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其对策（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对策论文,机制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公平与价值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
美国创新管理专家吉德福·平肖（Gifford Pinchot）认为，“虽然几乎所有的人类体系都是通过权力、交换和社区这三种关系来建立秩序的，但是在组织结构中，这三种关系之间的比例大不相同”①。在这里，笔者把“权力”理解为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把“交换”理解为市场的作用和角色，把“社区”理解为社会的作用和角色。根据他的理论，笔者提出三个基本命题：社会公平（本文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权力和交换关系；作为社区核心的共同认同是社会和谐的价值基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通力合作是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
（一）社会公平
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平，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即在和谐社会的体制或制度框架内，每个人都拥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② 这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诸方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更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和谐社会则是着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就说：“地球上是否还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③ 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说16年前费孝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从学者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则是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实践出发。换句话说，20世纪先哲们担忧和思考的问题，现在已经是摆到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去解决。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当前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的直接原因都与社会公平、贫富差距有关，而贫富差距又在于分配体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所以，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体制入手。在社会学看来，这是一个浅层次问题，深层次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认同。即便是我们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样的问题入手，也需要大智慧，因为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涉及若干深层次问题。费孝通说过：“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关于自己的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群族、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④ 在当前，设计收入分配体制，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虑既得利益；既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实践，又要考虑人类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和挑战，这的确需要大智慧。另外，在谈到和谐社会这个宏大长远思想和战略时，常常会牵扯到对于社会的基本定义、对于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评价、对于思想史的基本判断，面对这样一个个问题，我们的思想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储备，在认识方法上需要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性。还有，要深入研究贫富差距和分配体制问题，必然会碰到诸如所有制、市场机制、社会保障、政府职能以及社会参与等问题。贫富差距已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中国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好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就很难在社会认同上达成共识。政府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手段很多，包括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为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生活于社会安全网之内，才会普遍认同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和谐才具有可能性。
（二）建立社会认同机制
这里所说的社会认同机制是价值层面的，是指和谐的价值体系和全社会共同认可、相互信守的行为准则。费孝通说：“事实上，自从有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⑤ 针对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的种种问题，诸如战争、灾害、贫困、环境污染等等，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21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在21世纪伊始，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表明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正在探索人类社会的新发展路径和方向。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忽视，维系一个民族长期发展和存在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积淀，可能是我们在谈以人为本时很少考虑到的。人是有灵的动物，费孝通看到了这一点：“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⑥ 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即文化是人们的价值体制和行为模式。文化的隔阂是怎么形成的？地理、种族自然是原因。现实中的隔阂许多却是由于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别引起的。而在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下的收入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人们之间因此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沟通、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公平和社会认同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切不可忽视文化价值的意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说：“我们发现文化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文化的现实即存在于这两部分的关系中，偏重其一，都会成为无谓的社会学的玄学。一种物器的同一性并不在于它的特有形式，一个观念或风俗的同一性也不在于它的形式。器物的形式始终是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联，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与被改造的环境中，要认识文化的现实，只有从此着眼。”⑦ 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教授在英国求学时的导师，费孝通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并指出，“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对人类学的研究者就十分重要了。马老师的文化四方面的说法其实就是文化的整体论”⑧。20世纪末，费孝通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加以概括。他对于文化的经典概括至今仍然对我们有启示作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责任感是最普遍的、最广泛的、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而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美德。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而品德败坏的人则会遭到社会和他人的谴责。社会责任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美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之，这就要求人们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们在着手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同时建立共同的社会认同。没有社会的公共认同的文化价值，哪有和谐的社会？“人们乐于遵守自然法则和端正行为准则，因为大家都知道，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那就是共同的愿景和协同。”⑨
二、社会和谐基本机制的历史、全球和理论考察
（一）社会公平的全球性障碍：“社会问题”全球化
全美发展银行执行副总裁南西·博德塞奥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年有余，全球不平等在不断加剧。”⑩ 社会不公平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什么？费孝通道出了一个真谛：“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11) 从全球历史以及各国的具体历史看，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非当代中国独有。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通过对历史和当代的分析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公平（图1），贫富差距问题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危及人类生存。在这些不平等中，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尤为突出。斯塔夫利阿诺斯发现，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12)，这些不公正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存在于各国国内社会中。图2也向我们显示，自1800年以来，世界上的财富在不断向富人手里集中，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这样的。
图1 世界富有和贫穷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Nancy Birdsall,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edited by Charles W.Kegley,Jr.Eugene,R.Wittkopt,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1,p.361.
图2 富国与穷国GDP在世界GDP中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Nancy Birdsall,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edited by Charles W.Kegley,Jr.Eugene,R.Wittkopt,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1,p.361.
美国经济学家加德·博斯腾在《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2006）提出，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等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全球现象，回顾过去二百多年人类走过的历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社会不平等不仅发生在贫富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图2）。过去二百年，贫富差距、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增长而缩小，相反却在不断扩大。
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收入差距扩大，就业不足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二百年来，西方经济一直处于强势状态，其经济和现代化的成功造成了其社会中的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西方模式优势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主义思潮，但是在西方世界，也出现了像博斯腾这样一批敢于对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自我反思的学者。针对美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伽·奥珀罗维特兹预言，在21世纪头十年中，美国必须接受一种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性挑战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行政策能够应对的(13)。
其实，新的趋势已经在美国和中国初露端倪。继比尔·盖茨夫妇捐赠260亿美元成立基金会后，另一位美国首富巴菲特捐赠380亿美元搞慈善。作为一个从资本市场起家的富人，在捐赠仪式上，巴菲特感慨市场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个感慨值得我们深思。(14) 值得欣慰的是， 在西方政治家和商界举臂联手应对人类发展新挑战的时候，中国在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也迈出了巨大的一步。香港首富李嘉诚日前表示，其旗下公司已经捐出80亿元用于公益事业发展，“未来还将有巨资投入，而‘直到有一天，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作者注）一定不会少于我财产的三分之一’。以李嘉诚的大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元，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14)。中国自2005年以来不断深入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标志着这个转型国家在社会发展方向方面进行的新探索和展现的新趋势。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约束，一旦通过媒体、舆论进行宣传和传播，就成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制度约束。要它真正形成事实，取决于企业家内心的良心、责任。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在一开始就讨论的和谐社会的第二个核心内容——文化价值。我们总是不能离开社会价值谈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
对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评价，在西方社会中也存在巨大分歧。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中国，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经济社会磨难，潜意识中赶超英、美的思想和理念不能不说根深蒂固，甚至有人把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模式。历史已经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暴露在我们面前的西方经济和社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社会和完美经济。因此，必须改变我们潜意识中的刻板、抽象、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全面、动态、历史和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实发展中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更加完美的办法，赋予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一种全新的意义。这也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现代化的一项特殊使命。
（二）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所有制、市场机制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好
1.制度和体制因素
费孝通认为，“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因此，我总是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群体间所有意识形态之争，不论是宗教战争、民族冲突以至结束不久的‘冷战’，实质上都是群体间物质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水火不相容原是物质利益争夺的借口和掩饰”(16)。从理论上说，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不论是文化、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如此。
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引用洛克的话说：“按照贤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现代社会存在不平等是必然的。”(17) 在洛克看来，私有制是不公正的根源。卢梭自己则说：“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18) 卢梭在这里不仅直指私有制，也指出绝对平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自然状态下也是如此。回顾历史，中国曾经经历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存在绝对平等，只是相对平等。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工人中至少还有八级工资制，还有干部中有不同等级的工资。可见，在社会发展中，或者说由于能力等因素，必然会造就不平等。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和限度，以及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如何来限制这种不平等。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有两个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一是所有制的性质与结构，二是现行制度对这种所有制及其现实结构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笔者在这里谈论的制度是一个广义上的人类学意义的制度，它既包括由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所规定的准则，也包括由于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没有制定法律支持和规范社会捐赠和慈善事业发展之前，美国民间的慈善捐赠是美国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的文化、政治、传统积淀的结果，是美国重要的社会制度，我们也只有从这里才能够对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华尔街大鳄巴菲特以及更多的美国人的慈善行为、志愿精神作出部分合理的理解，但不是全部。F.A.哈耶克则认为，“为建立一个合理的法律制度，我们需要并且也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得到了比这更加明确的帮助。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对其他人的需要作出贡献，不仅仅产生了私人财产的一般原则，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种类的产权内容。为了使个人在其决策中能够考虑到这个决策可能引起的各种实际影响，有必要使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责任范围尽可能全面地包括他的活动对他人从其控制的事物上所得到满足的全部直接影响。这完全可以通过产权的概念来完成。简单地讲，产权就是对某一事物包括动产或律师所称的‘不动产’有唯一的使用权。但是涉及土地时，就会产生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承认私人产权原则对我们帮助甚小，除非我们清楚知道所有权所包括的权利和义务的真切意义”(19)。
历史表明，经济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应该主要由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阶层收入的增加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进步加速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减少反过来又反映出长期的失业问题、全球化、制造业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转移等等。私有制本身会造成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为了抑制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领域的公共性是必不可缺的。这是我们理解的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收入分类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第一个深层原因。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最有效的，但不是最公正的，因为它不能保证基本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向那些最需要的人的倾斜。不仅像博斯腾这样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甚至连像巴菲特这样的资本家也有同样的感觉。2006年，巴菲特在向盖茨基金会的认捐签署仪式上说了这样一番话：“市场经济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举例来说，一些在发达国家看来已经成为历史的传染病，却在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地区流行，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命，例如艾滋病。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药物，但是药品开发商宁愿开发让富裕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伟哥”，也不愿意开发穷人急需的药品，因为他们太穷了，无利可图。据统计，从1975年到2004年，全世界开发出来的1556种药品中，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响数十亿人存亡的疾病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手推广生产穷人可以消费得起的艾滋病药品，盖茨和巴菲特联手救助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足以说明市场制度的深层矛盾。对于美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经济学家柯密特·高登有一个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美国社会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力分配，公开宣布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然而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20) 这四位世界有影响人物的善举彰显了一个根本问题：私有制和市场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造就不了社会平等，人类必须探索新的制度。典型的探索就是消除由于财富过度集中和阶级关系过度紧张引发的社会关系冲突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一般认为，社会政策发端于1873年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迄今已经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考察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英国最早的《济贫法》就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消除贫富严重分化，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保持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
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是，现代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差距，缓解财富分配过分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冲突（见表1）。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消除或缓解这种社会差距的方式因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美国，最初是社会自己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志愿精神和慈善精神；后来，政府特别是从罗斯福政府开始介入。“福利政策通过提供反周期性萧条的强有力财政刺激，缓解了经济萧条周期的严重后果。换言之，当经济衰退时，福利政策有其强有力的反贫困效果。总之，这些效果大大降低了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类苦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21) 在英、法等国，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介入更早一些，作用更大一些。阿瑟·奥肯说：“由于红利、利息、租金一级其他资产收入来自所拥有的财富，因而这些收入形式反映了财富的集中和其大部分向最高层收入集团的流入。”(22)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9 and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2000.
3.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好
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看，自古至今，人类在技术开发上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及时不断地将这些技术用于经济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带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问题是，为什么在技术取得如此的进步前提下，而社会进步就那么艰难？用价值中立理论解释，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取向的。对于那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市场经济则是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原则吸纳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百年人类在经济技术上取得巨大、快速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则大大不同，社会政策的应用涉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自身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和执行者本身是政策的受益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实施政策、制定政策过程中难以超越价值中立原则，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甚至出现“经济和技术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的现象。“市场如果受到富人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将产生不平等，将使市场失效并使不同利益群体产生扩大财富的不同激励”(25)。迈克尔·谢若登也说：“美国福利国家最初是凯恩斯的一个创造，用以在经济低落时刺激消费需求。宏观经济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主导了福利国家的形成，使福利国家以收入为基础，以消费为导向。然而，正如莫里斯贾诺维茨所发现的那样，福利国家的增长已越来越少地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越来越多是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26) 针对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失灵，出现了志愿主义的治理模式，那就是非营利部门参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博斯腾提出“大家一起做”，而不是“做自己的”理念的原因。
注释：
① 吉德福·平肖：《在工作场所创建社区》，见美国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第1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②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6—10—19。
③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第18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④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第1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⑤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12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⑥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第10页。
⑦ 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载于《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第290—29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
⑧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40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⑨ 史蒂芬·柯维：《理想社区》，见《未来的社区》，第51—5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⑩ Nancy Birdsall,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edited by Charles W.Kegley,Jr.Eugene,R.Wittkopt,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1,p.359.
(11)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第166页。
(12) 斯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卷），第4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 Gar Alperovitz,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Shipping October 8,2004.
(14) 汤本：《慈善大手笔改写资本主义》，载《市民》，2006(7～8)。
(15) 刘义昆：《李嘉诚1/3的身家该怎么花》，载《文汇报》，2006—08—26。
(16)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第129—130页。
(17)(18)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http://www.ebook007.com
(19) F.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http://www.ebook007.com
(20) 柯密特·高登：“原序”，见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第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1) 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第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2)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第1页。
(2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9 and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2000.
(24) 包括公共援助、食品券、铁路和政府人员退休福利、失业补贴等。
(25)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Equity and Development,The Co-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0.
(26) 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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