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度论文,价值链论文,制造业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2)01-0057-11
一、问题提出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一方面，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了契机，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转型就有力地证明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凭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实现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也面临着价值链地位“固化”和“贫困化增长”的风险。如Lall et al.(2005)研究发现，相比东亚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位于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对纺织品出口依赖程度过高，始终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此，深入探究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产业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文献看，部分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如Rodrik(2006)研究发现，1992-2003年间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一直保持在稳定的较高水平。Xu(2009)的研究也发现，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角度看，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复杂度从1992年的0.54上升到2005年的0.73，这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快速上升。但目前，对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地位关系的研究还仅限于理论分析层面，缺乏严谨的大样本实证检验。虽然也有不少文献将一国的贸易商品按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分类①，通过出口结构间接反映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但是，这一方法难免受制于分类标准过于宽泛所带来的局限性。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基于40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以一国与选定发达国家的出口相似度衡量该国的价值链地位，首次就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提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与以往基于国家整体层面的研究不同，本文从行业中观的视角出发，在将SITC五位码2600多种产品归类到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两位码后，以出口复杂度指标测度了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价值链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可能存在的行业异质性，同时通过分组检验，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价值链层次下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差异性。
二、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测度
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反映在其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上。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专业化于生产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和关键零部件生产等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集中于原材料供应、组装加工和简单零部件生产等技术复杂度较低的工序。依照贸易结构反映生产结构的逻辑，一国或地区的出口复杂度可反映出该国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出口复杂度最早由Hausmann et al.(2007)提出，其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首先计算某一产品的技术复杂度(PRODY)：
以往文献仅仅对我国整体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测度，本文借鉴Hausmann et al.(2007)的方法进一步测度了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复杂度。为了更加准确和细致地反映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本文采用SITC(Rev 3.0)五位码分类标准②，该分类标准下约有2600多个产品。利用2001-2009年间UNCOMTRADE所提供的102个国家的出口数据，本文计算了2600多个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各国人均GDP数值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采用2000年不变价计算，单位为美元。在此基础上，根据盛斌(2002)总结的关于SITC(Rev.3.0)分类标准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标准GB/4757-2002之间的对照表，将SITC(Rev.3.0)五位码归类到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GB/4757-2002两位码。最后，本文得到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GB/4757-2002两位行业(共24个行业)的出口复杂度水平③，见表1。
由表1可知，2001-2009年间，整体上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均呈上升态势④。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购买先进设备、高质量中间投入品和生产工艺、承接外包转移等方式逐渐积累高端生产技术，提升自身在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从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中低附加值环节向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同时，本文计算得出2001-2009年间各行业出口复杂度的均值，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价值链地位较高的7个行业依次是：医药制造业(18.54)，专用设备制造业(16.54)，造纸及纸制品业(16.2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5.6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4.48)，通用设备制造业(14.4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3.58)；价值链地位较低的7个行业依次是：饮料制造业(4.86)，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4.9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6.67)，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6.78)，纺织业(6.93)，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7.26)，食品加工制造业(9.50)。
为确定价值链地位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参照谢建国(2003)的行业分类方法，本文将上述24个样本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并分别计算2001-2009年各年份这三类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图1表明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地位不相上下，且两者均远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一测度结果与各行业的生产要素投入密集度基本吻合。
图1 2001-2009年不同类型出口复杂度(ESI)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本研究整理计算得出。
三、全球生产网络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分析
参照Hausmann et al.(2007)和祝树金等(2010)的“成本发现”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从微观角度探讨一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进而探讨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决定因素，为进一步分析全球生产网络影响价值链提升的途径奠定理论基础。假设一国出口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K、L、N分别为物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a+b+c=1。A为出口企业的技术参数，它服从[0，λ]的一致均匀分布。λ表示一国的技术禀赋，该值越大，表示该国的出口企业越处在生产率前沿水平，越有可能生产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从而使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处的价值链地位越高。假设一国的技术禀赋是内部知识D(如研发、人力资本)和外部知识F(如FDI、贸易等)以及其他促进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积累的其他要素O(如制度、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函数，即λ=f(D，F，O)。
其中，λ=f(D，F，O)。
由(7)式可知，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从而决定了其价值链地位)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和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以及促进内部知识和外部知识积累的其他要素等。此外，从事新产品开发和成本发现的企业数量也对出口部门生产率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此，假如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能影响一国或地区的任一上述决定因素，便会提高或降低该国或该地区的价值链地位。根据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影响一国或地区的技术禀赋进而提升它的价值链地位：
(1)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各类企业为最终完成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会展开积极的相互合作，领导厂商和高级供应商之间、高级供应商和低级供应商之间不再是绝对的“竞争”关系，而是“竞合”关系。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的下游企业为了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上游供应商提供符合质量和技术标准的中间投入品，保证生产的及时和顺畅进行，或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产品竞争力，会积极向发展中国家的上游企业转移技术。如Pack and Saggi(2001)曾建立了三阶段竞争模型从微观机制上探讨了发达国家领导厂商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进行技术转移的动机。而且，其他未能直接接受技术转移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可以从技术转移的外部性溢出，即技术扩散中获益。通过上述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机制，全球生产网络的参与可以带来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2)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凭借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嵌入到产品的生产链中，从国外进口大量优质的中间品。一是优质中间品的进口将直接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学习、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已有技术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通过进口贸易，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分享了物化在进口商品和服务中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如Coe and Helpman(1995)就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欠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其工业伙伴国的R&D投入和来自其工业伙伴国的机械贸易进口量显著正相关。国内学者方希桦等(2004)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和科技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这一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3)中间品出口的劳动力配置效应。全球生产网络提升参与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径体现在中间品出口带来的劳动力配置效应上。Coe et al.(1997)曾对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渠道进行了总结，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为贸易可以促进国内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毋庸置疑，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熟练劳动力，则可以为其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提供强劲的基础。从中间品的出口角度看，由于中间品的生产需要相对密集的技术投入和熟练劳动力投入，中间品出口的扩张会直接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国内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并最终带来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四、全球生产网络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机制的分析，本文基准实证方程需纳入的解释变量将包含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研发、贸易和FDI、制度因素和服务水平等几类因素。具体而言，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本文还做了如下处理：①本文根据Hummels et al.(2001)定义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来衡量我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该指数的计算依赖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和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投入产出表分别于2002年和2007年编制，其他年份投入产出表数据不可得，因此，本文仿照平新乔(2005)的做法，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代替2001、2003和2004年，用2007投入产出表代替2005、2006、2008和2009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系数矩阵时所需的各行业进出口数据直接来自相应年份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口、出口项数值；②我国制造业主要以加工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因此，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与贸易和投资开放度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若在实证模型中引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因素，极有可能掩盖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影响，故不纳入FDI和贸易指标。③假设各行业面临相同的服务水平(金融、物流、通信、邮电等方面)，以及分行业人力资本⑤的统计数据不可获得，故实证方程中不纳入服务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④侧重考察制度因素中的经济自由度。一般地，以跨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的文献主要选择世界银行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集或者采用研究机构Fraser Institu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数据集(Economic Freedom Indexes，该数据集报告了法律结构、国际贸易自由度、劳动和商业管制等子领域的制度质量状况)综合反映一国的制度质量。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将从经济自由度的定义和特征出发，间接采用各行业三资企业资产占行业总资产比重来反映该行业的经济自由度。最后，本文的基准实证方程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行业和第t年，ESI表示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复杂度，以此度量各行业的价值链地位，CAPITAL表示物质资本密集度(或人均资本)，RD表示研发强度，HT为高技术资本密集度，FDI为经济自由度，GPN为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各变量的定义、衡量方法和数据来源详见表2。
2.统计性描述及总体样本回归分析
在进行计量回归之前，本文就价值链地位和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这两个变量之间做散点图分析。图2的拟合线斜率为正，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较高的行业其价值链地位也相对较高。当然，价值链地位和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之间是否存在正向相关性，还有待于更为严格的计量方法检验。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显示本文实证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本文利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判定混合面板模型、固定个体效应模型及随机个体效应模型在本文实证方程中的适用性，最终的实证结果详见表3。
图2 2001-2009年ESI与GPN的散点
在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中(见表3第二栏)，本文的重点关注变量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GPN)的估计系数为8.028，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证实了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对40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国内其他学者有关产品内分工、外包或国际生产分割的生产率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结论也与本文的结论相互印证(胡昭玲，2007；张纪，2008；刘庆林，高越，韩军伟，2010)，其中，张纪基于我国1980-2005年时间序列的研究也证实全球生产网络内部存在技术扩散效应。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①资本密集度(CAPITAL)的估计系数为2.95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资本深化可表现为企业购进新的先进设备，这客观上会直接推动该企业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强企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生产能力。②研发强度(RD)的估计系数为正(0.222)，但并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不当，使用效率低下。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研究发现，不同于市场机制成熟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市场机制和结构尚处于完善阶段，而研发投入也和传统的资本投入一样，需要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导才能使企业在利用研发投入时尽可能地减少成本。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尚处于较低水平。实际上，2001-2009年间，以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以及技术开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衡量的企业研发强度在较多行业中出现了下降趋势。③高技术资本比重(HT)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0.089)。相比普通的资本深化，以微电子控制设备为代表的高技术资本更能显著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增强企业在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的生产能力。④经济自由度(FDI)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是FDI多流入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表4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均值最高)，简单加工制造处于价值链的低端，FDI进入这一制造环节主要是利用我国低廉劳动力，不利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3.按中间产品贸易结构分组的回归分析
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出发，本文注意到不同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有些行业集中于零部件贸易，另一些行业则集中于半成品贸易。一般地，零部件被普遍认为含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其生产过程对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要求相比半成品的生产投入要求更高。因此，若某一行业零部件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较高，则表明该行业专注于资本和技术投入相对密集的分工领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层次相对较高。与之对应，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则集中在劳动投入相对密集的分工阶段，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层次相对较低。不难猜想，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层次不同，其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必定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将各制造业行业按零部件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这一指标分为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行业和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⑥，考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是否因分工层次而存在异质性(见表3第三、四栏)。
在半成品贸易为主体的行业中，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GPN)的估计系数为13.189，在1%显著性水平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而在零部件贸易为主体的行业中，相应的估计系数为6.529，在10%水平上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总体回归的结果已经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以显著影响出口复杂度，此处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层次较高的行业分组中GPN对于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反而弱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层次较低的行业分组的结果，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本文认为这是GPN对于出口复杂度边际影响不断递减的结果，在半成品贸易比例较高的行业，我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层次较低，因而GPN的变动可以显著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而在零部件贸易比例较高的行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已经很高，GPN对于出口复杂度的边际影响递减，GPN的变动对于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相对半成品比例较高的行业而言较小。
4.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的回归分析
前文按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分组的各类行业在价值链地位指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出于研究兴趣，本文进一步探究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是否也因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表现出异质性。本文将样本行业分成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三类，并分别对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第五、六和七栏)。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GPN)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并未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这一系数的符号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由负转正(但仍未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并且，在资本技术密集型样本行业中，该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19.861)，数值上远大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中GPN的估计系数值(8.028)。GPN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变化表明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的确因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呈现出异质性。这一结果恰好印证了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影响会因分工层次而表现出异质性。对于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革皮毛、木材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企业参与分工的层次和分工业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若一国或地区专注于该领域的分工合作，极有可能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境地，同样在Lall et al.(2005)的跨国数据研究中，其实证结果发现那些只依赖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往往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例如，过度依赖纺织品出口的巴基斯坦等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大幅下滑。再者，本文注意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GPN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这表明我国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明显的价值链地位提升。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出口复杂度(ESI)来衡量价值链地位，并且利用我国2001-2009年制造业24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s)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全球生产网络参与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我国总体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同时，物质资本、高技术资本也是价值链提升的促进因素。②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因制造业各环节的不同分工层次而表现出异质性，即在以零部件贸易为主要分工环节的行业中，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要弱于以半成品贸易为主要分工环节的行业。③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其价值链地位，但这一积极作用未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发现，这说明只有建立在较高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分工合作才能有效促进价值链攀升。④2001-2009年间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复杂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2008年之后，由于受金融危机因素的影响，部分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下降幅度最大，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出现了较高程度的下降。各行业出口复杂度降幅不同的可能原因在于，以中间品贸易为重要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一旦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首先便会反映在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脆弱性。
在我国快速提高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以及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现实要求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1)突破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的束缚，出口的重点应当逐步凸显结构升级导向，由注重出口规模向注重技术含量转变。从规模意义上说，我国的出口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然而，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高速出口扩张所带来的收益远远低于应有的水平，具体表现为，从事加工配套的企业难以获得高端技术，并且被长期俘获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等等。当出口的规模不再是一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如何提高出口质量就上升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长远看来，中国重要的不是出口的“量”，而是出口的“质”。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是反映出口产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显著高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程度(Rodrik，2006)，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起初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开放政策等条件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借助于全球生产网络来提升技术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比较优势，逐步提高了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倘若我国一直固守于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不仅不可能达到现有的产业分工层次，而且也不利于长远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
(2)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技术敏感性较强的行业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未能显著提升其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则有显著的上升，这其中存在某些客观的原因。例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于低成本生产，我国在这方面恰恰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这些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动力显得不足；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其竞争力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加上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这些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不活跃；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领先的技术，频繁的研发创新活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些行业的研发投入往往与国外企业的差距相对较小，而且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也较为容易地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复杂度。简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结果反映了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其自身的特性。从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调整制造业内部结构以及推动技术偏向型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管理部门应当鼓励发展有潜力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于特定的研发环节应当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使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能够由提高出口产品复杂度开始，渐进地培养更为持久的国际竞争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应当充分认识到，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跨国公司在选取合作伙伴、构建战略联盟的过程中，通常是有甄别性地把不同的企业纳入到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中，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才能摆脱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被动地位，并相对主动地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从世界分工中分享更多收益。
(3)积极营造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的配套环境，为制造业企业提高产业链分工的层次提供外部条件。在全球企业竞相角逐的世界舞台上，我国制造业企业要想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渐上升为附加值较为丰厚的高端，绝非是依靠国家和企业仅仅从经济层面采取措施就能够完成的，价值链的攀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直都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课题。一方面，作为价值链的“链主”的跨国公司具有极强的愿望，并且采取了相应措施试图把东道国企业牢牢控制在价值链低端；另一方面，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通常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环境。当前的人力资本依然匮乏正是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级技工和高端研发人员的不足已经成为制造业竞争力继续提升的严重羁绊。此外，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在是否要研发、是否该创新等问题上有所顾忌的原因之一，这种制度性障碍有待于相关部门予以有效排除。总之，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各政府管理部门与制造业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协同配合才能够最终实现。
注释：
①如Lall et al.(2004)将制造业分为五大类：初级制成品、资源性制成品、低科技含量制成品、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和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②鉴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批评指出利用出口复杂度或者出口相似度等类似指标实际上高估了我国的出口结构高度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为了解决高估偏差问题，本文采用SITC(Rev 3.0)细分程度最高的五位码分类标准，计算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大大降低了该误差发生的可能性。
③SITC(Rev.3.0)五位码中前三位为621、625、629，581、582、583、584，661、662、663、664、665、666、667的贸易数据部分缺失，该代码对应的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三个行业的技术复杂度水平未能计算得到。
④整体上看，2001-2009年间的出口复杂度呈上升趋势。其中，2001-2007年间，绝大多数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均呈上升趋势，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的出口复杂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⑤部分学者利用工程技术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但本文计算后发现，工程技术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这一指标与反映研发强度的衡量指标，即科研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的相关系数极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故选择不纳入人力资本因素。
⑥零部件为主体的行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行业为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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