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芳与明代理学家的交谊
张纹华
明代海南崖州人钟芳（1476—1544），与广东纪纲正、梁储、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都有交谊，也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等中原硕学名儒往返论学。钟芳以格致说、理气论参与正嘉学术的大讨论，成为明代海南学术在崛起的重要标志。
钟芳（1476—1544），海南崖州人，明弘治十四年（1501）中举人，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在26年（1508—1534）的仕宦人生中，钟芳与广东和中原硕学名儒往返论学，终成继明丘濬后海南又一名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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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芳与明代广东理学家的交谊
钟芳12岁丧母，22岁丧父，兄弟早亡，门户单薄。[1]他自小耳濡目染，对海南崖州乡土的海峤绝区、穷壤民艰、奸吏豪民现象深恶痛绝，一生以饱含艰酸之笔关注崖州，将黎患、平黎等写入其中，在与友人送往迎来的诗文作品中忆想曾经“困是久矣”的家乡。因此，久困僻极天南之地的钟芳深感形单只影，自然以亲如故人的情感对待一切推动他离开乡土、融入中原衣冠礼义的广东学问家。正是来自乡土的师长纪纲正，座师梁储，友人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成为钟芳走出海南、走向京都与奠定一生基业的三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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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芳与乃师纪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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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芳与座师梁储
广东顺德人梁储（1451—1527）是白沙门人，丘濬、黄佐的友人，其诗文集《郁洲集》由黄佐撰序。明正德三年（1508），钟芳中进士，其座师即是王鳌、梁储，钟芳以《送少参梁先生之任序》表达时难世艰之下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抒发对于王、梁的知遇之恩，激扬梁氏昆弟为岭南少有的科场俊杰。“时权奸方炽，士夫重趼屏息，离宪网者无虚日。予起自遐逖，眩悸莫知所向，交际甚简，虽于守溪（按：即王鳌）亦不时谒，惟厚斋（按：即梁储）以乡先达，款曲奖引，时奉谈剧，稍闻所未闻。未见守溪谢事归吴，厚斋迁南都吏部，予亦谪推宁国，遂落寞不得事左右。及权奸既诛，厚斋召拜内阁，方新庶事，谪者骎骎迁余，而某复展转瘴海崎岖不隈，日沉错吏牍，以为当然。盖遐荒贱士，沾一命已不啻足矣。及予转官南部，厚斋弟叔永君亦在焉。君遇予厚，政暇相过，论衷曲，写幽思，弦觞纵奕，欢谑备至，而未尝一语及私。盖予于永斋爱之敬之，以其有可爱敬者耳，而固无预乎外也。……吾岭南人物自唐张文献公、宋崔清献公、国朝丘文庄公，皆以鸿儒硕学登枢极，声光烈烈，异代相望，然未有昆弟并显者。”[6]
明正德三年（1508）后钟芳踏入仕途，虽经四年仕宦不顺，但自正德七年以后钟芳仕途颇佳。嘉靖六年（1527），任广西右参政的钟芳得知梁储去世，以《祭梁厚斋文》记述梁储科试显荣、仕途起伏、节操刚烈的一生。“人臣之极品，公初试礼闱，以先多士，士类之极选也；历官词林，晋位保傅，人臣之极品；值熙洽之朝，佐明圣之主，仕者之至愿；中更变故，公介乎其间，盖有郁焉而不获自遂者矣；晚景谢事，优游丘壑，以终天年。”与此同时，钟芳不忘梁储的提拔之恩，“某忝后进，于公受和，发轫之始，公为主司。”[7]
3．钟芳与友人黄佐、湛若水、方献夫
明正德七年至至嘉靖六年（1 5 1 2—1527），钟芳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等，与其时北上南京任职的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等广东士人相遇，由此形成一张与个性寡合的丘濬罕有交谊的迥异的“朋友圈”。
（1）钟芳四度致书罗钦顺。
黄佐的祖父黄瑜与陈献章关系不错，也许正因如此，他对于后人横加给丘濬不喜白沙的说法设法澄清。“成化癸卯（1483），陈白沙至京，与谈不合，人谓公沮之，不得留用。时犹未入阁也，安有沮之之事乎？”[12]但无论如何，丘濬不喜白沙心学都是事实，而不知是否由于此，白沙成为钟芳指斥最为严厉的广东士人。钟芳指出《白沙诗教》大异于传统“《诗》教”，希望湛若水（1466—1560）日后能于此发其奥义。“但诗教二字，虽据经解终似未安，若有与圣经抗衡之意。吾执事暨甘泉皆天下人望，必有特出之见，愿终教之。倘他日闻于甘泉，亦足因鄙疑发其奥义，必不多诮也。”[13]以诗传道是湛若水、张诩、何维柏等白沙门人弥补陈献章没有心学专著的手段，钟芳否定白沙诗教，即是对白沙心学的根本否定。明清广东理学家多因相同的地缘，对白沙甚少全面、正面的指斥，并往往以指斥陆、王心学作为替代，而钟芳殊非如此。故他很有可能如林士元所说的：“公（按：指钟芳）固宗主考亭，而欲合象山，取两长乎？”[14]其实越过白沙而追踪象山，弃更能代表广东儒学特色的“自得”、“自然”、“贵疑”等为标志的白沙心学，钟芳的取舍还是比不上同时代与湛若水略有师徒渊源的黄佐。黄佐以甘泉心学弥合程朱乃是相当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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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六年（1511）师从王阳明的方献夫（1484—1544）有“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15]之誉，王阳明更以“学有三变”称之，“予与叔贤处二年，见叔贤之学凡三变：始而尚辞，再变而讲说，又再变而慨然有志圣人之道。”[16]嘉靖七年至十六年（1512—1521），方献夫与霍韬、湛若水同时开馆讲学西樵山，三人往返论学而发生尖锐冲突甚至将王阳明亦卷入其中，西樵山遂成为明代广东学术中心。嘉靖十三年方献夫告归，同年钟芳致仕归隐乡土。在两人离别之际，钟芳作《大通桥送别西樵阁老次韵》：“晓乘归舫逐溪云，溪上看云忍暂分。金鼎化惭沧海外，玉堂人恋白鸥群。敢缘休告忘忠荩，直与中流遏溃奔。九老未须牢结社，举头尧日戴晴熏。”[17]方献夫归隐后讲学西樵、罗浮，日与湛若水、冼桂奇、庞嵩等往返论学而终老，钟芳则居家十多年。
钟芳自小家境贫穷，父亲钟明以卖家酿薄酒为业。在10岁得遇督学、苏州人张习且考取入学。后得遇“积学渊宏，秉心刚毅”[2]的乡贤“东崖先生”纪纲正（1447—1505）。纪纲正广博经史，擅长诗赋，然失意科举，归隐田园，以育人为业，“崖之学者多出其门”。[3]明弘治十八年（1505）纪纲正去世。此时已经中式举人的钟芳决定尽弟子守孝之礼，三年后方赴京应试。应纪纲正长子纪守诚之请，钟芳先后撰写《祭东崖纪公文》《祭纪东崖文》，留下纪纲正其人其学的重要记载。钟芳以“学以全知，教以广仁”称许纪纲正之学，以“每阅其文，多蒙奖许”[4]回忆童年时代即获纪纲正之教。钟芳自言：“晚来进学，不足以知先生，然先生行应铭法，而某受知最深”。[5]
由于钟芳是在《与黄都宪铗桥书》《与霍詹端》中提到《广州人物传》《白沙诗教》，故黄佐、湛若水均没有予以回复，而从这些并不多的文字记载，可以窥见来自海南的钟芳与黄佐、湛若水的交谊并不太深，与广东阳明后学方献夫的交谊亦远远比不上霍韬、湛若水、方献夫三人之间的交谊。但无论如何，就是这一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嘉年间广东学术大势的人物网，揭示明代海南学术在崛起。从丘濬到海瑞，海南学者总以傲世独立视人，而钟芳则以一种正中平和、兼容万物的个性取代丘、海二人的落落寡合，无疑亦是海南人学术自信的又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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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钟芳与明代中原理学家的交谊
钟芳以乡土之情自觉走近黄佐、湛若水、方献夫，但他们之间并无过多的论学往来。而对于中原硕学名儒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的敬仰之情，则使钟芳以急切与之切磋问学。王廷相主张的理气论、人性论与程朱多有不同，吕柟、罗钦顺则是明正嘉年间独守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心学虽源自孟子，但其“致良知”与程朱迥然有别。钟芳正是在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中，阐述其以格致说、理气论为内容的理学思想，成为海南儒学史上仅次于丘濬的理学家。
1．钟芳与王廷相、吕柟
明正德三年（1508），钟芳、王廷相（1474—1544）、吕柟（1479—1542）同时中进士即选翰林庶吉士、编修，他们之间的交谊也由此开始。如《恒山中丞宅夕饮次泾野韵》《同年饮泾野宅咏柑分韵得“三”字》《同年饮中丞恒山宅次符卿泾野韵》等即是明证。钟、王、吕三人在权奸刘瑾窃政期间的坎坷仕途大致相同。正德十二年，王廷相任四川按察司，钟芳作《和王司马浚川韵奉寄》一诗，以“浚川海内知名久，甬川英风互先后。我如小鸟无高翔，出谷嘤嘤在求友”[18]表达对王廷相的尊推之情。两年后，王廷相任山东按察司，钟芳遂赋诗《贺司马浚川王公荣满》。
（1）钟芳为《王氏家藏集》《慎言》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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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以“元气”为世界的本源，否定性本善、性本恶，主张“性成于习”，重视见闻之知，反对“致良知”，提倡内外交养、动静结合、因时制宜的道德修养方法。王廷相的学术思想是旨在嬗变程朱、王阳明，使儒学向实学、唯物主义方向发展。钟芳旨在从程朱、象山之间找到契合点，故其学术思想大异于王廷相。钟芳在《慎言序》中大讲“理一分殊”，显然是有别于王廷相的“气”在“理”先、以“气”为主的气本论。
（2）钟芳两度寄书吕柟。
将天理与人事、主观与客观结合，提倡力行实践；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之学为天，主张以天为学而消解“北宋五子”、程朱理学；以至公至仁为学，以仁是圣教第一义，宣讲以仁为心，这些是吕柟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除重视躬行实践以外，吕柟、钟芳的学术思想是大异的，因此，讨论知行关系，成为钟芳两度寄书吕柟的主要内容。
钟芳在《与吕考功泾野》中指出，知行以“忠信”贯之，忠信是其本，反对王阳明“致良知”。后来，钟芳与王阳明门人黄绾谈及理欲观，也与九峰先生论及格致说，并将此写入《复吕泾野》。钟芳在文中再次指出，知行相兼，“诚”是格物之本，理欲相分。
3．钟芳与罗钦顺
明正德九年（1514），钟芳任南京户部员外郎，上司即是罗钦顺（1465—1547）。由于钟芳精于吏治，得到罗钦顺的重视。正德七年、十五年罗钦顺分别任南京太常少卿、南京吏部右侍郎，钟芳亦于嘉靖九年（1530）、十二年分别继任此职。嘉靖二年“大礼议”起，罗钦顺弃官归隐。他在《与钟筠溪亚卿》一文中提到与钟芳的交谊：“四月六日，得去年五月所惠书，开封详读，宛然故人之在目也，欣然无量。……续令小儿抄白原书寄上，又不审何缘未达，深愧简礼。”[22]钟芳以《奉罗整庵太宰书》《奉罗整庵第二书》《奉罗整庵第三书》《复罗整庵书》四度与罗钦顺谈及阳明心学、《困知记》，也为罗钦顺《困知记》作序。
黄佐（1490—1566），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广东又一名儒，三人合称“明代广东三大学者”。《广州人物传》是黄佐“采自汉迄明广州人物之散见诸书者，以类区分，各为之《传》，共一百五十馀人”[8]的早年著述。嘉靖八年（1529），钟芳收到黄佐寄来的《广州人物传》。钟芳在《与霍詹端》一文中指出，该书不录张九龄的不足，“其间表表伟伟如张曲江者，乃不见录，岂以韶非广州耶？岭南在秦汉通为南海郡，前志所谓东南一尉是已，外韶而舍曲江公，窃恐未安。”[9]如陈宪猷所说，“称‘广州’者，约可代表元、明前后历代广东行政区所辖之范围，此涵义实‘广东’一词不能概括。”[10]曲江是唐代广东学术中心，黄佐不录张九龄、刘轲、余靖等唐宋曲江名人亦是恰当的。嘉靖二十三年钟芳去世，黄佐撰写《钟筠溪传》，称钟芳“为学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不贯通”。[11]
《王氏家藏集》《慎言》是王廷相的诗文集、理学著述，均有钟芳作序。《王氏家藏集》20卷，诸体略备，钟芳以“谦”释“家藏”之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钟芳去世前夕，也是以“是惟家藏，贻世守焉耳，无庸传也”[19]告诫门人，故生前无文集，去世两年后由儿子编纂的文集命名为《钟筠溪家藏集三十卷》。钟芳在《〈王氏家藏集〉序》中既论诗，也颂扬王廷相的功绩。“诗者言之精华，生于志，达于词，而成乎音者也。”[20]“先生在孝庙时，与武功康德涵、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关中王敬夫数人，以古文相劘切，力蹑逸轨，耻袭凡近。而先生负气节，期于往哲，摧抑徘徊于淮宣川陕之间，所养既宏且深，故其诗衍而壮丽，温润而奇崛，气骨浑浑，与汉魏相颉颃，而于先王风化之自，恍乎若有闻焉。”[21]
以理气为一、理在事中改造程朱理学，肯定程朱“理一分殊”；以“气”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创建气学；批判心学、佛学等，是罗钦顺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无不反映于其理学专著——《困知记》。理本论是钟芳迥异于罗钦顺主张气本论的主要方面，但钟芳没有将其反映于四度致书罗氏之中。
互联网时代，广播电视媒体要与新媒体进行融合，达到促进行业发展的目的。对于内容，需要全面创新，实现全面拓展和延伸，构建全新的优秀媒体平台。要想实现二者的融合，让新媒体整体多元化的发展。在构建平台的同时，要及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形式，质量提升了，才能保证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与互联网思维的全面融合。
(四)加强会计信息化建设，会计软件是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财务管理以及会计工作的重要工具，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会计工作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但随着会计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化，会计软件系统的部分模块功能在实际工作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因此现有会计核算软件要根据政府会计制度的设置要求及时地进行系统升级与调试。好的会计软件的使用可以极大地精简财务计算管理工作，也能让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更加及时规范地体现。会计软件的使用必须符合财政部制定的相关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和标准，确保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会计核算及生成的会计信息符合政府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钟芳在《奉罗整庵第二书》中指斥阳明心学，“阳明之学，有见于程子《定性书》，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取其合乎一贯之旨，以为夫子之道，如是而已矣。”[24]
钟芳在《奉罗整庵第三书》中专论罗钦顺的《困知记》。钟芳既肯定《困知记》辨佛学、心学异端之精密，“中间义理精密，及辨异端与吾道辽绝处，可谓明析秋毫，无可言者。”[25]其一，训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当；其二，以静穷理不当，指斥王阳明隔绝知行关系；其三，言格物而无物不当；其四，以“善”断物不当，以“化育”形容“人心”不合义理。[26]
钟芳在《复罗整庵书》中再论《困知记》：“《记》中掇出仁体难识，及引李延平称朱子一味潜心，渐能融释，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等语，最为学大根本处。其他如论神化、理一分殊等，高识精透，所以启迪后学，最为有功。”[27]
（2）钟芳为《困知记》作序。
钟芳上述四度致书罗钦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困知记》展开的，因此，《困知记》有钟芳作序实属自然。钟芳在《困知记序》中指出，理在物中，佛学不理解何谓“性”是佛儒的根本区别，指出儒学是体用相兼之实学。[28]
钟芳在《奉罗整庵太宰书》中指斥俗学以程朱理学为支离，是不解“诚”贯于知行，充天理，克人欲，故格物、诚意本自相关。“既穷其理，则知之至矣，于是断然行之，而必以诚焉。”“察而知之至矣，于天理则充之，人欲则克之，而必以诚焉，此所谓察之念虑之微也。”“如此，则格物与诚意本自相关，何谓其支离而悬绝耶？俗学不达此理，正因认物字之误，而又本无反身实践之功，故其为学泛滥支离而失之杂。阳明厌之，而谓格致之说启之也，遂傲然以程朱为非，是率天下于空虚固陋之归已，岂不误哉。”[23]
4．钟芳与王阳明、黄绾师徒
明正德五年至十二年（1510—1517），钟芳与王阳明（1472—1529）在江西、南京均有交往。嘉靖六、七年（1527—1528），钟芳、王阳明在广西共事。王阳明平息广西田州八寨少数民族起义而殁于归途，遭杨一清、桂萼等诬陷，门人黄绾上疏申冤。嘉靖八年（1529）钟芳撰写《祭王阳明》，肯定王阳明道德功业文章兼擅，指出“专务守约”、“过于自信”是阳明心学的不足，但其学不可缺，其说不出程朱理学范围，仍是孔氏家法，于精处有功于圣学，故后学对于阳明心学当可取其要旨，求同存异。“先生之教，警策学者反己之功为多，要自宋儒理学大明之后，此等议论在天下决不可无。校之辞章绮靡之习，奚啻径庭，空谷足音，良足自慰。说者徒以其贰于程朱少之，而不知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某岭学末学，沗在交游，宦辙所经，每亲绪论。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操作，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29]
另外，钟芳有《次久庵黄宗伯韵》《和少宗伯黄久庵韵》《送黄久庵》等诗作写赠黄绾。钟芳在《次久庵黄宗伯韵》一诗中说：“南国江山翠可怜，与君登眺意忘年。同心每恨论交晚，骞足谁云得步先。两浙衣冠称世族，五更魂梦接英贤。兰桡风便天南北，何处重逢共折旋。”[30]
从唐代曲江到宋代广州、番禺、南海，到明代南海西樵山，粤北一步步退出广东学术中心的同时，粤中逐渐取而长之，故霍韬、黄佐、湛若水、方献夫的交谊不仅更深，而且他们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的论学往来会获得更多的关注。钟芳以和而不同的态度与王廷相、吕柟、罗钦顺、王阳明论学往来，其意义并不在于海南取代粤中学术中心的地位，而在于它预示着继唐代粤北、宋明粤中以后，广东又一个学术中心的崛起，成为清代海南张岳崧、云茂琦、冯骥声等名人辈出的基础。
注释：
[1][2][3][4][5][6][7][13][14][17][18][19][20][21][23][24][25][26][27][29][30]钟芳著、周济夫整理：《钟筠溪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页码不一一注明。
[8]黄佐：《广州人物传》。 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页，2002。
乐山市全域可根据地貌成因形态分为三大类八亚类，即侵蚀构造地形(高山、中山、低山)、构造剥蚀地形(包括深切割丘陵、中切割丘陵、浅切割丘陵)、侵蚀堆积地形(包括冲积扇平原、河流及阶地等)。各类地貌亚类及单元(34个)分布面积见表2。
[10]黄佐著、陈宪猷整理：《广州人物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页，1991。
[11]黄佐：《泰泉集》。清初重刻本，第458页。
日本禅宗则受到了本土神道教及原有佛教的影响。镰仓时期产生的新佛教认为现世“无常”，有很强的厌世倾向，荣西创立的禅宗并没有摆脱这种无常厌世的末世观。“出尘得道……也还是针对相当厌离的现实而设定超现实的境界，并从中得到拯救。”〔5〕而日本神道教起源于原始宗教，先后受到中国阴阳五行说、谶纬说、儒教、道教及佛教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一定体系的、“万物有灵，神皇一体”的宗教。当禅宗传入后，与新佛教及神道教相互交流、影响，产生了与中国禅宗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一切虚空迸裂”的“虚无主义”〔6〕。
[12]黄瑜、王岚：《双槐岁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3页，2012。
[15]黄宗羲著、沈芝盈整理：《宋元学案》（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北京：线装书局，第一册第277页，2014。
排泥机构采用浮力自控式调节结构,如图3所示,排泥机构有水箱、转臂和铰座组成,水箱体与排泥通道底部形成排泥口.当水箱内注入水后,水箱体带动转臂绕铰座转动下降,排泥口减小,仅使底部淤泥排出;当水箱体内水释放后,水箱体上升,排泥口扩大,释放堵塞的大块垃圾,大块垃圾释放后,水箱体快速下沉,调回设定排泥开口度.
[22] 罗钦顺著、阎韬整理：《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第209页，2013。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基金项目： 2018年《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资助课题“简朝亮经学研究”（2018GZY26）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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