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诺夫论文,声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4-0113-08
一、引论：波格丹诺夫及其中国形象的演变
波格丹诺夫，本名马林诺夫斯基，中译名有波达格诺夫、波达诺夫、婆达格诺夫等。1873年8月22日出生于俄国格罗德诺省索科尔市。1893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部。1894年12月，因参加民意党小组被开除，遭图拉州政府部门逮捕和流放。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党活动。1899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医学系，并获行医执照。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第三、四、五届俄国社会民主党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05年成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同年12月，在彼得堡被捕并监禁到1906年5月。1909年6月，因领导“召回派”等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党。1913年开始在《真理报》当编辑。十月革命之后，担任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是社会主义科学院(后来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奠基人之一，还曾担任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18—1926年)，从事马恩著作俄译工作。1917—1920年，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6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输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28年4月7日，因在自己身上进行输血试验失败去世。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从列宁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中知道波格丹诺夫这个名字的。在这部书中，列宁对波格丹诺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管怎样考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除了反动的混乱思想，它没有任何别的内容。”[1]但列宁与波氏并非从来就是交恶的，两人交往史上也曾有过一段不短的融洽期。尤其是在与孟什维克斗争的岁月里，他们虽在哲学上有分歧，在政治上却是亲密盟友，刚一结识，就互赠作品。列宁送给波氏的是《进一步，退两步》，后者回赠了《经验一元论》。两人达成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带”，共同贯彻布尔什维克的策略。1906年，他们还曾一起住在芬兰的秘密别墅里。[2]列宁在为波氏的重要著作《经济学简明教程》所写书评中，对该书评价甚高，称其为“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这本书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3]但后来，两人思想上渐行渐远，并最终变成论敌。但即使在波氏脱离布尔什维克之后，他在俄国理论界依然受到尊崇。波克罗夫斯基提到，波氏曾被戏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大管家”，是布尔什维克王国的“大宰相”，1905年之前，他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比侨居国外的列宁还大。实际上，波克罗夫斯基本人在学术上就深受波氏影响。[4]1928年，波氏去世后，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其灵前致辞：“人类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越远，列宁星座的光芒就会越耀眼，而在列宁星座里波格丹诺夫的名字是永远不会暗淡的。”布哈林在悼词中也说：历史无疑会从波格丹诺夫身上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把他安放到革命、科学和劳动战士的光荣位置上去。他还承认，自己受波格丹诺夫的影响甚深：“他那不同寻常、非同一般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印象。他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我认识他本人，读他的书，就像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读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5]
1920年代，波氏正式进入国人的视野。他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正面变为负面的过程。大体而言，1930年代初是其形象转变的时间节点。在20年代，国人对他评价很高，称之为“博学多能的人”，[6]“不仅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并且还是一个真挚的革命家。”[7]即便不认同波氏思想的学者也认为，波氏思想在五卅前后是社会史理论的主流声音。[8]“在中国是支配了一切的社会进化史概念的思想，如什么‘社会进化史’小册子及简表之流，都是‘因袭’他的。”[9]但30年代以后，波氏主要以负面形象出现，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笔下，更是如此。以吕振羽而言，自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就多次对波氏进行批判：“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波格达诺夫主义之整批的贩运勾当”。关于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所谓学者们，也都是从波格达诺夫那里抄来的现成。”[10]“凡此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形成的一切错误，大都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以及渗入在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11]商业资本主义“这种穿上半件历史唯物论外衣的半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不但是波格达诺夫的折中主义的贩运，而且企图夸大商业资本的作用，掩盖封建势力的保守性，在中国为买办资本从而为帝国主义说教。”[12]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也认为，波格丹诺夫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是被清算了的问题，然而这个不通的名词在我国一直到现在，还为我们的抄袭家所支持。”“把‘商业资本主义’当作历史发展诸阶段中之一个独特的阶段，这是从马赫的流毒以至波格达诺夫这一流派的经济范畴，而不是马伊主义的经济范畴。波格达诺夫这一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而是从根本上由于他在政治上为布尔乔亚的意识所限定，在方法论的运用上，完全无法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缘故。”[13]波格丹诺夫在中国的反面形象此时正式确立。70年代末，其恶谥达到顶峰，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野心家、两面派，和俄国的机会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4]
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几乎没有关于波格丹诺夫真正的学术研究。直到进入新世纪，郑异凡等先生开始认真研究波氏生平与思想，但诸位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波氏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系统思想、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等。①对于波氏的“经济科学”思想，尚缺乏专门研究。实际上，这一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二、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
波格丹诺夫所谓“经济科学”或“政治经济学”并非以分析经济现象为旨归的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关于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发展历程的学说，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理论。按照波氏自己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结构，社会中的人与人关系”。“政治经济学，是论及社会结构的科学，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论及社会的劳动组织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解说社会发展的法则的，所以能使人们预测经济生活的趋势，各种社会力量的倾向，又因时而有觉悟的选择，不至于浪费力量。[15]或者说，“经济科学”与“经济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要探寻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波格丹诺夫关于“经济科学”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两本著作即《经济学简明教程》(现译名)和《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问答》(现译名)传入中国的。两书均在1920年代后期译介到国内，每种均有两个译本，并多次重版。《经济学简明教程》是波氏早期成名作，中译本一为《经济科学概论》，译者周佛海(1897—1948年)，1926年初版，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国难后第一版”；另一为《经济科学大纲》，译者施存统(1898—1970年)，1927年新青年社出版，后又有大江书铺版，到1932年已印发6次。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版次很多，前文提及的列宁给予高度评价的是第一版，周佛海和施存统译述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则是后来修订过的版本，两者差距很大，尤其是在社会形态序列排列上。第一版按照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这样的顺序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后来的版本中，社会形态排列次序发生根本变化，奴隶制度被置于封建主义之后。[16]《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问答》一书也有两个译本，一是《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的程序》，贝天峰译，北平震东印书馆1930年代出版，具体年份不详。一是《新经济学问答》，陶伯译，泰东书局出版。陶伯即彭述之(1895—1983年)。两书在基本思想观点上没有实质差别，但详略篇幅和著述体例有很大不同。《经济学简明教程》篇幅较长，是一本系统的学术论著。《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问答》则以问答体写就，篇幅也比较短，是一本通俗入门读物。
波氏的“经济科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波氏著作译介者对此极为明确。施存统翻译《经济科学大纲》本是上海大学“社会进化史”课程的需要。“当时促进我翻译的直接动机，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功课上的需要。因为那一个学期‘社会进化史’一门功课没有人担任，事实逼到我底头上来，以我底时间与能力，要自编讲义都有所不能，所以就选取这本书为‘社会进化史’底教本(因为我认定这是一部最好的‘社会进化史’)，有暇即从事翻译。”在他看来，波氏的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它是一部世界的名著而且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的世界名著。……也可以当‘社会进化史’读。读了这本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经济现象；读了这本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演进过程。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尤其有益，我们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现状。”[17]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并非译者独有，一些波氏思想的评介者也是如此。1929年，《清华周刊》上一篇文章就指出：波氏的功绩主要在“社会观”和“历史观”方面，“波氏的功绩波格丹诺夫不仅在帮助我们明了经济学的本质，而且能使我们得着一个精确的社会观，并且我们从而对于人类之发展形态的趋向也能把握住，得着一个有体系的历史观，而在这历史观里更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革命的人生观。”[18]
三、张伯简与波格丹诺夫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除了波格丹诺夫著作译者外，张伯简对于传播波氏“经济科学”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第一个译介了以波氏思想为指导的“社会进化史”，并产生较大影响。
张伯简出生于云南剑川，早年在乡任教，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初到巴黎，一年后又转赴德国。1922年秋，由德赴俄。1922年6月，旅欧少共成立，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22年秋，张伯简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入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秋，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承担《向导》、《中国青年》出版发行工作。[20]期间，应瞿秋白邀请，短期担任上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9月，任青年团浙皖区委候补委员。1924年5月，中央成立出版部管理《向导》、《中国工人》、《新青年》等党的刊物，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他任出版部书记。1925年1月中下旬，张伯简参与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会议记录。在青年团三大上，和陈独秀、张太雷一起被大会指定为“特请列席人”，并被选为共青团(这次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团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指定代理农工部主任。后来，在负责非基督教部工作的张秋人去天津整顿团的工作以后，又被指派暂代张秋人的职务。1925年，张伯简被派往上海总工会工作，参加了五卅运动时期沪西小沙渡纱厂工人斗争，在罢工斗争中，结识了纺织女工薛映华，两人结为夫妇，留下遗腹子张伯华。1925—1926年间，他还担任过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1926年8月中旬，张伯简在工作中病倒，党组织送他到珠江颐养园治疗，终因不治去世。
在往返沪粤两地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张伯简完成了一批社会发展史著述，共计《从原始共产社会到科学的共产社会》、《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和《社会进化简史》三种。《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来源于波氏的《经济科学概论》。[21]《社会进化简史》也深受波氏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该书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形态及演变次序时，和波氏观点一样，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分为依次演进的8个阶段——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并且把这8个阶段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然自足社会、商业社会和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该书出版后，深受进步青年欢迎，影响很大。[22]当时中共党内高层和理论家对此书也很推崇，1927年，瞿秋白在其译注的俄国人郭列夫所著《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后特意注明：读者关于书中涉及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社会现象的解释，可以参看张伯简所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23]恽代英也建议青年阅读此书，以“明了从古以来社会经济进化的原理事实”，掌握“必要的时代知识”。[24]这本书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26年，毛泽东支持第六届农讲所，聘请张伯简为教员，因张患肺病未能实际授课。[25]但《社会进化简史》被作为学员课外理论读物，发给学生研习。[26]此后，毛又多次提及此书。1943年12月，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要胡帮助收集社会发展史类著作：“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27]1950年，毛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话，再次提起张伯简及《社会进化简史》，他说，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并明确指出要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和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28]
波氏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传甚广，上述几位波氏著作译介者获取波氏思想的渠道就各不相同，施存统在日人赤松克磨和林房雄译本的基础上参考英译本，完成波氏著作翻译工作。[29]周佛海翻译时也是通过日文转手。彭述之和张伯简则通过俄国渠道。张曾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译介留苏期间学得的革命理论和教本在当时留苏学生中非常流行。[30]1921—1924年，东方大学均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课程，张伯简在校期间，所开课程为“社会形态发展史(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31]张伯简的几种著作就来自于俄国老师的讲义。[32]
较之施存统等翻译者，张伯简根据波氏基本思想，编制《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撰写4万余字的长文《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共产主义》，最后形成一部《社会进化简史》，更加充分挖掘出了波氏书中蕴藏的社会发展史内涵。而且，他还运用波氏关于社会形态分类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性质作了简单的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我们可以照历史的记载分为包羲氏以前的原始社会，自包羲至尧舜为族长血族社会(这期的材料在易系辞古及马素通史中很可找得出)，自禹至秦为纯粹半封建社会，秦以后至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为特别封建社会。”[33]这段话的表述比较模糊，甚至有语义不可解之处。笔者认为，所谓“易系辞古”，可能是指“易系·辞”中对上古情状的描述。而“马素”似为“马骕”之误。马骕是清代史学家，尤以研究上古三代著称，人称“马三代”，著有《绎史》，记载了从远古到清代的历史，称为“通史”也无不可。[34]张伯简这些思想最晚形成并发表于1924年11月，应属目前可见较早地用“原始社会”、“半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初步尝试。
四、“新生命派”：波格丹诺夫的中国门徒
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有知识分子观察到，波格丹诺夫的思想在20年代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理论上的传播，波氏思想真正成为分析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武器，要到社会史大论战。虽然20年代译介波氏思想出力最多的是共产党人，但几年之后，以波氏思想为理论武器参与社会史研究的却是所谓“新生命派”。这一现象与国际和国内双重历史语境的变化有关。从国际上看，2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场“大转变”，斯大林被塑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权威诠释者。同时，培养了一支以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理论工作者队伍，也就是以米丁为首的哲学社会科学官方学派。“米丁学派最初是以哲学学派的面目出现的，后来作为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尖兵突入了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部门，监督一切，指挥一切，在各部门扩大势力，培植力量，最后成为一个囊括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甚至凌驾文艺和自然科学界之上的官方学派。”[35]与列宁同时期的很多理论家被打入另册，波格丹诺夫也被从“列宁星座”中驱逐出来，贴上了反动标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理论家当然不会再援引他的思想作为理论资源。从国内看，几乎在苏联党内权力与意识形态双重变奏的同时，中共理论家群体也在发生着一次重要的代际更替。五四以来集聚起来的中共理论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损失极大。有的理论家牺牲在革命斗争之中，有的理论家脱离了党的队伍，有的理论家转入苏区或白区的实际工作。以翻译和介绍波氏著作者而论，大革命后，张伯简去世了；周佛海改变了政治立场，而且主要精力也不放在理论上；施存统“完全从革命的战场退为书斋的学徒，脱离了一切党派的实际关系”；[36]彭述之早于数年前拒绝接受瞿秋白的领导，以翻译维持生活，还拒绝参加中共六大，逐步走上托派的道路。中共方面积极参与到社会史论战之中的，是张闻天等新起的一代理论家，史称“新思潮派”。这些参与论战的“中共选手”在经历上有共同之处，在五四到大革命这段时间，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国外求学，多有2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学习的经历。虽然他们也是运用“苏版”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但此马非彼马，此苏也非彼苏，新思潮派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是经斯大林及其“理论尖兵”重新阐发的版本，与波氏著作翻译者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差异很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数年之前，波氏著作还是中共党人热衷译介的作品，几年之后，却成了论战对手的理论依据。此后，波氏就被与陶希圣等中共的“思想敌人”捆绑在了一起，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前文引述的吕振羽、翦伯赞的论述即为例证。
波氏思想对于新生命派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问题。
总体上，新生命派的史观可以归为“民生史观”，但与戴季陶等老一辈三民主义理论家把“民生”归结到“欲望”不同，他们更多地吸收了唯物史观的精神，更倾向于用唯物史观来充实民生史观，把经济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方面，萨孟武和周佛海论述较为充分。[37]萨孟武在《三民主义政治学》(1929年)中认为，社会的进化不过是民生的进化，民生的进化不过是技术的进化。技术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一切制度都是适应一定技术而组织的，并不是先组织了制度，而后再设法创造适应这个制度的技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就是“以技术为民生问题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实以技术为经济组织变更的原因，进而又以技术为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固然有生存的欲望，但是生存的欲望，并非绝对自由，乃随其人所处的经济环境而表现为一定形态；所欲不能视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社会进化根本原因，乃是技术。”[38]周佛海在《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1929年)中也持类似的观点：“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存，就要克服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人类能否克服和利用自然，全系于人类的生存技术是否发达。……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生存技术，又为民生的重心。”[39]这些思想是和波格丹诺夫一致的。波氏认为，“决定一般经济关系的，是生产手段技术底发展。因之技术生活底事实，对于我们底研究有怎样重要，是很明白的了。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样的现象，如十八世纪末底技术革命——蒸汽机关和纺织机器底发明或蒸汽底被应用于航海等——，我们便不能理解许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40]波氏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述及某一社会形态时，总是先叙述这一时期技术的发展。谋篇布局的方式反映的是思维的逻辑，显然，技术问题在波氏整个社会发展史体系中处于逻辑前提的位置。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在这个问题上也持相同观点：“大凡由这个社会变到那个社会，必定是他的经济基础变更，即生产技术进步的动力使之推进。”[41]而萨孟武和周佛海又都翻译过波氏著作，他们的思想受到波氏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李红岩指出，在参与社会史论战各方中，“新生命派”的一大思想特色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其重要理论基石就是“商业资本”理论。[42]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波格丹诺夫。波格丹诺夫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的自然自足社会”、“商业社会”和“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三个阶段。“商业社会”包括“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是“交换社会底第二阶段”，在经济上是“都市手工业制度及农奴制度显然结合的阶段”；在政治上，“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为专制君主制最盛的时期。”在时间上，“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在西南欧罗巴约起于十三世纪，在西北欧罗巴约起于十四世纪。”[43]商业资本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阶段，它在分解封建的生产方式之后，曾经主宰了一个时代。[44]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等著作中认为，商业资本和封建地租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成因。商业资本使封建制度衰落，但又无法灭亡它。在外国金融资本侵入中国之后，商业资本又成为外国资本与封建地租之间的桥梁纽带。因此他同时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和商业资本的作用，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已经消失了，但封建势力和宗法势力依然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因此，他给中国社会冠以“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或“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等名称。陶希圣还明确说过，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是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45]波格丹诺夫对陶希圣的思想影响，不仅体现在重要思想观点上，而且体现在治学方法论上。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应用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是从波格达诺夫底《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46]在论战之中，除了陶希圣之外，梅思平等“新生命派”的成员也受到波格丹诺夫的影响。[47]梅思平认为，封建制度衰落过程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自秦以后，“中国的政权，乃完全是资本阶级的手中。为资本阶级所用，乃是官僚。地主阶级乃是商业资本阶级的别动队。大概在中央政府或都市中，商人则利用官僚为工具。在农村中，则地主操有较大之权威。可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的社会，乃完全是一个商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48]
五、小结与思考
中国人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时期。[49]经十多年时间，到19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一股极强劲的学术和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像不可抵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及时代背景所决定的。”[50]1928—1930年间，中国翻译出版马恩著作近40种。[51]同时，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内部的复杂流派也在中国产生着回响。考茨基、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在国内各有其信徒，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史论战”就是这一股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的思潮内部流派之间的论战。[52]波格丹诺夫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要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进而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真实面貌，都无法离开对波格丹诺夫等思想家的完整认识。但在后世的思想史叙述中，这一批人却往往因为处于夹缝之中而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以马恩列斯为基本传承脉络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般没有他们的位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系谱中自然更不会留下他们的记录。于是，他们的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回响，就这样成了“沉没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两种路向，一是意识形态化的，一是学术化的，[53]这反映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纠葛。但思想学术领域，却必须鼓励多元多样才能取得进步，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真实。真实的思想史就是在多样并存、互相融合中演进的。思想史中有了很多沉没者，而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职责就是要打捞那些沉没的思想，唯此，才能展现思想演变的真实进路和前贤奋进的连续足印，从而给后人以启迪与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不正在于此么?
注释：
①主要有：郑异凡：《波格丹诺夫和“军事共产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坐班房的院士》《读书》2003年第12期；刘程宏：《A.A.波格丹诺夫的“系统思想”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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