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汉代论文,地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帝王建都之地往往就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学者和文人的谋生之道无非是做官。他们的学术和文艺工作，显然也是为帝王及其贵族大臣服务的。这种情况沿自上古，因为古代的学术和文化都是由官府的专职人员掌握的。所以商代的甲骨文等文献，主要发现于今河南安阳等商朝建都之地。到了东周以后，学术和文化虽已流入民间，但集中地保存这些学术与文化典籍的，大抵仍为一些诸侯国的都城，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鲁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在鲁观周乐及《昭公二年》晋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的记载，说明掌握这部分典籍的，仍为大夫或士这些阶层。所以像孔子这样的人物诞生于鲁国，决不是偶然的。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各国的统治者都竭力礼贤下士，招集各种人才，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都以善于养士闻名。至于雄踞关中的秦国，由于从秦孝公时代起，就任用了法家人物商鞅，他把“礼、乐”、“《诗》、《书》”都归入危害国家的“六虱”之列。不过商鞅本人就是自魏入秦的客卿，后来秦国历代君主所任用的人物如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和李斯，也都是从六国招来的客卿，只是这些人物大抵只重视“耕战”，富国强兵，对学术和文艺不加提倡，甚至采取敌视态度。但其中吕不韦比较特殊，他曾经招致许多门客，撰著了《吕氏春秋》一书，而且在思想上与商鞅等人有很大区别。但总的来说，在整个战国时代，秦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还是较之齐、楚等国颇见逊色。即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载司马谈所评论的先秦六大主要学派而论：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为鲁人，这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为邹人，荀况为赵人；墨家的代表人物墨翟为宋人，一说鲁人；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是赵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是卫人，申不害和韩非皆韩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是齐人；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是楚人，庄周是宋人。至于大文学家屈原、宋玉皆楚人，即如以游说诸侯闻名的纵横之士如张仪是魏人，苏秦是洛阳人。这情况多少说明在战国时代，秦国所在的关中一带，并非学术文化的发达地区。但秦亡汉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汉初期，关中地区虽未出现过多少重要的学者和作家，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及学术著作均在这一带写成，而到了西汉后期，这里开始出现本地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如刘向、歆父子）。这种盛况一直维持到东汉初期。光武帝迁都洛阳，多少对关中文化的繁盛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是造成关中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衰落，对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和文学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对了解我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有较大的意义。在这里笔者准备略谈自己的一些浅见，请大家指正。
（一）
关中一带本为周族发祥之地，据说周族祖先后稷，居有邰，在今武功一带，后来曾迁徙到豳（今彬县一带），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时迁到岐山下面一带，文王居丰，武王居镐（皆在今西安之西）。周武王灭殷以后，镐京就成了西周朝的都城，直到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洛阳为止，在整个西周时代，关中曾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文学作品如《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和《小雅》部分以及《尚书·周书》中的多数篇章，均产生于这个地区。在现存的文献中，这一时期产生于其他地区的为数甚少。这充分说明了此地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时，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于歧山以西的地方，居今甘肃天水一带，并且说：“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见《史记·秦本纪》）此后秦就逐步扩展其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关中地区的西周故地，成为春秋时代与晋楚齐等并列的大国。今本《诗经》中的《秦风》和《尚书》中的《秦誓》，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从《秦誓》的文章看来，其行文基本上承袭了周代誓命之文的体制，可见秦不但占有西周故地，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的《石鼓文》（注：《石鼓文》的年代，各家有不同的说法，唐立厂师以为刻于秦灵公时代，各家虽有异说，但大致不离这一时期。）。《石鼓文》很多句子与《诗经·小雅》中的《车攻》、《吉日》十分相似，显属有意模仿，所以唐代的韩愈曾认为它们是周宣王时的作品。不但如此，《石鼓文》的字体可谓典型的“籀书”，而据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可见秦的文化与西周十分类似。近年有人说秦刻石的文体继承了《雅》、《颂》的传统，大约也是这个原因。
春秋时代的秦国虽亦属大国之列，但其实力较之晋楚本有逊色，在战国初期又发生过多次内乱，三晋乘机夺取了秦河西地，一度出现“诸侯卑秦”的局面。秦孝公即位以后，发愤图强，任用法家人物商鞅实行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从此以后，秦国日益富强，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但商鞅虽然使秦国趋于强盛，而其文化政策，却使学术和文艺的发展多少陷于停滞。因为他把《诗》、《书》、《礼》、《乐》、修善、孝弟、诚信、真廉、仁、义等等都作为危害国家的“六虱”来反对。这种政策一直为秦国统治者所继承。所以当时六国许多人都把秦看作“虎狼之国”。秦国的统治者确也轻视学术。《荀子·儒效篇》：“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儒者也对秦人的风俗颇有不满。《荀子·性恶篇》：“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哉。”荀况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不满秦人自然可以理解，但其他各家除法家外大约对秦也没有多少好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争鸣的诸子百家中，几乎没有秦人。《吕氏春秋》是当时秦地产生的唯一子书。但主持其事的吕不韦就是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他那些门客中有无秦人亦难确考。至于战国那些游说之士，亦多非秦人。《战国策》中的《秦策》虽然篇幅较大，作者却基本上均为六国人。现今所见秦代文章，主要是李斯的某些奏议和秦并吞六国在各地所立颂秦功德的刻石。李斯本楚上蔡（今属河南）人，曾为荀子弟子。他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文体华美，近于六国游说之士的文风，言辞亦较坦率，此文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当时吕不韦刚被黜职，对文化的控制还不像后来那样严，君臣间的关系也还不如后来那样悬隔。《韩非子·存韩篇》末所附李斯对韩非的驳难则犀利峭刻，纯为法家文风。至于秦二世即位后他所上的《论督责书》则正如司马迁所说“乃阿二世意，欲求容”（《史记·李斯列传》），因此未必尽为由衷之言，文辞更乏精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多次巡视各地，立石颂秦功德。这些刻石多属四言韵文，不少是三句一韵，也有二句一韵的。这些刻石有人说亦出李斯所撰，但无确据。秦石刻的文风确如有些人说的那样有点像《诗经》中的《雅》、《颂》。但较之《雅》、《颂》似更注重写实，而更缺乏夸饰与辞采。
不过秦代并非没有艺术。据李斯《谏逐客书》载，秦不但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的本地乐歌，还有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这些“异国之乐”。秦时亦非绝无文学创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有陨石落在东郡，有人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謌弦之。”《汉书·艺文志》载“孙卿赋”一类有“秦时杂赋”九篇；“歌诗”类有《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这里所谓“秦歌诗”是就地域而言，但不能排除其中有作于秦代的歌诗。不过秦代歌诗并未留存下来，连梁刘勰所谓“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当亦据《史记》而言（注：秦时民歌留存至今的如《水经注·河水》引自杨泉《物理论》所载“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之句，但非关中地区的歌。）。
秦代的统一从当时来说，对学术和文化似乎并无多大促进作用，尤其是焚书坑儒之举，更有不小的破坏作用。但从历史上看，亦有其不可忽视的功绩。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战国时代“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一措施造成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这对推动各地的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方便。这为汉代学术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一定条件。
（二）
秦代的统治虽然短促，却开创了中央集权帝国的先例。秦统一以后大规模的移民（参看《史记·货殖列传》）也加强了各个地区文化的交流。秦代虽然实行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篇》）的主张。但它对图书的禁令，仅限于民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李斯建议焚书的话：“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里说明，凡“博士官”所藏，还是不烧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始皇本人也曾向这些博士征询过前朝掌故。由此可见焚书并未把官府所藏的典籍全部烧毁。不过，近代有些人据此断言“六经”在秦焚书时并未残缺，则亦属武断。因为秦在战国时代本非学术和文化发达之地，当时的儒、道、墨等学派活动范围主要在齐鲁宋楚等地，他们的著作亦多保存在那些地方。即以近年考古发现而论，许多著名的帛书和竹简。亦多出土于此。至于汉初的学者文人多数亦产生在那些地方。
秦末起兵反秦的领袖人物如陈胜、吴广、项籍和刘邦均为楚人。代秦而兴的汉代，不仅其创建者刘邦，而且他的许多将相功臣如萧何、曹参、韩信、樊哙、周勃等都出生于楚国旧地，张良虽家世相韩，而韩亡后因谋刺秦始皇，亡命下邳等地亦属楚境。所以西汉初年虽建都长安，居关中之地，但朝廷上下大多为楚人。刘邦还沛时所作《大风歌》显然为楚歌；《史记·留侯世家》所载的《鸿鹄歌》，刘邦亦自称是“楚歌”。《汉书·礼乐志》载有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并云：“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初不但歌诗为楚声，就连早期的学术和散文著作《新语》及《楚汉春秋》的作者陆贾，亦为楚人。除了这些上层人物及士大夫外，刘邦还采纳娄敬的建议：“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一措施不但使关中人口大增，也加速了文化上的融合。从这方面说，汉代的文化并非秦文化的简单继承，而是融合了各种文化的成分而成。其中楚文化尤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朝建立之初，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不但民间的学术与文化无法繁荣，就是朝廷亦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再加汉初内有异姓诸侯王叛乱的事件，外有匈奴的侵扰，朝廷实无余力来提倡学术和文化。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文帝、景帝时代，经济虽有所恢复与发展，但以吴楚等国为代表的同姓诸侯王又在阴谋发动叛乱。景帝时削平了“七国之乱”，但诸侯王与汉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并未就此结束。在景帝和武帝初年，像抗击吴楚七国时曾有功的梁王刘武也曾谋求作景帝的皇位继承人，并派人刺杀了反对此议的袁盎（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淮南王刘安也因谋反被诛。《盐铁论·晁错篇》：“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大抵这些诸侯王要与朝廷对抗，势必效法战国君主，招致士人来辅佐自己。这不光是淮南、衡山如此，早在“七国之乱”前吴楚诸国已有这种情况，所以《盐铁论·错弊篇》有“山东奸猾咸聚吴国”之语。汉代著名的散文和辞赋家邹阳和枚乘都曾游过吴国上书吴王，劝阻其谋反，著名的《七发》，就是枚乘讽谏吴王之作。枝乘和邹阳都是反对叛乱的，但吴王左右显然也有主张叛乱的士人。邹阳和枚乘后来还到过梁孝王刘武那里。当时梁孝王正和左右羊胜、公孙诡等谋求皇位继承人地位，邹阳曾加谏阻，遂为羊胜、公孙诡所谗下狱。他作了著名的《狱中上书自明》，得释。梁孝王的群臣中如羊胜、公孙诡等大约都能文，《西京杂记》和《古文苑》等书所载枚乘、邹阳的赋，也有羊胜、公孙诡和公孙乘、路乔如诸人之作，尽管历来学者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存在争议，但当时梁国的文人当不止邹阳、枚乘和庄忌等人。至于淮南王刘安能文，他左右曾有不少学术和文艺家更为无可争议的事实。今本《淮南子》及《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就是明证。刘安自己也能文，如《史记·屈原列传》中“《国风》好色而不淫”等语，据《文心雕龙·辨骚篇》云出于刘安所为《离骚传》（安作《离骚传》事见《汉书·淮南王传》）；又《汉书·严助传》载他上汉武帝的《谏伐闽越书》，当亦出于他自作。这种情况说明汉代的文学在东方诸藩国中兴起得比地处关中的中央政权还早。所以鲁迅作《汉文学史纲要》，颇重视当时藩国的文学。
汉初藩国文学和学术的兴盛是一个颇可研究的对象。从文化传统方面说，自东周以来，东部各地的文化本来高于西部，所以韩起有“周礼尽在鲁矣”之叹。到了战国，这种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庄子·天下篇》说到古代学术时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这里所谓“邹鲁之士”主要指儒家学派，但当时的几个主要学派的创始人也多诞生于今鲁西豫东一带，距离甚近，说明这些地区实为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地方。尤其可注意的是鲁国后来为楚国所灭，鲁地文化对楚人影响甚深。早在楚国灭鲁以前，儒家思想已广被楚地。《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陈良的时代至晚亦与孟子同时，故孟子称之。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中就有儒家的著作，也有《老子》。这说明儒、道诸家学说至迟在战国中期已流行于楚国。楚在秦所兼并的六国中，抵抗最为有力。试看秦在灭其他各国时，差不多攻下其都城，就等于占领其全境。楚国则不然，秦昭王时攻下了楚都郢城，使楚顷襄王被迫东迁于陈，后来陈失陷又迁都寿春，楚虽步步东迁，毕竟作了较多的抵抗。《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攻楚时，起初用李信、豪恬为将，结果为楚军所败，后来起用老将王翦用了大量兵力才取得胜利。即使这样，楚人的反抗情绪并未衰歇。《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对项梁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所以陈胜起兵之际自号“张楚”，而反秦诸军中也以楚地的刘邦、项羽为最强。更可注意的是在反秦的斗争中，也得到了鲁地儒生的支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的子孙子慎就“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其他学派的态度史籍无记载，但大约未有反对者。
楚国旧地人的反秦尤以东部为烈。这大约和战国时秦灭楚的过程有关，当秦兵步步紧迫之际，楚国原有的贵族和士人中多数不愿降秦而逐步东逃，当他们退到滨海地区时已无法再走，所以楚亡以后，就聚居这些地区。如刘邦的家乡丰沛，项羽早年所居的吴都属这个地区。古籍中多次记载秦时在东南有“天子气”，《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汉书·高帝纪》同）。《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载，张纮对孙权说：“秣陵（今南京），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这虽属迷信传说，但也反映了当地居民中有着一种反秦和反对统一的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在秦亡汉兴以后，也未完全消失。《汉书·荆燕吴传》载，汉高祖封刘濞为王时，“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这也反映了这种习惯势力的顽固性。《盐铁论》中提到吴王濞和淮南、衡山的事例，其地皆在楚国旧境，他们所以能招致不少宾客作叛乱的图谋，恐怕也和他门利用了当地某些人的这种情绪有关。
当然，楚地的士人们在秦末时就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人归附刘邦，也有人依靠项羽。入汉以后，这种分化益为显著。例如前面提到的陆贾、邹阳、枚乘、庄忌等都支持统一，反对叛乱。但《盐铁论》所讲到的刘安招致的“山东儒墨”似倾向于叛乱阴谋。不过姑不问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在汉初几十年的学术和文艺方面实以楚人的贡献为多。
这些出身于楚地的学者和文人，其写作的地点有些虽在吴楚诸地，但也有作于关中的，例如陆贾《新语》，据《汉书》本传就是奉汉高祖之命所著，“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可见作于长安。陆贾不但是散文家，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把辞赋分为四类：“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和“杂赋”。“陆贾赋”作为单独的一类存在，说明他在当时的赋家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惜他的赋作均已散佚，无从考知其体制。《汉书·艺文志》对辞赋作这种分类的用意已难确知，因为陆贾是汉代人而置于屈原与荀卿之间已颇费解；至于将司马相如列入“屈原赋”一类而把以模仿司马相如闻名的扬雄列入“陆贾赋”一类，就更难解释。不过《汉书·艺文志》采自刘向《七略》，这种分类当据刘向的意见，而《艺文志》中把刘向之祖刘辟彊赋归入“陆贾赋”一类，把向父刘德和刘向自己的赋归入“屈原赋”一类，当有其一定理由。也许这种分类与赋的风格、音调有关。屈原、唐勒、宋玉等均楚人，一直生活于楚国，保持楚地特色最纯粹；陆贾虽楚人，因长期跟随刘邦征战，最后又定居长安，受其他地区文化影响较多，其赋作已与纯粹的楚风有别；荀卿为赵人，又在齐国居住较久，最后才到楚国，他的赋在文体上与屈宋差别更大，故置于汉人陆贾之后。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汉代辞赋的繁荣，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所以现存最早的汉人赋作如贾谊、庄忌的赋，均可归入《楚辞》；枚乘之作，在《汉书·艺文志》中亦归“屈原赋”一类。当然，从《楚辞》发展为汉赋，也兼受了各地文化的影响。例如枚乘是司马相如所仰慕的前辈，他的《七发》明显地体现着从《楚辞》向汉赋发展的轨迹。但《七发》中也包含着楚地以外文化的影响。例如《七发》第一段中有“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等语，即采自《吕氏春秋·本生篇》：“出则以车，放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可见楚地的文人不但使本地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别的地区，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包括秦地的文化。所以汉初几十年间楚声的弥漫全国，同时也是各地文化相互交融的开始。这在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一书中亦表现得很明显。
（三）
汉代自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的政策，中央集权大为加强，诸侯王已无与汉朝对抗的实力。如淮南王刘安之反，已不用出兵，派使者诘问，刘安就自杀。这时的政治形势正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指出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胜，“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因此士人有不少机会取得尊位。但在汉代形势却迥异：“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士人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君主的好恶。“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这段话生动地道出了汉武帝以后多数士人的处境。但尽管仕途是如此的艰难，而当时的士人除了做官，却很少有其他出路。他们要求官，就不得不奔赴当时的都城长安。这样，关中地区就成了四方士人汇聚之地。
在各地士人汇集长安的同时，汉武帝又实行了尊奉六经和儒家的政策，并进一步广开献书之路，鼓励人们把民间的藏书献于朝廷。这种政策在汉初已逐步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成帝命刘向等人加以校定，据统计国家藏书总数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在这个时代，文学特别是辞赋的创作最为繁盛。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爵、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里提到的许多辞赋作家，虽大部分是从关东来到关中的，但他们的作品都写作于长安。再说这时关中确实产生了大作家，如司马迁就是今陕西韩城人。还有些人物如刘德、刘向父子是汉朝宗室，已好几代在长安做官，所以实际上亦为关中人。因此西汉自武帝以后，已经是全国的人文荟萃之地。
关中地区在古代本为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尚书·禹贡》称雍州“厥田惟上上”；班固《西都赋》称此地为“九州之上腴”。由于人口密集，这里的商业亦十分繁荣，在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中均有形象的描述。在西汉，这里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就造成了关中人对东方地区人士的优越感。《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颜注引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盐铁论·国疾篇》载“大夫（桑弘羊）”的话说：“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顾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桑弘羊自己是洛阳人，也在关东，他也持此论，更可见这种偏见已普遍流行。
西汉中叶以后关中地区在学术文化上的优势是很显然的，因为这里是朝廷所在地，就如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说：“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这种条件确为其他地方所难具有。所以西汉一代的学者和文人虽多数还是关东人，但从西汉末到东汉，关中人的比例就明显增加。学者如张纯（京兆社陵）、贾逵（扶风平陵）、杨政（京兆）、宋登（京兆长安）、李育（扶风漆），还有著名的学者兼文人马融（扶风茂陵）等，还有思想家王符，安定临泾人，虽属今甘肃境，亦与关中甚近。至于文学家的情况尤为显著，如冯衍（京兆杜陵），梁鸿（扶风平陵），班彪、班固、班昭（扶风安陵），杜笃（京兆杜陵），傅毅（扶风茂陵），王隆（冯翊云阳），苏顺（京兆霸陵），赵壹（汉阳西县）等。其实著名思想家桓谭，曾长期生活在长安；杰出的文学家张衡也曾“游于三辅”（《后汉书》本传）。所以关中地区的学术和文化从汉武帝以后直到东汉前期，一直是比较兴盛的。
光武帝的迁都洛阳，使关中地区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凭借长期的文化传统，一时似未见衰落。然而随着朝廷的东迁，太学和国家藏书也都东迁洛阳，西方的才学之士也都去洛阳而不是长安求官，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不得不为洛阳所替代。东汉中期以后的羌乱更加速了这个过程。
东汉的羌族暴动起因是由于地方官吏对他们的压迫。这种动乱从西汉时已经发生过，东汉初年，由于朝廷力量强大，吏治亦较清明，所以虽时有发生，但规模不大。安帝以后，羌乱日甚，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从今甘肃一带渐次波及关中。如永初二年(108)，“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兵镇压，汉兵战败。“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见《后汉书·西羌传》）。这时“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战守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同上）。这种政策正如王符在《潜夫论·救边篇》所说：“失凉州，则三辅为边。”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居民不得不大批地避难东迁。关中居民的东迁自然并非全由羌乱之故。光武的迁都洛阳和地方官吏的残虐亦属重要原因，如梁鸿的迁居吴地就早在羌乱以前。关中居民的迁徙去向大部分为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西汉京兆郡凡户195702，口682468；左冯翊户235101，口917822；右扶风户216377，口836710；弘农户118091，口475954。后汉（桓帝永寿二年）京兆郡户52299，口285574；左冯翊户37090，口145195；右扶风户17352，口93091；弘农户46815，口199113。从这两个统计数字看，就可以知道东汉时代关中一带人口由于各种原因而锐减。那些迁离关中的人群中，当然包括许多士人。这就可以说明东汉一代关中学者文人多生活于前期，而后期明显减少的原因。但关中地区的衰落，并未随着羌乱的平息而停止。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虽主要在东部各地，而关中地区亦并不安定。《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元年(184)，“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师，攻杀抚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次年，“北宫伯玉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克”。同年，朝廷改派张温去征讨北宫伯玉，在美阳把他击败，但派董卓讨伐先零羌却未取胜。中平四年，“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并叛，寇三辅”，次年，王国虽被皇甫嵩所败，马腾的力量依然存在。这时凉州军阀董卓亦驻军扶风，不听朝廷调动。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召董卓入洛阳。董卓入京后废少帝刘辩，文献帝刘协，专擅朝政。于是各地将领袁绍、袁术、曹操等一同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焚毁洛阳宫室，迫胁献帝及大臣们迁都长安，这时被迫西迁的人中有著名作家蔡邕及后来“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王粲。但那时的长安已陷于一片恐怖和混乱的气氛中，这些作家亦无暇创作。董卓本是残暴的军阀，他的部下纪律极坏，当他们东下时就大肆杀掠，正如蔡琰在《悲愤诗》中所说：“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牚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关中，董卓的行为亦无不同。《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他“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于是王允、士孙瑞等用计杀董卓，但关中人民的灾难并未消除。《后汉书·献帝纪》载，兴平元年(194)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接着，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入长安，杀王允等人，把持朝政。不久，李、郭又互相火并。诗人王粲正是这时从长安逃奔荆州的。他的《七哀诗》中所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确实反映了当时关中的实际情况。
后来李傕被曹操派裴茂率关西诸将诛灭，郭汜亦为部下所杀。但马腾、韩遂的势力仍存在，直到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破韩遂、马超后，关中才稍得安定。但此后还有曹操和张鲁的战争，而魏蜀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三国末年，这时战争常在今陕、甘南部进行，距长安甚近。因此在整个三国时代，关中亦非安宁之地。所以《晋书·地理志》所载西晋时关中户数，较之东汉，又有减少。晋时雍州所辖七郡，共99500户，而东汉时京兆、冯翊、扶风三郡就有107741户。潘岳《西征赋》作于“八王之乱”以前，他所目睹的长安景象是：“街里萧条，邑居散逸。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尔乃阶长乐，登未央，泛太液，凌建章，萦馺娑而款骀荡，轥枍诣而轹承光，徘徊桂宫，惆怅柏梁。鷩雉雊于台陂，狐兔窟于殿傍。何黍苗之离离，而余思之芒芒。洪钟顿于毁庙，乘风废而弗县。禁省鞠为茂草，金狄迁于灞川。”这和班固、张衡笔下的长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由于长期的动乱和人口萧条，关中的学术和文化事业亦趋衰落。在汉魏之际，著名文学家如曹操父子（沛国谯）、王粲（山阳高平）、刘桢（东平宁阳）、徐幹（北海剧）、陈琳（广陵射阳）、阮瑀（陈留尉氏）、应玚（汝南南顿）、吴质（济阴）、繁钦（颍川）皆为今山东、江苏及河南中东部人，很少关中人士。当然，那时关中一些望族，还是出现过某些学者、文人与名臣。如建安文人杨修为弘农华阴人；书法家韦诞为京兆人；晋初杜预之祖社畿、父杜恕为京兆杜陵人；苏则为扶风武功人。不过像杨修似从小生活于洛阳及许昌，故曹植说他“高视于上京”（《与杨德祖书》）；韦诞虽可能早年生活于家乡，后来以书法成名却在洛阳；杜畿在汉末出仕后，至其子恕、孙预一直在洛阳等地做官。然而杨、韦、杜、苏等族在关中一直是大族，经晋代和南北朝甚至隋唐，还出现过不少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学者和文人。这说明了关中地区的文化虽在东汉中叶以后趋于衰落，但某些世族，仍保持着他们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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