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与政府区域干预政策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和谐发展论文,区域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3-0048-07
一、我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区域经济的非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截止2006年我国GDP已达209，406.8亿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位。占全球当年GDP总量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2002年的4.4％提高到5.5％。如果考虑PPP(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的两倍多，大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总和。但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在GDP的贡献率上，我国各个省区的差距很大。以2005年为例，在内地31个省区中，广东省GDP首次突破2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1.1％，是西藏的86.6倍，其中，GDP突破万亿的六个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的GDP贡献占总量的50.5％，并且内地31省区中，前15名的省区GDP贡献率占总量的84.1％，而这一数据在2002年两个比率仅为44.5％和78％。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比率的逐年增大，并且在继续增大。同时在这15省中，东部11个省占了9个，中部8个省中占了5个，而两部12个省中仅占了一个四川省①。由此可以看出省际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经济差距分布基本呈东中西的高中低梯形分布，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假如我们考虑PPP，以2005年GDP数据为例(如表2)，广东的总量已接近韩国；江苏和山东都超过了印度尼西亚，之和已超过意大利；浙江和澳大利亚差不多；河南接近波兰；湖北、黑龙江与瑞典、奥地利相仿；然而青海、宁夏介于洪都拉斯和爱沙尼亚之间，西藏还不如吉尔吉斯。
当然我们上述所谈一直是GDP总值，没有考虑省区的人口因素，而中国的省区人口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如河南省为我国人口最多的省区，西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省区，截止到2005年末，河南人口是西藏的35.3倍。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来考察一下省际间的年人均GDP。以2005年为例，除总量高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还是名列前位以外，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因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位列前三名，上海高于5万元，北京高于4万元，天津高于3万元，而另外两个高于2万元的省区也位于东部。前10名中，东部占了9个，中间10名中，中部8省占了6席，而后10名中又有9名是西部的。贵州人均GDP最低，仅为4,957元，是上海市的9.64％[1]。在西方公认的区域经济差距比较大的意大利，在上世纪人均GDP差距最大时，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也不过是3∶1[2]，而我国已超过了10∶1，由此可见人均GDP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之大和区域发展的极不和谐。同时东中西部的高中低梯形分布更加明显。如果我们再用上面的方式，考虑PPP的人均GDP与外国作比较的话(如表3)，2005年上海接近以色列，高于新西兰和希腊；北京接近韩国；天津高于沙特；江苏、浙江与南非的水平是大体相当的。而人均GDP最低的贵州还远不如越南，与2003年的柬埔寨水平相当；云南、甘肃与印度相仿；四川、安徽还远不如菲律宾。
有些学者认为用购买力平价考察不同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并不准确，我国的经济上还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但这至少可以说明我国存在着先进省区，这些先进省区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与之相比的中部和西部的有些省份则相当于贫困的非洲和亚洲落后国家。这样的发展显然是极不平衡的，是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
另外，省际间的增长速度东部省份整体上也略高于中西部省区，除内蒙古自治区多年来一直保持领先速度外，还以2005年为例，发展速度最快的5个省区(同比增长13％～20％)有4个属于东部地区，而最慢的(同比增长小于11％)4个省区，中西部占了3个[3]。正如韩国媒体所说：“中国迅速涌现富可敌国的‘地方大国’，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而这些‘地方大国’却大部分都位于东南部②”。
2.造成区域经济非和谐的原因
(1)区域天然要素禀赋的差异。一般认为，区域天然的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两方面，这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初始条件。自然资源存在非流动性，由其所引起的各种地区间差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而地理环境是指某一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和水文条件等因素。很多人都把区域经济的差异简单地用自然资源的差距来解释。从自然资源上看，中西部省份当然有很多自然资源贫乏，但也有许多省区具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像对京、津、沪和江、浙、粤等我国经济最强的省区具有绝对优势。像山西、内蒙古、新疆、贵州等我国能源生产大省，却并不是经济强省。一是由于这些省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科学技术不发达等原因，导致能源浪费和效率低，因而没有依托自然资源成为新型能源化工省区，仅仅发展成为能源输出大省。而东部很多资源稀缺省区，却成为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在当代的经济时代下，在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交换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知识、技术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事实上，地理环境是造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最直接原因，特别是地理环境中的地理位置因素起着最重要影响。
(2)历史积淀的差距。历史的积淀和发展基础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长期的历史遗产，包括经济遗产和社会文化遗产，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同的原因。就经济发展基础来看，新中国成立前，东部沿海省区集中了全国3/4以上的工业，而广大的内地省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缺乏甚至没有现代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78年，我国生产布局从总体上选择了国家投资向内陆省份倾斜的内向型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推动了内陆很多省份的发展，地区经济差距有了较大的缩小，但由于多种原因，投资仍然严重不足，差距仍然较大。至20世纪90年代初，东部的11省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在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非均衡的发展思路下，这种差距迅速的进一步拉大了。2005年，东部11省的工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72％。
(3)产业结构的差异。区域的产业结构情况直接影响到资源的组合和转化效率，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生产部门在技术经济特征、供求弹性和生产率增长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产业增长率的加权平均综合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不同。一个省区的产业结构以增长部门为主，则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速度上升优势；反之，则是劣势。一般来说，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大于农业部门，轻工业部门大于重工业部门，加工制造业要大于采掘和原料工业。因此，工业占主导地位，轻工业比重较大的省区更具实现较高经济速度和效益的可能[4]。这也符合当前我国各省区的产业结构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情况。所以说，我国省际间的产业结构差异也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
(4)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同。在计划经济时期，很多内陆中西部省份仍在传统的体制下，将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工业品以及农业产品通过不等价的交换转移到了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东部省份。现在许多中西部省份出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诸如吉林、黑龙江等省的一些地区，其自然资源主要是在那一时期经过长期的高强度开采而导致资源枯竭的，而这又成为了这些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地区非均衡发展思路，国家首先开发了东部沿海省份，运用行政手段，划立经济特区，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使得主要的东部省区的经济突出发展。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不同，导致发展机遇的环境不同，机会占先的区域经济发展，有时可以给其它区域的发展带来帮助，但也时也会产生障碍。
3.区域经济非和谐产生的影响
(1)区域经济非和谐与社会主义本质的矛盾。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实际上就是区域间经济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很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同时再强化经济上的不平等，这种种的不平等将使社会主义失去其本质特征，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荣富裕，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5]”，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是正确的、科学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防止差距进一步扩大，通过先进省带动后进省，实现经济整体进步发展。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2)区域经济非和谐与社会生活稳定的矛盾。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一般认为，过大的经济差距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落后地区的社会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往往会带动社会的不稳定。省区间的经济和谐不单是经济问题，它是道德观念、政治稳定、国家凝聚力的事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集中的省区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又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过大，势必分化两地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同的人生发展机遇，同时也会导致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当然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可能产生“独立”的倾向，从而危及国家社会生活的稳定。发达地区认为，他们缴税多，负担重；落后地区认为他们的贫穷是由种种不平等政策造成的，这样地区与民族的矛盾会影响中央的财政调控能力，从而从多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3)区域经济非和谐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地区经济不和谐会引起较高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一方面，落后地区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会存在高失业率，一方面造成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闲置，减少国内成产总值的增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城市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由于对社会资本的过度需求，导致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比如说由于住房需求增加，进而使得房价提高，而较高的房价实际形成人口移动的壁垒，使得人口的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6]。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一国经济实力的整体提高，区域间的差异加剧，谈不上取得完善的经济成就。实际经验表明，过大的区域差距会造成生产要素限制，以及资源的低效率利用，这样会限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欧盟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1.美国区域经济的实证研究
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始于18世纪80年代，即历史上有名的“西进运动”。而在美国西部的区域经济开发中，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颁布的法令，在西部的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的《土地先购权法》和《宅地法》就是在那时候颁布的，这促进了大量劳动力西移和大量的土地得到有效的开发。同时联邦政府以西部城市化作为开发的先导和主体，大力兴建公路、运河、铁路，用以推动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资金来源于西部土地的出售。再有，通过国防军下部门的西移，将资本、技术、人才引进了西部，并且将转移来的军工企业部分转为民用，利用原有的军事高科技基础，再加上西部区域丰富的矿产资源、人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案例是成功的，如今的美国中西部，不仅在区域经济上不落后于东部，而且在许多经济文化方面还超过了东部，实现了东西部区域的均衡发展。
通过对美国西部开发的了解，我们应当看到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颁布的法令，在西部的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在对美国西部开发经验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到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那就是在美国西部开发之初，由于过于粗犷的大规模所导致对西部地区资源的破坏。所以在美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不可取的。我们的区域经济和谐发展，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除了达到经济部门本身的协调，还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和谐。
2.日本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北海道为日本列岛四大岛屿之一，由于其位置偏北，所以严寒漫长，气候恶劣，所以历史上北海道就是日本偏远荒凉、经济落后的地区。1950年名日本政府颁布了《北海道开发法》，标志着对于北海道区域的开发，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开发，北海道的区域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北海道的区域开发方面，日本中央政府首先设立了北海道开发厅，负责北海道开发中的直辖部分，辅助部分交由北海道地方政府负责，这种由中央直辖的开发机构便于开发过程中在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协调，同时地方政府也能在开发过程中承担一部分任务，以适应将来的开发由中央主导开发向地方主导开发的转变，让当地的企业团体能够逐渐地在区域开发中自我选择开发的内容和方向。其次，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给予北海道区域经济开发的经费保障，同时加大资金的政策倾斜。总的来看日本政府对北海道的综合开发是成功的，不仅通过对地广人稀的北海道开发，使得战后的复员军人有了安置的去处，减轻了国内经济社会的压力。同时平衡了国内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对日本战后综合实力的迅速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对于其北方区域经济的开发，也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双重复着开发的体制方面和逐渐由中央主导向地方主导转变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其次，日本在经费保障和资金倾斜方面，多做到了立法的保证，这样有利于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持续发展。从日本政府的区域发展实证研究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很多的细致之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日本政府在其制订计划时，有其目标过大，不切实际的做法。在北海道和其他区域发展的政策上，日本政府的各类“开发计划”多，“特定地区”多，而资金又有限，同时因为计划经常变更，经常导致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障碍。所以，我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方面一定要做到明确开发的核心思想，做出切实有效的发展计划。
3.意大利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由来已久，19世纪80年代，北方由于抓住了靠近欧洲大市场和拥有廉价能源等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南方没有抓住，其国民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严重萎缩，南北差距十分明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区域经济发展最不平衡的。1950年，意大利政府开始实施南部开发计划，并投入了当量资金，并将制定了明确的开发目标那个在发展中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它的开发从现在看，是分为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1950-1957)，重点加速农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第二阶段(1957-1965)，重点开发重工业和大企业；第三阶段(1965-1984)，重点加速中小企业大发展；第四阶段(1985-至今)重点是加强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建设。
在这次南部开发的过程中，意大利取得许多成绩，但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南部开发虽然已近60年，而现在南北差距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南部区域经济的状况仍然相对落后。这里存在着意大利政府过于重视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建设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同时还有意大利政府对于新技术、提高人口素质、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意识不强。但我们可以从意大利政府在发现问题、做出及时调整方面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欧盟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在欧盟成员中，经济差异也是很大的，也出现过西部国家经济发展较强，中东部国家相对落后以及北高南低的南北国家经济差距。欧盟采取各种专项基金来平衡发展各国经济，主要有：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保证及指导基金、欧洲渔业指导基金，1993年又成立了聚合基金，专门援助欧盟低发展水平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7]。通过各种基金的投入，对落后成员国的经济有了很大提高，欧共体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增加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三个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在专项基金的支持下，其人均GDP从1988年仅为欧洲水平的68％提高到1999年的79％，而1973年第一次扩大时，人均GDP仅为欧洲平均水平50％的爱尔兰，到1999年则已上升到111.7％，成为欧洲富裕国家之一。随着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欧盟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没有加大，反而缩小，各种专项发展基金起了很大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盟采用多种发展基金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进行省区间财政的调节，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放，其资金使用质量和效率不一定是很高的。为此我们应该建立各种专项省际发展基金，学习西方国家有关经验，建立有关发展基金立法，同时完善基金的管理办法，通过项目专项投入提高资金投入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三、区域经济和谐发展视角下我国政府干预政策的选择
在世界各国的非均衡发展中，许多国家取得了显著成绩，巴西的中西部与其东部相比，一直发展较为落后，1960年巴西政府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中部的巴西利亚，并通过政府干预开发亚马逊河中游的马瑙斯自由港，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特区，它们都被作为巴西政府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周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扩散效应，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有关通过增长极带动周边经济的案例其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运用的增长极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功率只占50％左右，并产生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飞地”现象、“两极化”现象等等，甚至有人说增长极理论是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陷阱、增长极理论是发展经济学文献的奇谈怪论等等[8]。笔者认为，增长极理论是否能在平衡区域发展中得以很好地运用，主要还是看政府在推动增长极形成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同时在不同的增长极构建中也应采取不同的干预政策。不同国家运用增长极理论的实践表明：要使一国获得较快的经济腾飞，在各方面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将增长极理论中具有增长极条件的地区或相比其它区域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以促进整个国家和该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这些地区产生的扩散效应，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理论中，极化效应是指一个地区只要它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超过了起飞阶段，就会具有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可以不断地积累有利因素，为自己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发达地区越富，则落后地区越穷，造成了两极分化。也就是，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出现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极化，然后形成地理上的极化，从而获得各种集聚经济，即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从而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与之相对的就是由会促使生产由经济发达地区向其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扩散效应”，而区域经济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这两种效应的强弱，而这两种效应的强弱，很大部分又决定于政府所采取的干预政策，极化效应对于扩散效应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正负值只有通过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来进行调节。而从各国经济发展来看，增长极理论的成败关键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政府有必要充分考虑如下几方面问题：
1.强化增长极与周边环境关联度的政策意识
如前文所谈的意大利，一直存在南北经济的巨大差距，上个世纪50年代末意大利政府将增长极理论应用到南部区域开发中，在1957年-1974年期间，建造一大批包括石化、钢铁、汽车、航空、造船、精密机械、电机等在内的国有大型重工业企业。但意大利南部增长极的建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虽说存在各种社会经济背景，比如说恰逢石油危机冲击，对以重工业为依托的南方增长极的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就其增长极理论应用而言，政府政策失败所导致的增长极理论失效是其中重要原因。那时的意大利政府在南部开发中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试图靠建立几个大企业来提高整个南方的工业化水平，因而忽视了对南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方经济开发的实际效果，产生了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与地方经济的脱节，政府通过区域政策推动的增长极并未与当地产业发生紧密联系。南方在传统上以农业为主，在这些地区仅仅依靠建设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大型企业，形成了现代资本密集工业与当地产业结构的二元经济形态，钢铁化工与传统的榨油、家具制造业关联度低，使得企业间的连锁反应和扩散作用都未发挥出来，同时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这对本地区数量丰富但质量较低劳动力吸纳作用弱小，形成“飞地”现象。通过此例，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制定区域干预政策时，一定要重视增长极与周边环境关联度，并不一定是投资越大，带来的效果越好。重要的是，能否通过增长极的建设，对当地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以提高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佩鲁利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说明增长极形成的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增长极需要适当的周围环境，他认为，“增长极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机器设备、熟练的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与基础设施等，也就是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9]”当然通过市场机制创造的增长极以及区域条件良好的增长极可以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对于区域条件不好的增长极建设，政府的区域政策则应当注重增长极与周边环境关联度，特别是在寻求区域经济平衡而在落后地区发展增长极的过程中，应考虑在周边区域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发展与原有经济具有关联效应的中小企业，促进周边区域较易承受和吸收的产业的建设，以适当的吸收当地劳动力，更好的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在建国初期，我国出于区域发展平衡的考虑，在中西部建立的很多大型企业，在一段时间内，使得中西部的落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有些至今还在所属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还有很多且也没有为本地区发挥重要贡献，产生前文所说的“飞地”现象。
2.制定新增长中心建设与原增长极产业转移的宏观政策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使得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步变小，反而减弱了经济增长势头[10]。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增长极在扩大生产规模快速增长以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就会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向其它地区扩散出去，或者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而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有意向的向其它地区扩散，但无论怎样，这种扩散都带动或帮助落后地区的发展。然而，1945年-1957年长达十二年的经济繁荣，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两大现象：一是大城市(自发形成的增长极)出现过度增长和产业结构恶化为特征的“聚集不经济”现象；二是周边区域的衰退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扩散效应有时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政策来进行强化。布代维尔曾提出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均随距离的拉长而减弱。但笔者认为，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虽然都随距离的拉长而减弱，但扩散效应应大于极化效应的减弱速度，因为国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化效应在当今社会受距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劳动力因素方面，而扩散效应因为规模效应等因素受距离拉大的影响却很大。这就需要通过政府的干预政策建立一些新的增长中心，特别是像领土面积大而区域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应收缩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距离。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增长极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与东部距离越远，所受的增长极辐射越弱，所以中西部地区就需要建立一些新的增长中心，像水库大坝一样截流一部分极化效应，像中继站一样传递扩散效应。同时，政府还应重视产业转移问题，一般来说，较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一方面看中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看重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市场。以我国为例，在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发达国家也正是看中了我国的这两点而产生投资热情，我国国内在产业转移时，由于强力的极化效应，落后地区并没有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的优势，致使我国的产业转移难以进行或投向国外市场，这样都弱化了扩散效应。对此，我国政府应当创造增长中心传接原增长极的产业转移所应具备的条件，促进产业的国内有效转移，制定有利于国内产业转移的干预政策，以增强扩散效应的强度和幅度。
3.实施政策性诱导为主的政府干预政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都是通过纯粹的行政手段建立的增长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则是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办法，通过适当的政策倾斜，理性的而非盲目的建立了许多增长极地区，并对周边环境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比如说对浦东新区的建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我国沿海地区由于其天然的区位条件可以采取以市场拉动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运用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就并不一定很有效了。由于西部区位基础条件较差，规模经济效益差，很难完全符合增长极所需条件，所以在构造增长极过程中需要政府花很大的投资和强有力的经济干预政策，才能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生产规模、技术、人才等，以形成规模经济。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国家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很难做到强有力的经济投资，所以还是应采用政策性诱导为主的干预政策，以吸引和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在当地发展与当地经济有关联的产业，发挥本地区的经济特色，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发展趋同经济，通过“有形的手”的指引，使当地产业发挥其比较优势，比如说某区域工业化程度低，但其生态或历史遗迹比较发达，政府可以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持，消除信息间不对称，逐渐找到“无形的手”，使其发挥作用。
4.构建“特色增长极”的区域经济策略
我国中西部少数民族较多和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同时许多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在此方面当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在我国的省际产业中，具有严重的趋同现象。如何充分发挥省区特色产业优势，以增强本省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是值得我我们充分重视的。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省区间的划分都是与自然特色和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的，可以说每个省区的历史背景、民族分布、自然风光都大不相同。就像海南的热带风光、陕西的历史风土、黑龙江的冰雪风貌，云南的民族风情都是这些省区发展旅游业的特色资本。但实际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以2005年为例，我国旅游收入在1，000亿元以上的省区有5个，分别是：广东(1，879.6亿元)、江苏(1，808亿元)、上海(1，599.6亿元)、北京(1，592.1亿元)、浙江(1，378.8亿元)、山东(1，039亿元)占全国旅游收入的52％，而刚刚提到的海南为125.1亿元、陕西为353.3亿元、黑龙江为280.3亿元、云南也只是430.1亿元，至于甘肃(62.6亿元)、青海(25.8亿元)、西藏(19.4亿元)、宁夏(17.7亿元)等省区则更是落后，这些省区的旅游资源都有待进一步开发。当然旅游产业落后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交通不便、宣传力度小、开发角度不对、服务质量等多种原因。但为了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我们需要认识到充分开发旅游产业资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有关政策对现有的“飞地”区域进行改造，比如利用当地大型的军用或民营企业，利用大企业的人才技术优势，使军事技术与民用产品相结合或促进低成本的创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形成“技术增长极”。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多数的军事工业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域，同时中西部很多地区也还有诸如“包钢”性质的企业，我们在中西部的发展战略中，要重视对该地区现有优势资源的利用，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使“飞地”不再“孤立”。对其他方面的资源开发也应如此，都应当发挥区域经济的所特有的优势，因地制宜的采用更为灵活的激励策略，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5.制定激励性的区域干预政策
从前文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例子，可以看出，美国在其西部开发中，采取了很多适用于当地经济情况的区域政策，特别是其采取的优惠的西部土地开发政策，对于落后和贫瘠的土地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土地是公有制，不能采用赠送土地的方式来鼓励开发落后贫瘠的土地。所以更加需要我们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们可以采取土地租赁，延长土地林业使用权的方式替代出售土地，对于对土地治理、植树造林的个人和集体，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这样既兼顾了西部的开发，也减少了对于资源环境的破坏。同时我们还应当赋予西部各省市区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以激励各省市区开发因地制宜的区域政策的积极性。同时在区域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后，应当逐步减少资金的投入，像前文中的日本案例一样，把更多的区域发展项目交由当地经济团体操作，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经济与投资项目的融合。通过激励性的区域干预政策，我们可以调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方向和大小，比如说当前我国的金融业也存在严重的极化效应，很多后进省区的金融机构没有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撑，反而成为向先进省区融资的渠道。为了使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我们应当适当地运用区域的金融扶持，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我们除了像欧盟建立区域发展基金支持落后地区发展，还要通过更加有激励性的区域干预政策，调动金融机构融资和当地企业的投资双重积极性。
注释：
①东部11省区是指：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辽宁、河北、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海南；中部8省市是指：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安徽、山西、江西；西部12省是指：四川、广西、内蒙、陕西、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②作者柳康文，詹德斌译：环球时报引自《韩民族新闻》11月14日文章，《中国迅速涌现富可敌国的“地方大国”，中国经济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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