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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进行家庭伦理教育的载体，其内容除为人处世、齐家立业等训诫外，还涉及到环境伦理的教育，培养了家庭成员的人文主义思想。
一、儒家的生态文化是家训环境伦理教育的基石
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认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人类如何利用环境资源。
（一）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是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点的，当时人们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但先哲们探讨的许多命题都蕴含着环境伦理的基本精神。
首先，先哲们主张人与自然是“并生”的。庄子在《齐物论》中高度概括这种思想，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老子》也讲到：“天之道是利万物而不害”，“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升为“道”，即自然规律；将人对环境的态度上升为“德”，认为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是一种美德。
其次是“爱物”。儒家的“仁爱”包括了爱人、爱物。孟子就极力主张将“爱人”扩展到“爱物”，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仁爱”的主体是人，因此人的理念、活动应该顾及到异类。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爱必兼爱”，而“兼爱”就是要做到“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人对自然要有宽爱之心，不以己所欲而牺牲生存环境。程颢将人与环境的关系比喻得更生动：“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万物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四）
最后是尊重自然规律。《中庸·第二十二章》中指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性”就是要顺应自然的本性，遵循自然的规律。儒家的环境伦理观念对传统家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合理利用
古代生态文化非常重视四时有禁、有序利用，尊重自然规律，珍惜自然赐予的环境及资源。《周礼》中记载周朝时已设立专门人员管理山林木材的采伐。荀子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管子也强调要合理利用山泽资源：“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官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他告诫人们“毋断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不要砍伐森林树木，不要放火烧山，这对当时的刀耕火种习俗是一种约束。古人对待野生动物也主张“罔罟毒药不入泽”，“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中就从夏历正月到十二月如何开发利用山泽资源做了说明：正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四月“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五月“令民无刈兰以染，无烧炭”；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等等。
二、家训的爱护万物生灵观念
家训把爱护人的生命推广到爱护万物生灵。训主们对人们无节制膨胀的物质贪欲、破坏和灭绝生物种群的行为进行严厉挞伐，抨击人们破坏自然生态的陋习。
南宋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指出：“人与万物，同受一气，生天地间，但有中正偏驳之异尔，理不应相害，圣人所谓‘数罟不入湾池，弋不射宿’，岂若今人畏因果报应哉！上古教民食禽兽，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今之多，故以补粮食所不及耳。若穷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儿，残余之物犹足饱数人，方盛暑时，未及下箸，多已腐臭，吾甚伤之。今欲除羊彘鸡鹅之类，人畜以食者，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庶几少安吾心。”陆游对万物生灵的敬畏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人与万物，同受一气”，是大自然中的同胞兄弟，理应不能妄加残害。他认为人食禽兽主要是弥补粮食的不足，如只图口福，妄杀生灵，只能是造成浪费。他主张除猪羊鸡鹅等家畜之外，一切野生的动物都要禁止食用。
宋代江端友在其《家诫》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凡饮食知所从来，五谷则人牛稼穑之艰难，天地风雨之顺成，变生作熟皆不容易。肉味则杀生断命，其苦难言，思之令人自不欲食。况过择好恶，又生嗔恚乎！一饱之后，八珍草莱同为臭腐。随家丰俭，得以充饥便自足矣。”他认为饮食五谷是人与牛的汗水结晶，获之不易，而肉类是以杀生为代价的，过分贪图口福都是不人道的。
明代高攀龙在《家训》中指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应酬，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蒋伊在《蒋氏家训》中告诫后人“每月朔望放生，家中戒杀，勿食牛犬肉。祭祀婚丧及仕宦喜庆，俱市五净肉，不得特杀。子孙世世守之。”袁黄在《了凡四训·积德之法》中指出：“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所以前辈有四不食之戒，谓‘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求丝煮茧，锄地杀虫，念衣食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当与杀生等。”袁黄将“爱惜物命”的“恻隐之心”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他主张祭祀时不用母牲，因为母牲是生命的象征，如是怀孕母牲更是一物两命。他告诫子孙，蚕桑务农都是“杀彼以自活”，因此要特别珍惜衣食之物。
清代纪昀针对第三个儿子喜爱“张罗布网”的特点，专门写信告诫其不要妄杀生命。纪昀在家书中反复叮嘱：“尔好射猎，前已诰戒，可曾遵改否？尔须知无端残杀生物，终必偿命。”当然，纪昀的敬物观明显流露出“因果报应”的消极思想。他在《训子书·训三儿》中记载：“新春游戏之事，亦多矣。猜灯谜、放纸鸢，皆属有益无损之举，偏尔不为，而喜入山林旷野，张弓布网，猎取斑鸠野兔，以供大嚼。夫生前口腹造孽，死后罚转轮回，投作猪牛鸡鸭，任人宰割烹调。故嗜食家畜，厥罪轻而不罹孽报，因系罚转轮回之物，当罹宰割者也。至于鸠焉兔焉，并非供人口腹之物，食之岂不罪过！若为游玩计，则载酒听鹂，登山观瀑，尽足消遣。若为馋吻计，则鱼肉荤腥，尽可大嚼，何必为一饭之微而残杀禽兽之生命耶？戒之戒之。”纪昀在另一封《训三儿》家书中还用了活生生的实例来说明爱物惜命终得善报：“一念之善，必获厚报；无故杀生，必受巨殃。何苦以口腹之欲，而危及生命耶！余居官数十年，家厨非逢节忌不杀生。”“昔昌平有老妪，畜鸡众，只卖鸡卵得钱购食料，苟向其买鸡充馔，虽十倍其值不肯售。由是繁殖日盛，住屋三楹，尽作鸡埘。将曙时，群鸡喔喔，声振四野。会届麦熟，其子媳刹麦曝于门外，群鸡忽从屋中飞出，十百成群，齐向晒麦处围绕啄食，妪及子媳各持竹竿，自室内奔出，驱散群鸡。忽闻訇然一声，住屋摧圮，鸡即惊飞四散。若非群鸡争麦，全家皆丧于坍屋中矣！”“此必有鬼神鉴其存心之善，暗使群鸡引其外出，以避祸欤！莫谓羽族无知，既能报德，必能报仇，戒之哉！毋再日杀一鸡，以重口孽。”纪昀讲的故事虽然不甚科学，但说明了万物同感的朴素自然观。
“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精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生态伦理学中得到重现。如法国学者阿尔贝特·施韦兹认为“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善就是保护生命，促进生命，使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就是毁灭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他们认为所有生物都拥有生存意志，人不应该区分所谓高级的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毫无价值的生命等级。
三、家训的爱护居住环境观念
家训在重视万物生命价值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强调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
（一）充分认识室内生活环境的意义
北宋司马光在《司马氏居家杂仪》中对室内环境卫生做了明确要求：“凡内外仆妾，鸡初鸣咸起，栉总、盥漱、衣服。男仆洒扫厅事及庭，铃下苍头洒扫中庭，女仆洒扫堂室。设倚卓，陈盥漱、栉靧之具。”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开宗明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朱伯庐是明末教育思想家，以二程、朱熹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在讲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道理时，将讲究环境卫生、按时作息、善理内务作为人的道德起点。
（二）科学论述室外生活环境的作用
宋代袁采《世范·治家》中对住宅周围的环境做了论述：“居家在山村僻静之地，须于周围要害去处置立庄屋，招朴实之人居之，火烛窃盗，可以即相救应。”
“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夜间遣人十数遍巡之。居于城廓，无其隙地，亦为夹墙，使逻者往来其间，若屋之内，则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应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又须平时抚恤邻里有恩义。”
“人之居家，井必有杆，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儿狎而临之，脱有疏虞，归怨于人，何及？”
上述训主都对室里整洁卫生，室外安全保卫，如何预防天灾人祸等生活环境要素做了科学的论述。
四、家训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
许多家训、家规很重视维护居住区域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生产环境，以免家园遭到破坏。由于不同家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环境保护的内容也不同。
（一）重视水利设施及水源的保护
虞东蒋山夏氏家族生活在浙东水乡，十分注重保护河堤。该家族族约指出，在坝上拴牛、坝下浴牛容易导致堤坝倒塌；在湖边罱泥，也会使河堤崩溃。因此，族规对违犯上述规定的族人处以赔偿甚至罚款（《虞东蒋山夏氏宗谱·公立禁单》，宣统元年本，卷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袁采在《世范·治家》中针对当时“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的懒惰思想，训诫子孙们：“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灌田者，须于每年冬月水涸之际，浚之使深，筑之使固，遇天时亢旱，虽不至大稔，亦不至于全损。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际，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后，则忘之矣。谚所谓‘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盖伤人之无远虑如此。”他认为兴修水利是公共事务，应该大家共同参与：“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及用水之际，远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今人当修筑之际，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际，夺臂交争，有以锄耰相殴至死者，纵不死，亦至坐狱被刑，岂不可伤？”
（二）强调农业种植以时
《世范·治家》中提到：“桑果竹木之属，春时种植甚非难事，十年二十年之间，即享其利。”时人常将荒山闲地任其弃废，却因兄弟分家或地界田边上的一根无主竹木而争讼诉官，他劝诫人们：“若以争讼所费，佣工植木，则一二十年之间，所谓材木不可胜用也。”明代许相卿在家训《许云村贻谋》中还传授农耕技术，他说：“男胜耕，悉课农圃，主人身倡之。女胜机，悉课蚕织，主妇身先之。风土气侯必乘，种性异宜必审，种植耕耨必深，沃瘠培灌必称，芟草去虫必数，雍溉修剪必当必时，程督必详，勤惰必察。此生民第一务，周人王业肇基于此。桑柘、果蔬、牲畜择人分任，置籍计功，务课日益。怠必罚，废则更之。”
（三）保护荫木村树
“墓木成拱，所以护祖茔也。松柏垂青，梓桐增色。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皆元气之所盘结也。陌路坟荫，尚思珍惜，矧我祖我宗，忍令斩伐而勿思培植乎？敢有不肖戕贼，削谱革祭。倘或他姓侵砍，合族呈官究治。”（《上虞雁埠章氏宗谱》，1925年本，卷十四，《家训二十四则》）“祖宗坟墓栽植树木，所以荫庇风水，妥安灵爽者。子孙如私自斫砍，致伤庇荫者，族长告官治之。”（《余姚江南徐氏宗谱·族谱宗范》，1916年本）“凡祖宗坟木荫庇风水，如有子孙私自斫伐己用者，许诸族中子姓，公同告于宗长，获实拿送有司治罪，以警将来。”（《锡山邹氏家乘凡例·旧谱凡例》，光绪二十一年本，卷首）江西永兴张氏家族规定：“议后龙、皮纸山、茶园头、枯井脚、仙峰塘、三角塘、黄狗恋窝、土塘窝、黄土岭，至当面山、坡头岭一带，俱归合族禁长，不许砍伐。如违，重罚。”（《永兴张氏族谱·合族禁条》，1929年本）安徽寿州龙氏家族“戒伐荫”条规定：“荫树护窀穸，伐去剥祖衣。或斩干，或砍枝，架屋供爨任为施。纵是牛眠地，堪叹鸟无栖。祖灵有觉亦伤悲，子孙安望富与贵。凡我族人，有在祖墓荫林砍伐树木者，与不孝同罪。砍桠枝者，责二十；伐正株者责三十。分别轻重，祭坟封山，柴树入公。”（《寿州龙氏宗谱·家规》，光绪十六年本，卷一）历代家法族规中明文规定保护村树荫木，客观上促成了传统的环境伦理意识的形成。
五、家训的惜物节用观念
由传统家训的环境伦理教育延伸而来的是惜物节用的观念，家训都十分强调节俭持家的极端重要性，并就家庭生活中如何实行俭以持家的措施、方案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一）家庭开支力行量入为出的原则
袁采在其家训中提出家庭治生当“量入节用”，“丰俭随其财力，则不谓之费；不量财力而为之，或虽财力可办而过于侈靡，近于不急，皆妄费也。”张履祥、霍韬在其家训中也强调“量入为出”，认为其不仅可以治生持家，而且还可修炼心性。庞尚鹏在《庞氏家训·务本业》中提出了更为详细的预算统筹方法：“每年计合家大小人口若干，总计食谷若干，预算宾客若干，每月一次照数支出，各令收贮”，“其支用谷数，仍要每次开写簿内”，“每年通计春秋粮税若干，水夫民壮工料若干，各该银若干”，在规定的期限内“照数完纳”，“或贮有现银，或临期粜谷，切勿迁延。”
（二）家庭消费力戒奢靡的陋习
传统家训都一致强调家庭的日常消费应精打细算，崇俭黜奢。许相卿在其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早晚菜粥，午食一肴，非宾、祭、老病不举酒不重肉。少未成业，酒毋入唇，丝毋挂身”；“器用但取坚整，舟车鞍辔但致远重，勿竞雕巧绚丽，以乖素风。”庞尚鹏在其家训中更是告诫子孙当“禁奢靡”，“子孙各要布衣疏食，惟祭祀宾客之会，方许饮食酒肉，暂穿新衣；亲戚每年馈问，多不过二次，每次用钱，多不过一钱。彼此相期，皆以俭约为贵，过此者，拒勿受；待客品物，如亲友常往来，即一鱼菜也可相留；亲友往来，拜帖、礼帖、请帖、谢帖，俱单柬，不用封筒。”
庞尚鹏还很重视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池塘养鱼，须要供粪草，筑塘墙。桃李荔枝，培泥铲草。人无遗力，则地无遗力。各源定某管某处，开列日期，不时查验，毋令失业。柴用耕田稻草，如不足，即于收获时并工割取，用船载回，堆积隔溪树下，如空间去处，务足一岁之用而后己。若用银买柴，必立见困乏，岂能常给乎。”
六、结论
在社会公共教育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家训这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对教育资源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今天，家庭的教育职能虽已为各类学校所代替，但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社会家庭结构特征，仍决定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家庭是人们接受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我们正在倡导的新的环境伦理观念将从人的更深层次意识里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新的环境伦理的建立及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继续弘扬家庭环境伦理教育的优良传统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有益于现代环境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