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国认识社会主义的偏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偏差论文,中国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中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这种探索开了个好头，可后来没有搞好。这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无疑应该是发生于60年代上半期的中苏大论战。当时，除了反对苏联“老子党”、“大国主义”的一面，双方分歧的核心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现在来看，那场大论战是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旅程中的一段插曲，若从中国方面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可以说，中苏论战既反映了我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
（一）
就中苏论战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看，其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偏误。
误区之一，在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认识上，不仅未根本突破苏联原有的观念，认为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加以固守并推向极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模式，曾使我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但毛泽东和党的总的指导思想在沿着“左”的方向发展。以至在中苏论战时期，我党基本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的、教条式理论，并将其看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依据之一。
如在中苏论战时期的文章中，我们有意识地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以此作为裁判其它经济成分和经济制度命运的标尺。实际上这是脱离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单纯追求既高又纯生产关系的传统思想的反映。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原理。将这种思想当作分析政治、社会问题的理论前提，甚至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则是十分有害的。
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三评）一文中，依据铁托政府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允许农村中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的存在，“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走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依据铁托政府取消国家统一计划、以利润刺激企业经营、鼓励自由竞争、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各企业间是相互竞争关系等五条“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政策，就断定南斯拉夫推行的“工人自治”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得出结论，南斯拉夫的经济已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南斯拉夫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就否定了南斯拉夫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探索的理论和实践。
误区之二：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并借以“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必然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在这方面，党的逐渐发展起来的“左”倾理论由于中苏论战而得到升级和强化。
系统总结我党反修斗争经验教训的我党论战文章，是由毛泽东主持讨论并亲自修改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
这篇长文严肃地提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对此，文章从以下几个命题出发并作了系统论述：
第一、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第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认为，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要千方百计地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三、断定“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四、提出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和政策，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其中的第二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新增加、基本上是他自己重新改写的，在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以后，阐释道：“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第五、专门论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客观地讲，上述某些结论不能说没有道理，有的甚至是发人深省的思想。但问题是，结论产生的某些依据却不是慎重的，推论的过程也不是十分严密的，这样，得出的认识有的就必然失之片面。特别是出于中苏论战的现实需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严重夸大，使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思维框架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并大搞所谓“反修防修”运动，自以为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只能是理论上陷入误区。
（二）
如果说，一方面，当时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缺陷体现于中苏论战之中，那么，另一方面，中苏论战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认识社会主义的偏差。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中苏分歧的刺激、中苏论战的催化，使本来就发展着的“左”倾观点得以强固和升级。
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国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应当说，起初，中苏在改革或调整经济方针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同时，中苏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差异性也在逐渐增大，这就是毛泽东强调“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然而，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遭到赫鲁晓夫的批评和嘲讽，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影射攻击。这不仅促使毛泽东将之同国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当时形势的批评联系起来，提到了一个新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而且促成他把本来具有的这种模式又得以强化。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谈论国际形势时说：“赫鲁晓夫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国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既然毛泽东始终是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他的这种思想理论自然也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至于中苏两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毛泽东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有所不同。1958年，因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以及中国炮击金门问题，致使中苏矛盾加深；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引伸到党内。其后， 便得出赫鲁晓夫就在党内的结论。 60年代初，一方面因国内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而导致的中苏关系恶化，再加上中印边界冲突发生，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活动猖獗，国际环境有所紧张。故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逐渐把“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由国际应用于国内。此后，我们党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中心，被迫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全面展开同苏联的论战；在国内突出反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主题，展开了城乡社教运动。对内对外，思路一脉相承，只不过毛泽东把战略眼光由主要对外斗争转向了主要对内斗争。1964年4月，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 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搞民主革命，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胜利了14年，我们又重新抓起社会主义教育，现在情况好了一些。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地是指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在他看来，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的这条思想与反苏斗争的理论系统结合，已在“第九评”一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认识直接加剧了毛泽东对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忧虑和危机感，促使他后来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错误论断。如果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还仅仅是为“左”倾理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的话，那么，经过中苏大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经过进一步梳理，则趋于系统化、完备化了。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甚至误解，使固有的某些“左”倾观点似乎“找到”理论根据而愈发觉得“理直气壮”了。
应该承认，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和党是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但这不等于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认识上，就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甚至误解。其实，在这之前，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预测的照抄照搬，来自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经验”，在论战中，为了驳倒对方，双方都在寻找理论依据，遍查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时就难免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对马列主义的词句作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引用，而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的理论依据，反过来又会强化其错误的理论观点。这就不能不在本来意义上造成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教条化、绝对化。
如毛泽东把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因而，在中苏论战的文章里，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工资差别等视为“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加以痛斥。以至1969年，批判国内的“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便是自然的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特点，即力图依靠政治和思想上的革命，来保证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结果，只能是抑制生产力的发展。
如毛泽东这时期对“过渡时期”的误解。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他还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这里，毛泽东的认识实际上是倾向于前一种观点，也就是“大过渡”论，随着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国际共运争论的错误估量，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渐形成“大过渡”理论，即错误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1963年6月， “大过渡”论的观点正式载入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就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混为一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得到进一步转变和发展，并随之被应用于对苏联的观察、评判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中。
可见，在中苏论战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裁判苏联；反过来，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60年代后，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对国内提出的多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特殊背景。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失误，脱离客观实际的“左”倾思想就有了滋长的条件。
其三，由于中苏激烈斗争的需要，论战中往往机智多于理智，批判多于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简单化倾向。
这种简单化倾向，不仅是指我们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加以反对，如对南斯拉夫坚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清醒地认识，而且是指我们在批判“修正主义”问题上所依靠标准的简单化。不仅如此，这种简单化的观察方法此后又运用于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分析，从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到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由指责苏联、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到割国内“资本主义尾巴”，表明了中苏论战中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形成的若干观点同“文革”之间的历史联系。这样，对过去的“左”的错误，没有总结教训，反而加以肯定和强化；对过去的探索中和纠“左”中获得的积极成果，却加以否定，指责它为修正主义。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方面，党在经济建设上的观点同中苏论战有密切的关系，在阶级斗争上的观点的发展同中苏论战也有关系。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才刚刚起步，自己没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苏联模式暴露了许多弊端，不足为法，但想摆脱苏联模式又未能摆脱；未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照搬了马列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预测，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中苏论战的展开，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成熟的认识逐渐变形甚至被严重扭曲，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陷入偏差，这不能不促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首先，必须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不能囿于某些固有观念或主观空想。
其次，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自身模式不断创新且适合本民族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各国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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