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意识和问题化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4-0007-02
一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各种文学艺术因素、理论因素，以及各种对文艺学艺术不同的理论界说整合互补的基本格局。这种整合互补，并不是各种不同理论观点的组合和混同，也不是它们相互间的排斥和否定，而是人们试图在对它们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包含着它们各自合理因素的新的理论结构形态。虽然，我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不同的理论基点出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迄今为止，真正通过各种不同文艺学理论观点的整合互补所初步建立起来的，代表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方向的文艺学理论，仍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既是当代文艺学体系基本结构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品格和理论胸怀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在不断地对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的辩证否定中、在与它们的整合互补中，使自己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曾把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来源，并将其辩证否定为自己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发展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也仍然应该和可以把包括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在内的一切有益于自己发展的成果吸收过来，通过对它们的辩证否定来不断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其它任何思想理论所无法比拟的理论品格，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和问题化意识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决定着“问题化”的研究意识和“推进性”的研究态度。而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意识和研究态度，又决定了对辩证思维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此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构成了当前文艺学研究真正实现整合互补、综合创新的基础，并从根本上制约着当前文艺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二
在辩证思维的理论视野中，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及其理论界说，既应该是多姿多彩、丰富多样的，又应该是一个以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基本精神为灵魂的多样统一的结构整体。如果某种理论界说离开了与这个整体或这个整体其它部分的联系，只是单一地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去规定文学艺术的本质，那么这种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片面的真理”。如果进而把这种片面的认识扩大和膨胀为绝对，那么这种理论就很难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文学艺术的本来面貌和客观实际。以往我国文艺学研究中曾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化的理论范式、新时期以来颇受人们关注的审美化的理论范式和近年来理论界所讨论的文化化的理论范式，虽然都具有其理论意义和价值，但还只是对文学艺术这个结构整体的某一个层面、某一个部分的个别地把握，还只是对这个整体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这种研究把文学艺术的动态结构分解了开来，却没有再进行综合，静止了下来，却没有再向前运动。总之，没有把部分和整体、分析和综合、运动和静止辩证地统一起来，以至出现了把文学艺术丰富多样的本质单一地、简单地规定为或是政治的、或是审美的、或是文化的本质的理论偏向。显然，在文艺学研究中，能否自觉地选择和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这是能否真正实现整合互补、综合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因为这种整合或综合，既不是那种见不出概念和范畴辩证运动的过程，把各种理论学说和观点平面地、不分主次地组合、排列；也不是那种离开历史和时代的规定、离开对现实生活实践所提出的具体问题的回答，而缺乏时代精神支撑和统摄的随心所欲的主观臆造。而是要通过对以往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辨识、转换和吸收，以从中提炼出能够借以回答所研究问题的理论观点。因此，对辩证思维的理论研究方法的重新确立，强化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本位和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是对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路径的重新调整和选择。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对一系列文艺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梳理和认识，对新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出现的复杂而深刻的矛盾、所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通过建设一种新的文艺学理论形态来得以实现的。
三
在当前的文艺研究中，强化方法论意识和问题化意识，首先是要对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有一个敏锐的反应和正确的认识，以改变过去一段时间里所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治学方式。就目前的理论现实看，有这样两种研究倾向似值得注意：
一是在揭示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上，试图创造一种超越历史与时空，放之古今中外文艺而皆准的文艺学范式，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类共同的“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持此论者把作为社会关系总和而存在的人，抽象为超社会、超实践的“人性”、“主体性”，再以其为逻辑起点建构文艺学理论体系。他们或是将人的自然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主张抽象“人性论”的文学本体观；或是将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割开来，并将其一个方面推向极端，主张抽象“人文主义”的文学本体观。
二是在对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把握上，试图为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找到一个超脱于乃至独立于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所谓“纯艺术”、“纯学术”的学科学术本位，并将这种“超然性”与“独立性”作为判定艺术与学术的真伪、优劣的标准。持此论者，不顾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混淆不同时代、不同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下的文学艺术相互区别与联系的关系，把对传统文论的“抽象继承”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照搬和移植，作为发展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出发点。他们一方面希求用从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诠释中所得到的抽象的“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来取代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所提供的时代精神，从而颠倒了文艺及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与流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强调文艺学理论专门话语的特殊性，来疏离乃至摆脱社会中心话语对其的统摄性，从而回避了当代社会现实要求文艺学理论应该也必须回答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也背离了社会实践是最终判定学术研究的真伪与正误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
应该说，这样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倾向，在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急待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如何确立该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即哲学基础的问题。因为不论是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还是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所规定的文艺认识论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文艺认识论，表现出了与经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文艺观的文艺认识论的本质区别。
经验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突出特征，是仅仅承认自然规律在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否认人的活动与客观规律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被它们看成是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的对立。于是，在解决自然规律与思维规律的矛盾时，它们选择了把经验作为中介将二者联系起来的途径。但规律之所以称之为规律，就在于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而经验恰恰不具备这种特性，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才说：“单凭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
在经验唯物主义的另一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则是通过用精神去吞噬存在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它们在将客观规律理性化、概念化的过程中，把客观规律变成了纯粹的主体思维规律，从而抹杀了思维规律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和现实性，使其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客观规律与思维规律的统一放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思维规律不过是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规律的反映，而反映的正确与否也要通过反复的实践来检验。这就既解决了经验唯物主义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与人的思维如何具有一致性问题上的困惑，也解决了唯心主义无法解决的思维规律的客观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从而在对它们的辩证否定中真正实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思维规律与客观规律具体的、现实的统一。
由此看来，那种抽象“人性论”、抽象“文学精神”和抽象“人文精神”的文艺学理论，在对人的本质和文艺本质的认识上，从不同方面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而重蹈了以往那些经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文艺观的覆辙。这是当前那种试图消解文艺学的科学形态，造成文学艺术理论日趋平面化、零散化、批评化的理论研究倾向；那种试图取消文艺学的客观性和现实性，造成文学艺术理论愈来愈远离生活现实和文艺现实，使自己日趋“孤立化”、“边缘化”、“私人化”的理论研究倾向的哲学认识论和文艺认识论根源。前者是对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和规律的怀疑和否定，企图以对个别、偶然的感性经验的描述去代替揭示文艺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理论研究；后者则是用抽象空洞的主观或客观精神去吞噬活生生的人和多彩多姿的现实生活，企图用纯粹的主体思维规律去取代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强化方法论意识和问题化意识，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作为当代中国文艺学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这才是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