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时代到社会形态：“现代”观念中的学术共同体意识_梁启超论文

从社会时间到社会形态：“近世”概念中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社会形态论文,共同体论文,意识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2-0160-08

       一、引言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反映人类思想更革、知识扩容和认识深化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随着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诸多概念和范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转变，映照出中国语言体系的发展轨迹和独特风格①。厘清重要学术概念的迁衍，把握学术界的关键阐释，对洞悉中国文化变迁，规范学术话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广泛使用的“近世”一词，作为现代概念的重要案例和社会分期的重要环节，其含义曾发生根本性转变。该词始于战国，流行于两汉之后的话语体系之中，及至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传统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意蕴在古今嬗变和中西交融的双重变奏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从一种模糊的时间概念逐步变成为有所专指的专业化术语。不过，目前学术界在使用该概念时常常存在指意混乱，尤其一些历史学、思想史领域之外的学者把它与“近代”一词混用，这说明在当前多学科交叉发展背景之下，“近世”概念有待进一步系统梳理、辨析，其学术内涵急需精细化、精准化，以应对跨学科对话，为学术交流构建共识基础。

       此前，有学者从历史学发展的内部视角，对“近世”与“近代”作了概念辨析。例如，方秋梅在《“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一文中考察古典时间名词“近代”与“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词义衍化及其对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与“近世”词义的翻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促成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1]。本文则试图采取长时段视角，从学术演变过程分析出发，再度对“近世”作较为全面的考察。通过实证分析，笔者认为，“近世”一词发轫于战国，最初作为模糊的纪年方式与“近代”一词几乎相埒，至清末民初在“断代”与“断世”之争中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其意蕴逐渐出现了专有化的倾向，最终演变为意义明确、内涵丰富、指涉特定社会形态的重要学术概念，基本指称宋代以后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

       二、“世”与“近世”：模糊的社会时间

       谈及“近世”，须先厘清“世”字之含义。“世”字频繁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如“昔我先王世后稷”(《国语·周语》)，“世室世世不毁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世相朝也”(《周礼·大行人》)等。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认为，“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又可引申为“父子相继曰世”[2](P89)。可见，先秦社会对“世”在指称社会时间方面赋予重要功能，加上诸如“前—今—后”等描述自然序列的字词修饰，组成“今世”、“后世”、“前世”、“叔世”、“季世”等语汇，成为中国人早期纪时概念体系的一部分。

       “前世”、“后世”这类纪年方式与天干地支、帝王纪年(如鲁隐公X年)等相比较，时间定位非常模糊，但它依然具备了社会时间的基本功能。按照著名社会学家艾利亚斯的理解，时间并非自然物理现象，而是与人类实际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创造物。它是一种人们为协调彼此社会生活过程而创造出来的，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制度化象征体系。为了生活、生产的方便，人们需要在过程的延续中确定事件的位置，通常会利用特定类型的自然序列作为基准过程[3](P24)，“前世”、“后世”等概念能够适应社会长时段发展、事件急剧增多，大量历史记忆亟待有序保存的需要，并能为众多历史事件排定大致位置和序列。

       具体言之，“前世”、“后世”等词汇的产生与先秦诸子的社会体验有关。他们痛感时乱，更加强调三代的治理或者远古的朴素天真与今世的浮伪流行、战乱频仍的对比，注重对当世的反思以及对后世拨乱反正的寄托，逐渐形成了一种简单朴素的历史分期思想“三代—今世—后世”。这种对社会时间进行时序区分与关系定位，在当时社会上得到承认，并逐渐流行，广泛存在于《国语》、《左传》、《庄子》、《列子》等众多典籍中。应该说，这类模糊的社会时间所展现的参考框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至汉初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等著作中都多次使用“前世”、“今世”、“当世”、“后世”、“来世”等，对历史或现实政治进行批判。通过这些思想活动，“前世”、“今世”、“后世”等作为高度一般化的社会时间意识普及开来，并用以协调战国至汉代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信息和知识库存。

       与上述时序关系不同，“近世”一词以远近的空间表现时间。与“前世”、“后世”等词汇在先秦典籍中被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相比，对“世”概念的空间化及其使用还是非常少见的个案。在对目前存世的典籍进行检索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近世”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一书中，总共出现两次：“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傭。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傭，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

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4](P84-85)(《荀子·非相篇》)。此处的“近世”，意指距荀子较近的战国时代。此后，“近世”一词又在荀子门徒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中出现两次：“故厉虽瘫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②，“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5](P344)。这里的“近世”，其意蕴与荀子所指几无二致。此外，“近世”一词再未在其他先秦典籍中出现，足见“近世”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先秦诸子百家，立言众多，然用“近世”之词者唯有荀子、韩非二人，此又可作为两者师承关系之一证，同时也体现了语言溯源的又一功能——证史。

       汉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并将反思逐渐向时间维度更深处的春秋战国乃至三代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时序关系的社会时间概念“前世”、“后世”、“当世”等似乎不足以精细化、精准化地表达历史脉络，要求表达社会时间词汇进一步拓展和概念创新。司马迁在这项工作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为目标，从宏观角度编撰了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这种时间跨度为社会时间概念的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需求。据统计发现，“近世”一词在《史记》中共出现12次，散见于《天官书》、《伯夷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淮南衡山列传》、《游侠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章中。它作为一种长时段的时间概念，被司马迁用于指称“春秋战国时代”，较之荀、韩二人的指称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史记》是继《荀子》、《韩非子》之后，首次较大频率使用“近世”一词。这一特殊文字现象，应与西汉学术共同体在发展趋向上对荀学的回应有关[6]。战国末年，天下统一的局势愈加明朗，处于社会大转折时代的荀子，立足儒家，兼蓄法家，明确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法后王而一制度”的礼法共治思想，对西汉儒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得到了董仲舒、司马迁以及刘向等人的高度推崇，其地位非常之高，乃至超越了孟子[7]。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学术共同体更热衷于对荀子思想理论资源的发掘，为“近世”一词的频繁使用创造了条件。有学者指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司马迁对《荀子》一书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其文句极为熟悉，能够将其中的语句信手拈来，融入自己的巨著之中[8](P53)。也有学者推断，司马迁对荀子存在学术上的承继，具体表现为“荀卿—李斯—吴廷尉—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9](P194-196)。虽然这种师承关系的可信度尚需作进一步考证，但荀子对司马迁的巨大影响所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司马迁以后，《史记》作为中国史学史上首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经其外孙杨恽努力传播，逐渐流布于西汉社会，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近世”一词在此后也频繁出现于两汉典籍之中，譬如《汉书》、《论衡》、《扬子云集》、《扬子法言》、《风俗通义》、《周易郑疏》等。为说明“近世”一词在两汉及其以后的流行状况，本文对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文史总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了“近世”一词的词频统计，具体见表1。

      

       由上表可以发现，“近世”一词的使用频次逐渐增加并具有一定规模，表明它在司马迁以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一种渐趋流行的时间图式。作为一个时间定位和区分概念，它以“当世”为原点，并随后者的位移而变化，模糊地指向一个较近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长短、起止并不固定。这种情况直至清末才发生了改变。

       三、协调中西：梁启超的近世社会论

       在清末以前，中国一般使用中原王朝兴衰作为官方“断代”方法，以确认“治统”承继，表征大一统思想的主旨。相形之下，“断世”方法主要存在于思想家的论说领域③，因而“近世”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时间概念。清末民初，为了快速适应西方社会文明的挑战，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学术迅速发展，现代学术共同体开始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史学领域引入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并希望以与西方世界相统一的时间图式，推动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现代社会文明进程。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方法之一，就是以“断世”取代“断代”，以更长的时间跨度表达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以切合西方思想界的社会进化论原则和社会发展形态划分。这一学术取向对“近世”意蕴的延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是这一运动的首倡者。而他所代表的是1890年代思想趋于成熟的一代知识人——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并深深地为传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所困扰，同时其中的一些人又与西学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在中西之间建立起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10](P4)。梁启超率先从“断世”的角度为中国历史重新分期，明确近世史的概念，将史学的焦点从传统的帝王转移到西方史学的社会层面。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过去的史学家“以一朝为一史”，不过是记载事实，这种划分方法“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因此，他主张“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1](P1)，即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思考影响社会变迁的重大事件，重新划分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他进而立足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关系，借鉴西方史学上古、中古、近世之分期，将国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明确提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11](P11-12)。虽然梁启超的近世观仍未彻底摆脱“较近时代”的含义，但他打破了封闭的中国历史知识体系框架，汇通中西的意图极为明显，其目的是要启发中国人改变传统史观认识方法，重新认识历史，体认世界大势，进而做到自觉现代化。所以，“近世”词义转换中蕴藏的主体意识不可忽视。

       梁氏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与西方争雄的时代，君主专制政体逐渐湮灭，立宪政体逐步兴起，虽然时间较短，但内外发生的变化是两千年来的中国所没有的，所以不得不自成一个时代——“近世”。同年，他在《李鸿章传》一书中再次指出，“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12](P1)。根据他之前的历史分期说不难看出，此处“近世”的概念与上述“近世”含义大致相同，并且在叙事中也主要从李鸿章对近代中国而非清王朝的影响展开。然而，在1902年，他的近世观即发生了变化，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的绪言中梁氏介绍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方法，指出“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也”[13](P1)。总的来说，随着世界历史观念的引入，梁启超的“近世”概念逐渐清晰，并将中国近代纳入到世界近世的体系。

       梁启超的断世方法与康有为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后者沿袭《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概念，并在《大同书》中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一步完善，使之成为三种不同社会形态的代名词。康有为特别重视太平世的理想社会，称之为“大同世界”，把国际主义、普选权、妇女解放、公共教育、公费医疗和设立养老院等视为大同世界的基本内容[14]。由此可见，康、梁二人的“断世”不再仅仅是一种历史分期方法，而是转向对社会形态的探讨④。

       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断世方法中创新性地引入了“近世”概念。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他的很多著作都使用康有为的三世分期法探讨世界历史的基本进程，展示儒学知识体系在晚清学术研究、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此时儒学已受到西学，特别是社会进化论等新观念的挑战，康有为的历史分期理论不可能占据普适性的地位，这种开放的环境为梁启超日后突破康有为的思想限定创造了条件[15](P122-124)。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受到日本历史学界桑原骘藏、浮田和民等人的影响，如梁氏曾在《东籍月旦》(1902年)一文中评价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繁简得宜，论断有识”[16](P98)；他另一篇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年)是在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关于历史与地理论述的基础上损益而成[17](P11)。桑原骘藏以汉族与他民族的交往变动作为分期标准，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期，其中“近世”即中国民族与西方竞争的时代[18](P165)。浮田和民则按照社会学家孔德的社会进化思想，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归纳为古代族制组织、中世封建组织、近世领土组织的进化史[19](P95-98)。梁启超博采众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至此，他以近代世俗进化思想为基础的历史观取代了今文经学派的进步思想[10](P98-99)，并以“近世”作为升平世的替代品，承担起长时段分期、社会进化和社会形态定义的功能，从而与他的“群”论、“民德”、“民智”、“民力”、“民约”、“进化”、“信托”、国家“主权”、国家“人格”论等一起构成了新的思想基础，探索国民性、国家现代化建设等课题。

       梁启超阐发近世思想时，恰逢报纸杂志勃兴之时。在报纸杂志的推动下，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使诸种新概念、新话语得以迅速传播，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如章太炎在1902年通过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介绍，接触到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等书，后来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使用“近世”概念，指出“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耳”[20]。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也有四处使用“近世”一词，用以指称清朝以来的历史。不过，其“近世”观仅仅是作为一种分期方法在使用，而与梁启超有所差异。

       四、宋代近世说：中日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梁启超使用“近世”作为统一的时间图式，思考中国与世界历史的进化和社会形态性质问题，为国内外汉学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思路和方向。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与世界日益频繁的学术互动背景之下，多种思想脉络交融汇聚促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宋代近世说”。

       “宋代近世说”的基础是“唐宋变革说”。1910-1920年代，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在《支那论》、《支那近世史》、《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著作中陆续阐释了“唐宋变革说”，认为中国中古到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他认为，“近世”在政治上的特征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君主独裁的出现和平民社会的兴起，经济上的变化是货币的发达，其他还有文学、音乐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较前代发生了变化[21](P10-18)。在此基础上，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明确中国历史中“近世”的范围和特征。显然，这种“近世”观并非单纯的历史分期，而是上升到了社会形态的范畴，明确“近世”这段历史的特征是为了揭示社会生活较前代的整体性变化。后来，内藤湖南的观点经过宫崎市定[22](P153-242)、沟口雄三[23](P267-268)等人的发展，对中日乃至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学术影响力。

       “宋代近世说”是20世纪初期中日学术交流的结果。内藤湖南关于宋代以后为中国近世的观点，最早萌芽于其1909年的讲义提纲，发表于《支那论》(1914年)，而系统专门的论述则见之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922年)一文[24]。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也正是内藤湖南与中国学术界密切而广泛交流的时期。1899年，内藤湖南首次来华，每至一地便约见当地学术名家，畅论时务、互赠书籍，与严复、王修植、罗振玉、沈曾植、文廷式、刘鹗、夏曾佑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并长期保持密切联系[25]。辛亥之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受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学者之邀举家迁居日本京都[26]，当时罗振玉藏书悉存于京都大学，王国维每日前往协助整理，由此结识学校众多文学教授，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藤田丰八、青木正儿等京都学派学者交往尤为密切，常受邀参与京都大学教授间的雅集，如京都兰亭诗会、春云楼东坡书籍墨迹展等[27](P33、139)。王国维寓居日本近五年(1911-1916年)，这一时期既是他学术生涯由文学转向经史小学的重要阶段，也是日本京都学派新生之初及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观点形成至发表的关键时期。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的书信亦曾感念当时“友朋之乐，讲论之益”[28](P86-89)。神田喜一郎在《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指出，王国维与京都学派这一新兴学术团体气脉相通[27](P133)。王国维归国之后仍与京都大学众教授相互代购书籍，寄印尚未出版的新资料，如襄助内藤湖南借阅《宋会要》及其他宋元书籍，寄赠内藤湖南新郑铜器铭文，寄赠神田喜一郎洛阳出土魏石经拓本等[28](P866-877)，后内藤湖南又有意延请王国维前往京都大学任教。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藤湖南密切交往的众多中国学者中，严复、王国维等人亦特别留意宋代在中国历史中的突出地位。严复于《与熊纯如书》(1917年)中认为，宋朝是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29](P668)；王国维于北京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1926年)时指出，宋代学术胜于汉唐元明，哲学、科学、史学、绘画、诗歌及考证等多方面成就突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彼⑤。虽然无法勾勒严、王诸人与内藤湖南当时学术交流的细节，然从其过从之密、观点之相似，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学者的互动是“宋代近世说”形成的重要环节。

       至1930-194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宋代之后社会形态的认识更为明确。不少学者较为清楚地主张把宋代至清代的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代表一个特别的类型。1936年，陈安仁出版《中国近世文化史》，把“近世”的范围界定为宋代之后的社会，叙述了宋、元、明、清四朝的文化，分别从政治、风俗、家庭制度、商业等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史[30]。1944年，钱穆在《宋以下中国文化之趋势》一文中，从中国文化演进的角度提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期：先秦以上为第一期，秦汉隋唐为第二期，宋元明清则为第三期，并将第三期一千多年的历史称为近代中国[31]。1945年，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分期》一文中指出，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当以五代为界线，五代以前可称为“门第社会”，宋以后则为“平民社会”[32]。从以上来看，钱穆将宋代之后历史看作“近代”，强调其学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这说明史学界在当时已看到宋之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但对于“近代”与“近世”的使用还是相当模糊的。不过，后来钱穆的得意门生余英时赓续师说，却用“近世”一词取代“近代”指称宋元明清，完成了概念名称的转换，具体见之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其他诸多思想史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宋代近世说”中“近世”一词的意蕴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表示为一种立足政治、经济、文化对社会形态的全面把握，是基于中国社会变迁，对宋代以降传统中国社会基本形态的表达，而不是一种表面上单纯的历史分期。由于能够简明表述宋代在中国历史演进脉络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宋元明清社会基本形态特征的整体性，“宋代近世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国际宋史研究计划(Sung Project)的倡导者法国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年)明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宋朝——中国近代(modern times)的开端”[33]。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于《全球通史》(1971年)认为，“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34](P260)。此外，诸如谢和耐、费正清、唐德刚等国际知名学者也同样表达了宋代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因素的观点，孙隆基更以西方“近代化”的标准，判定宋朝为世界“近代化”的早春[35]。

       然而，“近世”一词在中国国内曾很长时间内被学术界遗忘或摒弃，这与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强大生命力有关。五四运动以后，学术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认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能够得到全部的真实，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36]。后经中国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正式引入史学领域，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公式化，将异彩纷呈的世界历史塞入单一模型之中[37]，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应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从秦至清这一长时段的社会历史为“封建社会”。1920-1940年代，这种思想在学术界的影响日渐扩大。尤其是1950年代之后，历史研究彻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两千年封建论占据了社会形态分期的主导地位，与“近世”相关的种种理论、观念暂时脱离了学者的视野。

       直到199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对封建社会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在“近世”与“封建社会”的概念选择上再次出现转换。在这个方面，侯建新的《“封建主义”概念辨析》[38]和冯天瑜的《“封建”考论》[39]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证据确凿地指出，“封建社会”一语不能指代中国秦至晚清社会形态。关于这一漫长时期的社会形态如何划分和表达更加准确的问题，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将宋代前后看作一个整体划分社会形态显得太过笼统，基于唐宋变革的“宋代近世说”作为精细准确的表述，愈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如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2003年)一书，“近世”所指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其基本精神是世俗性、合理性和平民性[40]；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2005年)一书，研究了宋末至清初士大夫对于儒学的实质的思辨、习行和问学情形[41]；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2013年)，断晚唐至前清为近世，以中国农村土地相关制度的演进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试图理清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困难之“迷”[42]。

       学者们在以“近世”概念取代“封建社会”概念时，大约受到新的时空感的支配。将宋元明清视为“近世”，是基于中国社会历史具有自主变迁机制的考虑，以当代中国社会是中国历史自主衍生、自我革新的结果。就这一点而言，“封建社会”概念在传统意义上具有割裂性、落后性和停滞性特征，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末清初产生却难以成长，妨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只有在外力的刺激下才能转型。1990年代之后，基于文化自信和新的时空感，中国学术共同体重新定向宋以来的中国历史认识，遂以“近世”取代了“封建社会”，希望能够摆脱一元化历史模式，把中国历史从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套路里解放出来，为进一步认清宋以来新型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拓展了空间。近年来，受“在中国发现历史”、“摆脱依附理论”等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一历史理解方式正在成为新的共识。但是，“近世”概念到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因为它从模糊的社会时间概念中转化而来，难以如“封建社会”一词那样简明地指称宋元明清时期社会形态的个性。“近世”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的首要特征是平民社会的兴起，贵族政治式微，或可袭用钱穆成说，称之为“平民社会”。鉴于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自宋代以来，国家力量逐渐深入基层社会，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政府又不像汉唐时期那样直接任命乡官进行管理，而是承认士绅的乡村治理权，结果造成平民社会的发展，家族、乡约等自治组织逐渐兴盛，形成与之前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宋型社会”[43]。

       五、结语

       本文为了辨析“近世”与“近代”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使用长时段的方法做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这两个概念均指向一个模糊的时期，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分道扬镳”。“近世”转向社会形态的表达，代表平民社会的社会形态，即宋代之后的历史时期；而“近代”一词则保守社会时间的基本范畴，指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显然二者所指称的范围与含义大相径庭⑥。

       学术概念的变迁或拓展，往往建基于崭新的时空体验和学术共同体的代际变迁，由此形成学术话语的变迁和差异。“近世”一词在长时段的变迁中，其内涵不断演进，恰好与此有关。战国秦汉知识群体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拓展和创新了社会时间概念，促使“近世”在更大范围、更长时段上承担起社会时间的功能，催生了“近世”概念。至清末民初，新的时空体验促使中国士绅知识群体接触西学，并向现代学术共同体转型，延拓“近世”、“近代”、“封建社会”等概念，力图将中国纳入到国际社会发展的统一时间图式，以便与“社会进化”概念在内涵上共通、协和，以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的。这种在浓厚忧患意识指引下对话语概念的重建和依托，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使这类词语本初的含义逐渐被掩盖，甚至衍化到与该词最初的含义完全不同的地步。

       词义衍化虽说是特定时期顺应时代潮流的结果，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譬如，学者在使用某词汇时可能会产生歧义，从而导致学术话语的矛盾，影响学术共识的达成。因此，对一些重要学术名词急需特别厘清其含义的发展及变化，这一过程同时有益于更加深刻认识词义衍化的积极意义。正如冯天瑜所言，“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39](P5)，“是观念进步的集结点”[44]。同时，费正清于《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前言中指出，“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45](P5)。这种学术话语的梳理，正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一步。在世界学术交流日益频密的时代，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而学术话语的梳理是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和发展的基石，是提升中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主导权的前提[46]。通过对“近世”、“封建社会”等概念的考察也可发现，话语体系的建立也是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紧密交流合作的结果。因此，在建立自主话语体系方面绝不能闭门造车，自话自说。

       此外，本文所讨论的“近世”仅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梳理的，并未穷尽学术界对它赋予的丰富内涵。如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认为，戏曲在唐以前殆无足论，宋代是戏曲史的古代期，元代为中世期，明清为近世期[47]；侯外庐在承认社会史断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合理性的基础上，考虑到思想史自身的特殊性，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挫折、复苏为切入点，分别以黄宗羲(明末)和康有为(19世纪末)为中国近世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开端[48][49]。两者分别是从戏曲艺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使用“近世”一词，其意深刻而旨远。

       [收稿日期]2015-10-15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这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研究，欲图在中西语言的相互冲突、碰撞、翻译、交融中，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思想史写作开辟出历史建构的框架，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话语实践。例如，冯天瑜指出，“封建”一词从封土建国的古义逐渐泛化，成为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的代名词，这种泛义与其英语词feudalism的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等大不相同(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指出，“现代化”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具体来说，可把“现代化”看作从一个超时空的空泛的概念确定为一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变成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科学范畴(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序言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禾认为，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导致新词、新意义的出现，不仅常常在话语领域引发冲突，也往往成为社会变迁的思想动力(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此句出处有三：《韩非子·奸劫弑臣》(战国)、《韩诗外传·卷四》(西汉前期)与《战国策·卷十七》(西汉中后期)。罗根泽指出，“《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书中此处节选，除去改“近世”为“近代”外，与《韩诗外传·卷四》几无差别，尤其最后“《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更是《韩诗外传》特色，足见刘文抄于韩作无疑。韩书此段主要来源有二：“赋曰”以后源于《荀子·赋篇》，之前源于《韩非子·奸劫弑臣》。这段节文又作“为书谢春申君”，题为荀子所作。此说出自吴汝纶，虽曾有疑问，但后为胡元仪、陈千钧等所证明，认为其“文气固不类韩子”，“其书援引师说，又何足怪”，颇为可信，并被用作韩非与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之明证。综上，笔者认为此处仍为荀子所作。

       ③思想家的“断世论”有很多，如《礼记·礼运》中根据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础不同——道德自觉和礼义制度，分别将古今社会分为“大同”与“小康”；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有“上中下三世”的分法，其认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显然这是基于“世事”及“行道”变异的角度而作的分期。此外，东汉何休发挥《春秋公羊传》“三世异辞说”和董仲舒“三等说”，明确提出“春秋三世说”，认为孔子作《春秋》目的在于“著治法式”，由伦理亲疏和夷夏远近，将所传闻、所闻、所见分别对应衰乱、升平、太平三世，寄托儒家由衰乱之世到教化大行的治世理想。何氏的这种分法从社会治乱及教化范围出发，从纵向(治乱演进)和横向(王化范围)两方面阐明了社会由乱而治、教化由内而外的取向。细观各种断世说，均是一种简单朴素的历史分期方式，缺乏系统阐释，也没有贯彻于学者各自的学术实践、著书立说之中，所以与“断代”相比对后世的影响较小。

       ④社会形态，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类型”。社会学认为，它主要受到文化、物质、技术等多方面属性的界定，物质环境、政治组织、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是造成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原因(参见吉登斯《社会学》，第40、54-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有多种视角，如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界则使用游牧与农耕社会、非工业化或传统文明社会及工业化社会等。

       ⑤此论虽发表于1926年讲演之中(见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然其关于宋代金石研究主要集中于寓居日本京都与罗振玉朝夕切磋时期，并著有《宋代金文著录表》。当时内藤湖南曾就殷商金石与其探讨，宋代金石亦当有所交流，故此隆宋之观点极有可能产生于此时，并与内藤湖南互为影响，故笔者仍引以为据。

       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近世”、“近代”之外，中国学术界还曾使用“近古”等词汇来指称宋元明清时期，或者清代以前的一段时期。不过，由于中国学者近来较少使用“近古”一词，故本文未予以特别讨论。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  荀子论文;  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宋朝论文;  王国维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