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语言学：走向诗学研究的最深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语言学论文,最深处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1)01-0050-07
巴赫金无疑是20世纪文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巴赫金的学术活动持久而丰富，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所关注的是，巴赫金诗学研究所突出强调的“形式主义”问题。在笔者看来，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他试图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外重构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形式主义”诗学，从而既避免俄国形式主义在纯语言学基础上建构形式主义的偏颇，又冲击了当时普遍流行于苏联的庸俗社会学的诗学研究倾向。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是他对传统语言学的批判（另一个重要基点是对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超语言学概念。可以说，超语言学的建构及其在诗学研究中的引入，使巴赫金诗学获得了非同一般的理论特质。通过对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揭示，我们将走进他的诗学研究的最深处。对此，拟从两个部分进行研究：首先对巴赫金超语言进行线性勾勒，试图指出超语言学与传统语言的根本区别；其次进一步探寻巴赫金是如何把他的超语言思想引入到他的诗学研究的，并简要分析这种引入的理论意义。
一、超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之超越
超语言学与纯语言学——超语言学的意识形态性——话语实践的超语言学意义——超语言学的对话本质
巴赫金超语言学是基于对独白型传统语言学不满而试图建构的一种具有全新意义的语言学。那么，什么是“超语言学”呢？巴赫金认为超语言学是对超出传统语言学范围之外的活的语言的研究。[1][250]这里的关键是一个“活”字。“活”是相对于“死”而提出的。“活”的语言研究所强调的是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巴赫金提出了一个根本性概念——符号——来划定超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与索绪尔试图以语言学为样板建构一个符号体系不同，巴赫金的符号概念是对传统语言观念的反动，是把传统语言学观念抛在一边的一种努力。巴赫金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一个“符号世界”。符号本身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它的物质性，也就是说，“符号也是一些单个的物体，就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任何一个自然、技术或消费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符号，但是同时它又具有单个物体自身范围内的意义。”[2][350]一是它的意识性，也就是说，“符号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在着的，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现实。”[2][350]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意识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符号只产生于众多单个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单个意识本身就充满着符号”。[2][351]当然，巴赫金关于符号的这两点界定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一旦把它们放在超语言学的范围之内，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符号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可给人以非常丰富的思考空间。
在划定超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围之后，在初步确定了符号的基本性质之后，巴赫金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超语言学思想：1,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性的；2,话语（言语）在语言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关于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这两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可以从以伏罗希洛夫名字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问题》一书中找到较系统的展开。（注：杰姆逊认为，伏罗希洛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是“对全部的语言学研究所做的迄今为止最好的概述。”（参见刘康《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最全面地论述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参见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一）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何谓意识形态？必须指出的是，巴赫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别于传统哲学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巴赫金由符号进入意识形态，而非由阶段、集团、党派进入意识形态。巴赫金认为，符号与意识的特殊关系决定了符号的意识形态性，因为既然符号具有“反映”和“折射”的功能，那么符号就可能歪曲或证实现实，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评价标准。所以，巴赫金提出“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2][350]。符号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是可以相互换置的。“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2][349]巴赫金从符号介入意识形态，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形态性问题。“就在符号领域的内部，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要知道这里有艺术形象、宗教象征、科学公式、法律准则等等。每个意识形态的创作领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现实、以自己的方式折射现实。”[2][350]巴赫金还使用了“意识形态功能”（包括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诸种功能）和“意识形态现象”（包括绘画、音乐、仪式、行为诸种现象）等术语来表述意识形态的形态方式。倘若我们要理解意识形态，只有具体深入到意识形态所表现的诸领域才有可能。总起来说，巴赫金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人类活动行为或社会存在方式的符号化模式。
既然意识形态不能脱离符号存在，既然意识形态表现为符号功能意义的诸形态，那么反过来说，语言如果离开传统语言学规范，必然进入到意识形态王国中来。所以，当巴赫金把活的语言置于语言学研究的首位时，当巴赫金看到了语言应用所导致带有的符号化特性时，就已经暗含着把语言本身纳入到意识形态氛围加以思考了。既然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符号世界，既然符号世界是意识形态性贯穿始终的，那么活的语言研究必须面对传统语言学研究不曾面对的语言现实性问题，也必须面对传统语言学研究不曾面对的语言社会性问题。在巴赫金看来，符号的意识形态性最终要展示在或作用于语言现实性。
任何意识形态的符号不仅是一种反映、一个现实的影子，而且还是这一现实本身的物质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符号思想现象都有某种物质形式：声音、物理材料、颜色、身体运动等等。在这一方面符号的现实性完全是客观的，它只服从一元论的客观研究方法。符号是外部世界的现象。符号自身和有它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它在周围社会环境中产生出的那些反映、那些行为和那些新符号，是在外部经验中进行的。[2][350-351]
巴赫金所强调的符号现实性或客观性几乎到了一种绝对程度，直接指向了符号物质性本身具有的外在影响力、它的物质属性及其这种属性在外在社会环境中的构造和行为能力。当然这里的含糊之处也十分明显；符号的这种物质性是如何被纳入到社会环境之中的呢？我们大抵可以猜想到，巴赫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意识，而且是一种具有构造现实和对现实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存在，或者说，符号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甚至还可以引申一步，符号的这种现实性意味着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与世界、人与人交往的方式，也就是语言的意识形态方式。这种交往方式的形态、内涵既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反映，也是人的被存在的一种反映。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符号现实性是符号存在的外在形态和影响方式，表明它在现实世界中占有一定空间，但这种对空间的占有在更深层次上则意味着社会性可能，它呈现出了符号在发挥功能过程中所具有的环境意义和状态。
符号只能够产生在个体之间的境域内，而且这一境域不是直接意义上的“自然的”……必须使两个个体社会地组织起来，即组成集体：只有那时它们之间才会形成符号环境。个人意识在这里不仅不能说明什么，相反，它自己却需要得到社会意识形态环境的解释。[2][353]
巴赫金所说的符号社会性，强调符号存在对个体性的超越，强调符号意义对个体心理的非依赖性，强调符号意义产生的语境性，而且这种语境是符号环境，也就是意识形态环境。这里我们可以把巴赫金与他的批判对象索绪尔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索绪尔曾就言语活动的基本模式给出一个图示。索绪尔的图示把言语活动区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语音一物质，一是心理一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图示所表现出来的言语活动，似乎可以理解两个单个的孤立的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的语境化背景（见下图）。（注：巴赫金对语言学史上产生的这两种重要派别，尤其是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进行了重点批判。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之所以受到巴赫金的格外重视，是因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被西方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而且不容忽视的是，索绪尔对20世纪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促使巴赫金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思考语言学问题的一个动因。）
索绪尔的这种对言语活动的描述和认识，正是巴赫金所不能容忍的传统语言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西方学界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评价甚高，但巴赫金的批判也是不无道理的。巴赫金对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强调，对语言意识形态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的强调，就是对索绪尔的这种个体性质的语言认知活动的一种克服。巴赫金说，“我们预先把意识形态现象及其规律性与个人意识相隔绝，就可以更牢固地把它们与社会交际的环境和形式联系在一起。符号的现实完全由这一交际所决定”。[2][354]
现在笔者为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语言意识形态性作一个小结。语言意识形态性是活的语言的一种存在状态或功能，具有本体意义；语言意识形态是符号化形态，是诸多的符号化模式的集合，它超越任何个体形式和心理形式；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态”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语言生产的基本动力，也决定语言的意义内涵。
（二）话语在语言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话语是语言意识形态性的具体化和实现方式，由此巴赫金超语言学走到关键一步。传统语言学（尤其是巴赫金重点批判的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且只能是具有结构意义的语言，因为言语是难以进行研究的，即使可以研究也是难以寻找出普遍意义的。所以，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视野中，我们只能清楚地看到作为对象的语言，而言语本身只是他不得不涉及到的一种个体存在，一个模糊的背影。巴赫金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割裂了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割裂了语言和价值的联系，这种对言语价值的忽视反映出形式主义者对语言的社会本质的无知。巴赫金所要做的是逆转索绪尔语言学的排列顺序。巴赫金不是从稳定恒常的系统出发，而是从具体言说出发，从活生生的对话事件出发，从具体的语言语境出发。“任何符号都建立于有组织的人们之间，在他们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所以符号的形式首先既是由使用该符号的人们的社会组织，又是由他们相互作用的最接近的环境所决定的。”[2][362]正如笔者在上面提及的，巴赫金对话语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对话语所包含的个人性（个人言说行为）的强调。对于言语的个人性质，巴赫金始终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反映在他对传统的个人主观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中。如巴赫金说，“对于个人主观主义来说，独白型表述也是最终的现实，是他们的语言思维的出发点。”（注：《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第433页。关于这种所谓的“语言科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基本特点，巴赫金在该书的第二编第一章有如下四种概括：(1)语言是一种活动，一个由个人的言语行为实现的不间断的创作构造过程；(2)语言创作的规律是个人心理的规律；(3)语言创作是一种类似于艺术的能被理解的创作；(4)语言作为一个现成的产物，作为一个稳定的语言体系（词汇、语法、语音），是一个似乎死板的沉积物，是凝结了的语音创作的激情，是一个抽象地构造而成的语言学，以便在实际中把语言作为现成的工具来学习。第一种倾向的本质在于心理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理的事实，它的活动是一种个人的心理活动，其代表人物是洪堡。（参见《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第390-391页。）独白型表述的特点在于，它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它表现个人的意识、打算、意图、动机和兴趣等。尽管巴赫金把话语作为一个个具体事件和行为，但他把话语纳入到既定语境之中，使得话语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个人交往对话的意识形态表现。巴赫金开始从个体语言交流进到话语实践本身。
话语是一种par excellence（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话语的整个现实完全消融于它的符号功能中。话语里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一功能无关，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它产生出来的。话语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medium（手段）。[2][354]
话语意识形态性的界定，超语言学的最基本精神已经在这里初露端倪了，这也正是话语实践在超语言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之所在——话语实践必然产生对话。话语实践是由两个以上的人来完成的，或如巴赫金所强调的是由两个“思想形象”来完成的，两个思想形象的对接、组合、拼装、整合，相互之间必然产生一种巴赫金十分期待和渴望的东西，那就是对话。所以，笔者上面提及的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符号化也好，符号的意识形态性也好，还有这里提及的话语实践的超语言学意义，都可以是在为对话的出场做准备。对话也只有在言语意识形态性构成之际，在话语实践可能之际，才出现，出现也才有意义，也才可能是巴赫金所追求的超语言学意义上的对话。
对话是话语实践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也是巴赫金所提倡的超语言学的最有意义的语言存在。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五章开篇着重指出了超语言学中对话的价值：
语言学当然熟悉“对话语”这种结构形式，并且研究其句法亦即词汇语义方面的特点。不过，语言学研究对话语，是把它看成为纯语言学的现象，亦即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它，因此全然不会涉及交谈者对话之间对话关系的特色。由于这个原因，语言学在研究“对话语”时，应该利用超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如此看来，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但同时，它又绝不能脱离开言语这个领域，也就是不能脱离开作为某一具体整体的语言。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
对话关系又不可能归结为逻辑关系，不可归结为指物述事的语义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包含对话的因素。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只有形诸言语，变成话语，变成体现语言中的不同主体的不同立场，相互之间才可能产生对话关系。[1][252-253]
对话是超语言学的真正追求，对话也成为超语言学惟一对象，对话也才使得超语言学具有超越的可能。
总之，超语言学的话语实践和对话追求从根本上改变语言学研究的方向，把语言研究的视野从语言的静态存在引向了语言的动态存在，从语言的个体意义引向了语言的群体意义，从语言的单纯表义性引向了语言的交流性，从一种不见言说主体的死的语言引向了一种主体进行言说和主体主导的活的语言，也就是在符号语境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性存在。在巴赫金看来，如果说对话不仅存在于超语言学而且也存在于传统语言学的话，那么超语言学对话的特质在于，传统语言学对对话关系的研究不涉及交谈者自身的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话关系的特色，实质上对话关系是一种基于主体立场的话语实现。所以，在超语言学的视角里，对话性是语言的本质。
二、超语言学与复调诗学批评之可能
双声语的诗学地位——他人言语和直接引语——他人语言对传统文体的发掘——超语言学与复调诗学批评
当我们初步完成了对巴赫金超语言学基本特质的线性勾勒之后，当我们已经识别出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意识形态性和话语实践性所生成的对话性之后，巴赫金还使用了另一个更形象的术语试图更清晰地界定他的超语言学思想，即“双声语”：
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不妨说要研究的主角，便是双声语。双声语在对话交际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真实的活用语言的条件下，是必然产生的。语言学不懂得这种双声语。可据我们看来，正是这个双声语，应该成为超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1][255]
如果说对话具有十足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双声语则可以说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对话性的具体表述，双声语之受到巴赫金的如此关注而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其道理就在这里。此外，需要格外指出的是，双声语既可以说是话语形态之一种，由此归属于超语言学范围；双声语又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形态之关键一种，由此又可归属于巴赫金诗学。所以，双声语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成为超语言学建构的核心，也成为巴赫金诗学建构的核心。双声语是巴赫金把超语言学引入诗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双声语既然处于这样一个枢纽地位，巴赫金也必然赋予它本身以极其丰富的超语言和诗学内涵。笔者觉得似乎可以从三个基本维度来剖析双声语：一是从巴赫金对话哲学来观照双声语的内在精神；一是从巴赫金对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研究来观照双声语积淀的文体意味；一是从巴赫金超语言学中他人语言和直接引语研究来观照双声语的形式特征。由于本文集中探讨巴赫金超语言学与诗学之关系，所以前两个方面这里只能略而不述。笔者在这里将直接进入到巴赫金超语言学研究中他人语言和直接引语的意义及其对双声语建构的影响。
他人言语和直接引语研究是巴赫金超语言学中极为精彩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话语实践的实质是对话性，而生成对话则需要对话人的参与。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领域，对话人双方的身份是作者和“他人”，对话也就是作者与“他人”之间的对话。显然，他人言语的出场被设定在作者言语存在的前提之下，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密不可分。这种关系的构成必然是以他人言语被嵌入到作者言语语境中为基本状态的。在作者言语和他人言语发生联系之时，巴赫金敏锐地感到，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缺陷是，对他人言语被转述语境的忽视，也就是说，对他人言语的存在条件和功能重视不够。巴赫金指出，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之关系有两种情形，一是转述他人言语的线形风格。即：
对他人言语采取积极态度的基本倾向能够维护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语言可以尽量创造他人言语的清晰而稳定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模式及其变体有利于更严格而准确地区分出他人言语，把它与作者语气的渗透隔开，有利于他人言语个性语言特质的简化与发展。[2][471]
这一风格的最大特点是，在他人言语内部个性化削弱的情况下，建立其言语的稳定清晰的外部轮廓，使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另一是转述他人言语的描述风格，即：
我们关注到一些直接相反的特质。语言不断产生出一些更精辟透彻、更善于表达各种感情色彩的方法，使作者插语和评述注入在他人言语之中。作者语境力求达到分解他人言语的严密的封闭状态。[2][473]
所谓描述风格是指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的相互拆解，这种拆解又可能呈现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形：一是削弱话语与话语之间界限的积极性来自作者语境，作者语境以其语调、口气（如幽默、讽刺、爱或恨、欣喜或蔑视等）浸入到他人言语之中；一是削弱话语界限的积极性来自他人言语，他人语境变得比围绕它的作者语境更有力、更活跃，他人言语使作者语境失去自己所特有的更合乎常规的客观性。这两种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关系之情形，是巴赫金超语言学所极力要区分和研究的。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描述风格中的后一种情况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发现的一种独到的诗学风格，也是巴赫金力图张扬的他的诗学基本原则。他人言语的风格状态，使得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构造的相互理解、相互评价、相互辩驳的关系和积极的动态对话成为可能。
巴赫金在他人言语基础上还讨论了直接引语。如果说他人言语是双声语的表现形式，那么直接引语就是他人言语的表现形式。巴赫金就是这样把论题一步步引向具体层面的。对直接引语的探究使双声语原则更加稳固，语言对话性更加不可动摇。
直接引语在俄语中具有独特地位。巴赫金指出，在俄语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纯理性主义阶段，也就是说，俄语中不存在那种充满理性和自信的客观主义的作者语境对他人言语的具体内容进行解析以建构间接转述他人言语的复杂变体的语言现象。所以，间接引语在俄语中没有发育起来，直接引语由此具有了突出意义。按照巴赫金的研究，俄语中的直接引语比较复杂，比如“有准备的直接引语”、“物化的直接引语”、“修辞直接言语”、“被替代的直接引语”、“准直接引语”等。尽管这种种直接引语的语言功能不甚相同，但巴赫金所强调的，不是作者言语转向他人表述，把自己语气贯穿于他人话语之中，而是相反，即他人表述贯穿和分布于作者所有的语境中，使其变得模糊和具有双重意义。巴赫金的直接引语研究十分复杂，限于本文篇幅不可能展开来谈。在此仅略提一下巴赫金关于言语干扰和他人声音在作者语境中如何体现的论述。
言语干扰存在于作为直接引语的他人言语与作者语境之间，是一种言语矛盾的表现。巴赫金认为，由于言语的修辞和评价作用，词语的表现力通常会进入作者言语与主人公言语相互交叉的语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先来看巴赫金的一个例子：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气晴好、寒冷；已经是一点多钟了，可是在首都彼得堡一幢漂亮两层楼房一个舒适、装饰豪华的房间里，还坐着三位特别受尊敬的先生，他们正在就一个有趣的话题进行着引入胜很有气派的谈话。这三位先生都拥有将军头衔他们都坐在漂亮柔软的安乐椅里，围着一张小桌，边侃侃而谈，一边安详而又舒适地啜饮着香酒。[2][490]
巴赫金对此进行了如下分析：在总共只有几行的描写文字里，修辞语“漂亮的”。“舒适的”出现两次，此外还使用了诸如“豪华的”、“有趣的”、“很有气派的”、“引人入胜的”等修辞语，如果仅从一般修辞意义上，我们肯定会对这种苍白无力的描写风格进行批判，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修辞语都可以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言语而加上引号而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时，它们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叙述者好像与“将军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好像是在向他们献媚，另一方面作者又在极力对所有这些可能的和实际存在的表述进行有目的的讽刺和挖苦。这段话始终是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修辞语与评价语之间，作者言语与他人直接引语之间的矛盾纠葛。这种言语矛盾已经超出了一般修辞学而具有了超语言学的意义。
他人言语的声音如何在作者语境中体现出来，还是先看巴赫金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他，公爵，现在不亲自走近他，而是转身离开了他，好像什么也没发现似的，虽然他们的目光已经对视了一下。（是啊，他们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而且他们还相互看了一会。）他不是想亲自拉着他的手，和他一道去那儿吗？他不是想亲自在明天去他那儿，对他说他去她那儿了吗？他不是在去他哪儿的半路上，当他的心头突然充满了喜悦时，他自己不是断绝了与自己的魔鬼的关系了吗？或者在罗戈任心中有一某种感觉，即在这个人今天的整体形象力量，在他说的所有话语中，在他的举止行动和眼神中，能够证实公爵可怕的预感，能够证实他的魔鬼的愤怒诅咒吗？有一种东西他自己能亲眼看见，可是却很难分析和叙述，不能用足够的原因来证实，不过尽管有这么些困难，有这么些不可能，他还不是能够说出全部完整的和强烈的、能不由自主地转入最坚定信仰的印象吗？信仰是什么？（噢，这个怪物，这个有损尊严的信仰和这个卑贱的预感，是如何折磨公爵的啊！他又是如何自责的啊！……[2][522]
这是一个两种言语不被一种声音同等转述的例子。他人言语在作者语境中的体现关键在于作者视野转换成主人公视野，这种转换不仅是语调性的而且是声音性的，它体现在言语个性化特点的全部内涵中。这里的整个段落可以被加上引号而成为一种直接引语，它由此成为主人公的语言，但是从括号中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存在，作者视角的存在，但这是作者言语已经退而成为背景，而主人公言语则成为一种充分的话语表现。“通过绝对充分的表演，在他人言语和作者语境之间形成了对话中的一种对白对另一种对白的相似关系。作者用这种方式就与主人公接近起来，他们的关系在对话中形成了。这一切都有必要会得出结论，那就是他人言语绝对充分地表演”[2][523]当然，这种转换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和修辞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更是一种被言语内化的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巴赫金对他人言语的研究，对他人言语与作者言语关系的研究，进一步从语言学角度巩固了语言的对话本质这一结论，但在诗学研究，似乎还需要再进一步。巴赫金难能可贵的是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开始尝试把这种超语言学研究结果带入到诗学文体的研究之中，从双声语视角对传统文体进行重新思考。
文体研究通常意义上是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赫金之前的文论史留下了大量的文体研究成果。巴赫金文体研究的意义在于，从超语言学角度重新发掘传统文体研究所忽视的东西，把文体研究与诗学研究进行新的整合，把新文体现纳入到以超语言学为基础的复调诗学的建构中。不难理解，只有文体研究成功，只有超语言学成果体现在文体研究中，巴赫金复调诗学才可能建构成功，才可能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巴赫金才可能真正把语言学和诗学整合起来，实现他的诗学建构的理论理想。
文体以语体为基础。语体大致可分三类：指物述事类，以使人直接了解事物为目的；被描述客体类，最客观最典型的形态是直接引语，它既有指物述事的内容，又是需要表现的对象；修辞模拟类，它表征着确定的人、确定的社会地位和确定的艺术笔调具有修辞意味。在三类语体之上，巴赫金重点对文体进行了分析。如仿格体、讲述体、讽拟体、暗辩体等。先来看仿格体。仿格体是指使别人的指物述事的意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服务自己的新意图。仿格体把他人言语如实地加以利用，给人以客观色彩。但巴赫金指出，实质上，由于新目的从内部左右他人言语使得仿格体的客观性不再可能，呈一种虚拟语象；是该言语又不是该言语，是双声性。仿格体的虚拟性被传统文体研究所忽略。与仿格体相似有讲述体。讲述体是指作品中没有作者语言，由叙述人代替作者说话，此处叙述人之讲述似乎比仿格体的客观性更重。但巴赫金指出，叙述人语言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客体语言，因为作者的态度贯穿到叙述人的语言之中，作者并不真正把叙述人的语言拿给我们看，作者从叙述人语言内部加以操纵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叙述人的讲述或多或少带上了虚拟性质。接下来要说的讽拟体与仿格体和讲述体大不相同。与仿格体和讲述体相同的是，作者借他人言语来说话；与它们不同的是，作者要赋予他人言语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巴赫金认为，讽拟体里不可能出现不同声音融为一体的现象，不同声音不仅各自独立，它们更是相互敌视，相互对立。所以，讽拟体成为两种声音争斗的舞台。最后是暗辩体（对语）。无论是仿格体还是讽拟体，作者都是利用他人言语本身来表现自己的意图；在暗辩体中，他人言语却留在作者言语之外而没有直接进入作者言语，但作者言语必须时刻考虑他人言语的存在，并且总是是针对他人言语而言说，尽管他人言语处于作者语言之外，仍对作者语言产生影响，这样或那样起着左右作者言语。[1][260-270]
巴赫金称仿格体、讲述体等是“单一指向的双声语”，讽拟体等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而暗辩体等是“积极型”（折射出来的他人言语）的双声语。巴赫金对三个细类的基本特点作了如此总结：
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分析的第三细类（指“包括他人话语的语言〈双声语〉”——引者）同第三种类型（指上述的第三种语体——引声）中前述两个细类比较，大不相同。这一细类可以称做是积极的，以区别于前两种消极型。事实的确如此：在仿格体、讲述体以及讽拟体中，他人语言被使用它的作者掌握在手里，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作者把不妨说是孤立无援的任人摆布的他人语言取了来，再将自己的意图加进去，迫使它服务于自己新的目的。在暗辩体和对话体中则相反，他人语言积极影响到作者语言，强迫作者语言在其影响和左右下，相应地做出改变。[1][271]
显而易见，巴赫金的诗学文体研究已经在不经意中引入了超语言学思想。我们看到，在超语言学的观照下，文体双声性的揭示使传统文体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们成为巴赫金复调诗学建构的基础。更进一步，巴赫金基于自己的对话理想，突出强调了讽拟体、暗辩体在诗学中的意义，指出它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造的基本文体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目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怕双声语的不同指向都发展到极其强烈的程度。相反，这正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因为在他的小说里，多种声音并存的现象不应该被取消，而应该大放异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人语言所具有的修辞意义是巨大的。这里，他人语言在紧张地活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修辞上应重视的基本关系，是不同话语之间不断发展的极其紧张的关系。这里说的话语，都是各自独立、地位稳固的，各有自己的语义中心，而不构成某种统一的独白，不受制于某种统一的风格和情调。”[1][280]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更是巴赫金所追求的复调的诗学原则。
巴赫金的他人言语理论从超语言学维度为其诗学的双声语设想提供了形式结构上的保证。从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双声语的存在，双声语中对话思想的可能，无疑是因为在超语言中解决了作者语言、语境和他人言语、语境的关系。他人言语的独立性、完整性和自我语境的设置，在作者语境之内存在，与作者语境相互影响，但并不被作者语境所消解；在某种程度上，他人言语的存在削弱了作者语境的影响力，使得它们之间有可能构成相互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作用关系。这正是巴赫金所追寻的超语言学与诗学结合的理想境界。
由于超语言学的确立，巴赫金为自己的诗学理论找到了学理基础。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巴赫金对中世纪狂欢文化的研究和对超语言学的研究，构成了巴赫金诗学的最富有价值的双翼。当然，倘若中世纪狂欢文化研究不落实到巴赫金反复强调的艺术的形式化方面，也还是与诗学批评的形式性本身存有某种距离，难以构成巴赫金复调诗学的有机内容。超语言学使我们直接看到了巴赫金诗学建构的可能，也更进一步理解了巴赫金复调诗学的革命性意义。
〔收稿日期〕2001-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