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丽”与“转身”之间——评刘震云《我叫刘跃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叫论文,华丽论文,刘震论文,刘跃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荣获《当代》2007年长篇小说年度奖的《我叫刘跃进》被称为刘震云又一个“华丽转身”。“华丽”自然毋庸置疑。小说写一个在京的河南民工刘跃进被抢了包，包里藏着一张6万元的欠条。在找包的过程中，刘跃进一脚踏进了北京的小偷界，并捡到了一个女式手包，里边的一个U盘存有“盖了半个北京城”的大地产商严格和国家高层领导贾主任等之间钱权交易及龌龊勾当的录像，这事关几条人命，各路人马开始疯狂寻找刘跃进。于是，“一个工地的厨子，陡然之间，竟变得这么重要”①！刘震云把一个进城农民的“都市寓言”排演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确实是一部名不虚传的吸引人的好看的小说。
批评界论《我叫刘跃进》“在风格上有创新。……现在赵本山小品是有土壤的，有很多喜剧的东西，甚至一些调侃化、喜剧化的东西都是有土壤的。刘震云的作品里面充满了机智、反讽、调侃，有一些新时代的特点”，或者是说该小说最大的创新是“说书体”②，刘震云自论创新不在“风格”也不在“体裁”，而在理念：“《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故乡面和花朵》主要说我们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没有它的充斥，我们会不会自杀；到了《手机》，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背叛和假话时，我们是多么地愉快。这一回《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③由“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再到“手机”，最后把掌控秘密的工具换成“U盘”，看上去只是说的“事儿”不同了，到底“理念”上“新”在哪里？换言之，这个“转身”会不会空有“华丽”而缺了“丰韵”？无疑，我们应该把《我叫刘跃进》放在中国现代小说“城市异乡者”书写的传统中来探讨。20世纪文学史上关涉“乡下人进城”的文本自鲁迅开创现代乡土小说始绵延不断，但直到20世纪末新世纪初，随着稳态的乡土农耕文明社会结构加速解体，浩浩荡荡的两亿农民大军涌进城市，呈现农民进城闯生活的历史情景以及期间所遭逢的精神挫折才真正成为小说家自觉的选择或者说无法回避的表述时代的入口。“21世纪初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这类小说的叙述主体差异是对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④从这个视阈来说，《我叫刘跃进》打破了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作家主体涉及这类题材时常常先入为主地将城市文明定性为恶、将乡土文明定性为善的思维模式，更打破了当下诸多同类题材小说所体现的底层人物的道德优胜，不管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不管高官显贵还是小民百姓，人人都是假装着“羊”的红眼狼，而“贼城”的揭橥更使我们不由得想到1 930年代老舍《猫城记》对京味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隐喻，作家就这样切入了“国民性”的话题，切入了民族的精神病苦。——笔者认为这才是刘震云的出类拔萃之处，才是这次“转身”的意义所在。
在当下作家中，刘震云是有思想深度、目光锐利者之一，他非常明白我们要的是在社会巨变期人们“内心的洪流”。作为一个鲜活地活在我们周围的小人物，刘跃进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阿Q、余华《活着》中的富贵、苏童《米》中的五龙、田耳《环线车》中的王尖。一个方面，这个流浪农民怀抱着固有的勤劳、狡黠、巧智、自私，忍受了残酷现实扑面而来防不胜防的一切不屑和羞辱，仍对生活存留着顽强的念想：独立地把儿子养大、让“曼丽发廊”的离婚女人马曼丽接受自己，这里边缠绕着的更为执著的信念是兑现作为精神补偿费的6万元欠条，就像胡学文《在路上行走的鱼》里边的主人公一样，这是人物生活的内在动力和思维逻辑，他的“一根筋”式的执拗加强了作品美学上的意义和对现实社会透视的深度；但刘震云更注重的显然是另一个方面，即刘跃进像阿Q一样，把中国的“乐感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妻子跟一个卖假酒发财的跑了，刘跃进得出的经验是：以前十三年夫妻生活，自己怎么就没有发现妻子“一把能掐住”的“小腰”？他于是自责，而且以得到妻子的新欢一张欠条而颇为下半生得意，在给儿子的电话中炫示自己有钱，“定期取了亏了”，在马曼丽面前想着自己将来拿到了钱给她个样子看看；作为厨子，他因每天在采购菜蔬中能做点小手脚而沾沾自喜；明明手里有钱，儿子屡次打电话要学费却能拖就拖；他酒后摸了一把吴老三媳妇的满胸，被迫赔“猪手费”三千六；当他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同样来自河南的卖艺的老乞丐，“当头断喝”乞丐改唱河南坠子《王二姐思夫》，因为“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活脱脱一个阿Q再生！
刘跃进性格的形成既有历史遗传的因素，也是现实无数次侮辱与欺凌的教训带来的结果。作者没有简单潦草地把一切罪恶归于城市文明，来建构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缅怀乡土文明的美好，刘跃进的乡土家园显然也是充满了敲诈、蒙骗、自欺欺人以及生存艰难。小说对刘跃进的儿子刘鹏举的塑造其实颇值得寻味。如果说刘跃进这代人身上还遗存着坚韧、辛勤、自食其力、责任意识、自尊和羞辱感(尽管那是扭曲的)，刘鹏举这代人已经完全成为得过且过的堕落的一代，他们以“独特”的生活方式混迹于世，坑蒙拐骗的技能“先天性”的出神入化，对亲情的疏淡冷漠、对责任的毫无意识、对“恶”的潜规则本能似的“游刃有余”，羞耻感尊严感的缺失让人不寒而栗，这是真正的拥有“狼性”的一代。
刘震云功力最“毒”的地方是在调侃中把北京城缩略成了一个“江湖”，中国最“黑”的人物——从一个料场看门的、一个工地做饭的、一个小报摄影的……到“盖了半个北京城”的地产商和国家部委级干部——“欢聚一堂”，人人相连，环环相扣，就像一根绳子上拴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活因之变得荒谬不堪，刘震云以沉稳老练的控制能力把控了全局的进展。在这里，权力、金钱、性是异化社会的“春药”，人人都成了狼心贼子，妻子是丈夫身边的贼，儿子是父亲身边的贼，部下是领导身边的贼，民工是工头儿身边的贼，而大街小巷也全是贼们各自为政的地盘，人人都无视生命及心灵健康的宝贵，为达到目的耍尽卑劣手段。小说内有这样一句耐人深思的话：“被抓住的不叫贼，没被抓住的才叫贼呢”，其中的玄机即在道行高者窃“国”、道行低者窃“人”而已！
也许，刘震云乐于在关键处浅尝辄止。《我叫刘跃进》故事本身是一个悲剧。刘震云认为：“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⑤于是，一个辛酸而强韧地活着的进城农民和社会的三教九流阴差阳错地打上了交道，并糊里糊涂成为所谓“羊吃狼”确切说是“小狼吃大狼”的“平民英雄”。我认为这是《我叫刘跃进》这部小说最“华丽”的地方了——把悲剧转化成了荒诞不经的喜剧和闹剧。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电影小说”：第一，小说整个构架情节离奇，巧合丛生。例如刘跃进的丢包、捡包都和素不相识的杨志密切相关，其间有一个小小的却事关紧要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使“找包”有迹可循——当刘跃进的包被抢后，他描述那个劫匪“左脸上有一块青痣，呈杏花状”；杨志潜入严格别墅盗窃而被严格妻子瞿莉发现，严格听瞿莉描述窃贼模样同样是“左脸上有一大块青痣，呈杏花状”，这真是太巧合了！多少人见过“杏花状”是个什么“状”？何况当时的情景是瞿莉从雾蒙蒙的浴室裹着浴巾出来接电话，杨志一直躲在窗帘后，“窗帘拂动，那女人突然看到窗帘下有一双脚”，听见女人尖叫，杨志“跨窗户就往下跳”！像严格与女明星买红薯、小报记者违约、刘跃进受雇“表演生活”、瞿莉走访现场、贾主任生气等连锁反应都非常巧合，真是“无巧不成书”了。第二，节奏快疾，悬念迭起。和刘震云以往的小说《故乡三部曲》、《手机》比起来，《我叫刘跃进》一改散漫拖拉的节奏，一个个利用电影“蒙太奇”手法的“特写”镜头的切入，使情节快速推进中悬念接踵。刘跃进藏U盘就藏得很有悬念，他躲避高官、侦探、黑帮、巨商几帮人围追堵截一路逃奔，在儿子被绑架、喜欢的女人马曼丽被吊打的情形下竟然交待说U盘就藏在建筑工地塔吊驾驶室座垫的海绵里，终于真相大白，读者可以缓口气想象一下几路兵马汇聚塔吊争夺U盘的刺激镜头，结果后来说那是假U盘，真U盘被他藏在发廊后面“女厕所的左数第三个蹲坑上方，上数第五第六块砖之间、左数第八第九块砖之间的墙缝里”，设这悬念酷似好莱坞侦探片子的功夫了。第三，叙述反复，“回放”不断。《我叫刘跃进》语言有了些变化，比以前的小说简洁沉稳了，但小说“在章节与章节中间，交代性、过渡性的语言太多，很像一个电视剧放下一集的时候，对前一集做回顾”⑥。第四，小说结尾的伏笔酷似电影手法，似为续拍留有余地。刘震云是清醒的，他让对案件告破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邢最终没能“顺藤摸瓜”揪出贾主任背后的“大老板”，“上边突然来了指示，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再查了”；刘跃进这只无名“小羊”似乎无意间打败了“群狼”，几个高官自杀的自杀、暗杀的暗杀、获刑的获刑，在经过“D字头”火车似的逼仄迅疾的紧张之后，刘跃进可以坐下来安生地吃碗面了，但就在这时他发现并没有万事大吉，一是他儿子兑换走了本属于他的6万元补偿费，更要命的是特工一样的瞿莉又追上了刘跃进，因为那手包里还藏着另一个“牵涉到几条人命”的“孙悟空卡”，刘跃进必须继续找包！我们暂且不问瞿莉这样一个有心的女人怎么把这么多条人命都“放”在了随身携带随手抛掷的一个手包里，单凭小说集民工、黑帮、侦探、反腐题材于一身外加迅疾、巧合、荒诞不经、蒙太奇等特点，已是准电影脚本了。
生活的本质也许就是荒诞的，人就在平淡无奇的生活内在层面与荒诞不期而遇，荒诞构成了“悲剧”的根底。阎连科曾说，在他眼里不是小说荒诞，而是生活本身和社会本身荒诞。作家不是用荒诞去写小说，而是荒诞的生活要让作家那样去呈现。作品经由荒诞途径，抵达生活的内部，才能把生活的灵魂、生命的灵魂表露得更加准确和完整。⑦作为有生活悟性和灵气的作家，刘震云非常敏感于这种荒诞，他像鲁迅一样，“在我们最习以为常、最迷妄不疑的地方，看出了生活的丑恶与悲惨”⑧。如前文分析，《我叫刘跃进》的独异之处正是超越了当前大部分小说创作对于“城”与“乡”的既定性道德立场，走出了“现代”与“传统”的伦理歧境，但日益“影视化”的刘震云越来越追求大众化、市民气的“喜剧精神”了，他执着于用调侃、玩笑、幽默的方式来表达生存体验，这成了一种惯性，他的立足点不在现实的灰尘之中，而是对着喧嚣沸腾的工地、大街，睿智幽默旁观地调侃小人物在嘈杂的生活中“小丑”似的“表演”，甚至这次刘震云似乎也沉浸在小人物“乐感文化”的快慰之中了。他坚决不和大家“玩儿深沉”，或者说他玩得太深沉了，“隐匿太深”了，使我们很难看到洒脱和玩世不恭背后“作者的大痛苦大煎熬”⑨，他的幽默让我们联想到老舍早期小说的“油滑”，而《我叫刘跃进》围绕“U盘”盘根错节、险象环生的寻找也使我们很容易类比2006年宁浩执导的电影《疯狂的石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刘震云毕竟还是刘震云，作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他至今扛起来的依然是这面旗帜，虽然创作题材的宽广度、暴露生活的复杂面、作家的情感倾向增大了。如果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曾经以与现实不合作的“玩世”姿态表达过反叛意识，那么现在则彻底“臣服于影视的审美趣味”⑩了。
其实，“经不起推敲”的恰恰是喜剧，只要我们还有沉思与反省的能力，只要我们不刻意拒绝深沉、诗意、理性、价值的力量，就不得不承认生活表象的浑浑噩噩嘻嘻哈哈之后，“一地悲剧”！刘震云自信《我叫刘跃进》是能让大家在转念一想之后“噗哧”一声笑了的，我想这个“笑了”的时候，最合适的自言自语该是：“真邪了门了！”是邪门了！生活怎么这么戏剧化地都堆积到了刘跃进身上？但是我还想：究竟能不能笑出来呢？命运如此荒谬，大概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拧巴的故事太凑巧太神话，似乎不能让我们相信那“拧巴”被拧巴过来了。在“底层叙事”中，如果没有沉下心来的宁静冥思，“深度”就会被表面的热闹所化解，那深藏在生活逻辑之中的荒谬就不能达到撼人心魄的力度，像一杯稀薄的酒水一样缺少醇厚的耐人寻味的“劲道”。不错，在《阿Q正传》中，鲁迅确实用漫画式的笔法、戏谑式的语言勾画了阿Q无知、愚蛮、奴性十足、欺软怕硬等面目，但鲁迅在写进城的乡下人阿Q时清醒地揭示了阿Q性格其实并非乡下人的特产，城市人也有其愚暗混沌的一面，所以参与言论的立场在于批判这种愚昧怎么整体上成为中国走进现代的阻力，内涵其间的是鲁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戚和绝望，当下有关农民工的小说很少能达到这样的知性高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立意揭示“存在”之荒诞的作品并不少，《雷雨》就是一例，而曹禺自己并不满意那些荒诞的巧合，那毕竟是他23岁时的制作。但至今只要我们再读到这部现代话剧经典最后一幕周朴园回到昔日的周公馆、现在的教会病院看望他的两个女人的情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作家很少能够达致蕴藏在当时曹禺年轻的心灵深处那种对人性对命运对生命的悲悯。“疼痛感”是一个作家面对生活的基本情感，大作家无论多么看破红尘，多么失望和厌倦，大概都会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孤独体验”(11)，以精神钻探的勇气赋予文本思想探求和情感抚慰；大气象的作品就应该充满悲悯的冲击力，作家通过对人道的人性的悲悯、对生命编码无可破解的悲悯、对小人物不合逻辑的折腾的悲悯，让读者掩卷之后遐思感慨，以致心灵受到共振或棒喝——而有时，批判也许是更深的悲悯。平铺直叙的描摹和不动声色的刻画可以是一种表现方法，但怀抱智者的聪慧退到高处，放弃内心的挣扎、煎熬、呼告，对人物远距离静观或戏弄式操控，无疑斫伤了作品可能达到的灵魂的深度。
像目前农民工题材小说普遍存在的审美品格粗疏的情况一样，刘震云笔下人众一律粗鄙，他把人性宽广的内涵和外延压缩在“肉球、瘦猴、厕所、猪下水、骚货、豺狼、蛆虫”等等肮脏低俗的意象之中了。《我叫刘跃进》中有这样一个描写高尔夫球场上严格陪贾主任小便的段落：“贾主任尿线之粗，对草地冲击之重，尿味之臊，之浑浊；(按：疑为逗号误植)一闻就是老男人的尿；但又不同一般老男人的尿；它弥漫之有力，之毫无顾忌，让严格感到，贾主任温和之下，不但藏有杀气，似乎还有第三种力量。通过一泡尿，严格明白自己还嫩，不是贾主任的对手。”真是“一滴水可以见世界”！一泡尿能被作家剖析出这么多哲理，这足见刘震云对世相深透的把握能力，不过也足见作家对某种意象的“嗜好”。严格在《我叫刘跃进》里是一个最可能深沉最富有悲剧心理也最富有冥思空间的人物，在激情执著的“博弈”和风光无限的生活表象背后，他的内心怎能不是一片苍凉的洪荒？但是沉浸在快速的喜剧叙事惯性中的作家不容许严格有反思和悲悯的机会，严格就那么乱糟糟的上跟贾主任、下跟包工头、中跟妻子“斗法”，这阻碍了小说切近另一思想维度的可能性，过多地留下了粗鄙和欲望，这是消费市场最浅近最广泛的需求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叫刘跃进》“转身”的意义很有被“华丽”所遮蔽的危险，过分喜剧化、戏剧化的情节消弭了它的思想锋芒？这当然不是刘震云的错！人们不可能找到那个幕后的“操盘手”，很多时候它是隐形的。本来，“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12)。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人们失去了价值判断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自己主动思考的意识，《我叫刘跃进》是为这“新时代的”喜欢华丽景观的大多数人量身定做的。“华丽转身”后的刘震云似乎不屑于只当一个作家了，稍稍迟于纸版小说推出的电影版《我叫刘跃进》，刘震云亲自担当了编剧和制片人，还再次“触电”出演一个打哈欠的“麻将男”，这更是无可厚非。不过我还是相信，电影和小说都同样需要广阔而深邃的思想空间，需要一种精英化的、敏锐而精致的穿透力度。
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集体性地放弃了思想上的理想主义也走过了形式上的先锋主义，放弃了理性的求索或审美的优雅；如果一个时代都在渴望并追逐浮泛的“喜剧精神”而“对于比较沉重的启蒙式的悲剧，或者非常悲惨的故事”(13)抱持一种心理上的排斥，正说明了这个“发炎的”时代亟需冷静的沉思的文字，亟需康健与怜悯的理性的胸怀。
注释：
①本文引用小说文本文字均出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叫刘跃进》2007年11月第1版，下文不再——注明。
②见徐虹：《〈山楂树之恋〉、〈我叫刘跃进〉分获出版“百花奖”“金鸡奖”》中雷达、孟繁华评语，《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1/01/content＿2015586.htm。
③潘小娴：《悲剧之中，一地喜剧》，《信息时报》2007年11月25日。
④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⑤见《我叫刘跃进》扉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⑥见徐虹：《〈山楂树之恋〉、〈我叫刘跃进〉分获出版“百花奖”“金鸡奖”》中孟繁华评语。
⑦潘小娴：《阎连科：我的小说是一口底层深井》，《信息时报》2006年1月16日。
⑧摩罗：《大作家刘震云》，见《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⑨摩罗：《大作家刘震云》，见《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⑩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11)钱理群：《“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22日。
(12)赵勇：《大众文化》，见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李铁编辑《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13)见徐虹：《〈山楂树之恋〉、〈我叫刘跃进〉分获出版“百花奖”“金鸡奖”》中雷达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