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策论文,人口论文,我国人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最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提出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实际出发的。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各种资源相对不足，地区差别大。在这一基本国情中人口是个突出的问题。因此，我国的人口政策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是经过我国人口发展多年正反经验和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已有所酝酿。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把这一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又重申我国坚持这一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策体现在号召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晚婚晚育、拉开生育间隔等方面。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个执政党和政府提出这一号召是没有先例的，对这项政策可能出现的社会后果并不十分明朗，意见莫衷一是，已有的人类历史和实践经验做出判断为时尚早。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直接作用是减少新出生人口、抑制人口高增长、加速人口实现零增长，即人口规模平衡。但另一方面必须加速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短缺、人类再生产能力弱化和人口高龄化等。有些人认为我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可能有损育龄妇女健康，带来人口素质结构上的逆淘汰、独生子女的低素质、出生性别的失调等等。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和后果看，有些是必然出现的，有些是可以避免或缓解的，有的则是执行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的，有的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引发和加剧的，如此等等，情况十分复杂。
本文对涉及多学科研究的问题及诸如妇女健康、人口素质、独生子女教育和出生性别等问题存而不论。仅就人口规模和结构从全球人口变化作实证研究，从全球百年(1950～2050)视野审视我国人口决策的利害得失。
1 我国人口出生和增长大幅度下降
自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过30年的艰辛努力，中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均已显著下降。从1970年至2001年，人口出生率从33.43‰降至13.38‰，下降了20.05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降至6.95‰，下降了18.88个千分点；总和生育率从5.81降到1.68；年出生人数从20世纪60年代末2670万以上降至20世纪末1900万左右，2010年将降至1700万。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已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纵观全球人口出生率、生育率的变动过程，总体趋势都是由高到低。但下降速度的快慢、开始时间的早晚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出生率、生育率的下降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即已开始，到1975年出生率已降至20‰以下。即使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也在印度之后。当中国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出生高峰期时，印度、巴西、韩国、新加坡等国人口出生率已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率先出现下降。正是由于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才使得中国人口出生率、生育率下降速度后来居上。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高生育率持续的时间较短，下降速度快。在中国大力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生育率大幅下降的时期（1970～1980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生育率还维持在较高水平。如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几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出生率高居37‰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在5.0以上。进入90年代后，中国人口出生率在20‰以下，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属于低出生率、低生育率的国家之一。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够发达。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并且稳定在20‰以下，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的5.44降至更替水平仅用了20年时间。同样的出生和生育水平过渡，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分别用了70年、175年以上，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人口出生率及生育率的这种转变，是世界人口出生率、生育率转变过程中所罕见的。
人口增长是具有惯性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数量基本上能稳定下来，惯性增长并不明显。但发展中国家则不同，一般需要50年甚至100年的时间。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差”大大缩短，转变中的人口增长程度减弱，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发展中大国。预计中国在2030～2040年左右，人口规模可相对稳定，达到人口零增长。而大多数发展中大国持续高生育率带来的规模庞大且具一定延续性的“babyboom”，决定了其在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惯性增长的时期会更长。
图1 中国与发展中人口大国生育率、自然增长率比较(1950～205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中国人口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中国2000年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国际比较课题中国人口预测》，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Volume I.United Nation.2001;WorldPopulation Aging 1950～2050,United Nations.2002资料计算。
2 中国人口占世界份额及中国同各人口大国间人口数之比明显缩小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口众多”这一国情在给中国带来政治及经济上的优势的同时，更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挑战。“人口规模大，人口增长快”所带来的分母效应，使得经济发展成果部分被抵销。经过30多年人口控制的努力，快速的人口增长已成为历史。自中国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就远低于发展中人口大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与1990年第四次普查的10年间，人口年增长速度已降至1.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3%)，及发展中地区平均水平(1.71%)。世纪之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的颁布，预示着中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仍将继续下降，但往后会逐步趋于稳定，不会再急剧下降，甚至应该有所回升。低生育率水平下的人口增长将持续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人口规模以2‰～3‰的速度缓慢下降，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也将被印度取代。
人口控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其成效也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呈现。但中国人口控制政策在控制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规模迅速膨胀方面的成效已初现端倪。据一些人口研究单位研究的结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我国近20多年少出生了3亿人。2000年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89%（约1/5）。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占世界份额将降为14%(1/7)。这是中国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世界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做出的巨大贡献。
随着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在上世纪末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甚至人口负增长，未来世界人口增长的重点集中在发展中地区。2000年，世界人口的80.66%分布于发展中地区，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87.33%，人口负担加重。与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人口相对规模在减少。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不能盲目乐观。快速的人口增长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积淀下的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决定的人口增量仍相当可观。据预测，从2000年到中国人口规模相对稳定，中国人口仍将增加1/6～1/5以上。这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人口的消费力、对粮食的需求、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都将增加1/6～1/5以上。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在达到稳定或负增长后，其占世界份额及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都在快速下降。这将可能拉大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均资源占有量、人均收入上的差距。由此可见，中国能否在本世纪中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进一步稳定低生育率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3 中国在半个世纪内劳动力不会短缺，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不很严重
随着中国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人口也在迅速增加，其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加大。受20世纪60～70年代出生高峰期人口队列影响，当他们在1980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年龄人口，劳动力人口规模即开始迅速增加，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中国15～60岁劳动力人口规模已达8.16亿，是1964年劳动力人口的2.15倍。在未来的近30年内，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保持在60%以上。届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为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人口机会窗口”。之后，随着高出生率时期出生人口退出劳动年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比例开始下降，但规模仍保持在8～10亿之间。故从中国自身看，未来50年不会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进入本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已纷纷将中国作为其在国际社会的主要竞争对手。与他们相比，在本世纪头50年内，中国劳动力人口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比例上均超过对手。可见，认为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会带来未来社会劳动力短缺的想法可能是多虑了。何况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比数量更高。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从人口学角度，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仍是十分必要的。
提及劳动力人口，人们更担忧的是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从中国劳动力人口年龄构成变动的历程观察，存有劳动力短缺，甚至老化的担忧是必然的。但将中国人口置身于全球人口大背景下，则应看到，不能片面夸大这种担忧。将中国本世纪前50年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与发达地区、美国、日本进行比较，以15～60岁标准来看，中国高龄劳动力人口比例远低于发达地区及日本，与美国相当。可见，中国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并不严重。
4 中国每年有足够数量的青少年进入劳动和婚育年龄
0～14岁少儿组人口是一个社会未来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的源泉及潜力所在。其规模的大小、比例的高低预示着未来物质和人口再生产的潜力。
纵观中国少儿人口比例及规模变动过程，少儿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但这种规模的减少是相对于上世纪60年代后出生高峰所带来的不断扩大的少儿人口规模而言的。2000年，少儿人口规模是1953年的1.36倍，这一规模会持续到2025年左右。即使到2050年，少儿人口总量仍高于1953年的水平。
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减少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存活率的不断提高，未来40多年中国年轻劳动力规模不会受到影响，不存在潜在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从少儿人口规模看，解放初期中国少儿人口总量略低于整个发达地区少儿人口总和。2000年，中国少儿人口总量是发达地区少儿人口总和的1.33倍，预计到2025年、2050年中国少儿人口数将分别为发达地区的1.58倍、1.25倍。从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中国总体上高于整个发达地区。2050年之后，中国与发达地区少儿比的差距日渐缩小，但中国年出生人数远高于发达地区出生人数之和。至2025年，中国每年出生人数维持在1700万以上。2050年，年出生人数仍在1500万以上。至本世纪中叶，每年15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数保证了中国人口再生产和劳动力的更替。
表1 中、美、日发达地区少儿人口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1950～2050)
年份 比例(%)
数量（万人）
中国 发达地区 美国 日本 中国 发达地区 美国 日本
1950 33.5 27.3 27.0 35.4 18640 22108
4261 2961
1975 39.5 24.2 25.2 24.3 36648 25368
5548 2710
2000 22.9 18.3 21.7 14.7 28979 21803
6146 1868
2025 19.5 15.0 18.5 12.1 28940 18282
6416 1498
2050 15.6 15.6 18.5 12.5 23162 18425
7346 1365
资料来源：同图1
表2 中、美、日发达地区年出生人数(1950～2050)
万人
年份中国
发达地区美国
日本
1950～1955 2105 1879 400
206
1975～1980 1834 1588 354
99
1995～2000 1953 1325 400
124
2020～2025 1744 1218 432
95
2045～2050 1561 1222 495
8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中国1990年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中国2000年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国际比较课题中国人口预测》，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Volume I 资料计算。
5 中国仍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并不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会在今后陆续进入老年人口，未来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期内呈净增长趋势。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3亿。从现在至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规模将陆续扩大为3亿、4亿，始终位居世界第一。
图6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变动趋势(2000～2050)
资料来源：《中国2000年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国际比较课题中国人口预测》，同图1。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的概括是笼统的。所谓速度快首先是底部老化快；程度高主要是老少比高。这主要源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年龄金字塔底部快速收缩。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只要生育率降低，最终肯定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只是中国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及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主要集中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解放后第一、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队列进入老龄的那段时期。我们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是从总体来说的，只略高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如从北京、上海来看则是很高的，但从总体来说并不很高。因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政策下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限于一代人，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相比，中国老龄化在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到2050年，中国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29.3%、21.7%，仍低于发达地区的33.5%、26.8%，远远低于日本的42.35%、36.4%，也低于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国家。
图7 中、日、美、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00～2050)
资料来源：同图4
6 到本世纪，中国是社会负担老年人是相当重的，但不是国际上负担最重的
在1992年马德里世界第二次老龄大会的文件上，社会支助老年人的指标中除了抚养比外增加了两个新指标：(1)可能支助比(PotentialSupport Ratio)，即每个65岁或更老的人有多少15～64岁的人给以支持；(2)父母支助比(Parent Support Ratio)，即50～64岁人口要支助多少个85岁以上的人。
图8 中、美、日发达地区人口抚养比(2000～2050)
资料来源：同图4
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经历了老年抚养比由低到高的过程。与此同时，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总抚养比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动趋势。在未来20多年，将出现一段非常有利于经济和人口发展的黄金期，总抚养比保持在50%以下，与世界人口相比亦属于较低水平。
同发达地区相比，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可能支助比下降较为迅速，但整体上低于发达地区。本世纪中，中国父母支助比亦低于发达地区。至2050年，父母支助比是整个发达地区的一半，日本的1/4。
从上面几个抚养比或支助比看，到本世纪中社会对老年人负担是相当重的，但比西欧、日本等发达地区还轻，同美国比较接近。但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国力会大大增强。贯彻执行稳定低生育率政策和今后几十年卓有成效的老龄事业的发展，中国完全能对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做出的各项人口决策是果敢和科学的，是利大于弊，利多弊少。在现阶段控制人口规模仍是人口工作的重点。只有解决了人口规模问题，才能兼顾到结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新世纪、新阶段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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