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双语文本：文学自译史及其理论》对自译研究的启示
周永涛
（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摘要： 霍肯森和芒森教授合著的《双语文本：文学自译史及其理论》，是自译研究领域一本开拓性的经典之作，虽有专文论及，但尚未穷尽其意义和启示。本文首先精炼地复述原书内容，有所选择地突出并点评每一时期的自译者，然后从整体上简要评论该书的得失，并联系当前国内自译研究现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撰写自译史，建立自译理论，培养自译研究人才，关注国际自译研究。
关键词： 双语文本；自译；得失；启示
近年来，自译问题逐渐进入翻译研究界的视野，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呈迅速上升趋势，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在西方，对该问题的关注已有近半个世纪，出版了多部相关专著，特别是2007年在英国圣哲罗姆出版社出版的《双语文本：文学自译史及其理论》（以下简称《双语文本》），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本文拟对该书作简要述评，并结合中国自译研究现状，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该书主要内容介绍
《双语文本》由霍肯森教授和芒森教授合著，是一本主要研究欧洲文学自译史及其理论的著作。
1.导言
该导言长达16页，是该书的精华所在，作者在这部分提出了研究目的和一系列重要概念，是理解该书要旨的关键所在。导言开篇即指出：“何谓双语文本？双语文本即是自译文本，由一个能用不同语言创作的作家本人将其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正如培根的论说文和纳博科夫的小说那样。”[1]P1导言继而探讨双语文本与自译的关系，以及自译没有得到翻译研究关注的具体原因，并引诗人查理斯·托林森（CharlesTomlinson）的话强调自译研究的重要性：忽视乔叟的译作无异于只看到半个乔叟，就是这一半也是模糊不清的[1]P2。
谈到自译的特殊性和研究困难，该书作者认为：“当雷米·贝洛或斯蒂芬·奥格尔格用法语写下一首诗，然后再用拉丁语或德语重写的时候，关于作者和译者的标准二元模式便坍塌了。一方面，在这种双语文本中，源语和目标语的理论模式、词汇对等的语言学模式和异化归化的文化模式，全都分崩离析；另一方面，作家风格，译作对原作风格的削弱、丢失和背离的文学批评模式，也同样不能适用了。”[1]P3对此，两位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范畴和一系列新术语，将双语文本和自译平行研究，拓展了一系列新概念。
2.第一部分 通俗拉丁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1100―1600）
这一时期文化上以古希腊文化为最高标准，提倡学习古人，恢复古典创作原则，语言上拉丁语占绝对统治地位，是教会、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广泛使用的语言，哲罗姆的拉丁文本《圣经》盛行欧洲，同时，各民族语言开始逐渐形成，法语相对其他民族语言更加成熟。翻译主要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拉丁语和法语之间进行，重要的希腊典籍都被译为拉丁文，部分拉丁文著作也被翻译为各民族语言。
这一时期，文化上主要奉行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取法古希腊罗马的创作原则，语言上，拉丁语不再一统天下，逐渐丧失其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由法语取代，其他民族语言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翻译主要在法语和拉丁语、法语和其他民族语之间进行。《圣经》翻译对民族语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典型的是英国詹姆士国王钦定本《圣经》，对早期现代英语的发展居功至伟。法语是这一时期翻译的中介语，法国翻译家把大量古希腊罗马作品译为法语，其他民族语再从法语转译。
国内的自译研究起步比西方晚，还谈不上规模和体系，只有一些单篇论文。自译在中西方都饱受忽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相应的研究，许多自译者和自译作品被埋没，是典型的微观翻译史。虽然我国的自译史比西方短很多，但自上世纪以来，也产生了一大批自译者，小说、散文、诗歌的自译都有相当数量，完全可以书写一部内容丰富的自译史。不仅如此，每一种体裁都应该有自己的自译史，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现。
3.第二部分民族语言的兴盛：近代时期（1600―1800）
该部分作者主要讨论了三位自译者：尼古拉·欧雷斯米（Nicole Oresme，1325-1382）、查理斯·奥尔良公爵（Charles d’Orleans，1394-1465）和雷米·贝洛（Remy Belleau，1528-1577）。欧雷斯米作为法国宫廷译员，其翻译动机主要是为了影响当时的皇帝和法国政治、经济，因此他除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外，主要自译了《论货币》（Traictie des monnoies）和《占卜书》（Livre de divinacions），这两部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创作，再自译为法语。作者认为，欧雷斯米的自译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古典文化的移植已经比较成熟[1]P41；二是民族语法语已经比较成熟，能够再现和转输抽象观念[1]P42。
作者在这一部分介绍了约翰·邓恩（John·Donne，1572-1631）、胡安娜·克鲁斯（Sor Juana Ines de la Cruz，1651-1695）、卡尔多·哥尔多尼（Carlo·Goldoni，1707-1793）三个自译者。
4.第三部分 直面语言：现当代时期（1800―2000）
这一时期世界文化多元，各种流派林立，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派、荒诞派、意象派、垮掉派，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欧洲中心主义进一步削弱。语言的变化也很明显，法语的地位逐步降低，不再作为一门中介语，英语迅速崛起，成为一门国际通用语，翻译活动空前繁荣，大都发生在英语和其他民族语之间。翻译的整体风格由法语的高雅向英语的质朴、简洁和准确倾斜。
这一时期是自译的黄金时代，随着英语地位的不断提高，全世界都在学习英语、使用英语、阅读英语著作，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日夜巩固，不可动摇。任何作家，要想自己的作品享有国际声誉，拥有更多的读者，都在谋求把自己的作品译为英语，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自译者就不足为奇了，产生几个自译大家，也是势所必然。作者在这一部分讨论了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贝克特（Samuel Becket，1906-1989）等七位自译者。
二、简要评论
1.首部宏观上研究自译的作品
西方研究自译的专著已有一些，但大多是研究某一个作家的个案研究[2][3]，从宏观上涉及东西方整个自译现象的专著，本书是第一部。在时间上，追溯到自译最初发生的中世纪，一直到最近的2000年；在空间上，从欧洲中心一直扩展到亚洲和美洲。显然，作者尽可能囊括全部自译现象和自译史，并提出新的研究范畴和一系列概念、术语，在理论上也有较大贡献，是一部在该领域划时代的巨著。该书一出版，就获得很大反响，仅中国境内，就有几位学者[4][5]在文章中提及，陈吉荣还在《中国翻译》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
2.史论结合，有叙有议
心理学家研究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55%的信息是靠非言语表情传递的，38%的信息靠言语表情传递的，只有 7%的信息才是靠言语传递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人的情绪可能传染给别人，使之产生同样的情绪。我在科学课教学中，经常注意给学生以积极的情绪体验，以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
3.提出一系列新的术语
该书作者洞悉自译的特殊性，深知用传统翻译理论和术语来研究自译的局限性，因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术语，并将自译视为一种“双语文本”，单就双语问题，就有如下术语：ambient translingual，diglossic，colingual，competentbilingual，idiomatic bilingual，multilingual[1]P13-14。这些术语对进一步理解和研究自译大有裨益，但对其理解与翻译，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学者依次将其译为：“环境性转换语者”“口语性双语混用者”“书面语双语使用者”“职称性双语者”“地道双语者”和“多语者”[4]，其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后来的学者[5]却在文章中完全沿用了这种译法，可见术语翻译不可不慎。
4.些微不足之处
当然，作为首部系统研究自译的专著，本书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时间和空间范围都太广，虽然发掘了一些史料，但仍有大量自译的作家和作品没有论及，比如移居美国的俄裔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自译过不少诗作，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和张爱玲，也曾自译过不少小说，但在该书中都没有提及，自然，我们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一本专著也不可能涵盖所有自译者；二是该书标题明言是“文学自译史及其理论”，但开篇讨论的第一个自译者尼古拉·欧雷斯米，本身不是文学家，他所自译的两部作品《论货币》和《占卜书》，都跟文学不沾边，与本书主旨不合，可说是一个不小的失误；三是背景知识讨论过多，虽然对文化、语言背景的关注是本书一大特色，但过多的讨论有喧宾夺主之嫌，没有进一步突出研究主题；四是偶有知识性失误，例如将法文mars（三月）误译为may（五月）[1]P70，将奥尔良的出生日期误作1396年。当然，相对本书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贡献，这些缺点和失误仍然是瑕不掩瑜。
三、对国内自译研究的启示
1.应有一部系统的自译史
“新秩序”时期印尼华文教育政策由管制转为打压的原因如下：苏加诺总统提出的“NASAKOM”引起国内争议；以1965年“9·30”政变为标志，军方根据苏哈托的命令在全国策动反共运动。苏加诺被逼下台，苏哈托就任总统后，印尼华人一概被认定为是共党分子。针对印尼共进行全国大清洗后，政府对印尼华人采取同化政策，严厉打压华校、华人社会组织、华人报刊，将华人民族语言与文化非法化，使印尼华文教育停滞32年，华人在主流社会长期遭到歧视。
2.应有相对独立的自译理论
自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基本都是纳入传统翻译理论的体系来讨论，只是将其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现象对待，强调其翻译主体的特殊性和创造性。《双语文本》一书，作者在自译理论方面也多有建树，对双语文本和自译的定义，将双语写作与自译并行研究，特别注重历史、文化和语言环境对自译的影响，对双语或多语提出更为精细的划分，都有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而言，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就自译的定义、属性、标准、方法和范畴等达成共识，形成多数人能接受和认可的理论，延缓了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化研究。
（1）就自译的核心概念和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比如究竟什么是自译？自译到底是翻译还是创作？自译者是译者还是作者？自译有什么样的标准？自译的方法有何特别之处？自译的研究范围是什么？这些核心概念和基本问题不搞清楚，不达成共识，很难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笔者以为，当下中国自译研究或许可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如果说麻醉和入院时间是安全和开展模式方面的规范，则等到当地医保支付政策与医院点对点接入，亦是张志尧眼中的日间手术规范、甚至得以规模开展的前提。
正如该书标题所示，史论结合既是该书最大的特色，也是该书最大的贡献。因为此前研究该领域的文章或专著，要么是进行理论探讨，要么是进行历史个案研究，都没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该书第一次对自译史进行爬梳整理，发掘出大量被埋没的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同时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言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对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对比研究，得出不少令人信服、启人深思的结论。特别是将双语写作与自译联系起来研究，甄别异同，相互阐发，很富创见。
（2）研究自译过程。自译与普通翻译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自译基本省略了理解环节（对自己的作品再熟悉不过了），而直接进入表达环节，这是一个重大分水岭，许多问题正是由此而产生。典型的就是自译显得更加自由，因为自译者可能并不依靠源语文本，而是凭记忆自由发挥，导致很多自译作品不像翻译，更像创作，即使自译者参考了原作，也不会像他译者那样对原作亦步亦趋，总之，自译的特殊性很大程度就体现在自译过程中，所以应该加强自译的过程研究。
（4）重视自译者主体研究。自译最大的特色就是译者同时也是作者，扮演了双重角色，自译者通常都是著名作家，必须将自译活动纳入作家的整个创作活动中进行考察，这自然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和难度。
山西黄河一线旅游资源的厚重程度与其市场竞争力不相匹配，黄河旅游产品总体知名度低，吸引东南沿海、南方和海外游客的能力低，客源主要来自省内、周边省份和环渤海地区[12]，众多游客只知壶口而不知山西沿黄其他景点。以碛口景区为例，近年来其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增长迅速（见表2），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发现，众多游客前来碛口游玩的主要动机是这里门票免费，大多数游客在游玩过后的感受平平，重游意愿不强，还未形成良好的旅游口碑效应。
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突出影响有目共睹，维和官兵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但同时，一些因素也限制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分体裁进行微观研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有特点，差别很大，不宜进行笼统的研究，应该分门别类，就每一种体裁深入探讨，才可能将自译研究透彻，可喜的是，这样的研究已经开始，如桑仲刚对短篇小说自译的专题研究[6]。
对于定风量空调系统与变风量空调系统在耗能方面的差别，以某正在研制的最新客滚船的某中央空调的计算结果为例进行说明。该船的室内设计温度为24 ℃@50%RH，室外设计温度为35 ℃@80%RH，人均新风量为30 m3/h，最小新风比为50%。在夏季工况下，每个舱室的空调送风量计算结果见表1。
8月18日下午，《妈妈宝宝》联合漫步亲子园在上海强生大厦举办“舒适分娩，产后身材恢复”主题讲座。在自然分娩的产妇中，大多数人使用无痛分娩，真正实现了快乐分娩。产后1～2周内的身材恢复特别重要，需要快速调整状态。本次讲座围绕“舒适分娩和产后身材恢复”主题展开，让在场孕妈妈们大呼受益匪浅。
（5）加强自译批评研究。自译的质量和效果如何，需要科学的评估，最好将自译、他译和译他进行比较研究，找到微妙的差异之处，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此逐步确立自译的概念、性质、标准、主体、方法和范畴，形成相对独立的自译理论体系。
3.应有素质更加全面的自译研究队伍
《双语文本》一书，作者在讨论自译时，所举例证涉及拉丁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在佩服作者的多语功夫的同时，也深感自译研究的不易，即使是阅读这样一本研究自译的专著，因为有的语言不懂，也影响到理解的深度。由此笔者想到，要进行自译研究，首先应该多掌握几门语言，虽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那么多语言，但至少你所研究的自译者所涉及的语言，必须得掌握，否则就应该让别人来研究，因此，自译研究范围其实很受限。语言是从事自译研究的基本条件，研究培根，就必须精通拉丁文和英文；研究泰戈尔，就必须精通孟加拉文和英文；研究贝克特，就必须精通英文和法文；而研究纳博科夫，就必须精通俄文、法文和英文，否则你的结论就没有说服力。比如有学者研究泰戈尔的自译，动不动就洋洋洒洒上万言，说他的孟加拉文原诗如何朗朗上口，节奏感强，音韵和谐，而自译成英文后又是怎样的归化，完全变成了散文诗，韵律全无，节奏消失等等，可是研究者其实对孟加拉文一窍不通，通篇也没有一个孟加拉文出现，这样的研究如何让人信服[7]。就是《双语文本》一书，在谈到泰戈尔的自译时，也是转引别人的译文，而没有直接引用孟加拉文，不能不说是小小的遗憾。
除精通多种语言外，自译研究者还应该是一个双语写作者。自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双语写作，虽然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双语写作是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作品之间在内容上不存在重复，没有必然的联系，写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自译则是作者先用一种语言进行创作，再由本人将已创作完成的文本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两者在内容上存在重复，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有必然的联系。如果研究者有双语写作的经历和体验，就能更好地理解两种语言、文化的微妙之处，更好地理解自译过程，更好地理解自译者的匠心所在。
最后，自译研究者最好有自译经历，尽管不一定译得多，也不一定译得好，但至少会知道自译是怎么一回事，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自译过任何东西的人来研究自译。看起来，从事自译研究的要求相当高，目前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很少有具备以上条件的，应该培养、鼓励相关人才从事这项研究。当然，这主要是指自译的本体研究或内部研究，至于外部研究，一般翻译研究者仍然可以胜任。
其次，要监督中标单位严格执行投标书中的实施方案，如果私自修改施工方案，必须进行返工处理；如果进度、质量等不能满足要求，必须进行整改并提交罚款。
4.应该扩大自译研究视野
正如前文所言，《双语文本》一书视野广阔，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几乎将全世界的整个自译活动都纳入考察范围，这是值得学习的。反观国内，绝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国内的几个自译大家，基本都是较浅层次的个案研究，只有陈吉荣有一本研究张爱玲自译的专著，即使有研究国外自译名家的，也往往是一篇文章就了结，没有深入下去，形成持续的研究，更没有写成专著。事实上，泰戈尔、贝克特、布罗茨基、纳博科夫等自译大家，都值得深入研究，都可以写出专著，但也正如前面所言，研究这些大家首先在语言上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孟加拉文、英文、法文和俄文都懂的学者在国内恐怕还没有。是不是就不能进行研究了呢？也不尽然，如果懂英文和法文，就可以研究贝克特和部分的纳博科夫了，即使都不懂，也可以借助二手资料进行一些前期的基础研究，等有相关人才了，再深入研究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不能只将眼光局限在国内，而应该放眼世界，关注各国的自译名家，并与国内的进行比较研究。
此外，自译研究也不能局限于自译本身，而应将其纳入译者的整个翻译和创作活动，深入研究自译与译他、自译与创作的复杂互动关系，并联系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环境进行细致考察。这样才可能得出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必将有更多的作家将自己的作品译为外语，产生更多的自译者和自译作品，为自译研究提供大量素材，推动自译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自译研究成果又将反过来指导自译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
四、结语
《双语文本》一书虽已出版近十年，已有专文述评和少量文章论及，但对该书的价值和启示，还远未穷尽。本文首先精炼地复述原书内容，有所选择地突出并点评了每一时期的自译者，然后从整体上对该书进行了简要评论。笔者认为，这是一部极富创见的佳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理论创新，同时也指出书中存在的少许不足之处；最后是对国内自译研究的启示，认为中国应该有系统的自译史，应该有相对独立的自译理论，应该有素质全面的自译研究队伍，应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这应该是中国译学界自译研究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Hokenson&Munson.The Bilingual Text:Histor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Self-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7.
[2]Berlina Alexandra.Brodsky Translating Brodsky:Poetry in Self-Translation[M].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2013.
[3]Scheiner，Corinne Launa.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in Self-translation:Samuel Beckett and Vladimir Nabokov as Doubled Novelist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
[4]陈吉荣.西方翻译理论的新作——《双语文本：文学自译史及其理论》[J].中国翻译，2009(1)：38-42.
[5]黎昌抱.文学自译研究：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2011（3）:89-96.
[6]桑仲刚.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短篇小说的汉——英自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7]陈历明.《吉檀迦利》：是创作还是翻译？[J].外国语，2011(7)：72-82.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Bilingual Text:Histor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Self-Translation
ZHOU Yong-t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 563006，China)
Abstract: The BilingualText:Histor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Self-Translation is a fundamental and profound book aboutself-translation.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discussions about it，obviously it need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In this paper，the author first introduces the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book，focusing on some important self-translators in each period;then briefly comments it as a whole;finally，sharessome implications fromthebook:we should writeourown historyofself-translation，setuprelatively independent self-translation theory，cultivate more specialized researcher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self-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bilingual text;self-translation;comments;implications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19）-0080-04
收稿日期： 2019-01-06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ZC037）
作者简介： 周永涛，男，贵州毕节人，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徐国红）
标签：双语文本论文; 自译论文; 得失论文; 启示论文; 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