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柳宗元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柳宗元创作“深得骚学”不仅表现在形式上的模仿、语言上的袭用，更其本质的，是他对屈赋的精神特质的敏锐的握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彻底的怀疑精神；二，对儒家观念的异端倾向；三，南北文学精神的融合。
关键词：屈原 柳宗元 精神特质 契合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闪耀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光采的篇章流芳千古，他的作品在后世的深远影响证实了他无愧于“衣被词人，非一代也”[①]的评价。中唐作家柳宗元，由于在精神气质、个人遭际等方面与屈原的契合，其创作被认为是“深得骚学”[②]。
柳宗元之“深得骚学”，不仅表现在他创作了归为“骚”类的《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及归为“赋”类的《解崇赋》、《惩咎赋》、《闵生赋》等形式上模仿楚辞的文章，也不仅仅反映在他的遣词造句对屈赋语言的袭用。如“犀甲熊簠”[③]之于“操吴戈兮被犀甲”[④]，“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柳河东集、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之于“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国殇》），“后皇植物”（《斩曲几文》）之于“后皇嘉树”（《橘颂》）等，更其本质的，是他对屈赋的精神特质的敏锐把握，并将这一精神特质作为自身创作的典范，有意识地渗透到他的杂文、寓言、诗歌、山水记等各类文体的创作中，从而使他的作品通过“纵其幽遐诡谲之观而邃其要眇沈郁之思”[⑤]，体现出独特的沉郁峭拔的风格。
柳宗元之所以能对屈原的精神有如此深刻的把握，无疑与其自身的遭遇有关。柳宗元出身于世代为宦的世家大族，年少时即以功名自许，所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有一种积极的、急切的“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入世精神。他与中唐贞元年间的王叔文集团成员结下了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友谊。他由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至礼部员外郎，可谓青云直上。他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其骨干作用从时人称王叔文集团为“二王、刘柳”中可见一斑。但贞元二十一年王叔文集团在朝廷斗争中失败后，柳宗元与另外七位同道被贬为远州司马，开始了他终生不返的贬谪生涯。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述，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共同的经历是屈柳精神契合的一个原因。然而，千百年来，忠而被贬的士大夫又何止屈、柳二人，必须看到，屈柳契合的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哲学思想、人格精神，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共同性。
一、怀疑精神
屈原由“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⑥]的良臣，沦为久放不还的逐臣，“忠而被谤”的遭遇激活了他个性中的怀疑精神。在《天问》一篇中，他“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⑦]他的怀疑，兼及自然与社会问题，从人类的起源，日月星辰的运动至唐虞三代的历史传说，治乱得失。这种怀疑，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既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索，即“我从哪里来？”，又是一种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追问，反映出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并且往往在提问中就暗含了作者的倾向性。如，针对历史传说中鲧治水失败一事，屈原发出了一连串的责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无忧’，何不课而行之？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参看《离骚》“鲧悻直以亡身兮，终然夭羽之野”，可见作者是把鲧作为刚直的先贤来崇拜的，也表明《天问》的实质是对一些传统或流行观念的怀疑以至否定。
历来对屈原写作《天问》的动机，有若干种说法：（1）“盖阴寓其忠不见报之意”，[⑧]（2）“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⑨]，（3）“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⑩]，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这几种说法并非彼此对立，《天问》的内容是，设难以疑“非恒情所可测者”，但其间寄寓了作者的愤懑不平和讽谏之心。怀疑与怨愤是相互联系的。
柳宗元被贬南荒而作《天对》，这部作品对揭示屈柳思想的密切契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天问》产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对屈原所提问题作出回答的，只有《天对》这一篇作品。尽管后人对此多持贬斥态度，如“至柳州《天对》，未免为蛇添足”[(11)]，又如“至唐柳宗元……然亦学未闻道，而夸多炫巧之意，犹有杂乎其间”[(12)]然而《天对》与《天问》所包蕴的屈柳思想的密合之处，仍是可以发掘的。
它首先反映了柳宗元与屈原同样具有怀疑精神。柳宗元的怀疑精神，与其所受的陆贽学派的影响有关。中唐时期，正是儒学由章句之学向以意说经过渡的阶段，陆贽学派空言说经，以经驳传的学风，给予柳宗元以很大的启发。柳宗元曾经“京中于韩安平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复于亡友凌生处，尽得宗指、辩疑、集注等一通”（《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他对陆贽的著作如此用心揣摩，无疑陆贽学派的怀疑精神对他颇有影响。
另一方面，“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是现存的《楚辞》最早的注本，柳宗元的《天对》，大体是根据王逸的注解来回答的”[(13)]则王逸对《天问》的看法，不能不对柳宗元产生影响，王逸以为“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因此柳宗元之作《天对》，也缘于寓其不平的创作动机，他的怀疑与怨愤也是互相联系的。怨愤加强了怀疑，而怀疑又成为怨愤的表达形式。
以《天问》与《天对》的比较来看，柳宗元的怀疑精神更为彻底，这表现在他对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完全否定。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屈原对于有关开天辟地的传说提出了怀疑：“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柳宗元的回答则是：“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
黑晰眇，往来屯屯。
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这就彻底否定了宇宙造物主的存在，从而确立了宇宙的物质实在性。又如，在天人关系方面，屈原怀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柳宗元则指出“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这就揭示了天人相分，否定了“天命论”思想。
柳宗元还以其大胆的怀疑精神，建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一生中不断地著书立说，在《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论语辩二篇》、《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等文中，他敢于向前儒的迂腐成说进行挑战，对先秦六经、诸子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因为不满于《国语》的“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他写出了著名的《非国语》六十七篇。
二、“中正之道”与异端倾向
屈原自述“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以“中正”来概括自己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与此类似的还有“令五帝以折中兮”（《惜诵》）如姜亮夫先生所述“则屈子对道德之基点，可能为一中字，中者持两极而守其中”[(14)]
柳宗元“唯以中正信义为志”（《寄许京兆孟容书》），这是在道德方面要求“中正”，推而广之，他认为“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断刑论》）与此类似的，还有“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时令论》）并且一再指出圣人之道“要归之大中而已”（《桐叶封弟辩》）他还以“配大中以为偶兮”（《惩咎赋》）自许。
屈柳的“中”在具体内涵上略有差异。屈原的“中”与“平正、端直、忠贞”等概念是紧密相联的，“则中者，直《易》之所谓‘刚中正’”？[(15)]更侧重于人格，道义方面的正直，而柳宗元的“中”，一方面也有道德上刚正不阿的含义，另一方面则精要地揭示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当也者，大中之道也”，他的“大中之道”，同样深受陆贽学派的影响，一方面强调通权达变、强调“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另一方面则否定天命，要求“顺人”，如《蜡说》揭露了祭祀百神的“蜡祭”的虚伪性；《时令论》批驳了遵照时令执行政事的做法。《断刑论》在驳斥“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基础上，得出了“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之得天”的结论。
屈柳思想以“中正”、“大中”自许，然而在儒家传统观念的座标上，却有其明显的异端倾向。
屈原的异端倾向一方面表现为立身行事上的狂狷精神，显然有失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致。班固以为“屈原露才扬己……亦贬契狂狷景行之士”[(16)]，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则指出了屈原作品与儒家经典的四同四异。朱熹指出：“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17)]另一方面，屈原的楚文化背景，决定了他的思想观念在汉文化的坐标轴上，也有其“异端”倾向。从他的作品来看，《天问》一篇中“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等语，对儒家先圣周武王等颇有微词，又如，《离骚》一篇中，“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反映了他对儒家宗法制度的背离。
由前文所述，可知柳宗元的“大中之道”的实质有离经叛道的意味。苏东坡斥之为：“柳厚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18)]，“正如陆贽被人目为异儒一样，柳宗元讲大中之道，也带有鲜明的儒学异端的色彩”[(19)]从他的实践看，他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韩愈评论曰：“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借”[(20)]，类似的批评还见于同代或后世诸人的文集中，表明柳宗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儒家传统思想的异端倾向。
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也有其异端性。韩愈之《毛颖传》出，时人“大笑以为怪”，而柳宗元却持欣赏态度，以为“其有益于世”，肯定这类俳文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供“息焉游焉”，另一方面“苦咸酸辛，而咸有笃好之者”，可以满足不同的审美趣味。（以上见《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三、南北文学精神的融合
在屈柳思想的契合中，地域充当了一个有重要意味的角色。正如柳宗元自述：“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由于柳宗元左迁的永州正是楚国故地，历史让柳宗元不得不面临着与屈原当年类似的自然环境以至人文风俗。屈柳的文学都体现出南北文学精神的融合。
关于屈原创作是否融合南北文化，前人已多有论述，正如前文已经提及，刘勰就认为《离骚》一方面有“同于风雅之处”，另一方面又“异乎经典”，“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21)]的说法，其实也是在说明屈原的创作是将南北文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屈原创作的特色是将“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22)]。
作为楚人的屈原，其一生几乎完全是在南方的楚国度过的，除了史书记载他曾出使齐国而外（“屈原使从齐来”）[(23)]。然而从他的作品，却可以看出他对北方文化传统的积极继承。如王国维所说，屈文所称之圣王、贤人、暴君“皆北方之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24)]屈原文学的这种特色，是由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楚国文化的特色以及屈原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1）屈原生当战国末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屈原因此成为“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25)]（2）从楚文化本身的特质看，“楚文化是既承袭中原文化，又有深厚本土基础的多元文化，是上古四大集群文化通过黄河流域中原文化集聚、中介、传递，通过长江流域江汉文化融汇、改造、消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国土上开花结果的‘高级文化’”。[(26)]植根于如此丰富多元的文化土壤上的屈原文学，必然会呈现出融南北文学精神于一体的异彩。（3）从屈原的个性来看，“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2⑦]这种廉贞的性格，决定了屈原对北方文化的服膺继承，远在同时代的其它学者之上，“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28)]
从屈原的作品来看，其间洋溢着浓郁的南方楚文学的风情。“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一个方面，“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蜜妃、鸩鸟媒月女”的“诡异之辞”与“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等“谲怪之谈”[(29)]，展现了丰富奇瑰的想象世界，是其作为南方文学的主要特色。
坚贞不渝的意志，是屈原作品中的北方文学精神的表现，即“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30)]。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的得失沉浮甚至一己生命的存亡，其执着坚定的人格力量便由此凸现，正所谓：“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3①]
柳宗元是在北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北方士大夫。然而被贬南荒的经历，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瑰丽奇幻的色彩。他可谓是“北人而学于南方者”，如刘师培所说：“子厚与昌黎齐名，然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32)]，柳作中的南方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其对南方独特的地理、风俗的敏锐感受有关。《柳河东集、囚山赋》所描绘的目然景观“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阴不舒以拥隔兮，群阴泺而为曹”，就是一幅纯粹的南国风光图。柳宗元对南方水文、地貌、物俗的感受，还见于其《与李翰林建书》、《与萧翰林俯书》等篇中。南国山水的奇险，不但赋予他创作再现的客体，而且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奇瑰的风格。汪藻以为柳作“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33)]，朱熹指出“子厚却得永州力也”[(34)]宋长白评价柳作为“搜奇抉险，尽翻山水窠臼者”[(35)]其十骚诸篇，或“骂尸虫”，或“斩曲几”，以自然现象中的奇物异状比喻人世间的邪恶奸佞，立意颇奇：其《永州八记》等纪游篇什，写尽了南国的奇木怪石、瑰丽山水。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在南方的奇山异水间，作者的想象力如原野上的骏马一般尽情驰聘。
同时，北方文学精神的执着意志，也不可避免地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总是在其叹息、哀伤的文学中，透露其坚持“兼济天下”的奋斗精神。“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惩咎赋》）柳宗元在漫长的被贬岁月中，曾经给许孟容、萧俯、李建、裴顷、顾十郎等多人写信，希冀通过他们的引见，而能够回到朝廷，再展宏图，其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屈子可谓一脉相承。其《吊屈原文》一篇，表现了屈柳在精神上的继承性。
“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36)]这句话用来说明屈柳在精神上的契合与他们各自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也许是较为恰当的。正是柳宗元与屈原在精神方面的深刻契合，决定了屈原创作对柳宗元的影响，决定了柳宗元与屈原的作品之间的相近相似。
注释：
①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②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③柳宗元：《柳河东集·平淮夷雅》
④屈原：《九歌·国殇》
⑤唐顺之：《永州祭柳子厚文》
⑥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⑦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⑧冯觐：《明冯绍祖校正〈楚辞章句〉本引》，转引自游国恩：《天问纂义》
⑨王夫之：《楚辞通释》
⑩戴震：《屈原赋注》
(11)胡文英：《屈骚指掌》
(12)朱熹：《楚辞集注·天问序》
(13)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天问天对注》前言
(14)姜亮夫：《屈原思想简述》
(15)同上
(16)班固：《离骚序》
(17)朱熹：《楚辞集注序》
(18)苏东坡：《与江惇礼秀才书》
(19)孙昌武：《柳宗元传论》
(20)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21)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22) (23) (24) (25) (27) (28) (30)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26)萧兵：《楚辞文化》
(29)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31)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转引自《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
(33)汪藻：《浮溪集》
(34)朱熹：《朱子语类》
(35)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一
(36)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