓶颈”问题急待我们抓紧解决。然而现实的“二律背反”，却使我们看到不愿看到的事实——
二、农业基础多年被虚化，农业投入逐年受削弱
众所周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我国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重要性已被口号、文件、会议说得天衣无缝了，但真正做起来，往往不是扭曲就是躲闪。我国农业是个忍辱负重的母体产业，解放以来为支持哺育工业的发展，农业为之积累大量的资金。仅统计1952年至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就从农业取走10000多亿元， 而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仅有3000亿元，农业资金积累的2/3，达7000 亿元之多被转移了。本来在解放以后一个时期，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哺育性”资金积累是无可非议的，但时隔二、三十年之后，工业仍未“反哺”农业，并时有以牺牲农业发展、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工业的暂时快速发展，就显得无理而短视了。我们不少地方，不少官员抓农业多停留在“口号农业”、“文件农业”、“会议农业”，自觉或不自觉挤压农业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当农业需要拿钱投入时，就躲闪回避，口惠而实不至。从以下我国工农投资比和农业投入逐年下降的数据看，其一，国家投资持续有重工轻农的偏向。有统计资料为证“一五”期工农业的投资比为6∶1；“二五”期为5.3∶1；“调整”期为 2.8∶1；“三五”期为 5.2∶1；“四五”期为6.7∶1；“五五”期为5∶1；“六五”期为 8.9∶1；“七五”期为15.7∶1；“八五”期数字虽未披露，但其投资比不会低于“七五”期。由此可见，除“调整”期外，其他各期的工农投资比都趋高。按国际经验测定，人均国民收入处于300至1000 美元阶段的工农投资比应为3.8∶1。我国工农投资比趋大化不能不说明重工轻农和工农失调的偏向。其二，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五五”期后逐年下降。“一五”期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下称投）41.83 亿元， 占全国基建总投资（下称占）7.19%； “二五”期投135.71亿元，占11.3%；“三五”期投104.27亿元，占10.7%；“四五”期投173.08亿元，占9.8%；“五五”期投246.08亿元，占10.5%； “六五”期投171.81元，占5%；“七五”期投245.5亿元，占3.3 %。到了1993 年只占2%；1994年前三季度仅占1.9%。其三， 国家财政支农投入逐年下降且往往不按时到位，地方财政对农业投资也得不到保证。如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中有523亿元用于农业投入，但直至当年9月份到位的不足全年预算的50%。另外，不少地方财政的农业投入难以为继，逐年下滑。在我国财政体系中，最困难的是县级财政。全国有2420个县，其中1300个为财政补贴县，占53%。县级财政状况不佳，往往就以种种借口扣减农业投入资金，使本来就少的农业投资得不得到保证。其四，农业信贷投入波动大，本来从支农责任感出发，农行、信用社愿意大力支持农业的。即使在向商业银行转化的今天，农行、信用社也愿转轨不转向，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但由于外在制约因素太多，使农业信贷投入欲增难能，加减不定。一是国家宏观调控对农行、信用社没有实行区别对待的特殊政策，资金规模控制“一刀切”，使农业贷款总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贷款总规模的增长速度。二是国家对农行增加的农业信贷投入往往只批规模，不给资金或虽批资金，但却迟迟不到位。另外，对农行的准备金率、备付金率、再贷款利率没有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行的支农资金组织难，使用又不比其他专业银行多。三是对农行、信用社投资周期长、利率低、风险大、收益少的农业信贷经营课税偏高，削弱了农行、信用社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和资金实力。四是农村资金分流严重，农行、信用社支农的资金来源枯竭。特别近年来其他专业银行机构下伸农村吸存；邮政部门在乡镇竞争揽储；农村基金会资金投向他业；加之都市城镇的集资、募股、卖户口、招农工，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流向工商业。五是农业信贷投入多是农行、信用社唱“独角戏”（农业发展银行刚从农行分离），其他专业银行则很少“入戏”，使增加农业信贷投入渠道单一。六是农业信贷投入被转移用途比比皆是。不少信贷单位受利益驱动，得了农贷不用于农业，随意挪用到工商业、运输业甚至婚丧消费。农业信贷投入名存实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使农行、信用社的农业信贷投入常因形势左右或制约因素困扰而时多时少。其五，农村集体经济的农业投入严重下滑。不少地方农村由于统分经营体制不完善，使集体经济陷入有集体乏经济的困境。有的集体甚至只是剩个桌（办公桌），有个戳（公章）的空壳，因此对农业投入不是微乎甚微就是无能为力。其六，农户的农业投入亦少。由于种养比较利益低，农户经济脆弱，农民负担偏重，农家土地规模过小等等原因，农民缺乏强大的农业投入实力和自觉的农业投入行为，农民的农业投入偏少也就见怪不怪。综上所述，国家、集体、农户对农业投入趋少。农业因此基本建设迟缓，水利库渠失修，生产条件恶化，潜在危机加大。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所兴建的农业水利库渠，相当一部分因长期失修已不能正常发挥效能。全国的8.4万座水库有1/3左右已老化为病险库；水库容量从八十年代初的4500亿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约2000亿立方米，以致农业遭灾情况日趋严重。全国每年受灾和成灾面积已分别从八十年代初期的3500万公顷和1600万公顷增加到1992年的5133.3万公顷和2589.5万公顷。 水土流失面积也从八十年代初期1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993年的170万平方公里。 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也因投入少而陷入钱紧、网破、人散的困境，以致农民缺少科教而低效用肥、用水和低效植保、养护。总之，农业投入连年下滑，造成令人忧虑的恶性循环。面对农业告急、通胀压力，我们应有急农业所急，标本兼治农业滞后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何以发展农业呢？还是那个既老又新的论题：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而“三靠”的归结，归终都体现在投入上，因此，极为关键的动议是——
三、构建增加农业投入的多元机制，努力实现既增量又增效的农业投入
1、全民各界都要从总揽改革、发展、 稳定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保护、支持农业的现实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它作为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为其他产业无法替代。事实说明，经济越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而农业又是社会效益甚高、经济效益较低的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本身既受自然风险威胁，又受市场风险制约，。其无论面对经济资源竞争，还是参与商品市场竞争都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起落对国民经济波动影响极大。有史为证，建国后我国每一次经济状况的恶化都首先从农业的恶化开始；而每一次调整、恢复也都以农业发展形势趋好为转折。有关专家曾分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农业恶化，已使我国三次陷入因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引起工业化进程停滞的“李嘉图陷井”。我国1988年、1994年的严重通胀，其主导因素归因于农产品短缺和多种食品价格上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稳，百业稳；农业不稳，百业受损；农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及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2、各级政府要调整政策，矫正偏向；立法规范，界定责任； 正确诱导，构建多元，努力实现既增量又增效的农业投入。
其一，国家要强化重农保农政策，矫正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城市化倾向和重工抑农偏向。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立“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机制，实行工业对农业的资金“反哺”。制定国民经济投资计划必须真正做到像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说的：“在计划安排上，切实把农业摆在第一位。资金投放上，首先保证农业的需要。”其二，要立法规范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投资责任和数额。要确定提高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要考虑压缩非农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更多的资金向农业倾斜。如1994年国有单位非农基本建设投资约为6168亿元，压缩一个百分点给农业，就可增加农业投入62亿元。而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压缩一个百分点，就有150亿元之多用于农业。 要界定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业投入上的事权和财务关系。分税制后，中央应完善对地方农业专项补助资金制度，逐年增加中央对地方返还和补助数额。地方也应在中央补助农业资金的同时，配套相应的资金用于农业，防止讲起来重要，分起来次要，争起来不要的流弊重演。其三，国家应协调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使用。目前我国支农资金管理部门不一，资金使用分散，这是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国家应对此引起重视，尽快协调改变这种分散管理、分散使用的格局。根据我国的支农特点，支农资金应集中交农行统一管理使用，以利提高支农资金集约经营效果。其四，国家应重视对支农工业的投资，改变支农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农用工业品价格居高的状况，以求间接增加农业投入的效果。目前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药、农机、化肥等农用工业品价格不断攀升，由此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增大，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和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针对这个情况，国家也应通过对支农工业增加投资，减免税收来提高支农工业的生产能力，并采取国家补贴方法来降低农用工业品的价格。以“一增一减”达到解决支农工业产销矛盾和间接增加农业投入的目的。其五，国家应以行政、经济手段构建增加农业投入的多元机制。我国的农业资金需求，由于以前欠帐多，现在需求大，无疑是个巨额数字。何以解决？单靠一两个渠道筹资只是杯水车薪，加快构建农业投入的多元机制才是最佳选择。据知，目前在农业年度投资总量中，国家和农民投资量占90%，其他社会成员只占10%，可见农业投资还存在巨大的社会潜力。我们应尽快构建包括国家、地方财税、金融保险、世行信贷、外商外资、乡镇集体、农户个人以及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相结合的多元农业投入机制。以国家先导性投入为主体，正确引导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跟踪投入。
3、科学建立有利于农业投入的财政金融调控体系， 完善增强农业信贷投入功能，充分发挥国家财政、信贷增加农业投入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储备资金、生产资金占用量大，周转慢，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农业信贷实行财政补贴、课税优惠，调控宽松的政策。借鉴外国经验，我们也应建立有利于增加农业投入的财政金融调控体系。
（1）调整财税政策，增加财税支农额度。 中央特别是省（区）财政支农支出比例占财政总支出应不少于12%，其中投向粮食应在60%左右；调整农业税差价收入和农业附加，也要将大部分用于农业种养；农业发展基金的50%以上应投向农业粮食生产；可考虑开征粮食消费补偿税，规定区域间粮食调动和行业性用粮征收补偿费，以解决产销的利益矛盾；预算调节基金和乡镇企业“以工补农”资金要向粮食生产倾斜。此外，还应考虑调整农业税政策，建议以土地税和农业收益税的新税制代替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合一的老税制。特别对贫困地区应采用起征点和差别比例税率办法，以减少农业、农民税赋，使其有宽余资金增加农业投入。
（2）制订扶持农业信贷的特殊政策，鼓励农行、 农村信用社和其他专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稳定和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农贷是农业投资主要来源，而其利率低，期限长，风险大，使农行的农贷资金易于板结。但以往的宏观调控总把农行与其他专业银行相提并论，采取无区别对待的“一刀切”，因此往往困扰农业信贷投入的投向投量，应借鉴发达国家扶持农业信贷机构和农业信贷投入的经验，制定相应的优惠特殊政策，促使农行以至其他专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其一，国家中央银行在信贷规模和资金分配上要真正向农行，农村信用社倾斜，持续保证农业信贷增长幅度高于全国信贷总规模增长幅度；再适当增加农行基数借款额度，确保中长期农业信贷投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在下达农村、农业专项贷款时要使配套资金同时到位，以免有计划无资金而造成投入迟缓；在宏观紧缩时期，要对农行、信用社实行区别对等，实行有利于农业信贷投入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增加信贷基金绝对数，提高再贷款额度，增大信贷规模，提高呆帐准备金和利润分成比例，降低准备金率、备付金率和再贷款利率，再紧也不要紧农业信贷，压农行资金。其二，国家财政要有计划拨付一部分财政支农资金为农行的“贴息基金”。因为即使已成立农发行承担大部分政策性业务，但农行还承担相当一部分政策性较强的低息贷款业务。农行为此存贷倒挂，需要贴息保护。另外，税制应考虑农行农贷业务比重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对其经营实行减免税政策。其三，国家应规定所有金融机构每年信贷支农的比重，当年达不到规定比重的，其差额则交由农行代理投放，不得赖帐。另外对一些重大的农业项目应组织银团贷款，让专业银行共同参与。其三，国家应动议推行农业保险，使农业投入有可靠的后盾。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实施农业保险，尽管他们赔付率高，不可能从农业保险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却能在保护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重视农业的国家都乐于为之，并列入农业法案。我国应有所借鉴，根据本国实际，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法案，使农业收入、农业投入有可靠的保障。
（3）农行要正确处理加大支农力度与商业化经营的关系， 化“两难”选择为“两全”抉择，努力增加农业信贷投入。①端正认识，增强增加农业信贷投入责任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决定农行必然向商业银行转化。但由于农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瓶颈”产业需要特别保护、扶持；也由于农村、农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农行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还由于农行商业化经营是个渐进的过程；决定了农行向商业银行转化还须转轨不转向，商化仍支农。目前农行在转轨过程中，要把增加农业投入与扼制“农业滞后型”通胀及其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联系起来，正确处理自我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拓展业务领域与加大支农力度的关系；正确处理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使两者有效结合，相互兼顾。事实上，国外一些农业信贷机构既不丢支农业务，又搞好商业化经营，他们两全其美的动作，使自身效益也有上乘表现。我国农行也应同心协力化“两难”选择为“两全”抉择，既不放弃支农，又力图好效益。②实施信贷支农倾斜政策，尽力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其一，各行要坚持新增农业贷款比例要高于新增贷款总规模比例；农业贷款新增贷款幅度要高于其他贷款新增幅度；农业贷款占整个信贷余额比例要保持较平稳的增长，并做到合理安排，优化结构，突出重点，有效投入。其二，向盘活存量要增量，向强化管理要规模，向多元负债要资金。农行要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光等、靠、要国家的资金规模不行，要从内部挖潜入手，向盘活存量要增量，即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尽可能使“两呆”贷款的死钱变活钱，从而化为可增量资金。要从强化管理入手，科学调剂规模，合理调度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尽可能满足农业生产资金的需求。要从大力组织资金入手，多渠道、多形式筹措支农资金。全行应注重开发和推广适应城乡特点的新筹资品种，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发展一大批资金雄厚的客户群；采取多种多样的筹资方式，开辟多元多极的支农资金来源。其三，协调“两行一社”（农行、农发行、农信社）资金，统筹使用。即划分范围，又形成合力。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国家规定的一系列支农政策性贷款；农行主要支持层次较高，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两高一优”（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星火计划”、“丰收计划”项目以及“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糖罐子”、“果盘子”工程（“五子工程”）的实施，信用社则主要支持一般性农业生产，及时解决一般性农业生产费用需求。当然必要时，“两行一社”可组成银社团贷款，因时因地制宜地支持农业大项目。③全力提高信贷质量和信贷服务，为抑制“农业滞后型”通胀尽职尽责。其一，坚持“两个效益”为尽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支持农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粮食生产基地和城镇农副产品基地的信贷投入，适当集中资金，支持种田能手、养殖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其二，提高对“五子工程”信贷投入的科技含量，支持科技推广项目实施，帮助种养良种化及农科新技术的引进普及，促使农产品朝“两高一优”方向发展。其三，支持“五子工程”种养加、产供销相结合的贸工农体系，促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增殖大。其四，要根据“五子工程”生产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勤调查、早预测，巧安排。信贷部门应深入调查研究，及早科学测算资金需求，尽可能及时调拨安排资金投入。其五，对“五子工程”项目，可有针对性实行“扶优救次”的特殊政策。对生产效益好，积极提留生产流动资金，信用等级高的信贷单位，在其生产资金不足时可优先贷款。对因自然灾害减产失收，难于提留流动资金的信贷单位，可视其实际情况给予照顾、扶助，使其尽快恢复生产和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其六，要做好信贷投入后的跟踪服务，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即注意帮助信贷单位科学制定资金使用计划，加强财务核算，实现“双增双节”。另外，要主意为信贷单位提供有效的结算服务和信息咨询，避免盲目生产，加速资金周转，力求农业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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