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古今 打通中西——评冯天瑜教授新著《人文论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衡论文,新著论文,古今论文,中西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93、94年以来的人文精神讨论，经过近三年的热烈之后，目前已趋于沉寂。之所以如此来去匆匆，是因为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在很多关键性的“话语语境”上都缺乏必要的理论厘定，因而难免自说自话，互不搭界。最终使讨论的发起者、参与者和关注者都感到它“以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展开”，又同样“以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结束”。〔1〕
现在看来，这些关键性的“话语语境”是：
第一，我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一概念时，是西方本位的，还是东方本位的，抑或是东西方兼容的？西方和东方各有其人文传统，而近代以来又互有通融，如何取舍，也就是说如何为当今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作一坐标定位，便成为王蒙等讨论的参与者一再提出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到更重要的一点，即Humanism能否与《周易》中的“人文”一词对译的问题。
第二，更进一步，中国有没有值得归纳的人文传统？参与此次讨论的很多青年学人主张儒道人文资源的“阉割”“去势”说，以及近现代人文状况的“遮蔽”“失落”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人文传统几近于零，甚至是负数。
第三，如何评估当前的人文状况？所谓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和“自救行为”与当今的社会变革有没有直接联系？对此一问题的分歧涉及到如何重建或提倡人文精神的问题，甚至涉及到这场讨论的提出有没有必要性的问题。
以上几点也是这场讨论中理论交锋的各焦点所在。围绕着这些焦点，论争得以展开，然而恰恰又是在这些问题上各家的“话语语境”相去太远，以致于讨论难以进一步深入。
可喜的是，冯天瑜教授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话语”述说上，而是就人文精神的“话语语境”深挖狠掘，取得了系统性的丰硕成果，这集中地反映在他新近出版的论文集《人文论衡》中。〔2〕
据笔者所知，冯教授既非人文精神问题讨论的始作俑者，也不一定是此次讨论中热烈的回应者，但是这并不表明，他近年来没有持续地关注和研究此一课题。事实上，自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以来，作为一个在“文化热”中“躬逢其盛的参加者”（著者自语，《人文论衡》页661，以下只注页码）， 他一直在深思有关中国人文传统的问题，这次将他多年来研究此一课题的学术论文缀为一集，正如张岱年先生在序言中赞誉的那样，实为“精心撰构之作”。
二
实际上，在90年代的这场讨论之前，1986年的上海会议上庞朴、刘泽华等学者就曾提出了中国人文传统的问题。庞朴先生着力从中国人的社会性来加以发掘，而刘泽华先生则从专制王权主义的角度揭示中国人文传统“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面。〔3〕
此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对中国人文传统的否定、虚无为特色，而冯著在这方面却无疑是一个肯定论者。为此，他主张在讨论人文精神时对所“涉及到的学术前史作必要性的反顾”，他所谓“学术前史”的“反顾”就是对中西人文传统的异同进行必要的追溯和比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人文精神问题的“话语语境”的清理。
梳理的结果，冯著认为中西人文传统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在文野交界之际（如古希腊、罗马、中国的先秦时期），人文精神表现为“人兽之辨”、“人神之辨”中强调人的特性和地位，表现为以人文知识教育人，如中国周代的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士，古罗马以文、史、哲、数培育自由公民。二是中世纪末期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明清之际的“破块启蒙”思潮，论证人的世俗要求的合理性，以批判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专制独断论。三是在工业文明普被、向后工业文明转化的现代，与唯科学主义和拜金主义相抗衡，则有新人文思潮崛起（页13、14）。
这样一种中西贯通、古今观照的“学术前史”的认识，至少克服了时论中那种将中西人文传统互相排斥、彼有此无的对立论，充分肯定了中西人文传统的通约性和普世性；否则，将Humanism译作“人文”就成了凭空穿凿，今天我们讨论人文精神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肯定中西人文传统的通约性和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将此二者等而视之，冯著在简约地梳理了西方人文传统之后，将更多的篇幅阐述中国人文传统的特性。他将之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人文”与“天道”契合；其二，虚置彼岸，执着此岸；其三，伦理中心与经世倾向；其四，“民本”与“尊君”构成一体双翼；其五，从“敬祖”衍出“重史”。冯教授沿着他一直在探索，并且多次阐述了中国文化的诸特质，一路说下来，把他早先在《中华文化史》中创立的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三要素综观中国文化的理论方法，也移植到对中国人文传统的阐述中，使这五点互相涵摄，融汇圆通而更富新意，实在是又开生面，别成一家。
笔者认为，冯著论述中国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差异时，最富特色的笔墨之一是对中国人文传统“早熟性”的阐述。冯著从元典及元典时代的角度加以考察，认为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定了其人文传统的宇宙论基石——既未否定神创说，而神创说又没有获得充分展开的中国式宇宙生成论，而此种自然生机主义的宇宙观，又推及到对人类起源和人类文化发生的说明，成为“天道”与“人文”彼此契合的宇宙——人生论。冯著强调中华文化有“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传统，有“人生三不朽”与“复归自然”的中国式终极关怀，认为中国元典时代的先哲巨匠一开始就走向了经世致用的中国式人文之路（以此来透视今天人文精神讨论中的“庙堂意识”与“广场意识”之争、“道统”与“学统”之争，恐怕也是别有新意的）。在论述中，他始终抓住《尚书》、《墨子》、《论语》、《庄子》、《孟子》、《易传》、《韩非子》、《礼记》等中华元典，与希伯莱、希腊、印度等元典及其精神进行比较研究，中外对勘，宏微俱见。
在其早先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纲》等著作中，冯教授就认为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此次新著《人文论衡》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页10）。不仅如此，冯著对中国人文传统早熟性的考察，甚至远追至神话时代（页120）。如前所述， 冯著对中国人文传统之起始、早熟的探索，是基于作者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生态的全面估计之上的。如果与近年来其他几位学者对此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所作的可贵探索参照对看，便更能理解冯著的视角，例如，刘家和先生新近出版的论文集中收有《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从希腊、印度、中国三种古典文化的比较中，发掘中国文化的伦理特性。 〔4〕而何炳棣先生去年发表的长文《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运用大量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专门从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述了华夏文明的人本主义特征。〔5 〕三文的切入点和论证的材料各有不同，但对中国早期人文传统的总体把握却不无异曲同工之妙，真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三
据笔者所知，冯教授在出版《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之后，近年来一直在探索中华传统的近现代转型问题。他在学术会议和论文著述中曾多次阐明，古老的中华大地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深度与广度均属空前的社会转型”：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其二，从国家统治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化；其三，世界其他国家在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呈现在当代中国（页3）。那么， 如上所述独具特色的中国人文传统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具有何种实在的意义？除了中国人文传统的彻底虚无论者之外，这是每一个关注当下中国人文状况的知识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冯著并没有仅仅停止在深掘中国人文精神的“学术前史”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关注的是“接着讲下去”。
首先，著者赞同刘泽华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早熟”的人文传统具有难以突破故道的特点，直接导向的是王权主义和专制政体，它缺乏对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肯认，因而难以独立提供造就现代新人的健全氛围。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不能实现现代转换。著者进而指出，到19世纪中叶以降，在新的世界条件下，中西文化碰撞、互补，引发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人文传统也获得时代性转换的机遇，并构成中国现代精神的有机部分，成为汲纳、选择外来文化（包括西方人文主义）的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现代西方哲人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提供启示（页11）。
其次，与时下的许多“悲观”论者不同，冯著认为当代中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带来了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的历史性进步，造成人的理性精神的新觉醒，这正是中国人文传统获得现代转换的新土壤。冯文一再呼吁学界“对于现代转型带来的这种积极效应，应有充分的估量”。在这一点上，著者与人文精神讨论中袁伟时、王蒙等人的观点近似，表现出部分的“乐观情绪”。
再次，关于重构（或者说营造）当下新的人文氛围，冯著另有新见，表现出学术界少有的开放性态度。他认为自17、18世纪以降，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西方现代文明，其不断强大发展，所带来的是工具理性日益膨胀，但是在此一进程中，西方的人文精神也相伴拓展，从来没有中断过其批判者的功能，对构建健全的现代社会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如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新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等人文思潮，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探求意义世界，反思现代困境，再造美好精神家园的努力。而已经迈开现代化步伐的中国，针对目前现代化引发的一些弊端，不仅要用呼唤人文关怀的努力来救治工具理性、功利主义导致的文化失落，而且尤其要借鉴西方人文主义的某些“批判的武器”，“先期进入这一过程的西方人的感受与思考，当然对中国人具有参考意义，这正是当代人文精神普世性的又一种表现。”（页7）仅就这一开放而不封闭的见解而言， 显然比那些旧题新译式的盲目的“东方乐观主义”更富有现实启发性。
最后，冯著在《思远篇》中对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直面临着的两大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矛盾问题，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美好构想。对于置人文理性于不顾的“科技万能论”，冯著特别作了理论辩驳，认为人文与科学具有相关性、联系性和互补性，二者不可相互缺失，也不可强行割裂。他引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既不菲薄科学，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的话，提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和人文关怀，必须“礼乐”共建，协调发展，走一条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页577—592）。
冯教授这本论文集共收论文50余篇，洋洋洒洒50万言，不仅有对人文精神的“溯源”、“转型”、“思远”诸章，而且还收入了著者研究其乡籍湖北历史文化的10多篇论文，构成“怀乡”一章，在对武汉市龄、李自成起义、张之洞兴鄂、武昌首义、吴禄贞办“延吉边务”等个案的研究中，著者作为现实的人其活生生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正如著者在书末《回眸学术理路》中所说的那样，“史学工作者不能自闭门户，而应将古与今、中与外尽收眼底，对人类全部文明有一个宏观把握，再作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人文论衡》中对人文精神的系列研究，正是这种古今贯穿、中西打通的可贵创获。
注释：
〔1〕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
〔2〕冯天瑜著：《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版。
〔3 〕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第571—599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7月版。
〔5〕《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