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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5)08-0024-06 道格拉斯·柯尔(Cole，George Douglas Howard)是英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早期重要代表人物。在透视和批判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柯尔提出了公民直接参与各种职能团体事务的“职能民主”，并倡导以积极公民参与来缓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参与的实际不平等，对此后蔚然兴起的参与式民主起到了积极促动作用，同时，由于受所处时代影响和局限，柯尔参与式民主思想有其内在难以调适的矛盾和冲突。 一、对西方社会代议制民主理论的批判 在柯尔看来，代议制本身与民主是不相容的，代议制民主确立的一个人能够代表另一个人或许多人的理论前提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民主依靠的不是任何形式的选举制度，而是遍及整个社会的精神。最民主的社会是其中的大部分公民希望广泛分配真正的政治权力，并能保证这种权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得到广泛的分配。只有在允许民主的愿望同时社会结构也允许这种愿望成为现实的地方，民主才能存在。”[1](P112) 1、代议制下公民参与权利的缺失。尽管代议制民主解决了现代社会规模中公民直接参与的困境，但在柯尔看来，在代议制下，公民的参与权利只是在投票选举时得以体现，而投票选举结束后，公民的参与权利也随之消失直至下一次投票选举。因此，公民在“被代表”后就成了一个零，其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就丧失了，除了让人家统治他以外，便无事可做了。[1](P74)显然，代议制下的公民参与与民主本质上所蕴含的积极公民与主旨是背道而驰的，公民参与难以得到真正实现，公民参与权利实际缺失。 2、代议制下的“代表”不能真正代表人民。柯尔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意识和理智的中枢，是有自决能力的意志，是最后的实体”，[1](P69)也就是说，任何人的意志均不能认为可以代替或者代表别人的意志。而在代议制下，一方面，公民选举代表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甚至代表对自己的责任也不甚了解，代议制下的代表是漫无目的被选举出来去“代表”选举人办理各种事情，而“错误的代表在自称为无所不‘代表’的团体——议会和依靠议会的内阁中达到了最坏的程度”。[1](P70)另一方面，代议制下公民选举代表后与“代表”之间的沟通是脱节的、断裂的，选民的参与权利实际缺失，宣称“代表”在一切事务中都能“代表”人民是盲目的、不可能的，因此，柯尔认为，建立在个人可以完全由他人代表这个思想上的代议政治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它破坏了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宁幸福，实在是一个危险的尝试。[1](P69) 3、代议制下的政治领袖容易堕落腐化。柯尔指出，在现代国家中“议会宣称在一切事物中均代表所有的公民，因此，它照例在一切事务中谁也没有代表。它之被选举，是为了办理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而未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不同事情须要由不同的人去办理。因此，它容易受腐败事务的影响，尤其是财政寡头的影响，把每件事情都办得一团糟”。[1](P70)剖析其缘由就在于，国家在制度上没有能实现真正的“职能化”，没有“职能化”的政治代表，也就不可能实现对政治事务的有效监督和约束。因此柯尔认为，要想防止这种政治现象就必须代之以老百姓的直接控制，代议制政治最根本的弊病在于它企图通过议会、议员所标榜的“无所不能”来滥用国家职权，从而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同时国家的“无所不能”又使国家做了很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最终导致国家“无所能”，这也恰恰是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所面临的“通病”。 二、提出公民直接参与社会团体的“职能民主” 在对代议制民主弊端进行批驳的基础上，柯尔提出了职能民主理论。柯尔的职能民主理论实质就是一种社团理论。按照柯尔的观点，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意愿组成一些社会团体，在柯尔看来，“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应该在单独的、无所不能的议会中去寻求，而应当在各种有调节职能的代表团体这种制度中去寻求。”[1](P70)柯尔用“团体”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他指出：“他们用连续的超过一次单独行为的合作行为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或一系列目的，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同意采用一定的行动方法，订出共同行动的规则，不论这是多么简陋的一种规则。”[1](P24)柯尔的职能团体就是一种基尔特(行会)，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柯尔希望通过基尔特来改变现行的社会组织，这就是柯尔的“职能原理”，正是这一原理奠定了柯尔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基础。 1、职能团体的制度基础。在柯尔的职能团体理论中，团体是由许多个人意志创造的团体，所有团体所具备的一个首要条件或制度基础就是“共同的目的”，团体的“目的”“宗旨”或者“旨趣”是每个团体存在的理由。柯尔认为，任何一个团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团体和个人发生关系时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团体的体系(社会)以及团体和个人的体系(人群)发生关系时才产生的”，[1](P37)社会团体的职能与其目的是一致的，因此“社会中的每一种制度都有一个确定它主要的发展路线的宗旨，这个宗旨的实现，就是制度职能的必要基础”。[1](P38)于是柯尔将社会中的团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按地区划分的，即有地方的、区的和全国的社会团体；一类是按行业划分的，即有生产性的和服务性的团体。在柯尔看来，每一种团体都是一种自治互助的组织，职能是团体产生的基础，不执行一定职能的团体是不存在的。 2、职能团体功能的特定性。柯尔认为，每个团体都在执行着一定的、特殊的、明确的职能，“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中的某些目的或所有的目的，人们才同意作这个团体的成员，”[1](P67)且每一个团体在它自己的职能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可以自行订立法规并负责执行。同时柯尔也指出，每一种团体或制度本身都可能是一个复合体，都有彼此相关联的各种目的或宗旨，因此就有着彼此相关的各种职能，但“由于一个团体或制度的目的或宗旨必须是特殊的，并且为了具有产生这个团体或制度的力量，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易于为人所理解的，所以，一切团体和制度的职能不管它们怎样变化和发展，归根到底也是特殊的”。[1](P32)因此在职能民主制度下，职能团体虽然种类多样，但彼此间有着各自明确的职能范围，职能团体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职能滥用”，因为职能的滥用不仅会打破社会的平衡、毁坏社会的结合，而且“还会使人群的成员彼此倾轧，从而使社会组织范围以外的那一部分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组织范围以内的那一部分个人生活遭到相同的损害；另一方面，倘使每一个团体都恰当实行了它的社会职能，则不仅能带来顺利的工作和社会组织内的团结，并且能够消除可以消除的个人‘幸福生活’的社会障碍”。[1](P40-41)此外，柯尔还认为，团体的职能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为团体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伸缩限度，如果由于掺杂了新的目的而超过了这个限度，这个团体就会破裂，同时，便须创造一个新的团体来实现新的目的。因此团体需要确定新的职能目的使自己不断更新和发展。总之，“职能不但是‘社会的’安宁幸福的锁链，同时也是人群的和个人的安宁幸福的锁链”。[1](P41)因此各职能团体不论规模大小、职能差异，功能都是特定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3、职能团体目的的相容性。在柯尔看来，尽管每个团体的职能是独立的、特殊的，但各个团体之间的目的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应是彼此合作和相容的。他指出，许许多多的团体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可以明确限定的目的，而是有若干个彼此关联的目的，“社会的价值和充分发展不仅依靠团体在国家中的广泛散布，而且还依靠各种团体的成功合作和结合。”[1](P33)各个团体的目的应该与其他团体的目的是相辅相成，这对社会各团体间的相互融合以及社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各个团体忽视它们在社会整体中的职能，或者给它们自己确定的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并且和整体的利益是不能相容的，那么，由散乱的团体发展为融合的社会就将受到阻碍和挫折。”[1](P33)因此一方面，每个团体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成员制定相应的行动准则；另一方面，一个职能团体与另一个职能团体间的目的不能是冲突的，每一个团体成员要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或目的，且这种目的或宗旨也是社会所期望的，“因为个人的这些利益显然是能丰富共同的幸福，而共同的幸福才是个人的幸福。”[1](P34)可见，职能团体间的目的应该是彼此相容、相互促进的，而且应该按照一些确定的标准来评判团体和评估它们的价值。 4、职能代表职能的必要性、明确性和“被监督性”。柯尔认为，“一定的团体和代表在一个时候也许是不需要的，但当社会的工作在某一方面有所增加时，它也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1](P69)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职能代表的存在是必要的，职能代表并非是选民的“代理人”，而是在一定的职能团体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其职能与团体的目的是相契合的。具体而言，就是给每一种职能寻求一种团体和代表，给每一种团体和代表寻求一种职能，也就是说，要使政治代表的权力职能与责任职责更加制度化、明晰化和具体化。此外，柯尔还指出，在职能民主政治中，“必须经常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有组织的选民团体作为代表活动的背景”，[1](P78)代表们是由长期存在的职能团体产生的，代表与职能团体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选民团体可以选举代表去做那些他们所了解的工作，保证选民代表对自身工作的认知，进而提升选民代表的发言权和“代表”的效力性。同时，职能团体不需对它的代表做什么指示，因为职能团体在代表的任职期内可以不断地向职能代表提出各种意见、建议或批评，甚至当对职能代表的工作不满意时，可以随时罢免，从而尽可能地防止代表不自觉、故意或有意识地对选民意志的歪曲，从而实现选民团体对选民代表的有效监督。 三、推崇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理论及实践 在对代议制民主进行批驳以及对于职能团体、职能代表属性进行界定和剖析的基础上，柯尔倡导以积极公民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理论与实践。 1、积极参与是公民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柯尔继承了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主张积极的公民参与理念。他认为这种积极公民参与与公民自由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性。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含义是积极的公民权而不仅是消极的公民权，是每一个人不仅有作国家的，而且有作与他的人格或环境有关系的团体的积极的公民的机会”。[1](P73)社会组织的目标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效率，而且也是所有成员最充分的自我表达，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中，公民参与愈是深入，公民参与能力愈是得到提升，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柯尔认为，民主的实质就在于，“一个人可以按照他对多少职能发生兴趣便作多少计算。只计算一次，就等于没有特别地计算；人们所需要的是按照他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来计算的”。[1](P74)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多少职能有兴趣就投多少票，人们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团体事务中，反过来，这又要求所有成员享有充分的自由，使‘自由得到最完美的体现’”。[2](P34)在柯尔看来，个人自由的最好保证是在每一个团体中有活跃的民主，而积极的参与社会团体又要求人们必须享有充分的自由，个人的地位是作为每一个团体的源泉和维系的精神。因此必须要号召人们充分参与社会事务的共同活动，参与团体合作与个人自由的实现之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 2、积极参与是提升公民责任感的主要途径。代议制民主下的公民参与实质是一种消极的参与，强调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权力制约，以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性功能，柯尔则主张激活公民参与的“发展性”功能。他认为，公民参与不仅可以促进公民自由的更好实现，而且通过积极主动公民参与还可以提升公民的社会归属感、集体效能感。他指出，“有些人说社会的结合在于人民群众的消极同意，抱这种看法的人将会两头落空。如果需要由人民群众来证明社会秩序是正当的话，那么，就需要他们采取主动的方式而不采取被动的方式”，[1](P73)在柯尔看来，应当以促使每一个人充分参加政府的工作为他们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不仅能够增强人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而且能够提高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3、民主投票是催化公民积极参与的形式和载体。投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形式。代议制下的选举、投票几乎成了公民参与的唯一主要内容，公民的“一人一票”成为公民主权的体现。柯尔认为，公民参与的“一人一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摆脱了这一教条的束缚才行，即民主就是关于选举和立法权的一套特定形式的安排。真正的情况是，民主就是民主地工作——以便给人民权力——而不是赋予人民毫无实际内容的权力形式和影子”。[4](P107)柯尔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投票，将“一人一票”，代之以“公民对多少职能感兴趣就可以投多少票，但对一个职能就只能投一票。”[1](P74)在柯尔看来，鼓励公民投票并不在于“投票的平等能使不平等的人变成平等”，而在于通过投票去影响人们选择恰当的投票行为，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对投票的兴趣不大，是没有办法使他在许多性质不同的问题上发生投票的兴趣的，他放弃他的投票权，其结果也不比他无所谓地和盲目地投票更不民主。”[1](P75)因此柯尔在实践中特别重视公民的选举权，尤其是男女平等的选举权。显然，柯尔试图通过积极投票参与一方面催化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兴趣和热情，以促动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通过公民积极投票参与来缓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参与的“实际不平等”和“部分公民参与”，力求推动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4、工业领域是培养公民积极参与的重要场域。柯尔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对工业领域中民主参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在柯尔看来，参与的教育功能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他认为，工业领域是参与教育功能实现的极其重要场所，对于柯尔而言，正是工业拥有了打开通向真正民主政体之门的钥匙。他指出，民主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而且应该适用于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果个人在工作场所中自治，则工业企业中的奴隶性训练便可以转变为民主训练，从而为更大范围的民主制度提供条件，他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指出，“我们当代社会最大的罪恶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贫穷，但是正确的答案是奴役”。[2](34)柯尔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尽管人们名义上被赋予了选举权、获得了自我管理的机会，但实际上却“在接受关于服从的训练”，而工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治民主的悖论。因此，人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首先实现在工业领域中的自主管理，进而通过工作领域自主管理的实现来培育人们的民主性格也就是说，“充分的民主参与使工人不仅对他们的工作在广泛领域可以实施充分的控制，而且他们的参与活动不是作为一种实验，而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部分。”[2](P55)如果说民主的必要条件就是一个参与型社会，更主要的是一个参与型的工业领域，那么如何将一个社会转变为参与型的社会也是柯尔所关注的问题，他提出了“侵蚀控制”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指，“不是允许工人和雇主联合起来实施对工作的共同控制，而是将特定的功能从雇主完全转移到工人手中，”[3](P156)这一转移的方式是“通过订立集体合同，集体性的谈判延伸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领域，赋予工人新的权力。合同应该是由商店或企业中的是由工人一起订立，根据合同，工人们集体地控制诸如雇佣、解雇、生产的进度、工头的选择等，工人们作为一个团体，共同遵守纪律，接受集体支付的工资，根据事先达成的分配的方案重新分配到个人。”[2](P56)柯尔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逐步改变雇主与工人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实现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自主管理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掌控。由此，柯尔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在他看来，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劳动只不过是另一种商品，劳动的“尊严”已经丧失。解决方式是柯尔发起了一项收入平等化的运动，在他看来，终极平等来自于破除整个按劳取酬的观念、废除地位差异，可以通过基尔特社会主义中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得以实现，[5](P24)在这种参与制度下，不再有“雇者”与“被雇者”之分，只有一个平等的决策者的团体，这将有助于消除普通工人对失业的恐惧，进而，从制度上解决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四、对柯尔参与式民主思想的评述 1、柯尔参与式民主思想是对“主权在民”理念的体现。柯尔提出了一种职能民主制，其实质是一种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的参与式民主，并以此来代替传统的代议制，他强调社会团体的职能基础，以及人们对团体事务的充分参与。在柯尔看来，只有这样的职能民主，才可以充分地体现民主精神，特别是实现对于个人权利的保障，柯尔指出，“职能的原理摧毁了任何这样的主张，因为它否认人是可以被他人全部‘代表’的，这就是说，社会的组织无论是多么庞大和多么复杂，都应该让个人不受任何损害和保持自立的地位，个人在许多职能的团体中间分别尽他的中心和义务，但他不能被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团体所吞食，因为在职能的组织范围之外始终还存在这最有生命力的个性的活动范围，它的自我表现在实质上是个人的，是不能组织的。职能原理首先是承认每一个人有绝对的和不能剥夺的个人身份。”[1](P90)柯尔的民主理论仍显现了卢梭理论的影响，其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对人民参与社会团体的权利与积极民主精神的倡导无不是卢梭“人民主权论”的最好体现。 2、柯尔的参与式民主思想将公民参与引入了广泛公共领域。在柯尔看来，公民参与只局限于政治领域是远远不足的，应该将公民参与引向政治以外的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柯尔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将卢梭的直接民主参与置于了西方现代工业化的大社会社会背景下，将公民参与引入了现代工业体系。对柯尔而言，工业是打开通向真正民主政体之门的钥匙，特别是柯尔意识到了工业领域中的经济不平等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和制约，在一定程度已经触及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根源，促进了民主参与理论本身问题认识的深化。同时，柯尔对于参与式民主功能的深入洞察以及参与式民主实践模式的构设，都大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架构，这对当时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挑战，表现出了民主理论者对代议制民主内在困境的深层思索以及对于积极公民参与民主模式的现实渴求。 3、柯尔的民主思想有其内在难以调试的矛盾。在理论层面上，柯尔批判了代议制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抹杀，在他看来，个人意志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每个人正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不同利益，才组成各种团体、订立各种制度。因此，社会团体以及本身职能是为了个人利益和需求。但从社会团体以及职能来看，每一个社团都具有自己的职能，共同的幸福才是个人的幸福，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团体成员要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或目的，不能仅仅寻求个人的自我利益和自我发展，而在于对社会团体或集体有所贡献。按照这一原理推演下来，个人利益需求与社会团体本身职能则始终会处于博弈和对抗的困境，其实质是否定了科尔始终强调的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和优先性，在逻辑演绎上存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实践层面上，柯尔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领域经济的不平等，也表现出了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僭越的担忧，但在如何解决这一不平等问题的过程中，柯尔却诉诸依靠基尔特社会主义——工会组织，试图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垄断、发起收入平等化的运动来逼迫资本家接受工人的条件，力争促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平等”，进而逐步消除工资制、争取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向资本家收买企业、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化。可见，柯尔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根源，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式并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而是为了证实工业领域是实现培养积极参与功能的重要场域，这恰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妥协。 收稿日期：201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