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历史文化论文,内涵论文,性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研究者们为李白的思想归属聚讼纷纭之时，却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持不同意见者可以举出李白诗集中若干篇近道，若干篇近儒，哪些近侠，哪些似纵横家；然而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今存任何资料，没有一件可以说明李白对这些思想流派有过哪怕是稍为够格的研究或者理论表述。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在我看来，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兼为“子”为政治家的诗人出现。种种关于李白的思想形态的争论，其唯一的成果是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从来不以某一家思想为终极的皈依，李白永远是李白自身，这充分体现于他的二句诗中：“黄河落天东走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是以他的气质个性，感应着前人诸多遗产中符合于“自我”的各种因素，他的笔底出现过各种流派的人物，但任何前贤往哲，都已不复其原初面目，而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这归宿，便是他企望度越一切古人自我完成。“吾不凝滞于物，而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序》）看来这是极其道家化的说法，但是他是连道家的高人巢父许由也要俯视的，因此，他确实是“不凝滞于物，而与时推移”，但是他却无可怀疑地“凝滞”于“己”，而永远不“与时推移”。
早在初出山后，他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大意如下的规划：不屈己，不干人，不赴举，倚天仗剑，挂弓扶桑，然后一鸣惊人，跃登辅弼之位，大展王佐之才，一旦功成业就，效留侯，法陶朱，泛舟湖海而去。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著，不断地形诸歌咏，甚至在多历人生甘苦，作名篇《行路难》时，结句仍云“长风波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注本说此二句多误）。因此如果说李白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向往就是这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精神，或说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正是我们锲入李白诗的钥匙。
一 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李白英逸之气的传统内涵
李白的这种看似高标独立的执著，其实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李白以他的个性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将这种传统性格在盛唐之世的时代性的表现“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连同它的不成熟，乃至幼稚，发挥到了极至。
“大鹏一日同风起”（《上李邕》）。诚然，如众多研究者所指出，源于《庄子》的风鹏形象，是李白诗中出现极频繁的意象，李白的作品确实有他所称那位“南华老仙”笔下的真人那种洞明莹澈的气质，但是这位李白“真人”却不免时时干谒名公游说当路，以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平交王侯”，“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于是人们可以见出，在李白的“真人”气质中同时交织着一位“圣人”的气质。这就是孟子，那位“说大人则藐之”，以“王者师”，“不召之臣”，“五百年”一现的“名世者”自居的孟子，早已开了李白人生态度的先声。
按战国时代，孟子与庄子之同时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绝不仅仅至于对孔子，老子的儒、道哲学的发展，其更重大的影响在于一种以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高度发挥为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的完成。庄、孟哲学虽异，但却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终极，其共同之处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精神超越。
庄子睥睨万物，曳尾泥涂，“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友”的人生态度之对世俗王权的超越，不烦详说。而对孟子，人们却很少关注他的这种精神气质。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认为儒家的道统观念形成于韩愈，但如果细读一下孟子《许行章》、《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由尧舜至于汤章》，便不难看出，韩愈在《原道》中所标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人道统，在《孟子》中已经大备。圣人道统观，是一种与商周以来的宗法圣统观相对待的理论。在商周时期的典诰中，虽然可以见到天道为仁的提法，但由于继世传统的宗族王权的需要，天道为仁，只是宗法圣统论的附庸，只有当一个宗法系统企图代替另一个宗法系统时，“天道为仁”才作为灵应感生、君权神授论的陪衬出现。孔子前虽出现了对所谓禀承天道的个别圣人的称颂，但个别的无统的道德偶象，并不具有与王权系列相对待的意义。只是到了孟子，将这些个别丰富并连属起来，形成圣人道统观时，圣人之道统才突破了宗法的樊篱而起了质的飞跃。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系列，一个虽然自愿居于“臣”的地位，却又独立于现实王权之外的新的精神系列，它相续相生地代表着仁爱的天道，而居高临下地傲视着现实中旧式的王权系列，它虽然服务于一个又一个的王权，却始终以超越的姿态对后者作出批判。孟子这种观念之根因不能仅仅从中周以来宗法关系的松弛中去寻找，而更应当从战国之世更趋成熟的士这一阶层的心理，从他们迫切要求相对独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精神与理想境界中去探究。然而正如人们创造了宗教，却被宗教所左右一样，构筑了圣人道统的孟子，也被自己的观念所拘囿，他对现实的批判无宁说是敏锐的，但他所开出的疗治社会痼疾的药方，却经不起现实的颠扑。当孟子似孔子一般行程数千里，游说数十年后，突然发现一切都不对了，“藐”视学生的王者师，原来经常被强悍的学生玩弄于股掌之间；自己所极其宝爱的理想，又被时论讥为“迂阔”，于是曾高言大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孟夫子，从极度的自尊自信，跌落入了极度的自哀自怜，《尽心》下篇末章作为《孟子》全书的结束，以极其苍黯的语气重复了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的道统，最后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四书集注》列林氏疏解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很敏锐地捕捉住了孟子在闭门授徒后期自哀自怜的心理状态。朱子按又云“故于篇终历数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则又发微深隐捕捉住了自哀自怜之中仍潜流着以天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者的一息强项。
如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我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国之世诸子以人为本位对传统的天人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达生》），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庄子说“入山林，观天性”，孟子则从维养平旦之气起，达到“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使之与虽然同样以崇尚主体精神为时代特征的先秦其他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对自我价值的夸张性的认定与对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这种气质在罕言天道与性的孔子中，在以天为“混沌”之物构成的老子那儿是见不到的。程子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孟子气质的特点；而成玄英称庄子“慷慨发愤”，“放狂自得”（《庄子序》，又正透现出庄孟的共同特征。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性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性格为发韧。
二 庄孟精神的盛唐宏扬——“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
庄孟这种由两极指于一涂的共同性格，是后世才俊之士的传统性格，依时代与个性、经历的不同，才士们出此入彼，以不同色调重现着庄子、孟子或者庄孟合流的精神。然而要使二者得到完美的结合，则有待于适宜的时代条件与个人禀赋。在《开元十五年前后》与《王维诗由主言题向主禅趣的转变》（注：《中国文化》第二期、《学人》第五期。）二文中我曾分析过开元中期，唐代社会处于一种极度繁盛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同时，从武后朝起开始的登用才俊之士的趋势，在开元十五年前后，因乡贡进士中式比例的大增而开始加强，希望之路从未如此敞开；然而入仕可能的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的再起，使才士们往往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隆盛中的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在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头，形成了他们“英特越逸”之气之中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人遭际而演为不平。至开元后期到天宝时期，社会隐忧加剧，仕路因士族控制中枢而更加困难，才士们的英逸之气中的不安与不平越来越加重，竟至于幻灭的境地。王维的皈依空门，即是才士失落感的时代缩影。
可以见到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与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中新兴的士的地位与心态有惊人的相似处。他们都处于一种宏大的相对开明的时代，却处于崭露头角，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的心态之中。而同样，在他们的前进途中，却隐伏着重重阻碍。这种近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性格，在开、天时期的弘扬得到了较汉魏六朝时远为良好的条件，初见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那种独立宇宙的大我的主体精神，在开、天时期获得一连串的突出表现，王翰之窃定海内文士，而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列第一，余皆斥落；王泠然《上张说书》之直斥宰相“温服甲弟，饱食庙堂”；崔颢《长安道》之“彼可取而代也”式的愤慨；孟浩然之酒醉而不赴韩荆州之约……如些等等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狂傲不羁的士风，一种在恢宏中见激荡的时代性格。然而必须指出，高自期许，狂傲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与政治上其实是幼稚的，他们甚至比庄孟更不切实际。这一方面因为，不同于战国之世，经过南北朝的战乱，学术失统，由初唐至盛唐，不是一个哲学开展的时代。盛唐才士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辨能力与洞察能力，却多了一种为恢宏的开元盛世所鼓荡的轻狂之气。另一方面又因为魏晋以来五百年左右的士族一统政治，使盛唐才俊之士，不像庄孟那样，多少有一些由春秋以来积累的从政或处世的学派经验。虽然仕途闪现希望之光，但对于这新兴的一群来说，要取得并稳固自己的地位，尚有很长一段累积经验的道路要走。武后时的才士，即使登用，也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校书县尉，偶有头角峥嵘者进入中枢，其好景亦多不长。《剑桥隋唐史》一反传统之说，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性的褊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士族抗衡。这是极有见地的。而《明皇杂录》称：“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新兴的一群之时代性的性格弱点。
因此，与后来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磨炼的中唐才士不一样，盛唐才士，绝无韩柳那种诗人兼子兼大政治家的例子，甚至见不到诗才正盛而同时以吏才见称者。他们面临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是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国经邦的才干，而与此同时却闷杀了自己诗人的个性；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人的狂傲个性，而自断了仕进之路，却在诗国扩展并提高了自己的地位。盛中唐诗人群体的这种分别，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现象。而盛中唐诗之由兴趣转向理致乃至理性，并在元和以后下开宋诗法门，也绝非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包蕴着诗史承担者素质与地位的转换。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的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就诗人气质而言，恰恰在于其思想与政治上的天真与不成熟。从这一意义而言，“奉儒守官”，在作为盛唐高峰的同时，下开中唐之渐的杜甫，就诗史承担者而言，先期预兆了中唐韩柳元白的素质；而李白因其特殊的气质，出身、经历、素养，却将延续庄孟英逸之气的盛唐才士的时代性格发扬到极至。
三 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
李白研究者往往为了突出其诗史地位而想方设法，在其诗歌中寻找反映现实的作品，发掘其政治的敏感性。其实恰恰相反，在开元中期到天宝时期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诗之所以具有典型性，不在于这些，而恰恰在于他在思想、政治的稚嫩这一时代性的特点上“出类拔萃”到近于天真的程度。诚然，李白《古风》等诗确实有对现实的一些暴露，但并不越出左思《咏史》寒士对权贵的抗争。人们还说天宝中后期李白北走幽燕时，预感到安史之乱的危机，但所有例证都是李白晚年述怀的事后追忆，何况所忆均为明眼人都可见到的事实。李林甫与张九龄政治上是死敌，而对于安禄山之包藏祸心，却更早见其先机。以下两个对比最足以见出李白的幼稚天真。天宝初，当盛唐才子的希望之路业已黯淡，王维已由痛苦的人生经验中开始向“诗佛”的道路发展时，李白却因待诏金马门而朗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虽然他当时也已经经历了多年的人生挫跌。安史乱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肃宗召，“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吟“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落得个流放夜郎的下场。对于政治，李白不是凭成熟的观察思考，而只是凭感受，凭意气作出反应。也因此，才俊之士那种时代性的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最充分，维持的时期也最长。
李白所以较盛唐一般才士在人生与政治途中更为幼稚乃至天真，与其出身经历素养资质有关。由于出生西域，生长西南，较之中原才士，他多一份狂野之气而更少对仕途官场的实际了解，更少政见吏才的家庭渊源。尤当注意者，更有二事，一是其富商出身，此一阶层因当时较开明的时代氛围与其本身的财富积累，其社会地位较前代大有不同。《开元天宝遗事》记：
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四方宾客，所至如归。
按接引文士，在六朝是士族的专利，现在富埒王侯的巨商已跻身此列。李白自称“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正是“豪友”风气的表现。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必然加强其心理上的优势，从而使得“豪友”出身的才俊之士李白，胸次更为开张，意气更为纵逸。
与“豪友”习气同样可重视的是李白早年对其前辈乡贤司马相如的崇仰效学，可称之为“相如情结”——这一点，当专文再论，此仅撮其要。从李白早作《白头吟》可见，司马相如的风流故事，本已因性之所近，使其神往，而“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的幼学经历，更在他心中播下了“相如情结”的种子。从“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到晚年左迁夜郎归来吟唱“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四十多年中李白反复提到相如有数十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白心中确有一种“相如情结”，他不仅慕崇相如赋的巨丽夸谈，以之为由钦仰到企图“凌”驾超越之的文学上的敌手；而且极其醉心于司马相如因杨得意之荐，以赋学打动汉武帝而得官的经历，因而于开元十三年前后明皇郊猎时，作酷学相如而企图“凌”之的《大猎赋》以备干谒之用。可见相如其赋其人对于篇首所举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文风乃至其中所规划的一鸣惊人、跃登辅弼的纯主观的人生道路足具影响。
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气，在盛唐才俊之士中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上述地域、出身、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充分发挥之的独特资质，如果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尚因理论思考的理性性质而对自身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人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却一任天真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而不断地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性格之盛唐表现英特越逸之气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上的不成熟）推向极至。不过，思想材料的发展总有其内在的历史序列，李白对庄孟性格的发挥，又受到魏晋六朝士风的直接影响。只要比较一下《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就不难明白从庄孟到阮籍到李白，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有一个螺旋形发展的过程；也不难明白，阮籍的“大人先生”是李白性格自我完成的直接先行。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对于《大人先生传》与同一性质的《咏怀》第五十四（夸谈抒情懑）有一段精采的分析，有云：“所谓夸谈，就是夸大之谈，用它们来洗去胸中的愤懑，确实是快适的行为，但是在这以后，剩下一种虚无感却令人无可奈何——我们从‘夸谈快愤懑’一句中可以体会到它暗藏着那样的悲哀，身负着虚无感度过惰慵的生活，只是不断增加使人郁闷的烦扰心情……诗人把自己放在不愿成为‘石’而成为‘玉’的位置上，同时又不能不对无法成为‘玉’有所忧虑。在宣扬自己的哲学观的同时，他也不能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感到茫然。”（《阮籍的咏怀诗》）按吉川先生所论大人先生的精神实质，应放到正始士人及其文学表现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去进一步认识。
与盛唐不一样，正始时代是一个哲学极其发达而政治极其压抑的时代，才士们将政治生活中所感受的深重压力，在玄学的名理讨论中去获得舒解，因此最能体现其时代精神的诗人都具有子的素质，才士以名士的面目出现，并形成其特定的生活形态，即以放达为特色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端苦闷与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扩展，形成正始文学的张力，“骏放之致”，以“沈挚之词”（《诸宗元序阮步兵集》出之，“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颗被现实破碎了的诗心。《大人先生传》的典型性就在于此。所谓“大人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到无奈无力、其实渺小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人先生传》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摆脱不去的失意迷惘。
阮籍这种带有时代性的性格，究其实质，与玄学是儒道融合的魏晋时代产物一样，是始于庄孟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在魏晋时代的延续与扭曲。所谓放达，其实是对主体精神的变态抒放，其中混和着那种历史性的极端自尊与深度自伤；而其内核，便是以我心通于天心的庄孟式的对世俗的超越。《晋书·阮籍传》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黄节《序阮籍咏怀诗》又云：“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正道出了阮籍达庄的逸气之下，深藏着一股积郁而躁动的孟子的英气。虽然这种英气以放达这一扭曲的畸零形态出之，但阮籍大人先生可以说是庄孟逸气、英气，混然相和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文学形象。
“大人先生”的形象无疑是李白最为欣赏的。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自写形象：“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廊，登云天之渺茫。”显然是大人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人”形象与阮籍之“大人先生”已有气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人实现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上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乱已趋式微，济世活国的儒家理想又一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人先生传》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气，在新的高度上释放出来。“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生，安能飱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虯龙，一朝匣其瑶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原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候，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可见将庄子之逸气与孟子之英气完美地抟合为一体的盛唐之世的新的大人先生的形象确立了。这一新时代的“大人先生”的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累积，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反溯庄孟，却因着时代性的幼稚与李白独有的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性格，在弘扬庄孟的恢宏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世俗化。这一切成为李白诗歌的心理基础。
四 李白诗歌的主旋律——明亮与宏大的混响
庄之逸，孟之英，在美学上本异中有同。庄子称：“其书虽连犿无穷也，其辞虽参差，而俶然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友。”（《天下》）孟子称：“充实之为美，美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能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公孙丑》上）可见，虽然庄孟有别，然而二者的美学观念都是基于内心充实基础上的大美。在气质上最完美地结合了庄逸孟英的李白，其诗风也必然表现出抟合二者的大美：庄子清虚自然的韵度，孟子“沛然不可以御”的气势，在李白诗中混响为他的主旋律；同时因其时代、禀赋、学养，而表现出诗人的个性特点。日本松浦友久教授指出李白有一种对“明亮光辉事物的强烈憧憬和追求”（《李白诗歌中的谢朓形象·李白诗歌的感觉基调》）这是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李白的感觉基调中，更有一种对宽远恢宏事物的追求。这也许与其天生的禀赋有关，但可以追迹的是其经历学养，胡风边月的遗传因子与巴山蜀水的养育，无疑对李白的资质养成有所影响。而初学时醉心相如赋的巨丽夸谈与蜀中江南之竹枝、长干等明丽天然的乐府情辞的熏陶与拟学，更是养成李白资质恢宏与光亮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这些都融和于李白的庄逸孟英为主的英逸之气中，而表现出鲜明的新时代开朗强健的“大人先生”的个性特色。
又可注意者是正始以降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经历南北朝至隋唐之世虽已式微，然而，哲学精神对于人们思维习惯乃至生活方式等等的影响，有着比哲学本身更强的传承活力，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仍为才俊之士所欣赏。于是醇酒妇人成为诗歌的恒久题材而被赋予不同的时代与个性特征。在国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靡的宫体，而在宏盛开朗的盛唐时代，则成为抒达英逸意气的媒介，生活上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成为盛唐诗人性格的两个方面。所谓“李白诗十九不离妇人与酒”的讥评，其实是一种不明历史不究精神的迂儒的皮相之论。统观李白酒诗与妇人诗，可以看到，对于酒，他所最注重的并不是魏晋人所论的哲理性的酒德，甚至不是一味任诞，酒在盛唐精神的李白笔下，因其英逸之气而表现出一种力度，一种亮色调，酒成为李白抒达英风豪气的催化剂，仔细品味名篇《月下独酌》，当不难理解。同样，李白对妇女的歌吟，不仅扫去齐梁的脂粉气色情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对妇女命运的同情”。李白妇人诗所尤其欣赏的是对天然美的礼赞。《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清纯英秀的气度，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人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与其《行行且游猎篇》中对游侠少年的礼赞对看，不仅可感到李白的个性中有一种对天真、健美的事物的自发的追求，而无论男女；同时更可感到情肠与侠气形成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张力，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的逸气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的英气的基本气质的变异与外化。
由于以上这些时代、资质、地域、素养的因素，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那混和庄逸孟英的性格从哲学的殿堂走向了世俗的生活，而使他的诗风获得了以下主要特点：
李白诗是人生的诗、性格的诗，充满强烈主体精神的自我的诗。他以清新甚至清浅的语言坦率地讴歌现实人生中的真率的喜怒哀乐，却由于这性格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在坦率清浅之中散发出一种形而上的气韵，这气韵不诉诸哲理，却有着哲理的折光，于坦易中见气韵，见精神，是李白诗所以非常人可到的境界。
李白诗这种气韵的内核是庄之清虚缈远与孟之雄健恢宏的交响。庄孟同主于博大，却有柔与刚、虚与实之别，而李白兼受博容的性格使之混然不容分割，因此他的主体风格，是在雄豪俊健之中见出氤氲的清虚之气。《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均然。甚至他主于清新一路的作品中也可感到内含清刚之气而不流于纤弱，如《子夜吴歌》然；在他主于豪健一路的作品中，也可感到一种越俗的逸气，如《行路难》之属。如果说“英特越逸”之气是盛唐的时代精神，那末在他人总有所偏诣，能将“英特”与“越逸”融和为一体，兴来即至，触处生春者，如李白外，无第二人。正是从这点来说，李白最鲜明地也最个性地体现了盛唐诗的真精神。
庄逸孟英的恢宏博大是通过李白坦易天真的诗心来体现的，因此对恢宏博大的追求与对光亮鲜明的憧憬又成为李白诗歌意象的感觉基调。这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所造成的不同色调的变化，形成李白既丰富多彩又个性鲜明的特点。
博大恢宏趋于想像夸谈，而天真坦率趋于白描写实。李白诗的修辞，于二者因诗体不同而有所侧重，但其胜境则在于二者的神理相通。因此李白的夸谈极少虚语浮词，诸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枝”等，均是基于真切的现实人生情境的夸而不诞的范例；而“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于白描之中见奇想夸谈，更是天机勃发为他人所不可到的境界。
诗为心声，孟之英与庄之逸，侠气与情肠的混和，形成李白诗节奏的疾徐相生。就主体风格而言，李白的英气侠气，促使其诗歌形成节次多而句数少的节律特点，通常是两句一组意象，跳荡相续，势如滚雷，而节次的断裂处却总有一种氤氲的气韵相联，合沓相生，烟云缭绕。这种于快疾跳荡的节奏中蒸腾而起的宽远境界是李白诗节律的胜境。
就其大端而言，前期李白诗（天宝中期前）的英气与逸气、博大恢宏与光亮鲜明多呈相济相用的一致趋向，即有愁词，也见高远，如《襄阳歌》、《子夜吴歌》、《夜泊牛渚怀古》然，甚至在《梁园吟》、《梁甫吟》一类以抒愤为主的作品中也可见强烈的希望与自信，故其意脉亦自明显，其结构多呈显性的一气奔腾，卷舒自如。后期诗，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博大恢宏的英气逐渐转为一种抑怒峥嵘的形态，遂与光亮鲜明对流撞击，相反相生，似可见诗人心中希望之光渴欲冲破绝望之感的激烈交战，其意脉也随之变得大起大落，似隐似现。反映了其心态由极度的自信向深重的自伤的转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诸作，最见此种特色。“大鹏起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可视为李白绝笔词的《临路歌》仍是以庄生的大鹏为诗歌意象的，然而它使人想起的倒是前述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时所说有关道统不继的那段话。同样极度的自尊自信中交织着同样深重的自伤自怜，同样在困境之中的名世者的充满主体精神的一息强项，至此抟合庄逸孟英，以其独特的个性将盛唐才俊之士“英特越逸”之气发挥到极至的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以其诗笔也以其天真的生命，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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