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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人物研究非常活跃。有人物丛书，有传记丛刊；有群体综览，有单个人物分析；有名人自己的回忆，也有名人回忆名人、写名人的；更多的是凡人写名人的，诸如当代社会科学家传、当代教育家传、当代史学家传、当代文学家传、外国名人传，等等，大到政治人物、军事人物，小到与某一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物，有古代的，有当代的，可以说无一不写。也有写自己父母的，如陶斯亮的《我的父亲陶铸》、邓琳的《我的爸爸邓小平》等，可谓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字数从数千到数十万不等，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
历史是由人和事构成的，中国历代史家都十分注意人物研究。从《左传》、《史记》开始，就写有人物。《史记》是纪传体，其中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写得何等生动。司马迁不但写了王公贵族，而且连三皇五帝、孔夫子，乃至商人、造反的陈胜、吴广都写了，他是一位有特殊眼光的人。人物研究要求很高，用前人的话说，应当要有史识、史才、史学和史德。德好理解，就是要有诚实的态度，要实事求是。才、学、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史、哲，即要有文学的才华、翔实的史料和哲学的思辨。其中识是主要的，即古人讲的“史之正面是纪事，反面是春秋大义，斧钺凛然”。司马迁写的人物可以说都达到了以上三点，尤其是他非常注意史识。写一篇文章、一本书，材料固然重要，但如何应用这些材料，这就是史识。“文革”前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对具体历史人物研究不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但英雄人物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有群众就必定有群众领袖，如果一个时代没有英雄人物出现，这个时代一定是很寂寞的。人民创造历史，也创造英雄，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个人在历史上的特定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非常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又是相当主观的活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史家对史料的一种解读，在不同人的眼中，历史面目是会有差别的。历史是一条长河，历史与今天相连相通，因此，历史对于今天来说始终具有特殊的借鉴作用。对于历史的借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来加以印证和说明。近代人物离我们今天不远，是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的活动与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代史研究中，对近代人物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特征，有人形容说是“亘古未有之奇变”，“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说明近代“变”的厉害。从秦皇汉武到鸦片战争，中国都在变，只是变得很缓慢。与古代相比，近代的“变”，一是速度快，二是变化大，三是变的面广。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谓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这只是一个朝代的变化，旨在说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变化，但没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变动。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社会才出现全方位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
近代人物因社会变迁而形成不同的层面
近代的变，体现在一代一代人身上，也反映在同一个人物的不同时期——早期、中期、晚期。对于近代人物来说，一个人有他的早年、中年、晚年。这个早、中、晚，不仅是指人的年岁，而且还包括他的生活、思想、政治活动等。近代社会的变迁，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几个层次，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几个历史层面，说明时代激荡，一代一代人物变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对较快，不少人20岁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启超形容的：风云入世多，岁月掷人急。近代人物因社会变迁剧烈而形成几个不同的层面。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一个层面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时间上为19世纪40-50年代，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玕等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层面人物是从旧的历史时代开始进入到近代的，在他们身上反映较多的是旧时代的特点，但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开眼看世界，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林则徐是这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属于这一层面的人物还有包世臣、姚莹、梁廷枬、徐继畲等人。在这一层面的人物中，不能不提到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海国图志》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研究外国的第一本书，它是在中国人对外部世界非常不了解，资料极为缺乏和中国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当时道光帝连香港在何处也搞不清楚，魏源却讲了世界地理，这就很了不起。还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此书文字材料比《海国图志》准确，因为这一点，徐氏后来当上了总理衙门大臣，成了当时的“外国通”；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下令将这部书重印，发给内外臣工阅读，要他们了解世界。但是书的名气没有《海国图志》大，这是因为《海国图志》成书早，及时地对鸦片战败原因进行了总结，并指明了日后中国应对西方的方略，提出了“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学习西方的著名议题，在当时社会引起了震撼。《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以及梁廷枬的《四国说》、姚莹的《康
纪行》等，这些书都是引导当时和日后中国人看世界、走向世界的指导书，是那个时期的精品之作。19世纪70年代郭嵩焘出使英国，箱箧中就携有《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两本书。
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文化著述与他们的学术倾向以及仕宦经历有关。魏源做过知县，曾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参加过抗英斗争，晚年居住扬州，目睹社会衰微，颇多感慨。故一生力倡经世致用之学。梁廷枬是广东粤海书院的山长，也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学者。广东与海外接触较早，得风气之先，所以，他十分留意形势。他还编写过《粤海关志》。姚莹也是个学者，任过台湾道，鸦片战败后，他贬官四川，仍留心世界局势，忧心西南边陲安危。在这一层面人物中，除了林则徐外，职位最高的就是徐继畲了，他做过福建汀漳龙道，担任过福建巡抚。
洪秀全，毛泽东曾将他列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但他除了学到了西方的一个基督教，其他什么也没有学到。即使基督教，也不是原版的，而是进行了加工改造的。以前有人批评广州知府余保纯和当时的广东学政瞎了眼，未能录取洪秀全为秀才，否则洪秀全不会造反，就不会有10多年的太平天国反清斗争。这是历史的臆测。历史是不能设想的。凭心而论，洪秀全虽做了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反大业，但就其遗留文字看，也只是一个三家村先生的水平罢了，在科举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知府和学政能录取他吗？倒是干王洪仁玕从香港、上海的西人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写了一本《资政新篇》，呈给洪秀全看，洪秀全同意了，这也可看做洪秀全同意学习西方了。洪仁玕的这本书不是“资”太平天国的“政”，是针对整个中国的，指明了日后中国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方向，和当时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不相上下。因此，他是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
在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中，没有列入龚自珍。龚自珍虽死于鸦片战后，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鸦片战前。当然这里并不包括他的经世主张对鸦片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在19世纪60-80年代，前后约有30年。30年中先后产生了两种人物：一是洋务派，一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两种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顽固派相对于洋务派而言，是旧时代的人物，直到80-90年代还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数人停滞不前，未有多大变化。顽固派的重创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义和团运动后，顽固守旧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改良主义者不断扩大，是一大批人。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洋务派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区别是有的，但又有联系。不讲区别和联系是不对的，因为讲无联系，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不讲区别不符合实际。讲李鸿章与郑观应、王韬没有区别，不对。其实洋务派之间也有区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至少左、李在对于外来侵略态度上就有不同。少数学者在衡量和评价他们时，有时只看到他们的同一性，有时又不看他们的同一性，其实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同一性。洋务派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有很大程度的同一性，但又有差异性。同样的，后来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帝党官僚、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均有这方面的问题，都要进行具析分析研究。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在甲午战后，主要反映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是其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研究比较多，但有关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比较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康、梁师徒两人后来变化很大，过去都是把梁放在康的旁边，说他是保皇党、立宪派、投机政客，其实梁氏在近代中国许多问题上比康氏进步，如民国初年的表现，护国讨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康氏一生并无多大变化。康最大的功劳是推动维新变法。1895-1898年这四年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时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顽固派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坚持立宪救国，仍不失为时代的骄子，很有些正气、斗志，对时代很有冲击力。入民国后，他念念不忘复辟帝制，成了时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写了《人类公理》，讲民主平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讲跪地叩首既不卫生，也不符合医道，用这些话来反封建，显然是进步的。但五四以后，他的言论为之一变，大讲人生，说膝盖的作用就是用来磕头的。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甲午战前，他的足迹未出国门一步，反对磕头；戊戌以后流亡海外，周游了11国后，回过头来反而主张磕头了，这又是为什么？民国改元后，他的君宪理想破灭，张勋复辟，他是重要一员，积极参与筹划，事实俱在，梁启超曾痛斥他的这一倒退行径。康有为当时摆了一个儒家的虚假的十字架。他到西方，只有忏悔，没有真理。李提摩太、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主要是传播基督福音的，康有为到西方则到处宣传儒道、孔学，说自己在戊戌变法时做得太急了，他这样做，究竟对不对？总之，他是倒退了。梁启超流质多变，但不是风派人物，他追踪时代，同他老师康有为不一样，但他未追上，所以在某些方面他也是一个落伍者。研究梁启超、写梁启超传就是要写他流质多变。过去对梁启超的评价有欠公道，现在也并未完全到位。他晚年反对革命，其实这是一股思潮，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股思潮带有思想文化争论的性质。2004年10月，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喜所教授等发起召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之大，出席人数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这说明梁氏的时代影响不可磨灭。[2]他的儿子梁思礼是搞航天科学的，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的儿子梁思成在建筑科学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当今搞社会科学的老一辈，乃至再稍前和稍后的两代人，没有受过梁启超影响的人很少，毛泽东说过他早年就喜读梁氏著作。总的来说，梁氏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前进的。
顽固派也有个时代问题，其实顽固派也不是绝对顽固。不同时期，他们坚持和反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的代表是倭仁、徐桐，有凡洋务的东西统统反对，主张忠信笃道、义理人心为立国之本。戊戌变法时期，顽固派的代表是王先谦，他办过洋务，但反对变法，认为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礼仪政治不能变。他虽是顽固派，但同倭仁相比，是顽而不固。到20世纪初年革命高涨的年代，保皇派慢慢地出来，也谈革命，但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总之，从洋务运动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均有顽固派，但每个时期顽固派坚守的内容不同，如大革命时期，对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邓泽如、谢持等人就反对。顽固派多数场合代表传统，坚持当时传统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凡是那个时代冲击得最为厉害的东西，顽固派往往就保得最厉害。[3]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四个层面是在20世纪初年，即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狂飙式的人物，除孙中山、黄兴外，代表人物还有陈天华、邹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内。孙、黄是贯穿许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这里不作专门论列。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反清革命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的呐喊曾激励许多年轻人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飙式的人物，但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件上，如在苏报案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将他比做这样的人物。狂飙式的人物对社会冲击最大。蔡锷拥护袁世凯，就这点来看，他是立宪派；但他后又拥护孙中山，因此，他又是革命派。他不是一个狂飙式的人物，而是一个稳健派、务实派。辛亥革命时期，蔡氏作为一个务实人物和狂飙式人物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4]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五个层面是五四以后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一个时期人物较多，鲁迅、胡适、吴虞、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人物是其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均可算在里面。这些人物的特点是提倡主义，主张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多少带有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职业革命家。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着力于对国家、现实社会和未来前途的关注，过去批判他有的不近事实。
近代人物的第六个层面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的人物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人。至于蒋介石算不算，当然要算。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总趋势来看，蒋介石对于结束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的统一，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曾有所贡献。他坚持全民族抗战，尤其值得肯定。我们要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历史人物，但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衡评历史人物；不能用党史代替国史，不能用党的立场、是非观点去评判非共产党的历史人物。要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去规范一切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便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同样也要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七个层面是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人物太多了。从张学良、杨虎城，乃至抗战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国共两党均有，民主党派人士也不少。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丰碑，民族的骄傲，难以细论，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近代人物变化的第八个层面是从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外，还包括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袖。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中国的建立、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近代人物变化的不同时期，有些人物是纵贯不同历史时期的，前期的有孙中山，后期的有毛泽东、蒋介石等国共一大批代表人物。以上人物层面的划分只是循着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来处理的，不一定合理。这样做主要便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把握，旨在加深对近代社会变迁的认识和研究。
研究近代人物必须注意方法
人物研究并非易事，其方法大有讲究。
研究近代人物，一、要先看这个人物属于哪一个层面，是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狂飙式的人物要歌颂，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物也要歌颂。如要用狂飙式的人物去要求蔡锷，其结果只能是对蔡锷的否定，因为他不属于这类人物。像蔡锷这样务实打硬仗的人，在近代不是太多的。因此，研究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在太平天国时期，只有洪宣娇、苏三娘、萧九妹等近似《水浒传》中顾大嫂一类的人物，绝对产生不了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戊戌变法前夜1,300多名举人“公车上书”也不可能产生秋瑾，因为当时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女状元、女秀才只有戏台上有，那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只有20世纪的中国才会产生秋瑾，此后产生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向警予、赵一曼等这样的人物。以前讲妇女解放的大多为男子，中国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是从秋瑾开始的，所以，秋瑾在近代史上地位很高。讲到龚自珍，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死于1841年，有人说他属于古代人物，写中国思想史、写通史就将他写在古代，他是古代的终结，近代的开端，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陈旭麓先生曾称他既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位思想家、诗人，又是近代中国初期的一位思想家、诗人。他在近代活动的时间虽短，但他思想的触角已伸进了近代。
二、研究近代人物应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过去讲阶级性，一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所谓阶级属性，就是人的出身。阶级出身是客观存在的，自己是不能也无法选择的。近代人物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很少，那样要求他们不客观。近代人物的思想变化与近代历史进程变化有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可称为三个历史里程碑，三代人三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社会迅速新陈代谢的过程。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一生三变：从“康党”（赞成戊戌变法）变成“革党”（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变为“共党”（共产党），这三个新陈代谢过程集中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陈的三个“变”是时代变化在他身上的留痕。不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扣住人物的政治表现，就无法研究近代人物。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至少应把握这些。
三、研究近代人物虽应重在人物的政治表现，但在研究中还是应当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文革”前研究人物一律搞标签式，一味强调阶级分析，那是不对的。但研究近代人物还是离不开社会性，即人物的阶级性。鸦片战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个“半”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半殖民地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五四前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五四后产生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带有千丝万缕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在近代起过重要作用，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这两部分均有同一性，均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均带来过一些新的因素。过去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过多地强调它的消极面、破坏性，而忽视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引进外国生产技术，推进中外贸易，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曾有过重大作用。买办资产阶级人物也有变化，对具体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叶澄衷、严信厚、陈猷等这些早期买办人物是靠与外国洋行打交道发家致富的，对外国依赖性强，但对推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也是尽了力的。真正从手工工场发展起来而成为民族资本家的很少。陈启源创办了继昌隆机器厂，但机器还是进口的。民族资产阶级多数从地主商人转化而来，少数从买办转化而来，先在外国洋行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技术、经营之道和积累了一定数额资金后，再自己干。买办资产阶级相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要多一些，所以这两部分在发展中也有矛盾。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到上海集资，备遭严信厚等人白眼，大致就属于这种性质。
四、研究近代人物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均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掌握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但不是千篇一律式地贴标签。如翁同和为同、光两代帝师，任户部尚书时与洋务发生关系，任军机大臣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关，通过写他的这些经历才能写出他的教育思想、主战爱国和力主维新变法的转折。不写张謇出使朝鲜的经历，不知他在朝鲜看到日本对朝鲜的疯狂侵略，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有甲午对日主战和后来从事实业救国活动的转化。
五、写近代人物要画龙点睛。懂得所写人物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所谓形象思维，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物刻画、活动要写得传神。没有这个就写得干巴巴的，读者就不要看。谭人凤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他讲黄兴雄而不英，宋教仁是英而不雄，这个说法非常确当。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给儿子写诀别书，文字很雄，但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派人致函袁世凯，说只要他推倒清室，未来的大总统一席就让给他；后来到北京，他与袁世凯会面时讲的一番话，也极不英明，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尤为不明智。宋教仁与黄兴正好相反，他设计责任内阁制，企图通过议会内的多数，重新夺回政权，是何等英明；袁世凯派人暗杀他，他临终前又致电袁氏，则多少反映他并无与袁氏斗到底的气魄。谭氏上述这两句话就抓住了黄、宋这两个人物的特征。袁世凯这个人物也可以研究。2004年河南召开首届袁世凯的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袁世凯成败简论》一文。[5]过去讲袁世凯不学有术，这句话不符合事实，相对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物而言，袁的传统文化底蕴弱一些，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但袁氏在年少读书时曾写过“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联语，一度吓坏了塾师。清末被逐回籍，隐居洹上，韬光养晦，在《冬日即日》一诗中写道：“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急归来。”语寓深刻，又极为含蓄。所以，说他不通翰墨，此话未必尽然。武昌起义后两派人都寄希望于他：清政府和一切反对革命的人们希望他成为曾国藩，出山收抬局面；而革命党则希望他做华盛顿，推倒清政府。黄兴在武昌就打电报给他，要他做华盛顿。这时蔡元培给黄兴写了封信，说袁世凯既不能做曾国藩，也不能做华盛顿，只能做皇帝。他后来虽然倾向共和，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从而结束清朝的统治，然而由于他迷恋君主立宪，果然不出蔡氏所料，几年后，悍然帝制自为，做起了洪宪皇帝。蔡氏这几句话紧紧抓住了袁氏人物的特点和袁的政治野心，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并未写千言万语，这是蔡元培的过人之见。
写人物还要有理论思维，论从史出，理由事生，没有这个就写不深，不能反映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突出地位、影响和作用，并作出应有的评价。当然还要有逻辑思维，这是写文章的基础，写人物自然少不了。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每个学者应当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六、研究近代人物还应注意人物的生活气息，只有这样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示人物的风貌。圣人传难写，超人无人的生活。圣人平时给人均是严肃美好的；超人，凡人不了解，写不出来。我写翁同和，也非常注意他的生活细节，他练书法，往往遇到政事不顺心时，就写字，抒发胸臆。他任帝师，光绪幼小读书淘气，但喜欢图画，他就因势利导，教授光绪写字画图，以激发其读书兴趣，收到很好效果。[6]张謇从事实业救国，但不改学者气息。他鬻字固然是为了解决盘缠、经费问题，但所写文字内容大多是有感而发。研究张謇书画，更要研究他书画中透露的思想情感。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人开始是反封建的，但后来被封建社会吃掉了。洪秀全、康有为就是这样，章太炎一半被吃掉了，孙中山未被吃掉。五四时期反封建为什么阻力那么大，与封建势力雄厚有关。鲁迅的《狂人日记》被誉为反封建檄文，道理就在这里。吴虞被称为五四激进分子原因也在此。了解了这些，就能把人物写得深、写得活。
七、研究近代人物还离不开对人物的评价。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呢？总的说，可以用纵、横比较法。所谓纵的比较，是看人物的创造性，他所创造的功业是否承先启后，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流风余韵，馨及后世。所谓横的比较，是看人物的时代性，他在自身所处时代里，是否做了他人做不到的事。如此写，就能在历史函数的坐标上，对每个人的长短高下，功过是非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若能做一件或两件前人没有做过或别人想做但未做成的有益于社会的事，就可以说是永垂不朽的了。永垂不朽不是指一个人生前的殊荣和显赫的地位，而是看他对社会的贡献。
文是山陵不喜平，千秋文章不近名。好的文章如名山峻岭，有棱有角，高低不平，树木葱郁，这才有声有色，人人喜爱。传世文章的作者写文章时并未先考虑是为了自己日后扬名，而是他才华禀赋的自然流露，李白、苏轼等人就是如此。一个学者对他的研究首先想到的该项研究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如果张謇生前把他所做的一切看做是为了自己出名，那就不叫张謇了，因为他已是状元，名载史册了。他是务实派，不是狂飙式的人物；他有政治抱负，赞成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他是乡贤，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深感虽不能完全实现个人改造国家之志，但造福桑梓还是可以有为的，他的实业活动是他这个思想的集中反映。张謇推动了南通乃至苏中、苏北地区的近代化，他有中学，有西学；有理论，有实践；有道德，有文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己。”张謇是翁同和的门生弟子，若论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謇有不少方面，如何治国、如何解救民困、如何培养人才等方面，都要远远超过翁同和。[7]
历史是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应当重视人物研究，尤应学会如何进行人物研究。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打好基础，培养自己的功力。何谓功力？广读而精用，基础厚，研究深，是谓功力。要德、识、才、学四者结合，人品要和文品一致。要淡泊名利，将读、写、思逐日无间，坚持勤思，勤读，勤写，定可有成。
以上是作者近20年来有关近代人物研究的点滴体会，很不成熟。不揣简陋，冒昧地写出来，以供学界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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