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困境、变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欧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其发展走向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有着重大影响。2005年，欧盟发生了“宪法危机”，过去曾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如单一大市场及欧元也出现了解体的可能性①；在宪法危机后，欧盟国家又接连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如英国遭遇“土生”恐怖分子袭击，德国发生长达两个多月的大选纷争，法国爆发持续种族骚乱事件等，欧洲内部弥漫着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毫无疑问，欧盟发生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鉴此，有必要对欧盟当前面临的困境及欧盟未来发展方向做一个客观评估。
法荷两国选民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法国发生骚乱等事件并不是造成欧盟当前危机的原因，它们只是危机的症状和表现。欧洲经济持续增长乏力、民众对政府和欧盟缺乏信心、欧洲一体化失去方向等，可能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这些都是结构性和根本性问题，化解难度极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欧盟当前陷入了多重困境。
一是经济发展的困境。所谓欧盟经济表现不佳，并不是指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都出了问题。英国、瑞典、丹麦和芬兰等国的经济情况应该是较好的，但英国多年徘徊于欧洲一体化边缘，北欧国家也并非欧盟核心。至于2004年新入盟的10个中东欧成员国，尽管经济有活力，增长很快，但经济总量只相当于荷兰一国②，对欧盟整体经济的影响力很有限。欧洲经济疲软主要体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经济增长乏力。据统计，1995-2004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3％，法国为2.2％。③ 这些国家不仅是欧共体创始国、欧元区成员国，而且经济总量占了欧盟经济总量的大部分，是欧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因此，当这些欧盟“核心”国经济出现问题时，欧盟整体和欧洲一体化也就陷入了某种困境。
法、德、意等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不断崛起的形势下，西欧传统经济大国仍然固守原有社会经济模式，结构调整进程缓慢，犹豫不决。西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在良好的福利制度基础上，它对战后西欧社会稳定、公平、和谐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西方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代以及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其结构性弊病日益突出。(1)劳工市场严重僵化。严格、复杂的法律程序和强大的工会组织使西欧国家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供给与需求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达到平衡。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两个阶层，一个是有工作的，特别是公共部门职员，他们的工作得到保护，可以获得终身稳定的收入；另一个是没有工作的，他们难得就业。在经济形势不好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移民，处境尤其艰难。法国2005年的失业率为10％，年轻人失业率达23％，而移民聚居区的年轻人失业率更高达40％。④ 所以，法国发生的骚乱与其说是文化冲突，不如说是就业矛盾。(2)企业税负过高。西欧国家为维持失业救济、医疗服务等高福利制度，加大了对企业的征税力度，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企业竞争力。而企业为降低成本大量外迁，造成国内生产活动减少，政府税收不足。西欧国家财政赤字和负债率连续多年超过欧盟条约标准，曾一度危及欧元稳定。此外，西欧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高(比美国高出约30％⑤)，阻碍了企业发展和创立新工作岗位的积极性。一份权威调查显示，最低工资标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减掉29000个工作机会。⑥ (3)国家干预经济过多。比如法国，国家强制性征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5％，远高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美国(35.9％)，市场主导力被削弱，经济活力受到制约。
尽管欧洲各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在几乎每年都有的大大小小的选举压力下，政治家们既缺乏勇气，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制服势力强大的工会、农民和退休人员组织等利益集团。在欧洲，即使是温和的改革方案也会引起大规模罢工。与政治家的看法不同，欧洲民众多数不赞成深入的改革。尽管欧洲大陆有约2000万人失业，但法、德、意等国的选民仍相信，对现有社会体系做一些修补就可以解决问题，不需要进行一场革命。⑦ 在德国选举中，梅克尔的竞选纲领提出要大胆改革德国经济体制，选民顿生疑虑，梅克尔最后不得不做出重大妥协。“梅克尔现象”很可能给欧洲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带来寒蝉效应，使他们对彻底、激进的改革慎之又慎。
二是吸收与同化移民的困境。经济问题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社会治安恶化等。法国发生的大规模骚乱表明，在经济持续多年不景气的情况下，欧洲至少是部分“老欧洲”国家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其中最严重的是移民与主流社会的矛盾⑧。移民对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欧洲白人出生率越来越低，且老龄化迅速。据欧盟和联合国统计，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从8300万降到6300万，意大利人口将从5700万降到4400万。欧洲的人口赤字需要移民，比如西班牙若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需要100万新移民。⑨ 事实上，许多年来，来自北非和中东国家的大量移民进入了欧洲劳动市场，未来数十年这些移民的数量将会翻番。但是，欧洲国家在管理移民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尤其是没有实现对移民在经济上的同化和融合，再加上大量非法移民的存在，移民问题成为欧洲社会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并极可能被恐怖势力所利用。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中的极左和极右势力近年来发展迅速，它们在反失业、反移民的口号下，对传统主流政治形成了冲击，有些国家的反移民党派甚至进入了政府，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矛盾。移民问题可能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某些成员国政策的“内向化”，如在欧盟扩大方面将更为保守，在移民政策上将更为强硬，而这有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国内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对立。
三是欧洲一体化面临方向选择的困境。欧盟的发展尽管取得显著成效，但自身的性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欧盟内部一直存在着联邦主义(超国家主义)与主权主义(政府间主义)之争，一些成员国主张将欧盟建成一个政治联盟，另一些则更愿意将欧盟当作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欧盟每项条约的签署以及每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实际都是内部两种观点妥协的产物。此外，每个成员国也都从自己的视角对欧盟发展做出不同的解读。有学者称欧盟是一种“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⑩ 发展方式。以长期困扰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为例，欧洲一体化的创始者设立了欧洲议会，目的是要让欧盟朝联邦主义方向演进，最终建立一个直接向民众负责的欧洲政府；但主权主义者认为，欧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成员国议会就代表了人民，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赤字”问题，欧洲议会从一开始就不该建立，更谈不上扩大权力。
在欧盟宪法条约遭到否决后，两种观点更为对立，“建设性模糊”似难以为继。(1)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之争，即以法国为代表的“社会欧洲”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欧洲”的冲突。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开放、自由、有竞争力的经济才会生存”；(11) 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则指出，“更多的保护”和“更大的工作安全”是欧洲人的普遍要求，“欧洲的建设不能仅靠市场力量的推动”。(12) 德国《世界报》称之为一场“意识形态战争”(13)。(2)“政治欧洲”与“贸易欧洲”之争。法国等希望能借欧盟整体之力占据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与美、中、俄等国平起平坐，因此反对欧盟进一步扩大，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全面的关于欧盟未来边界的讨论”(14)。英国等则对政治欧洲兴趣不大，认为单一欧洲市场的建设就足够了。显然，欧盟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方向问题上，目前已处于较为严重的分裂状态。比利时首相伏思达指出：“欧盟成员国不再是一个愿意朝同一方向发展的均质集团，欧洲工程的政治目标被一些成员国否定，另一些成员国则认为欧盟只是经济合作协定或者(更恶劣的是)把它当作摇钱树。”因此，处于十字路口的欧洲一体化正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不我们将欧洲降格为纯粹的自由贸易区，要不我们就再次致力于实现欧洲公民的梦想并选择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新欧洲”(15)。
四是欧盟面临失去民意支持的困境。欧洲一体化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毫无节制的扩大已使欧盟患上“消化不良症”。欧盟从最初的6国共同体发展到15国共用了20多年时间，而从15国跨越到25国则只用了10年；最初的扩大对象基本上都属富裕国家，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较小，而2004年的扩大则使这种差距突然增大，欧盟老成员国民众真正感受到就业难和移民的威胁，西欧人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加。欧盟东扩后，新老成员、大国与小国、穷国与富国之间矛盾突出，各国民众的“欧洲认同感”明显弱化，对欧洲一体化失去信心。一方面，民众对欧盟近年来的业绩非常不满，对欧洲一体化是否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感到不确定，因而宁愿相信民族国家的保障，对欧盟深化内部市场改革如开放服务业等，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对欧盟扩大政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也对欧盟未来的地理和文化边界感到茫然，更看不到任何政治欧洲的可能性，于是对欧洲的认同开始减弱。民众对欧洲的认同感是建构一个政治和文化欧洲最重要的基础，在政治精英已经无法完全主导一体化的今天，欧洲认同感的弱化无疑将成为制约欧盟未来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欧盟未来的演变受经济发展、外部压力、政治意愿、民众认同以及一体化机制惯性等多重因素影响，总体来看，存在着三种可能的变化。
第一种变化：欧盟在经济一体化深化及超国家机制建设方面原地踏步或小幅调整，但在某些政策领域的政府间合作可能得到加强。目前，欧盟内部利益主体更为多元，冲突增多；一些成员国内民族意识抬头，一体化意识弱化，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不愿在欧洲议题上妥协。这些导致了欧盟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政策协调短期难以实现。这种局面在中短期内不大可能发生转变。一方面，欧盟大国近期在欧盟政策上难有作为。法国2007年面临总统选举，希拉克现在已处于“无为而治”的跛脚时期；德国大联合政府刚建立不久，正忙于内部事务和应对可能的政策纷争，无暇他顾；英国实际上没有参与欧盟核心事务，是欧盟“边缘”国家，再加上布莱尔政治地位不稳，下台传闻不断，英国很难起到欧盟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欧盟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员会，由于得不到法国等主要国家的支持，在推动欧盟深化方面也有心无力。因此，今后两年，欧盟在一体化深化方面很可能碌碌无为。当然，欧盟层面的无为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内部不会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出于全球化压力，欧盟各国都将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社会保护与市场竞争之间做出某种调和。(16) 实际上，法德两国都已开始小幅放松对劳工市场的管制。
尽管欧洲一体化在经济领域的深化面临搁浅，但欧盟三大支柱中的另两个支柱，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很可能得到强化。长期以来，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是最有成效、也是超国家因素最为明显的领域，新功能主义者的所谓“外溢”(spill-over)理论也在这一领域得到了验证。但发展到统一货币后，经济一体化已很难再深入下去，仅靠“外溢”无法推动。欧元区成员国已经让渡了货币主权，如果再要让渡财政主权，成立“欧洲经济政府”，那欧盟就将发生质变，甚至涉及是否要建立“欧洲中央政府”等问题。这一步是很难迈出的。与经济一体化不同，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司法与内务合作一直属于政府间合作性质，没有主权和机制上的困扰，也较少受到欧盟经济困境的牵制。2005年，欧盟层面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如支持原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推动巴以和平，加大对非援助，斡旋伊朗核危机，调整对美关系，等等。欧盟成员国未来很可能进一步加强共同的对外行动，因为：(1)共同外交得到欧洲公众的广泛支持，欧洲晴雨表舆论调查机构一份民调显示，所有成员国的绝大多数人(67％-82％)支持“欧盟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和拥有一名外交部长；(17) (2)成员国有较强的政治意愿，法德甚至英国等欧盟大国长期以来一直将欧盟作为提升其国际地位的外交工具，一些新成员国则将欧盟视为弱化俄罗斯影响的保护网；(3)国际环境使然，欧洲实际上处于所谓“不稳定国家和地区”的包围之中，如中东、非洲、中亚等，与几亿穆斯林为邻，面临诸如非法移民、恐怖活动、人口和毒品走私、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重大安全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欧盟各国有共同利益，需要集体行动，也需要与中、美、俄等大国的合作。安全因素不仅是推动欧盟共同外交的积极因素，也是欧盟加强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最大动力。尽管欧盟各国在具体外交问题上存在着有不同利益，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大周边”政策上，是有可能以“一种声音”说话的。
第二种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盟“多国家地区”(a region of states)特征将得到强化，而其“地区国家”(a region state)特征则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弱化。也就是说，欧盟内部“联邦主义”式微，“政府间主义”则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家以及体现国家意志的欧洲理事会及欧盟理事会将在欧盟的未来发展中起到更大作用，而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员会的影响力则会因成员国利益的多元化而受到更大制约。欧盟委员会现在可算是“欧盟的中央政府”，但其职能和地位正被继续弱化。2005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完善内部市场建设的计划就都因为成员国的反对而流产，如开放成员国服务业市场的计划就因为德法两国的反对而无法实施。今后几年，欧盟委员会将不大可能提出一些令成员国和舆论反对的建议。
造成欧盟“联邦化”受阻、国家主权主义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欧盟民众对欧盟经济表现感到失望。经济是欧盟的主要发展领域，而且欧盟也创立了单一大市场以及统一货币欧元，但欧盟经济长期增长缓慢，使民众对欧盟及经济一体化建设失去信心。其二是欧盟缺乏方向感、同质性及身份认同，效率低下。尽管这些问题在一体化初期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欧盟持续扩大及未来可能的扩大无疑使很多民众的“政治欧洲”理想更加遥远。特别是欧盟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东扩的同时并没有进行机制上的配套改革，也没有征得欧洲各国民众的认可。法荷两国民众否决宪法就是这种情绪的极端体现。如果欧盟各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得不到解决，民众无法恢复对欧洲一体化的信心，欧盟各国长期无法在重大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机制改革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欧盟的内聚力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弱化，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会趋于松散。有学者认为，这一过程可称作是欧盟的“解构”(deconstruction of Europe)，未来甚至不排除欧盟解体的可能性；(18) 也有人认为欧盟可能会演变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或者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地方版”(19)。当然，这是一种较为悲观的看法，可能性并不大。目前，欧盟仍可以勉强依赖当初为欧共体设置的架构来管理25国或更多国家，而且欧盟宪法条约在未来也仍有复活的希望，或者至少能采纳其中的部分条文，如关于机制改革方面的内容等(20)；欧洲一体化也仍有巨大的历史和机制惯性；很多国家也仍抱有“政治欧洲”的理想，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最近就强硬表示，“法国决不会让欧洲变成仅仅只是一个自由贸易区。我们想要一个植根于团结的政治和社会欧洲”(21)。但不容否认的是，欧洲的极端主义(包括极左和极右)以及民族主义等正呈上升之势，“疑欧”和“反欧”活动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对欧洲一体化造成很大牵制；欧洲的结构性困境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很难得到解决，因此，欧盟在中短期内将会因更加多元而更趋于“松散”。
第三种变化：欧盟在整体趋于“松散”过程中，可能向“多速化”或“层次化”的方向发展。从欧盟当前形势来看，由于25国或者更多数量的成员国的确很难一同前进，欧洲传统的以签订条约来推动一体化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欧洲一体化源于具联邦主义倾向的政治家的推动，此后的欧洲一体化也主要是由政治精英主导，通过谈判、签订条约、让渡主权的方式来实现，如《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马约》建立了欧元。但欧盟宪法条约遭到否决表明，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已很难再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推进，它更依赖于欧洲民众的认可。正是强大的民意压力才迫使法国和荷兰举行了针对宪法条约的全民公决，对荷兰来说，这是200年来的头一次。鉴于欧盟同质性减少，差异性增大，只要欧盟各国未来在经济和社会模式指标上未能取得较大程度的趋同，即使各国政治家能取得一致意见，签订条约，也极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到否决。因此，欧盟未来将很难在一个统一的条约框架下展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可能会就不同的议题形成不同的“自愿者联盟”，如欧元区等。如果说欧元区集团现在还是欧洲一体化多速发展的特例，那么今后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如英、法、德、意、西五国在反恐情报交流以及边境控制方面的合作以及英、法、德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等。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再次提议建立这样的先锋集团，并要求“欧元区成员国深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22)，而法国总理德维尔潘也提出了建立欧元区国家“经济政府”的主张(23)。而在2006年意大利大选揭晓后，欧元区国家也极可能首次召开首脑会议，讨论下一步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欧盟“多速化”发展趋势将常态化、多样化，而那些参与所有“自愿者联盟”的国家则可能自然形成一个欧盟的核心集团。但“多速欧洲”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限度，比如机制和预算、法律等方面的限制，如果突破这些限制(比方说，欧元区国家另外建立起自己的预算和执行机构，或者某几个国家在外交及国防政策上进行实质上的统一)，就意味着欧洲实质上是因无法统一而再次分裂。从另一方面讲，欧洲一体化的“多速化”或“层次化”发展也是欧盟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多速化”本身就表明欧盟整体凝聚力及欧洲认同感的下降。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说，即使欧盟最终朝着“联邦化”方向发展，“多速化”或“层次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
欧盟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是一支关键力量，其内部问题及其演变也必将给外部世界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等方面。
首先，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困境在中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强化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自由贸易造成不利影响，并引发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西欧传统“社会市场”模式已失去活力，经济结构性调整和改革的压力巨大，阻力重重，欧洲国家领导人在对内尝试改革的同时，对外必然会寻求贸易保护，以欧盟整体力量来减轻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例如，欧盟2005年对中国纺织品重新实行配额制就是应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积极要求而实施的，对此，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毫不掩饰地表示，“正是我们的集体压力才让我们能够削减中国的纺织品进口”(24)。因此，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强化其作为一个“经济堡垒”的性质。
欧盟贸易保护主义趋强在2005年12月结束的世贸组织谈判中就有明显反映，法国等国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是农产品贸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之一。欧盟与美国、巴西及澳大利亚等国在农业问题上分歧严重，频频对诸公堂；欧盟也是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经济体之一，其反倾销对象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中欧贸易方面，双边摩擦更趋多元和频繁。2005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欧盟重新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伴随着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也在进一步扩大。据欧盟统计，1999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328亿欧元，2004年达到785亿欧元左右，(25) 除芬兰外，其余24个欧盟成员国对华贸易都是逆差，而且逆差还在不断扩大。2005年上半年，欧盟25国向中国出口比2004年同期减少2％，而进口则增长21％，(26) 全年对华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尽管欧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在逆差问题上大做文章，但中欧贸易逆差问题也招致欧盟一些国家的怨恨。即使是德国这个传统自由贸易国家，也因对华出口大大低于对华进口，出现了检讨对华贸易政策的声音。很多欧盟国家认为，中国工厂不受工资、安全和环境标准的限制，是不公平竞争，冲击了欧洲传统社会模式。可以预料，随着中欧经济交往愈益密切以及欧盟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中欧贸易摩擦将常态化、多样化，除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外，在汽车及很多高科技产品上中欧也可能面临正面交锋。
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也使中欧间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难以解决。对中国来说，“入世”时所签署的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协议，欧盟应该承认中国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现实。更何况欧盟出于政治考虑，在俄罗斯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就承认了俄市场经济地位。这实际上是在搞“双重标准”。但欧盟却认为，中国当时签署的协议是中国入世协议一揽子谈判的一部分，如果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会对欧盟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不能无条件承认。欧盟还认为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受益者，且经济增长太快，欧盟要做出很大调整才能适应中国的崛起，因而希望中国不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要多承担责任。因此，与武器解禁问题一样，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成为欧盟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包括劳工、环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重要筹码。而且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可能越不利，因为欧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其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越强，欧盟所受压力也就会越大。所以，从根本上讲，在欧盟总体经济好转及中欧贸易发生有利于欧盟的转变之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解决会非常困难。
目前，中欧双方都处于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只不过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所致，而欧洲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则是由经济长期不振引发的，由于都与经济和全球化有关，因此未来中欧最大的矛盾可能是在经济领域。
其次，欧盟一体化的困境将对欧盟地缘战略的形成产生影响，并使欧洲的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复杂化。欧盟迄今并无明确的地缘战略，但东南欧、北非、中东等周边地区一直是其重点关注对象。“9·11”后，欧盟更加重视其地缘安全，对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更为敏感。马德里和伦敦恐怖爆炸事件以及法国大规模骚乱事件进一步引起了欧洲人对来自周边穆斯林国家移民的关注，欧盟地缘战略也逐步清晰，即主要通过经济和政治杠杆，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具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扩大。这是欧盟针对希望“入盟”的欧洲国家的最有效外交政策工具。欧盟通过给予这些国家候选国地位，促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以稳定这些国家的局势，为欧盟营造一个平和的周边环境。欧盟宪法危机后，欧盟的扩大受到冲击，甚至可能陷于停滞。虽然欧盟按时启动了与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给予了塞尔维亚、波黑及马其顿等国候选国地位，但欧盟接下来的行动必会更加谨慎，因为上一轮大规模扩大已招致大多数欧洲民众的不满，未来可能的扩大主要是从政治和安全上考虑，必须征得多数民众的同意。二是避免“后院”起火。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大多是欧盟成员国的前殖民地，可以说是欧盟的后院，但近10年来，这些国家与欧盟的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27)，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欧盟国家，造成移入国很大的社会问题。对这些国家，欧盟希望通过强化1995年开始实施的“巴塞罗那进程”，即充实完善“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政策”，最终同这些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逐渐使该地区走上稳定和富裕之路。三是实施“欧洲邻居政策”。由于乌克兰及格鲁吉亚等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入盟的可能性不大，欧盟希望在“邻居政策”框架内，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使它们享有某种准成员国的地位。欧盟在这三个层次之外的更外围的地区，在中亚是推动“颜色革命”；在中东则积极促进巴以和平，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在非洲则加大援助和干预力度等。
欧盟积极强化其地缘战略无疑会扩展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与其他战略力量发生一定碰撞。比如，欧盟的地缘战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利益，但欧盟反对军事干预的政策也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牵制；欧盟不断向俄罗斯边界扩展，客观上挤压了俄战略空间，此外，欧盟积极支持“颜色革命”、制裁白俄罗斯，也使俄戒心日增，不再只把欧盟视为抗衡美国的伙伴，而越来越把它看作一个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竞争者。
当然，欧盟地缘战略的实施需要有强大的预算基础及各成员国共同的意愿。当前，欧盟各国财政赤字超标严重，预算不足，未来几年内也无大幅改善的可能；一些成员国在扩大及近邻政策特别是对俄政策上看法也不尽一致。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欧盟的行动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欧盟不能确保自身凝聚力，放任当前的“无为而治”，一方面不排除内部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其周边地区的不稳定。而这又会导致欧洲地缘政治出现新的变数。
第三，欧洲的问题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社会矛盾增多、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从近期来看，欧盟的困境对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欧盟的“解构”性演变不利于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消极影响会日渐突出。
在欧美关系方面，欧洲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欧美关系也将更趋“正常”。长期以来，欧洲内部在对美关系方面一直存在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争论，前者以法国为代表，主张加强欧洲力量，使欧洲能与美国抗衡，并成为世界上的一极；后者以英国为代表，主张加强与美国关系。当前，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西欧大陆主要国家内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伊战”中的反美先锋希拉克和施罗德一个在欧洲日渐孤立，一个黯然下台，欧盟内部大西洋主义力量上升。2005年，欧洲向美国做出很多让步，例如法德等国不再反对北约参与伊拉克的行动，还以在第三国帮助培训伊拉克军官等形式显示了对美国的支持。欧美在中东和平进程、叙利亚、黎巴嫩及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加强了合作和政策立场的协调。欧盟在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上也对美让步，欧美还首次举行了针对东亚、主要是中国的战略对话等。这些固然与美国改变对欧政策以及欧美利益一致有关，但欧盟经济和社会等问题的增多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诱因。欧盟的弱化及大西洋主义的加强对目前缓和欧美关系有利，也使得美国更容易在欧洲寻找“自愿者联盟”。但一个强大的、团结的欧盟更容易引起美国的注意，它在帮助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上也可能更为有用。而一个“散乱的”、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内部事务的欧盟不大可能令美国满意(28)，只能使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弱化。
在中欧关系方面，中欧战略与安全伙伴关系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2005年，欧盟内部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中欧关系继续保持了频繁交流的势头，双边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包括经济、文化交流，也包括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例如，在2005年9月5日举行的中欧第八次领导人会晤上，双方不仅达成了多项协议，还同意于2005年底前启动中欧副外长级定期战略对话机制，以讨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并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交换意见。可见，欧盟仍然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希望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原因在于：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尽管采取政府间合作方式，但近年来各成员国在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对华政策却日趋一致，也就是说，成员国政策日趋“欧洲化”，未来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大多数欧盟国家认为，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相互之间不会构成威胁。在欧洲的很多安全关切上，如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打击非法移民和有组织犯罪等方面，中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在经常引起中欧分歧的民主和人权等议题上，欧盟成员国也普遍比较务实，主张对话和合作，而不是冲突和威胁。在台海问题上，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对“台独”的危害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这一政策对个别希望同台湾发展实质关系的成员国是有约束力的。总之，欧盟成员国对华政策上的“欧洲化”对发展中欧关系是有益的。但应该指出，欧盟各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对华“一致”政策仍有其限度，在传统安全领域如军事等方面很难与中国有实质性合作，即使是象征性决定也很难实现。这一方面是因为欧盟在意识形态上仍对中国存有偏见，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防范心理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欧盟、至少是一些成员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利益上有求于美国，容易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欧盟在武器解禁问题上立场的反复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在某些重大政策领域欧盟整体外交能力缺失对中欧关系的消极影响。
注释：
①欧盟宪法危机后，有欧美学者认为，欧盟正在经历其半个世纪一体化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可能面临终结或解体的危险，参见：Laurent Coben-Tanugi," The End of Europe? " Foreign Affairs,Nov./Dec.2005,pp.55-67; Nicolas de Boisgrollier," The European Disunion," Survival,vol.47,no.3,Autumn 2005,pp.55-61.
②Katinka Barysch," East versus Wes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l after Enlargement," Paper of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October 26,2005.
③Katinka Barysch," East versus Wes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l after Enlargement," Paper of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October 26,2005.
④" An underclass rebellion," The Economist,November 12,2005,pp.25-26.
⑤Rana Foroohar," It's about jobs," Newsweek,November 21,2005,p.27.
⑥" It's about jobs," Newsweek,November 21,2005,p.27.
⑦" It's about jobs," Newsweek,November 21,2005,p.27.
⑧Roula Khalaf and Martin Arnold," A Revolt of Youth without Religious Motivation,"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9,2005.
⑨See Christoher Dickey," Europe' s New Time Bomb," News-week,November 21,2005,pp.21-24.
⑩See Nicolas de Boisgrollier," The European Disunion," Survival,vol.47,no.3,Autumn 2005.
(11)" Tony Blair' s Conference Speech 2005," The Guardian,September 27,2005.
(12)Dominique de Villepin,speech to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Paris,June 8,2005,http://www.premier-ministre.gouv.fr/en/ information/latest_news_97/declaration_of_general_policy_53247.html.
(13)Stryker Mcguire," The ' Anglo-Social Model' ," Newsweek,September 5,2005,pp.30-33.
(14)George Parker and Haig Simonian," EU Urged to Alter Funding System or Risk ' Killing Itself' ," Financial Times,December 22,2005.
(15)伏思达：“欧罗巴合众国——新欧洲的宣言”，[德]《法兰克福汇报》，2005年12月2日。
(16)See Andre Sapir,"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s," Ecofin Informal Meeting,Bruegel.Manchester,September 9,2005,http://www.bruegel,org/Repositories/Documents/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s/EN_SapirPaper080905.pdf.
(17)彼得·萨瑟兰：“欧洲的未来走向”，[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10月20日。
(18)See Laurent Coben-Tanugi," The end of Europe? "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5.
(19)Anne-Marie le Gloannec," Turkey holds a mirror to Europe' s failings," Financial Times,June 9,2004.
(20)Nicholas Watt," EU constitution in line for makeover to woo French," The Guardian,January 10,2006.
(21)Jacques Chirac," Europe needs strength and solidarity," Financial Times,October 26,2005.
(22)Jacques Chirac," Europe needs strength and solidarity," Financial Times,October 26,2005.
(23)Dominique de Villepin," United way to a new and motivated political Europe," Financial Times,June 29,2005.
(24)Dominique de Villepin," United way to a new and motivated political Europe," Financial Times,June 29,2005.
(25)Stanley Crossick," Fraser Cameron and Axel Berkofsky,EU-China Relations-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EPC working pa- per,July 2005,http://www.theepc.be.
(26)" EU-indicators," News Release 121/2005-27,Sep.2005.
(27)" Advancing Barcelona,"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8,2005.
(28)See Laurent Coben-Tanugi," The End of Europe? " Foreign Affairs,Nov./De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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