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模式运行的制度机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奥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机理论文,奥秘论文,中国论文,高速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始终持续高速增长，从1978～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中国的GDP总量一举从1978年的147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2万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人均GDP从1980年的173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300多美元，增长了近14倍，经济总量位列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2007的7％以上。贫困人口由1978年2.5亿减少到1460万人。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毫不隐讳地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中国的增值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4倍(从220美元到1100美元)。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所谓东亚奇迹，8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从1965-1990年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值率为5.5％，但这比过去1/4个世纪里的中国经济慢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①因此，人们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增长率最高的“经济奇迹”的道路和方式，概括为“中国发展模式”。那么，这种“三十而立”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奥秘何在？是什么制度运行机理支撑了中国的神奇发展？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本文进行了系统思考和理性回答。
一、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深化的所有制改革和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不仅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提供的制度空间，而且为各种经济成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共同发展搭建了基本经济制度平台。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需要进一步发展，但各自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本着“提高控制力”和“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主要进行布局和结构上的战略性调整，缩短战线、着眼质量、抓大放小，进一步提高控制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非公有制经济则主要是着眼发展竞争性产业，努力贴近市场，不断提高满足多样化需求和市场竞争能力。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和竞争秩序的条件下，两方面可以发挥各自优势，互相融合、互相促进，进而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混合发展”。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在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外商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广义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中实现“板块式结合”，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可以借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化改制、改组过程中的富余人员和其他成本。非公有制经济，则可以借助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公共产品等领域的发展，心无旁骛地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性产业。即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处于某些竞争性行业，这种“混合生存”的多种经济成分也可通过平等竞争，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财产组织形式，互相参股，互相渗透，混合生长，成为一个“内在兼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从其内在机制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国有、集体、个人、外商等各种不同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不同性质的物质资本的有机结合，而且有利于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优势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来讲：
首先，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其“开放式”的社会融资机制，取代“业主制”私人企业和“独资制”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封闭式”的融资机制，有力地克服了“封闭融资、自我积累、贷款扩张”不能适应市场扩张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企业发展“窠臼”，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企业扩张，而且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私人企业靠自己投资和自我积累，国有企业靠国家投资和自我积累，集体企业靠集体投资和自我积累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融资没有的“身份限制”，摆脱了单一所有制企业“投资能力和积累能力”的束缚，把蕴藏在社会中大量的闲置资本为我所用，这就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所作为提供了广阔天地”。对股份制的这种好处，马克思曾经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②并且“通过集中股份制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③
其次，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可以克服私人企业的“家族管理”与国有和集体企业“政企不分”而导致的“治理能力不足”的弊端，实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最稀缺资源的有机结合，进而提高企业治理效率，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一方面，民营企业逐渐走过了靠胆量、靠经验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并积累相当的财富，但是由于自身知识和管理能力的不足，民营企业很难持续发展，有的企业即使雇佣了一些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者，但仍然摆脱不了“无限责任”和家族式的干预，进而无法有效调动所有者和经营者双方的热情。应该说，以有限责任、“两权分离”和规范的“委托代理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股份制企业，可以有效调动所有者和经营者两方面积极性。另一方面，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缺陷就更明显，不仅它们的所有权主体的权责利都不明确、政出多门，而且其经营权主体也具有相当强的“行政色彩”。所以国有和集体企业内部更难实现“物尽其用和人尽其才”。只有从根本上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克服国有股和集体股一股独大的弊端，才能保证让有能力的经营者治理企业，进而保证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保值增值。
再者，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借助“股份制的路径”，实现职工持股、居民持股、知识产权入股，促进“劳资一体化”，进而“内在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这种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不仅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本或资源所有者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多轮驱动”经济发展的混合动力。
二、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补充”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日臻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而逐步形成的“自组织和他组织相互补充”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市场机制的制度优势，而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制度优势。
这里讲的自组织，是指借助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驱动各种经济主体优化经济行为，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自然秩序”或“帕累托最优”的境界。
市场经济的这种“自组织”的能力，首先来自各类市场主体的“利己心”。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道德情操论》中明确地指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就主要关心自己”，④并进一步在《国富论》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利己心对促进社会繁荣的神奇效应。他说：“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⑤因为每个人为了不断改变自身环境和命运，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都必然会不遗余力，开动脑筋和积极作为，由此使各种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其次，自组织的能力来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效应。亚当·斯密在谈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神奇作用时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笔者注)用到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的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⑥如果某一部门投资太多，利润的下降会纠正这种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资本尽可能按照最合适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的用途。”⑦
再者，自组织的能力来自市场机制可以发现和提供更加真实和充分的“资源配置信息”。无疑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信息是分散的。怎么把地种好，怎么把这个机器开好，怎么把一个企业能够经营好，农民、第一线操作的工人和在企业的经营的经理们最清楚，别人都不知道。因此，最了解信息的人们来作出决策，决策才能正确。同时他做了决策以后，也会带来一些结果，比如说你是盈利了还是亏损，他自己承担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种把信息、决策和经济利益统一起来，就迫使决策者要正确决策，进而形成各种具有不同功能、不同利益的决策单位。这些不同的决策单位，比如说企业或者其他的商品生产者，又通过市场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联系起来，通过优胜劣汰和要素流动，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也存在时滞性和盲目性，进而发生某些市场失灵的现象。具体表现为：(1)垄断性失灵；(2)外部性失灵；(3)公共性失灵；(4)公平性失灵；(5)宏观性失灵。因此，客观上需要“他组织”的补充和介入，即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这里的“他组织”，主要是指市场机制以外配置资源的力量。这里主要是指政府利用战略目标引导、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来组织配置资源，即通常人们讲的“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首先，“他组织”的力量来自国家自觉。改革开放初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必须加快发展。要发展并实现对这些国家的赶超，必须选择跨越式的发展战略。这种跨越式发展战略，必须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基本国情为出发点，以能够实现为原则。也正有这样的认识，中国在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的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三步走”战略，特别是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首位，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样的战略不仅感召了人民，而且凝聚了力量，把社会资源和群众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到实现战略目标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来，进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局面。
其次，“他组织”的力量来自政府权威。C.林德布洛姆认为：“权威关系是支撑政府的基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⑧对于一个又有众多人口、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且需要动员全国有限的经济资源来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讲，无论是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加快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束缚，都需要有一个“权威力量”来保证。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有力地克服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改革成就和发展业绩。
再者，“他组织”的力量来自“外部威胁”。落后就要挨打，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告诉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经验。中国要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搞建设，单纯靠市场和民间的自发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组织资源、推动发展的“规模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来自大国竞争的压力日益加大，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嚣尘上。在这种环境下，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的现实也必须重视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借助政府的组织力量和政策力量，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平稳发展。
也正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与宏观调控的“他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进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刚柔并济”的经济运行机制。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中国经济充满了“经济自由”，各种经济主体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进而使社会充满了生机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围绕“三步走”发展战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自觉性、能动性充分发挥，进而通过比较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的有机组合，利用“组合拳”来克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同时，政府的“他组织”作用的存在，可以有力地克服“垄断”对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组织”作用的阻碍，保证市场充分竞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两类企业家的“积极作为”
“企业家”这个词16世纪出现在法语中，即指挥军事远征的人。18世纪法国人用这个词定义从事其他种类冒险活动的人。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博龙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1815年，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次将企业家列入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尽管萨伊忽略了资本形成的创造性和责任心是企业家精神重要的两翼。1942年“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使“企业家”这一独特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熊比特指出，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企业家被称为“创新的灵魂”。熊比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经济发展是动态的，是对现存的均衡状况的改变。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化这些被称为“生产扩张的外部因素”，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创新是增长的灵魂，创新是公司成长迅速的原因。特别是在今天，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进步，创新精神十足的小公司发展超过传统的大公司。美国小企业局的统计表明，新公司创造的新产品比大企业多25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认为，新公司每1美元研究与发展费用所获得的创新利润是大企业的4倍。所以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创新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使企业家成为企业的催生婆或者是走出困境的领路人。
实际上，仔细研究中国发展模式运转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有“两类企业家”的特殊作用不可忽视：一类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敢于承担风险，勇于创新的实业企业家；另一类是追求政治业绩最大化而敢于承担风险，勇于创新的政治企业家。
中国的体制改革的发端首先是来自“实业企业家”们的实验和探索。从小岗村18户农民为吃饱肚子而签下“生死契约”去私分集体的土地进行承包探索，到马胜利在国有企业内部大搞承包经营；从温州柳市一批农民放下农具，做起与低压电器有关的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等生意，并很快涌现出了如“电器大王”郑元忠、“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等一批能人，到在国有企业内部砸掉职工铁饭碗，实行“下不保底，上不封顶”的收入分配并带着职工闯市场的步鑫生；从把飞跃牌缝纫机买到世界各地、当年被朱镕基总理称为“国宝”的私营企业主邱继宝，到带领一个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一举把它打造成拥有世界知名品牌、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海尔集团的著名管理者张瑞敏；从打铁匠出身、赫赫有名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到出身知识分子却不甘寂寞，勇于下海，鼎鼎大名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等，无以计数的敢冒风险、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人，构成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发展潮流的“实业企业家”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实业企业家群体也随之迅速崛起。也正是这一实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奔腾的动力。他们虽然追逐利润，但他们也追求“实业报国”。他们虽然为了自己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而不断创新，但这种“创新”的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全中国奔腾不息的创新大潮。甚至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精神往往成为全社会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的先导和推动。特别是他们敏锐地创新神经，往往能够发现资源和机会的稀缺性，进而把稀缺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因此，这样一群“实业企业家”带领着各种所有制企业不断创新并相互竞争，就构成了驱动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机制和最可持续的动力。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不仅给我国造就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同时，不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企业家群体，创造了千万亿财富，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有力地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列车连续近30多年的高速运行，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立下不朽的功勋。对此，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依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因素，二是人的因素。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道路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新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阶层分化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快速崛起。正是这两大市场经济元素改变了中国的面貌。⑨
如果说“实业企业家”是从微观层面驱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话，那么，作为“政治企业家”的官员们则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引领和驱动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清廉为官的重要信条，也是现代社会为官者追捧的职业价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矛盾，许多领导干部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增加人民收入，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追求政绩，敢于冲破各种不合时宜的体制框框和教条，大胆进行体制创新和政策创新，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保护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以上所述政治企业家们敢冒风险、不断创新，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来自他们自己为官的个人价值追求的话，那么，政治集中化和官员治理的改革给地方政府引进了一个所谓的“政治锦标赛”。锦标赛式的地方、部门的横向竞争，则是激励各级官员大胆创新、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主要动因。一方面，中国的集权制度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来设定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并可以决定到底是谁可以被提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是一个层级制结构，组织内部各部分都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并能对官员产生激励。特别是虽然非国有部门增长迅速，但是地方政府依然控制着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和政策的制定权，因而，政治体制中的激励机制就能够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为了仕途升迁，还是为了地方利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官员们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权力资源和政策资源用足，甚至还会冒风险打一些“擦边球”。这种地方竞争，不仅使地方经济由于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诱致了一种区域之间“比学赶超”的“GDP竞赛”，进而成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的改革深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
再者，中国官员的能力和素质，也成就了他们作为政治企业家推动中国改革创新和加快发展的非凡业绩。新一代中国官员不仅学历很高，而且观念开放，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做法比较快。因此，他们必然会比老一代官员更能大胆地坚持“拿来主义”，大力改革旧的体制，进而加速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四、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
“独立自主”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恪守的信条。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⑩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使得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迷失自己。同时，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入WTO和全方位、多领域、宽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没有像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过早地“不设防火墙”地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过多地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而失去了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部分政治主权。中国则是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开放，由浅入深的融入。
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是积极而主动的。因为中国不仅已经饱尝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苦头，而且也为极“左”时代拒绝学习当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拒绝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11)邓小平还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12)因此，中国一开始改革开放，就抱着一种积极、学习、包容的心态，能动地去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实施全面深入的对外开放。
首先，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唯“主义”论。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走向世界，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客观地讲，世界上的各种反动力量，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坚持反对和仇视的态度，企图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多年来，他们或用封锁、或是用制裁，甚至用干涉、侵略的办法，力图消灭社会主义，甚至要把它封闭起来，遏制它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并不能因此而放弃与世界的联系，不能放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因为正像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3)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继续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甚至还大胆引进曾经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某些合理的政治制度。
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唯“贫富”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不分贫富的所有国家的开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引进资本、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到发达国家市场是需要的。同时，中国也重视和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和友好往来，甚至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还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就不仅使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够获得最广泛的政治支持，而且使中国在最广泛的国家交往中获得了最广泛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
再者，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唯“领域”论。不唯“领域”论是指中国的开放不仅限于只与外国人做贸易，而是包括金融、文化、教育甚至政治等多领域的交流和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以更加开放姿态与世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关系，在文化、政治领域与世界各国开展对话和交流，以此来加深了解，增加共识。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中国始终重视处理好“独立自主”和“全面开放”的关系，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仅使中国发展模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而且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空间和资源支持。
五、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
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经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14)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如何才能快速推进现代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学派的主要代表作人物塞缪尔·P.亨廷顿提出了他的“强政府推进论”。亨廷顿认为，后发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生活不稳定和动荡不断的根源并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现代化。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比较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要快得多，因而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不是依次渐进地出现的，而是同时呈现在面前。亨廷顿引用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在《现代化动力》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来说明后发展国家与先发展国家在现代化速度上的差别，即首先是英国，花了183年(1649-1832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其次是美国，花了89年(1776-1865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欧洲其他13个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都经历了大约73年的时间。然而，20世纪初30年代开始走向现代化，且到60年代已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21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只用了29年。因此，亨廷顿认为，为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应付这些骤然进发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不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必须向17世纪的欧洲那样，“只有靠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克服”。(15)因此，他认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之所以软弱无能，就在于他们过早地照搬并推行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而这样的政治制度在封建残余浓厚的社会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只能使陈旧过时的社会结构得以延续，并与其试图推进的现代化过程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至于什么才是“强政府”，亨廷顿认为，强政府就是能够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础和有效政治参与(共同体)基础的政府。他特别强调，“强大政党”与“强大组织”是形成“强政府”的重要条件。所以，发展中国家欲根除国内社会政治的动荡与腐朽，必须建立起“强政府”，舍此别无他途。而“强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必须依赖强大的政党和组织的力量。无疑，亨廷顿的分析在很大程度有其一定的道路，对我们认识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很有启示。
其实，著名学者G.缪尔达尔也通过对印度等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分析，从反面论证了“强政府”的意义。缪尔达尔将以印度等实行“民主的计划化”原则的南亚国家称为“软国家”(Soft states)。因为在这些国家，虽然政府制定了经济计划，却没有可操作的实际程序支持，使之往往停留在纲领阶段而得不到实际执行，并且国家也不要求国民为执行计划而履行义务和遵守纪律。这说明，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供给固然重要，但必须有一个“强政府”来保证制度及其绩效，否则，制度就会流于形式。
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强政府’必须具有较高的‘政府质量’即政府理性(Government rational)、政府效率性(Government efficiency)和政府自律性(Government self-control)”。(16)
30年来，中国在推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仍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基本稳定，固然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意改革节奏和利益协调有关，但是中国“强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具有很强的“理性”，即必须改革开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必须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等理念，始终成为中国选择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和选择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基准。因此，它使得中国的所有资源和智慧都积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进而让中国不仅获得了最快的经济发展，而且获得了最空前的民众支持和民族团结。其次，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效率”。这种政府效率，一方面来源于对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认识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来源于“集中性”和“科层性”都很强的政府自身。罗素曾经指出，“政府强度”就是指政府“权力的密度或组织的强度”，(17)具体来讲就是政府行政的力度。中国尽管也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仍能够通过“权力委派”和“利益分配”而对地方政府产生直接影响。加之地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改革和发展冲动，因此，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政策一经出台，很快就变成地方的行动。再次，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自律性”。即政府在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和加快发展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视提高透明度，而不是武断和盲目。同时，政府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注重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手段来推进改革开放，稳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做法。
然而，如此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党去驾驭，才能成为有效推进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封的，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的考验形成的，是同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肩负起伟大历史使命、不屈不挠地推进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建党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各族人民，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地位、中国的历史方向和中国社会的面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基本实现小康、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国家。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胜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自觉增强党的先进性，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领导要想正确而科学，首先，要明确自己身份和角色。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自己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正确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由仅仅定位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成为“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就为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供了制度前提。其次，要妥善处理党政关系。党的意志要变成具体的政策和实践，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党必须处理好它与政府的关系。为此，邓小平早就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18)江泽民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又具体明确地提出“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要保证党委的核心作用，又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19)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20)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党要善于把自己关于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善于“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机关的领导成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党的十七大又具体提出了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也正是有了这些清醒的认识，党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既有统一又有分工的和谐关系，进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主张迅速得到贯彻和执行。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在一个强有力的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推动而得到稳步推进和快速发展。
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自《中国经济导报》2006年10月17日。
②③《资本论》第1卷，第688、689页。
④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3页。
⑤⑥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1～102、第27、第199页。
⑧C.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5页。
⑨转引自何沙洲：《企业家群体制成一个大国的崛起》，载于《经理日报》，2008年2月6日。
⑩(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第9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13)《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
(14)[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第516页。
(1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7页。
(16)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7)[英]B.罗素：《权力论》(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6页。
(18)(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1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200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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