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Ramp;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效应论文,理论论文,技术论文,Ram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国R&D（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技术溢出，是指在跨国R&D投资的过程中，由于R&D活动的经济外部性，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特定的创新资源组合方式在其无意识、非自愿的情况下，通过非市场途径为东道国所吸收、消化和积累，使得东道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提升、R&D能力增强的效应。如何评判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政府制定利用外资政策和本国科技政策所关注的重点。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已初具规模，如何最大限度地诱导跨国R&D投资对华技术溢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从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特点、溢出方式和影响溢出因素等维度，初步构建跨国 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
一、技术溢出特征
结合已有的文献，我们的研究认为，跨国 R&D投资的技术溢出具有可控性、固化性、互动性、正反馈性等基本特征。
1.可控性
从理论上来说，技术溢出作为跨国R&D投资的经济外在性，跨国公司无法完全控制。然而，跨国公司出于对技术垄断的考虑，会在R&D投资方式和管理机制上作出权衡，以有效地控制技术溢出。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R&D机构时，倾向于独资方式且采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通过“内部化”的管制方式，甚至采用将潜在的东道国的技术受益方兼并的手段，严格控制战略性技术的外溢，确保核心技术始终在跨国公司内部流动，从而在体制上为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设置了巨大障碍。
2.固化性
跨国R&D机构的先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于人力资本、科研设备和全球化网络体系的组合之中。人力资本的研发技能与先进的科研设备、研发流程、技术标准等有机结合，并通过全球化的研发网络发挥创新作用。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研发的重要特征是将整个研发过程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阶段，并根据不同需求，对不同的研发区位分配不同的研发任务。因此，跨国公司在某一东道国进行的研发活动仅仅是其整个创新流程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技术创新具有连贯性，如果东道国本土企业无法获取跨国公司完整的创新流程，就无法在整个创新环节获取成功。
3.互动性
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是发生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本地企业之间的，其溢出大小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跨国公司可单方面决定在东道国研发技术的层次，但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决定吸纳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如果东道国企业不能够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尽快地吸收创新技术，就有可能被跨国公司挤出市场而沦落为技术的依赖者。由于不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悬殊，从而技术溢出效果也大不相同，这也是跨国R&D投资在不同国家间技术溢出效果不同的根源所在。
4.正反馈性
跨国公司能意识到R&D投资技术扩散的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东道国企业则能意识到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的存在及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因此，不同的情况将对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可能的技术溢出越多；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越高，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的技术差距和东道国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总之，技术溢出的正反馈性表现为东道国通过学习和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可以缩小技术差距；跨国公司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加大技术投入，维持技术领先而形成的技术差距将导致新一轮的技术溢出。
二、技术溢出方式
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的基本方式有激励型和传播型两种。激励型溢出主要通过资金导向、体制示范和市场竞争三种途径来实现，主要受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影响；传播型溢出主要通过合作带动和人才流动两种途径来实现，主要受跨国投资主体设立R&D机构的动机、性质及其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的影响。
1.资金导向溢出
跨国R&D投资为东道国加大R&D投入、优化R&D投资结构和完善R&D管理模式提供了多重导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投入力度导向。R&D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东道国 R&D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从国家层面来看，创新型国家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 2.5%以上，而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R&D经费与GDP的比值一直在0.60%～0.70%间徘徊，2005年我国R&D支出达2 367亿元，比2004年增长20.4%，但占GDP的比值才达到1.3%。从企业层面来看，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2005年 R&D经费占销售额的平均比重为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5%左右，仅为工业化国家的1/5～ 1/8，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企业的平均水平为5%以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则高达11%以上。[1]数据显示，2001年北京市的22家外资 R&D机构投入的R&D经费达16.2亿元，相当于当年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的总额；平均每个 R&D机构拥有131.5个R&D人员，每位R&D人员占用的R&D内部支出达56万元。所有这些为我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2)分配结构导向。我国的R&D资金不仅总量低，而且分配结构也不合理。中国科技统计年度的数据显示，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严重不足，2004年仅占R&D经费总额的6.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通常都超过了10%以上，如1995年美国为15.7%，1992年日本为12%左右，1993年德国则高达21%。跨国公司作为发达国家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主体，其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额的比重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资料显示，美国在华子公司的研发投资中约有18%的经费用于基础研究。而1995年中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仅占全部R&D经费的3.6%，且这一比例到现在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
2.体制示范溢出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所普遍实行的扁平化的组织架构，有助于知识和信息在研发机构内部的流动和扩散，有效地提高了研发效率。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扩展，为中国企业和 R&D机构近距离学习国外R&D管理经验和组织架构提供了方便，对中国企业研发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新兴企业如华为、联想、北大方正等在这种示范作用下，近年来逐步完善了研发管理体制，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已形成了母国集权型、全球集权型、多国分权型、轴心型和一体化网络型等五种全球化的R&D网络组织模式[3]，一般根据战略目标和东道国的资源、市场属性来选择最佳的组织模式，力求使整个R&D网络的效率最大化。这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有益的示范。我国联想、科龙等企业在借鉴跨国公司R&D全球化网络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在国外建立了自己的 R&D机构，不仅充分利用了国外先进的科研设备和科研环境进行尖端的技术研发，而且跟踪了世界最新技术的发展，以最快的速度将国外先进技术信息反馈到国内，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3.市场竞争溢出
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凭借自身优势，加剧了东道国产品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竞争，激励着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竞争性人才市场的形成。(1)产品市场竞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 R&D投资的最终目的是增强其产品在包括东道国在内的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面临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东道国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被挤出市场，但通常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其在东道国的研发活动会刺激本地的竞争者，激发其更好地配置研发资源，从而提升了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力。如微软公司的“维纳斯计划”刚宣布，中科院北京软件工程中心立即联合国内有关企业奋起应战，推出针锋相对的“女娲计划”以期阻止微软抢占市场。随着跨国公司R&D机构的进入，我国许多大型的高科技企业在这种“鳃鱼效应”①的作用下，通过加大R&D投入、优化配置R&D资源，经受住了市场竞争的考验，并迅速提高了R&D水平。(2)人才市场竞争。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通过为研发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等方式增强“软竞争力”，从而加剧了东道国国内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人才流失。然而，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为发展中国家研发人才市场确立了重要的市场标准，有利于竞争性人才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研发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虽然在短期造成部分优秀研发人才供应的紧张，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有利于东道国有效地利用研发人才，进一步培育人才市场机制，完全可能是一个“双赢”的博弈。
4.合作带动溢出
跨国公司为了在动态竞争中获取与整合东道国特有的技术优势与研发资源，通常会与当地机构等进行合作（见图1），并尽可能将这种合作纳入其全球化体系。这必然导致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在东道国的扩散，带动东道国R&D机构的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
图1 跨国公司R&D机构与当地机构的合作
跨国R&D机构与东道国科研机构等竞争对手之间所进行的水平合作，一般是开展学术交流，联合进行课题研究，共同开展技术研发，这为东道国研发机构提供了极好的“免费搭车”机会，并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升R&D水平。例如，在 1993-1998年间，有272家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巴西大学或企业建立半导体部件等研究中心，大大推动了巴西技术水平的提高；印度通过本地企业、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研发，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软件设计人才，从而造就了世界性的班加罗尔软件中心。在我国，跨国R&D机构与中国科研机构以联合研发、共同建立联合研发中心与培训中心等方式展开的研发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日本SMC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的研发中心已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已经申报了日本专利，使之成为世界中文语音系统开发领域中的佼佼者。[4]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设立的R&D机构基于协助当地生产性子公司进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目的，为生产性子公司的前后向关联企业提供有关技术服务所进行的垂直合作，由于不在同一市场上竞争，且彼此间又有利益的一致性，因而跨国公司对技术向关联企业扩散的控制意愿大为降低，甚至协助合作伙伴提高技术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5.人才流动溢出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的R&D投资能够吸引东道国的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不仅能够有效抑制东道国优秀人才向海外的流动，而且能够吸引东道国已在海外的高级技术人才归国，有助于突破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②，对东道国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5]与此同时，跨国 R&D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员的本土化，除了少数核心技术人员外，其余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都来自东道国。然而，流动是人力资源的显著特点。随着人才的流动，一个基本的规律是知识资本以人才为载体，将逐步扩散到其他厂商[6]，由此产生技术的溢出。国内外有许多实证研究支持这一溢出路径的存在，如拜德(Bhide,1994)调查了美国500家增长最快公司的100个创建者，结果发现这些公司71%的创新结果是由员工在先前工作公司获取的思路修改或复制而产生的。[7]戈尔米达(Almeida)、科格特(Kogut)通过分析专利数据研究了半导体行业技术人员的流动对 R&D活动的影响，基本的结论是关键技术人员的流动是产生R&D溢出效应的直接源泉。[8] 2002年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的一部分研发人员集体回到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科研团队——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并在半年时间内获得了8项专利和 4项软件著作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9]事实上，相对于上述人力资源的有形流动，跨国R&D机构的先进技术同时也以无形流动的方式发生技术扩散，而且效应似乎更为显著。在知识聚集效应巨大的集群里，高技术研发人员间有着非常频繁的信息交流机会，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密集频繁的信息交流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知识扩散”。此外，许多被称为“鼹鼠”的人，同时在多家 R&D机构工作，技术的溢出就更不足为奇了。
三、溢出影响因素
影响技术溢出的基本因素涉及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两个主体的多个方面。
1.跨国公司层面
在理论上，跨国R&D投资都具有技术溢出的潜力。但实际上由于跨国R&D机构的股权属性、研发属性、技术差距、控制力度、联系强度等方面的差异，技术溢出效应各不相同，甚至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
(1)股权属性。股权属性与溢出效应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说明。
图2 吸收能力、股权属性与技术溢出关系
控制核心技术的外溢是跨国公司利用外部网络和进行跨国R&D投资时首先考虑的问题。研发作为构筑跨国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独资R&D机构能够确保跨国公司总部对研发成果的最大控制，也有利于实现对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在目前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较之合资方式，独资更能确保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控制。
由于跨国R&D机构对技术的控制力度为独资＞合资＞合作，在吸收能力较小的情况下，技术溢出随着技术控制力度的增大而减小。在图2中反映为吸收能力处于OG范围内时，溢出效应的大小依次为合作＞合资＞独资。但由于跨国R&D机构的技术水平为独资＞合资＞合作，而技术差距是技术溢出产生的基础，技术水平较低的R&D机构溢出潜力有限。因此，随着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增强，技术水平较高的R&D机构的溢出效应将超过技术水平较低的R&D机构，在图2中反映为在G点以后，合资R&D机构的溢出效应超过合作R&D机构；在H点以后，独资 R&D机构的溢出效应变为最大。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还处于OG阶段，还没有能力充分吸收合资、独资R&D机构的技术溢出。因此，与跨国公司合作设立的R&D机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
(2)研发属性。基础性研究的成果具有前瞻性、关键性等特点，它能为跨国公司技术的中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假如东道国能够成功吸收其溢出，就能在该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加以应用，享受该技术带来的收益。而应用性研究则更关注眼前利益的实现，它只是针对目标市场对自有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良。由于技术更新快，应用性研究的成果生命周期短，而技术溢出具有滞后性，等到东道国成功模仿后该技术可能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全球化布局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其基础研究一般放在母国进行，而海外R&D机构一般只承担针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性研发功能。跨国公司在我国的 R&D活动同样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究不足，尤其是在IT、精细化工、环境保护设备等行业。例如，位于上海的通用电气研发中心50%的精力用于应用性研究，30%从事新产品的开发，仅用 20%的精力从事基础性研究。[10]由于适应性研发主要是改进工艺和完善设备，本土化人才不可能接触到核心技术，因此技术溢出效应往往非常有限。
(3)技术差距。技术差距是技术溢出的基础和源动力。跨国公司与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效率就越高。[11]若技术差距过小，将导致东道国企业学习和模仿的空间有限，技术溢出效应缺乏源动力；而当技术差距过大时，虽然可供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选择集合比较大，但东道国企业模仿、吸收和消化的能力有限，导致最后的技术溢出效应微乎其微。因此，只有保持适当的技术差距时，技术溢出效应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根据弗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只有产品到了成熟阶段之后，跨国公司才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技术，这从整体上决定了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不可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R&D机构，总体上的研发水平层次不会太高，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不可能太大。
(4)联系强度。合作溢出是跨国R&D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总体水平有限，跨国公司难以与之建立后向关联；以本地市场为导向的跨国公司，虽然与前向关联企业有一定合作，但本土企业往往只能获得新产品和新设备以及相关的操作性技术，而产品开发源技术很难获得，技术溢出效果因而大打折扣。所以，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合作研发或结为技术联盟的情况比较少，容易形成 R&D投资的“孤岛经济”现象，韩国、印度、台湾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优质的R&D资源主要集聚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因此，跨国公司很愿意与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进行合作，共建 R&D机构，降低R&D成本。但这种不与产品市场挂钩的技术合作，发展中国家一般无法获得研发成果的专利权。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大学、科研机构为非营利性组织，研发人员缺乏将产品市场化的动机和能力，导致合作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
2.东道国层面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R&D投资能否产生技术溢出，还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因素。国外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跨国R&D投资普遍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上述的一般性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人员流向、竞争强度、研发环境等几个方面。
(1)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要获得跨国R&D投资的技术溢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必须达到吸收溢出能力的最低门槛。Keller(1996)指出，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转型相匹配时，东道国的增长效应才能产生。相对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对获取新技术有利，而且当一个经济体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时，新技术的可获性增加，相应就要求人力资本水平也必须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较高增长。Keller (1996)还列举了韩国（1965年～1967年）和巴西（1965年～1973年）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同时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但是结果大相径庭。韩国在实行贸易自由化4年后，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12.3%增长到22.3%，而且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但从巴西来看，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 3.83%增长到10.3%，很快又降到年均5%以下。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韩国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且加大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两国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不同。[12]
(2)人员流向。
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凭借优厚的条件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并形成了人力资源的“买方市场”，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技术内敛”效应。在这个买方市场内，绝大部分人员都是由本土机构流向外资R&D机构，或是在不同的外资R&D机构间流动。这种人才单向流动的局面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力量遭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其多年的研究积累有可能随着主要人员的流动而流失，从而产生逆向的技术扩散。
(3)竞争强度。
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所加剧的产品和人才的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两种情况。在良性竞争情况下，跨国公司给东道国的本土企业造成了一种激励效应，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给技术溢出带来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在恶性竞争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将东道国众多的企业推至存亡的边缘，后者可能会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业绩短期的改善上，而不是进行风险高且见效慢的研发活动。[12]如果最终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不足以同跨国公司竞争而被逐出市场，导致发展中国家众多企业的研发活动由于失去产品市场的依附而被迫削弱或取消，其结果将是“技术挤出”而非“技术溢出”。
(4)金融环境。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也会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由于东道国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包括跨国R&D机构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费用（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使用费等），因此，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能否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费用。[13]此外，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创新过程需要资金支持，而金融环境影响其技术模仿效应。研究表明，大多数亚洲、南美国家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促进了技术溢出，而南美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阻碍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模仿。[14]
四、基本结论
由于R&D活动的经济外部性，跨国R&D投资机构的先进技术和特定的资源组合方式在其无意识、非自愿的情况下，往往通过非市场途径为东道国所吸收、消化和积累，并产生有利于提升东道国R&D能力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溢出特点、溢出方式和溢出影响因素等多种复杂环节的协同效果。溢出特点内在地决定了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溢出方式外在地决定了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而跨国公司R&D的本质属性导致影响溢出因素固化了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溢出特点、溢出方式和影响溢出因素等三个维度基本构建了评判跨国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注释：
①所谓鳃鱼效应，在经济学上是指在一个体系中引入不同操作策略的新参与者，从而带来新的活力以及最终可能达到的多赢效应。
②卢卡斯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时，资本和人才可能会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卢卡斯模式指的就是这种人力资源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