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转型与新时期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新时期论文,大国论文,外交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6-0018-08
从大战略的视角来看，一切外交艺术无疑是努力增加朋友，同时尽可能减少敌人；努力增加收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成本；努力维护安全，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主权的侵蚀；努力塑造对本国有益的权力关系，同时尽可能减少受到牵连。选择结盟是为了增加朋友，选择中立是为了减少敌人，在激烈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如果不想树敌，也就得不到朋友。[1]35但有些大国领导人却试图突破这种两难选择，通过模糊的准联盟外交做到既增加朋友，又减少敌人，新时期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大国在中东的外交便具有鲜明的准联盟外交特征，而国际体系从“一超格局”向“后一超多强格局”演变则是大国强化在中东准联盟外交的重要动因。
一、从近代欧洲的殖民外交到冷战时期的美苏联盟外交
在二战爆发前的数百年历史中，以英、法等为代表的西欧大国为争夺中东资源和市场，开展了殖民外交，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的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宗主国通过残酷的炮舰政策，以强制和胁迫的方式，非法占领殖民地市场，掠夺当地资源，并源源不断地将财富运回本国，给殖民地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国际社会分工不平等问题，同时将强势的欧洲文化灌输给当地人民。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除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成为独立国家外，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处于英法委任统治之下，其中外约旦、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沙特和也门等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和黎巴嫩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2]137二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殖民外交白热化的必然结果，它削弱了欧洲列强的实力，并最终使英法在中东的殖民外交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世界的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向欧亚大陆的腹地苏联和西半球的美国。
二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取代多极格局，美苏联盟外交也开始代替欧洲的殖民外交。因此，真正瓦解欧洲殖民外交体系的是美国和苏联。从美国宣布独立到二战结束约169年的历史里，美国坚信自己是“山巅之国”，厌恶西欧的殖民外交，当时中立外交成为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石。[3]23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外交，代表了一种新的国际战略理念和全球治理模式。战后，支撑美苏两极格局的是以美苏为中心的威权联盟，可以说20世纪就是联盟外交的世纪。尽管美国政府经历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多次轮流执政，对外战略的基本理念经常发生变化，但联盟外交始终构成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石，其全球安全战略表现为“巨弧形战略”：在大西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形成了地域广阔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太平洋，美日、美—澳—新、美菲、美韩、美泰相继确立联盟关系，从而形成了美国维系太平洋安全架构的双边军事联盟群，亦即“五指战略”；在中东，美国通过鼓励英国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建立了“特殊关系”。苏联也针锋相对，先后与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等国开展联盟外交，并在中东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建立“特殊关系”。美苏冷战实际上就是争夺盟友的过程，也是双方开展联盟外交的过程。
与近代欧洲殖民外交不同，冷战时期美苏联盟外交至少从书面条款上看是承认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大国的安全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小国的国内稳定。但是，美苏联盟外交是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是操纵与被操纵、强制与反强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盟内部呈现“金字塔”式结构。冷战时期为什么美苏青睐于联盟外交？格伦·斯奈德在《联盟政治》一书中分析了原因：盟友间需要各种援助；结盟后盟友之间能够产生共同利益；结盟后盟友身份将发生变化，共同体意识增强；联盟形成后其盟友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它的存在；遵守盟约是维护其声望的重要手段。[4]10
二、从联盟外交到准联盟外交
联盟外交尽管可以给相关国家带来安全、利益和稳定，但在维护国家自立和行动自由面前常常黯然失色，盟约也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许多联盟成立后不久便名存实亡。为维护行动的便利性，非正式的准联盟外交(Quasi-alliance Diplomacy)常常更具吸引力。准联盟威慑力不如联盟，因为它具有模糊性、临时性和策略性，但这不一定影响其生命力。安全合作机制的生命力在于内部机制的完备程度和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不管其合作形式是联盟还是准联盟。[5]21-28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代替两极格局，大国间的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日益模糊，泾渭分明的军事联盟对垒已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以美、俄、欧、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大国越来越青睐于准联盟外交，这在中东表现得尤为明显。
准联盟是对国家总的不结盟外交原则的有意背离。一国可声称不与对象国结盟，但在外交舞台上采取灵活务实的安全合作。奥地利学者加特纳指出，战后奥地利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但中立的概念会随着联盟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奥允许多国部队飞机穿越其领空，并选择加入欧盟和欧洲其他安全机构。[6]8中立与不结盟之间越来越难以画等号。国际安全合作形式除联盟外，还应包括准联盟。
准联盟是一类特殊的安全合作模式，它比联盟更加宽泛和模糊，涉及政治、军事、非传统安全等各领域，缺乏联盟那样有硬约束力的盟约，它的最大特点是动态性、隐蔽性和临时性。[6]16-17法兰西斯·比尔(Francis A.Beer)认为，国家间结盟后，常会形成复杂的官僚机构，它会强化联盟机制。[7]preface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从长远来看能够使安全安排制度化，从而使联盟变成地区超国家组织，像生物体那样能够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和自我调节。正如霍尔斯蒂所言：“哪里有联盟，哪里通常就有共同体……联盟集团的等级制越明显，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极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8]38-39同时，军事联盟的安全管理机制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北约建立了功能完备的安全管理机制，使它不仅具有军事安全功能，而且具有政治协调、外交斡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功能。[9]68然而，冷战后，除美国和土耳其联盟外交外，大国在中东基本采取了准联盟外交。准联盟安全机制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对国际规范和无政府状态的认识。国际规范的建立能够有效减轻国际无政府状态。如果将规范视为一种维持和平的“稳定器”，准盟友之间在非正式安全合作指针基础上建立的互信也能够成为一种“软约束”。
三、冷战后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外交处于十字路口。像北约和美日联盟这样的传统军事联盟何去何从一直是困扰白宫战略家的重要议题。美国政府在联盟外交上有四种选择：第一，保持原有的联盟关系，并将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第二，抛弃结盟形式，转而选择单边主义；第三，奉行多边主义，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它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第四，在美国需要的时候与其他有能力且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组成准联盟。[10]75其中，第一项是联盟外交，第二项是单边主义外交，第三项是多边主义外交，第四项是准联盟外交。冷战后，美国政府实际上综合运用了上述四种手段。正如哈斯所言，在“失规制”的冷战后时期，美国推行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相结合的综合手段，上述四种手段并行不悖。从外交实践可看出，冷战后美国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成为其维护对外战略的两大支柱。目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留8个军事联盟，在海外有330余处军事基地和设施(见表1)。美国还与30多个国家签有50余个军事条约，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军事交流与训练协议，控制了全球至关重要的16个战略水道[11]60，开展了准联盟外交。例如，在中东，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维护了同埃及的准联盟外交，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战略水道和南地中海地区安全；美国通过在海湾设立军事基地，同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建立准联盟关系，以遏制伊朗、控制波斯湾战略水道；美国通过与以色列频繁的军事交流、甚至在以色列建立陆军训练基地加强对东地中海水域的战略控制。
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支配中东、维护霸主地位依靠的不仅是联盟外交——在北约的框架内加强与土耳其的安全合作，而且是准联盟外交，以色列、埃及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成为支撑美国在中东准联盟大厦的三根支柱。美国中东准联盟体系以温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为中心，覆盖世界重要战略地区，是美国实现中东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其在海外用兵的重要志愿者和合作伙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众多北约盟友(包括法、德、希腊等)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支持，但美国在中东的准盟友成为实现美国中东安全战略的排头兵。
美国中东战略的变化源于其大战略的调整。“9·11”后，美国政府对外安全战略开始发生改变，从以往一味强调联盟外交向强调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并重的方向转变。在具体做法上，美国一方面依靠北约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实施联盟外交；另一方面依靠与两类国家的准联盟外交。
首先，美国部分学者和官员极力提倡“民主同盟”，试图与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和以色列等世界上近100个“民主国家”开展准联盟外交，形成新的安全合作架构，以取代当今联合国的作用。这种准联盟外交的基础是政治共同体，亦即在美国主导下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开展准联盟外交，重塑世界格局。美国准联盟外交在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朝核、伊核、达尔富尔问题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美国的准联盟外交削弱了传统联盟外交的作用，甚至有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联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3]181-200目前，北约和美日军事联盟的功能已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它们在强调军事一体化、从“反共”到“反恐”的功能转变的同时，积极发挥上述两个军事联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如北约军事联盟协定第2条强调了多党制和政治民主对于联盟生命力的意义。[12]191
其次，美国同转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主要体现在布什的“反恐”战争和反扩散之中。为使反恐取得成效，美国同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和埃及等转型国家构建了准联盟关系，开展了准联盟外交。这种准联盟外交的基础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是共同的利益诉求。美国决策者根据具体的任务需要开展准联盟外交，当目标实现后，准联盟外交自行终止，等下一任务出现时，再根据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选择新的准联盟外交伙伴。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基于共同政治意识形态的民主准联盟还是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意愿准联盟都会侵蚀美国长达60年的联盟外交体系。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用动态的反伊斯兰或反恐联盟代替稳定的美欧、美日联盟将是战略上的失误，因为前者只能服务于临时的和具体的任务[13]87，但是准联盟外交代替联盟外交的趋势乃国际体系转型使然，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同样，冷战后以英、法、德为核心国家的欧盟也开始在中东开展准联盟外交。“9·ll”以来，以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威胁逐步代替传统威胁，成为欧盟中东外交面临的新任务。为应对中东安全问题，欧盟主要依靠开展准联盟外交而不是联盟外交，这对中东安全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例如，欧盟的地中海战略旨在将北非阿拉伯国家乃至今后的地中海东岸国家纳入到欧盟战略发展中去，并试图与北非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开展准联盟外交，使地中海成为和平之海，欧洲人的内海。2008年3月，欧盟内部已就建立地中海联盟达成共识。
俄罗斯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也别具特色。冷战时期，苏联曾经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建立过“特殊关系”；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实力自然不能与前苏联同日而语，曾一度被迫在中东奉行战略收缩。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相继担任总统后，俄逐步恢复了在中东的影响力。例如，利比亚政府据称承诺将班加西港作为俄在北非的军事基地；冷战时期苏联海军使用过的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也有望重新成为俄国海军基地；甚至有报道称，俄罗斯还计划在也门建立军事基地[14]；俄罗斯还通过核合作，增强了同伊朗的准联盟外交。近年来，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通过军售与军事技术合作等手段，维护了同中东地区核心大国如叙利亚和伊朗的准联盟关系。
相比之下，日本是个“迟到”的地区大国。长期以来，日本在中东奉行“搭便车”战略，不愿意在安全上支付高昂的成本。自20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国内要求建立正常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的安全自主意识逐步增强。[15]52阿联酋媒体2009年8月1日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已着手在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这是日本战后在海外首次开设军事基地[16]，旨在开展对红海沿岸国家的准联盟外交；日本与以色列在军事、科技领域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以色列自然成为日本今后开展准联盟外交的重要对象；海湾石油关系到日本的石油安全，与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在能源合作基础上开展准联盟外交也是日本中长期准联盟战略的重要内容。
四、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开展准联盟外交的必要性
二战后初期，国际安全研究主要聚焦于核问题，后扩展至大战略问题、常规战争问题和国际冲突的国内原因等问题，国际安全研究日益凸现跨学科、多领域特征。[17]211中国在中东也应当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准联盟外交，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形成了日益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存在于社会经济和贸易领域，而且存在于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使国际社会日益凸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由于国家的安全利益具有动态性，静态的联盟外交和中立外交已难以满足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需要，建立准联盟关系、开展准联盟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亮点。
第二，非传统威胁打破了传统威胁背景下形成的安全合作组织板块化现象，导致成员体应对的威胁呈现破碎化趋势。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海外公民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使国家面临的威胁日益多元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武器扩散、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社会不稳定性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引起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传统安全的界限，准联盟外交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对于应对非传统威胁是一把“利剑”。
第三，准联盟与中国不结盟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并行不悖，有利于中国在不结盟的总前提下，在具体操作层面采取灵活务实态度，进退自如，积极参与安全合作。印度、古巴、埃及等国在冷战期间均奉行不结盟政策，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它们在20世纪七十年代均与苏联保持准联盟关系，其他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并没有以此对它们加以谴责。当代中国亦是如此。
第四，当今世界联盟的传统安全功能逐渐衰弱，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日益突显。与正式联盟相比，为一时或一事而像裁缝师为人定做衣服那样临时组建的志愿者联盟[18](临时准联盟)逐渐成为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安全领域突发事件增多，威胁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大国在安全威胁面前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定做临时准联盟，准联盟成员可随时选择退出联合阵线或降低安全合作的水平。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招募国际志愿者加入“倒萨”阵营，体现了准联盟实用性之特征，也彰显准联盟外交的强大机动性和灵活性，因而美国被类比为“经常约会的人——有许多情人，却没有妻子”[19]。中国完全可以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等热点问题上，与中东地区国家开展临时性准联盟外交，扮演建设性参与者的角色。
五、中国开展中东准联盟外交的战略平台及其影响
“9·11”后，中国积极开展对中亚的准联盟外交，有力地促进了一体化进程和区域主义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了复合多元安全架构。这种架构既涉及传统安全，如军事对抗和均势等，又涉及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既涉及大国，又涉及地区小国，各种安全合作机制相互交叉，形成一种立体多维的安全架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积极开展准联盟外交，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有力地维护了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中国准联盟外交的支点是什么？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主要基于三个平台，第一个是中国与中东核心大国的准联盟外交，特别是埃及、沙特和苏丹三国对中国扩大政治影响力、维护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理应成为中国开展中东准联盟外交的主要国家；第二个平台是中阿合作论坛，它成为中国与全体阿拉伯国家开展准联盟外交的重要机制；第三个平台是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机制，中国需要同相关国家在共同关切面前开展磋商与合作，实施准联盟外交。
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将产生积极影响。第一，它削弱了美国主导的中东准联盟体系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冷战后构建的以军事联盟和军事对抗为基础的美国中东权力格局逐步为美、欧、中、俄、日等国构建的多边准联盟均势格局所代替；第二，它使中国从被遏制国和被防范对象一跃变成了中东新秩序的建立者和体系的维护者，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伊核、达尔富尔谈判机制和巴以冲突解决机制已经使中国成为未来该地区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第三，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加快了中东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大国在中东以准联盟外交为主要手段的复合多元安全架构将使中东安全体系朝着多边准联盟的方向发展，未来中东准联盟体系将不再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军事对抗性特点。当然，美国在中东、东亚乃至全球的联盟体系不会一夜间轰然倒塌，而是会经过较长的一段演变时间，最终由大国的立体多维准联盟体系所代替。[20]106-126
美国在中东的衰弱不仅表现为其因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乱局和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而导致的国力衰弱，而且表现为其准联盟体系的衰弱和对准盟友支配能力的下降，中东多极格局将更加明显，建立在多极格局基础上的大国准联盟外交亦成为中东安全互动的“亮点”。中东联盟体系向准联盟体系转变、中东联盟外交向多边准联盟外交转变是各国权力不平衡增长所致，它对中国外交和大国关系来说均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奉行不结盟外交，西方大国奉行联盟外交，为适应21世纪东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各方均需要在准联盟外交层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如何在非正式安全协定基础上构建多边准联盟机制将是各方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与欧洲殖民外交和美苏联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不是为了掠夺与控制，而是着眼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问题，不具有排他性和军事对抗属性，主张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的民生改善，更好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局面。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主张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问题，主张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这是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开展中东准联盟外交的鲜明特点。
六、结语
国际体系转型是大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原因。二战前，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大国开展殖民外交，用铁血的炮舰政策掠夺资源和市场，反映了欧洲的重商主义思想，并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战后，美苏两极格局成为影响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美苏在反对西欧国家殖民外交的基础上开展了联盟外交，试图在意识形态板块的基础上重新组合力量，两国的联盟外交尤为引人注目，其开展的联盟外交以构建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为目标，以牺牲中小国家的主权为手段，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特点，形成了对抗性和排他性军事集团。从“9·11”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格局出现了“后一超多强”的新特征——美国的相对衰弱、新兴大国的崛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西方国家的联盟外交面临着内外部各种新环境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威胁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美、欧、俄、中、日等在中东实施了准联盟外交，这种外交模式不提倡缔结军事盟约，而强调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彰显安全合作的开放性(见表2)。在不针对第三国的前提下，中国同具有共同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的国家依靠双边或多边机制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如达尔富尔、巴以和平、核扩散、海盗、能源安全以及其他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等。它旨在维护而不是损害中东对象国主权，强调平等协商而非大国主导，强调共同发展而不是谋求军事扩张或霸权，强调民生改善而不是民主变革。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是国际安全向全球安全转换的必然要求，是“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和合文化与全方位外交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资料来源：Edward A.Olsen，US National Defens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Grand Exit Strategy,London:Frank Cass,2002，p 199本表在原表基础上略有改动。
②部分资料来源于Daniel Okimoto,The Japan-American Security Alliance: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January 1998,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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