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贸易实践中适用性的经验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适用性论文,在我国论文,要素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eckscher-Ohlin hypothesis简称H-O理论）自问世以来，不断地有学者对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其已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对当今贸易实践有着重要的解释意义。高鸿业(2006)指出：在当今这种从初始要素到中间投入品到最终产品都在国际间大规模流动的实践面前，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重要性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其对现实的解释力仍然不可忽视。
另一个层面上，如何对待和运用比较优势理论也是贸易战略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林毅夫等人(1999)提出比较优势战略，即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并最终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之相对应，尹翔硕等人(2002)则认为如果完全按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意味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速度的放慢，因此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推行赶超战略。
可以看出理论界对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比较优势并未达成一致，而且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逻辑上的推演，缺少来自实践的经验验证，尤其是缺少来自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支持。所以本文试图检验我国贸易现状与理论预测的贸易模式的一致性。
二、文献综述
H-O理论自从上世纪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关注，在诸学者的检验和扩展中该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该理论的不断完善。Vanek(1968)以贸易中的商品所包含的要素替代原来贸易中的商品，对H-O理论重新进行了表述。J.Peter Neary(1985)对H-O理论进行了扩展，从两个国家两种要素扩展到M个国家N种要素以使其一般化，并对扩展后的模型的正确性给予了检验。Zhiqi Chen(1992)将动态H-O模型运用于对两个在初始状态下仅要素禀赋相异的国家的长期均衡比较优势的分析，经过一系列的数学演绎后得出的结论是长期的发展并不会消除这种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且这种初始的差异会导致均衡状态下储蓄率的不同，从而对长期经济发展给出了在H-O理论下的解释。Norman和Venables(1995)把运输成本这一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因素考虑进了H-O-S模型，证明了如果加进这一因素后，H-O-S理论原先对贸易模式的推断有可能被完全颠覆。
二是对理论的经验检验。最早是Wassily Leontief(1953)通过比较体现在每100美元出口中的人均资本和相同数额进口中的人均资本得出了著名的Leontief之谜。Lowinger(1971)用等级相关系数测量了巴西进出口商品中所体现的人力资本要素与国内这一要素存量的相关性，结论是前者不能很好地被后者所解释，并且在出口商品中的解释力尤其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巴西战后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使得出口只是作为国内市场容纳不了的那部分商品的一个去处，而不完全是按要素禀赋组织生产和对外贸易。这篇文献中使用的方法可认为是本文中计量模型的一个雏形，但该文献中构造的有些指标略显粗糙，如把某一类商品贸易余额与国内产值的比值作为该产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这一做法就显得有些牵强。Harry Bowen等人(1987)在充分考虑了前人研究模型优劣的基础上，通过考察27个国家的12种要素在理论上的充裕状况是否与实际相吻合，得出的结论是实际的资源禀赋数据不支持Heckscher-Ohlin-Vanek定理。Xiao-guang Zhang(2000)用国内资源成本法对中国1998年以前贸易与比较优势的关系进行了测量。总的来说，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及相异的计量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重点在对理论的探讨。除前文提到的林毅夫和尹翔硕外，胡汉昌和郭熙保(2002)指出了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问题。郭克莎(2003)把“东亚奇迹”的产生更多地归结为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而非比较优势战略。佟家栋(2004)指出中国应该在发挥比较优势中有所超前，在产业结构转变的关键环节上加大政府支持，实现产业优势进而是比较优势的升级。
在经验检验方面，国内学者做的比较有限，仅有的也只是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定位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代表人物如岳昌君(2000)，陈丽丽(2006)，张亚斌(2006)。但本文认为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确切，因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对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状况的描述，是对一个事实的事后描述，且是从已经采取了一定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发展导向措施的情况下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倒推出一国的比较优势。而假定不考虑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判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能是从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入手，所以为了剔除上述方法中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本文直接以要素存量的多寡来定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三、分析方法和数据
1.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了我国的15个贸易伙伴国，它们分别是：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荷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分布于世界五大洲，在地域上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且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占2005年中国总出口的74%，对中国的出口则占2005年中国总进口的57%。
本文选取是2000年、2003年、2005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这3年分别处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和之后，比较有代表性，而且选取了3年，可以消除样本选取中的偶然因素，而只研究工业制成品是因为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在选取的3年中，所占比例均小于5%，把这些商品种类剔除，不仅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主要影响因素而且对结果的影响也很小。
对所有这些商品按要素禀赋进行分类是本文所进行研究的关键所在。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对每一类商品计算物质资本－劳动比和技术水平这两个指标，前一指标可用劳动工人人均占有的资本量衡量，后一指标用部门工人的受教育水平体现，若某一类商品计算出的这两个指标均很低，则归为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有着较高的资本－劳动比和适度的技术水平的商品归为资本密集型商品，而拥有高技术水平和适度的资本－劳动比的商品为人力资本密集型。在Xiao-guang Zhang(2000)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对所有工业制成品进行了分类（按《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1996)二位编码）。
对资本、非熟练劳动和技术这三类要素在不同的时间段，其存量的国别计算是本文的一个难点，也是研究过程的主要障碍。对多国资本存量估计，没有现成数据可查，本文综合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最终使用了以13.3%作为年折旧率的永续盘存法。其中要用到的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来源为Penn World Tables，version5.6，对于该数据库中缺失的数据用迭代方法补齐，这一迭代方法由于有数学上的拓扑理论为支撑，因而得出的结果十分可信，每年新增资本量的数据来源为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7。技术用每个国家的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数据来源为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7。非熟练劳动力的数据，其来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而由于关于人口结构的数据受人口普查时间的限制，要找到这15个国家2000、2003和2005年文盲和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存量比较困难，而本文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只需得出这15个国家的相对数量即可，而且这15个样本国的人口规模差异很大，要在5年内改变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规模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本中用到的对非熟练劳动力丰裕度的衡量均取2000年数据。
2.模型框架
对要素充裕度的公式①表示为
。如果首先用两个相关矩阵相乘构造出一个K×1矩阵：一个是反映N个行业，每个行业的单位产出对总共K种要素的需求的K×N型矩阵，另一个是表示一国N个行业的最终产量的N×1型矩阵，则其中任意一行比如M行的数字对应的是该国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中所含的要素M的量，相应地
即表示i国所有的最终产品中所含的要素k，
也就是世界产出中所内含的要素k。
表示i国最终产出，用i国表示GDP，
为世界最终产出，用各国GDP之和表示。因为所有商品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的要素集，所以一国总产出可以看成是一国所有要素的加权平均量，一国蕴含在其产出中的某一种要素的量与该要素世界产出总量的比值大于该国所有要素平均值与世界总量的比值，即上式的值大于0，则该种要素在该国就是充裕的，反之则是稀缺的。这也与H-O理论所给的定义一致：一个国家某种资源对其他资源的相对供给比较大，就称这种资源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资源。
由于要素充裕度即比较优势用衡量，则如果进行两国间某一种要素充裕度的比较则只需分别计算两国的
值，又由于
3.计算、统计及其结果
依据H-O理论，一国应是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产品的净出口国，是使用其稀缺要素产品的净进口国。具体到我国，将我国与其贸易对象国就某一种要素进行比较，该要素在哪国更充裕则该国就应是密集使用该要素商品的净出口国，另一国为该商品的净进口国。
以2000年为例，首先用中国及文中选取的15个贸易伙伴国2000年专利申请量数据除以该国该年的GDP值，求出每个国家的
值，这里要素k即是人力资本，i分别代表这16个国家。然后按求出的值从大到小对国家进行排序，称为序列1，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是比中国人力资本更充裕的国家，理论上，在与中国关于人力资本密集商品的贸易中就应该是净出口国，中国是净进口国，而排在我国后的国家则应是此类商品在理论上的净进口国，中国是净出口国。比较分析2000在贸易实践中，中－澳、中－巴、中－日等15对贸易伙伴中，两国间净出口国或净进口国的地位是否与理论上根据要素充裕度预测的一致，若一致则称为预测正确，否则称预测错误，这样计算结果共得出210个逻辑判断值。依据同样的方法对2000年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和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及2003和2005年的商品进行计算统计。对预测正确率的统计如表1，若按国家进行统计，结果列于表2。
下文设计的检验可以在更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对理论与实际一致性进行精确的测度。若将进出口分开进行考察，以一种要素如人力资本为例，我国的贸易伙伴国中人力资本要素最为稀缺的国家，则吸收的从我国进口的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占其所有从我国进口的商品的比例应是最大，略稀缺的国家这一比例则应排在其次（之所以用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占总进口的比例而不用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的绝对值是因为后者受贸易规模的影响，而前者可以消除贸易规模的影响）。在前文中的序列1已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2000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大到小进行了排序，这里只需要比较我国的贸易伙伴国，所以把中国的数据删除，然后对应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求出每一国2000年从中国进口的该商品与从中国的总进口额的比值，按其值由小到大对国家进行排序，称为序列2，因为某一要素越充裕，即在序列1中的次序越靠前，则从中国进口的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与总进口额的比值就会越小，在序列2中的位次也会越靠前，即若理论与实际完全一致，则15个国家在两序列中的位次也应完全一致。虽然现实不可能达到这种完全理想的模式，但可用斯皮尔曼一致性系数检验两序列的一致性。在测度出口时只需将序列2按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即可。对所有国家所有商品依同样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由表3给出。
由表3并不能看出明显的特征，实践中有可能某些类别的商品交易额非常小，可能只有一桩或两桩，由这个别的交易来推论这一大类商品是不是顺应比较优势有些牵强，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本文对附表中求得的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得出2000年出口的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加权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即下表中的第一个数字0.176，结果由表4给出：
权数的计算公式：
j表示某一年的某一类商品，i为该大类商品中所包括的各商品章号，X为进（出）口额。
查表可得样本量为15时，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临界值是0.354，可见，人力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商品均无证据表明其是顺应比较优势的，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对出口是顺应比较优势的，而对其进口进行了人为的限制。
4.对结果的分析
由表1对净进（出）口国地位的正确预测结果可看出，除2000年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外其它商品正确率都超过50%，最突出的是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达到73%，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中，要素流动的大体方向是顺应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我国非熟练劳动力非常充裕，而这项商品的预测正确率又如此之高，可见我国以出口商品为载体出口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要素。
表2对预测正确率按国家进行统计，对分析我国外贸的国别政策，找出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的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正确率最低的是印度，由于中印两国都是非熟练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外贸的竞争因素大于互补因素，日本、韩国、欧盟国家、美国的该值均处于中间水平，说明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欧盟总体竞争关系均不强，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理论对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贸易方向的预测最为准确，一方面归因于两地资源的互补性，大陆在劳动力上有优势而香港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两地交通便利，贸易往来频繁，另一方面两地贸易有着政策、地理位置、相似的文化环境等多方有利的因素，从而使得两地优势得以发挥，贸易潜力得到充分挖掘。比较有悖常理的是中－菲贸易预测正确率高达80%，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双边贸易中，中国在绝大部分商品上都是净出口国，中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达成，使得两国贸易障碍日益减少，中国在非熟练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上都是对菲律宾相对充裕的，而这又是双边贸易集中的两大类商品，从而预测正确率会很高。
表4是对现实贸易模式与理论预测的一致性的精确衡量。由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外，其他类商品算出的一致性系数均不显著，所以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我国的对外贸易是顺应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
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如下两点最主要的原因：一是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有关，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②，这一阶段劳动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刺激因素，但资本开始了对劳动的替代，而技术、人力资本这些因素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比较有限。二是我国的工业起步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仍然有限，长期以来国家对工业都是采取的保护政策，只是保护手段在逐渐弱化，但根据一般均衡原理，一国对进口设置限制来保护本国工业，减少进口的同时也必然使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资源转向非贸易品的生产，从而减少出口。我国有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存量，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是政府必须促进的，所以我国贸易政策总的来讲是在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的同时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尹翔硕，1998），举例来讲，对工业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按累进税率依次增加，这是限制进口的做法，而建成多个加工贸易区等措施，则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鼓励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典型例子，它相当于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需要隔离开，人为的因素在这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检验，无法证明我国的对外贸易是顺应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的。也就是我国的外贸中有着很多人为的干预，而并非是市场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即使是结果显著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也只是人为干预和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方向一致罢了。即使是2001年以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通过以上检验也看不到市场因素在增强的迹象。
资本要素在国内已经积累了一定规模，但人力资本要素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是我国的稀缺资源，文中的研究已证明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无法起到使这两种要素在国内国外按充裕度合理配置的作用，尤其是人力资本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日益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我国人力资本相对稀缺，贸易作为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无法起到引进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对国家经济发展是一种隐性的限制，今后政府应充分运用外交、立法等手段，努力拓宽我国外贸发展的空间，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商品的引进。我国对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鼓励而对其进口加以限制，这是一种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宜的选择，但在加入WTO以后，这种做法的空间将日益缩小，如何巧妙地绕开WTO的限制而又不引起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如何继续根据国内发展阶段鼓励出口的同时限制进口，是今后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根据Xiao-guang Zhane(2000)，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称为商品方法，即Leontief所使用的通过投入产出表来计算蕴含在商品中的要素量，另一方法称为行业法，行业法适用的国家类型为：国际贸易对最终产出有较大影响，它们必须进口那些需要消耗国内稀缺资源的中间投入品，而专注于能充分利用国内充裕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这正与我国的特点相符，2000年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均超过40%，大量劳动力用于中间加工产业。而且根据Zhang用这两种方法对98年以前的中国外贸进行的研究，结果相差不大，本文拟用行业法。
②通常将工业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主导产业为农业、采矿业、食品加工及轻纺工业等；第二阶段为工业化中期，资本积累不断增加，引起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资本价格不断下降劳动价格不断增加，但总的来看劳动依然丰裕，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第三阶段为工业化后期，主导产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第四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