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和极限问题的理论争论与人类面临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人类论文,极限论文,理论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5）04—0011—09
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所带来的种种破坏性后果，引发了人们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所引起的世界性的争论，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的承载力是有限的，资源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科技进步能不断发现新的能源与资源，但在每一个特定的人类社会阶段，能源与资源危机总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改变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增长的核心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早期的农业社会。在这一长期的历史时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服从自然、自然支配与统治人类。（1）由于人类的科技水平极为低下，只有粗浅的科技意识，无法解释和认识大量的自然现象，对神秘的自然界既恐惧又崇拜。（2）由于人类只有简单的劳动工具和劳动经验，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只是靠自然的恩赐，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来生活，如狩猎、捕鱼、采集自然果实等，来维持低下的生活水平。（3）由于人类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极为低下，无法与自然相抗衡，只能盲目地服从自然的支配，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基本上没有抵抗力。
二是工业社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工业社会是人口增长最快、经济发展最迅速、物质财富积累最多、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在工业社会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即人类要控制自然、征服自然。（1）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促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更加快了工业革命的强劲势头。人类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发现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探索出更多的自然界奥妙，因而也滋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主宰，提出了“人定胜天”等不切实际的口号。（2）人类的消费欲望空前膨胀，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科技发明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器。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工业革命在技术领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大规模的销售系统；工业化的核心是大型化（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84，72.），于是在工业社会中“大”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词。（3）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和严重，产生的问题也日益多样化，如温室效应、气候变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粮食短缺、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突出地表明在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和矛盾在不断加深，主要表明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在自然界中，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即对系统内外的各种变化进行的自我调节，尽可能保持系统的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外部干扰因素会引起系统的变化，但系统经过自我调节后又可恢复原状。但外部干扰如果过于强烈，破坏了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就会导致系统的失衡。例如，水体污染超过自净能力，就会导致水生生物的大量死亡；过度砍伐森林就会导致水土流失；草原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荒漠化等等。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往往忘乎所以，一心想要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许多突难性的后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保护的松林，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17—518.）但是，这些忠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二，发展与资源的关系。工业社会除大规模的生产与销售体系的特点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事实上，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已成为工业化的主导性资源和物质基础。人们总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开始对自然界进行毫无节制地大规模开采与利用。但是现在人们发现，自然界中的绝大多数资源不仅数量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可再生的，这些能源总有一天会被人类消耗完的。同时，以石油、煤炭为主的常规能源消耗后产生的废物，又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破坏。20世纪中期，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空间有限性和资源有限性，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工业早期阶段出现的种种破坏性后果，引起了人们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弊端与危害。在此基础上，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开始出现并为人们所接受。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wholism）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注：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辩[J].读书，2004，（2）.）。
生态整体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利奥波德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三原则，即“和谐、稳定和美丽”，罗尔斯顿在系统论证的基础上，补充了“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另一个代表人物奈斯又补充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
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以来被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不再仅仅从人的角度认识世界，不再仅仅关注和谋求人类自身的利益，要求人们为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而不只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正因为如此，生态整体主义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和批评，也成为生态思想领域的一个最具争议的问题。然而，生态整体主义积极倡导人类丢掉旧的观念束缚，努力认识和了解生态系统，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基本标准，是非常切合实际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提出，为人类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依据。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真理：自然不属于人类，但人类属于自然。
二、增长极限的理论争论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张，资源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都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英国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著作《人口原理》中集中探讨了资源问题，着重论述了人口生产与资源供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口若不加以控制，将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以算术比率增加，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地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马尔萨斯虽然看起来是在论述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口数量要与自然资源相适应，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平衡，人口数量将会因饥荒、战争、瘟疫等灾难性、强制性的抑制而减少。如果说马尔萨斯是“资源绝对稀缺论”者的话，那么李嘉图则提出了“资源相对稀缺论”的观点，而约翰·穆勒则是后一观点的集大成者。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不同意马尔萨斯的绝对稀缺论，但又坚决反对无止境地开发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极限。他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而且这一水平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的大量消失。（注：洪银兴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7.）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与环境问题格外引人注目。英国学者福格特（W·voget）1949年出版了《生存之路》，在这本书中，他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等问题，提出世界人口增长已超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力，人类正面临灭顶之灾，生存之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恢复并保持人口、土地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尔逊（Rachel·Carson）出版了引起轰动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的可怕景象，警告人们将会失去“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们对资源环境危机和发展观念的讨论。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Baulding）发表了《来自地球宇宙飞船的经济学》，把地球比作茫茫太空中的一艘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将会使飞船内有限的资源开发耗尽，人类生产和消费所排出的废物最终使飞船完全被污染，这最终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1968年，保罗·艾里奇（Paul·Ehrlich）发表了《人口爆炸》，认为人口增长如不加以控制，大约900年以后，地球人口将达到6×10[16]，地球陆地表面每平方米将挤满100人，地球将人满为患，人们将无立足之地。我国学者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也提出了人口控制问题，但当时这一观点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受到了批判。（注：张二勋等.20世纪资源述评[J].史学月刊，2002，（12）.）
1968年4月，来自美国、德国、挪威等10个国家的30多名学者在罗马集合，讨论当前和未来人类面临的困境问题，并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1972年，以丹尼斯·梅多斯（Dennis·Meadows）为代表的一批俱乐部成员，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即轰动世界的《增长的极限》。在当时的70年代，正是西方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该报告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独树一帜地提出要关注“增长的极限”问题。该报告认为影响和决定增长的有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经济增长导致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而这些都属于指数增长的性质。
该报告通过对上述五个主要因素的分析，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例如关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报告认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注：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206.200.）而这些严重问题的出现，都产生于现行的增长模式。“现在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在全世界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按照现在的模式，不断试图增长，必然以灾难性的崩溃而告终”。（注：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206.200.）该报告深刻地批判了现有的增长方式，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持续下去，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而要避免这一灾难性的结局，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出生率、产出率等等的不变：“我们现在对全球均衡状态得到的一套最低的要求是：（1）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2）所有投入和产生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3）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价值一致。”（注：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206.200.）该报告的观点后来被认为是“资源有限论”和悲观派的代表作，它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也被称为“零增长”。
《增长的极限》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也引来了众多批评，不少学者开始反驳《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美国学者朱利安·林肯·西蒙（Julian·L·Simon）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1981年出版了《最后的资源》（中译本《没有极限的增长》），对“资源有限论”进行了集中批评。该书首先对“有限”一词的词义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从实际和哲学的角度来看‘有限’这个词用在自然资源上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显然是错误的。世界上有许多重要的争论，关于‘有限’这个词的争论‘不仅仅是语义学的’，而有关资源短缺的语义学争论搅乱了公众的讨论，并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注：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4.7.55.66.）然后，该书着重论述了“无限的自然资源”和“永不枯竭的能源”，提出“从任何经济意义上讲，自然资源并不是有限的”（注：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4.7.55.66.），因为人们无法准确地探测到自然的蕴藏量，“我们可以得到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以及更为重要的这种资源可能向我们提供的效用，是永远不可知的。”（注：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4.7.55.66.）同时，该书认为随着科技进步，新的资源会不断出现。例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的能源供应显然并不局限于地球。太阳是除核能之外所有能源中最后的能源资源。因此，显然我们不能象重复利用其他矿产资源那样重复利用能源，但我们的能源供应并不局限于地球现在所拥有的能源数量，所以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能源都是无限的。”（注：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4.7.55.66.）上述观点又被称为乐观派。
从此以后，“资源有限论”和“资源无限论”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息，双方不断有新的作品和新的人物出现，使争论不断高潮迭起。例如，美国政府于1980年夏季发表了《公元2000年的全球研究》，支持了《增长的极限》的观点；而在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下一个2000年：关于美国和世界的远景描述》的研究报告，逐条批驳《增长的极限》。虽然以朱利安·林肯·西蒙为代表的反对派对“零增长”持有异议，《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已为世人所认同。不时向人类社会袭来的能源危机和资源短缺现象，在事实上已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人类所能发现的资源和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合理利用资源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
增长的极限论与无限论的争论，实质上是根源于对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高耗费、高污染、高速度模式的反思。为了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争论各方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均衡增长论
《增长的极限》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而面对增长人类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不受限制的增长、自己对增长加以限制和自然对增长加以限制，但事实上只有后面两种方案是可能的。该书认为理想的方案就是全球均衡增长，“全球均衡状态的最基本的定义是人口和资本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注：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根据全球的均衡状态这一概念，梅多斯等人编制了“具有稳定的人口和资本世界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假定自1975年起人口停止增长，1985年起工业资本停止增长，其他条件仍旧维持不变，结果是指数增长情况没有了，但是由于人口和工业资本仍旧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上，资源耗竭得相当快，只能达到暂时的稳定状态。
为了保持均衡状态，梅多斯等人认为，除了需要控制增长的政策外，还需要技术政策，于是可编制出一个“稳定的世界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的政策是：在1975年通过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使人口稳定下来，并允许工业资本自然增长到1980年。在此以后，通过投资率等于折旧率使工业资本稳定下来，每1单位工业品的物质消耗是降到1970年价值的25％，以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为了进一步延缓资源的耗竭和污染的加深，经济重点应从生产物质产品转移到增加学校、医院等服务设施，污染降低到1970年数值的25％。为了提高按人口平均的食物量，资本要转到粮食生产上。农业投资的增加会使土壤肥力减少，因此，农业资本应优先使用于增加土地肥力和水土保持。由于工业资本用于服务设施、粮食生产、资源回收和污染控制，工业资本存量将处于低水平上。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工业资本的平均寿命要增加，以便进一步降低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梅多斯认为，在稳定的“世界模型”中，实行控制增长的政策加上技术政策，就能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并持续到遥远的未来。
《增长的极限》发表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非议，本文不可能对全书进行详细的评论，但有几点是需要澄清的。第一，该书并没有提出“零增长”的观点，而是认为均衡不等于停滞。“用这种方式规定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停滞”。“我们这里描绘的均衡状态的图景，的确是理想化的。这种状态也许不可能达到，而且也许是地球上大多数人所愿意选择的。描绘这种状态的唯一目的是要强调：全球均衡确实不意味着进步或人类发展的终止。”（注：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00、208.201—202.）第二，该书认为全球均衡状态不仅不等于停滞，而且可以与增长相并行。“在这样一种均衡状态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会窒息发明吗？社会会固定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中所看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模式里吗？……一个社会免除了同增长引起的许多问题作斗争，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创造才能用于解决其他问题。事实上，我们相信，正如我们下面要说明的，社会的进化有助于发明和技术发展，一个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与其说是在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增长状态中进化，很可能不如说要在全球均衡状态中进化。”此外，该书提出在均衡增长模式中，并不是笼统地要抑制增长，而是要抑制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增长，同时要促进不会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增长。“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特别是那些被许多人列为人类的最理想和最满意的活动，如教育、艺术、音乐、宗教、基础科学研究、体育活动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是能够繁荣的。”（注：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00、208.201—202.）第三，该书提出在增长模式中，人口增长是关键因素，这个观点已被实际证明是正确的。在当今世界所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核心内容是要正确处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要保持人口的合理增长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因此，就实质来说，该书的观点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容上是一致的。第四，该书提出为了避免未来人类社会走向崩溃，要对现行的经济增长进行抑制，这一点是不太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被动地抑制或减慢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应以积极的方式通过探寻新的增长方式来克服旧模式的弊端，在增长中依靠科技进步来不断解决旧的矛盾。
2.有机增长论
由于《增长的极限》所引起了外界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使罗马俱乐部认为必须对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进行更深一步地探讨，更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此，它于1974年发表了第二份研究报告，即由梅萨罗维克（M·D·Mesarovic）和佩斯特尔（E·Pestol）等人创作的《人类处于转折点》。
该书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着多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等，这就使人类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是继续走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重新看待增长问题，除非首先确定增长的地点、性质和内容以及增长的过程本身，那么该增长还是不该增长的问题就不仅是一个意义不明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为理解增长概念的丰富和多样化，我们必须回想一下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各种增长过程。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有两种增长过程的类型：一曰无差异增长，一曰有机增长，或曰有差异增长。”（注：梅萨罗维克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3.）所谓无差异增长，是指没有质的变化、完全是数量增加的增长；所谓有机增长，是指不仅有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含质的提高的增长。而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危机，都是根源于无差异的增长模式，所以必须停止这种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的增长，而转向有机增长模式。
该书首先改变了《增长的极限》把世界模型作为一整体看待的缺点，并根据世界各地文化、环境、发展水平和资源分布的不同，把整个世界系统分成10个地区：（1）北美；（2）西欧；（3）日本；（4）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5）东欧，包括苏联；（6）拉丁美洲；（7）中东和北非；（8）非洲大陆；（9）南亚和东南亚；（10）中国等亚洲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该书编制了“多水平世界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的分析，该书认为在21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段，由于不同的原因可能会发生区域性的崩溃，而要避免或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各个国家联合起来，采取全球性的协同行动。同时，另外一个解决途径，就是要改变无差异的增长方式，采取有机增长方式。
与《增长的极限》相比，《人类处于转折点》在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一些改进和新颖的地方。第一，该书放弃了梅多斯等人所采用的世界总量分析方法，而采用了非总量分类全球模型分析方法，这更便于分析区域性变化以及国别形势与全球形势的相互影响，有助于了解全球发展的动态过程。第二，《增长的极限》在对物质极限的研究中，没有把物质极限与管理体制、政治进程、社会形态、价值系统的变化联系起来，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该书试图克服《增长的极限》所存在的这一方法的不足，探讨了物质极限与社会的、政治的、管理上的极限之间的相互关系，把社会——政治——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探索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第三，该书提出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危机时，不可能孤立地、单一地予以解决，而应当实行各国协调、全球合作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避免可能发生的国际冲突。这一观点比较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对解决目前的一些全球问题有现实意义。
3.“无意外”发展论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赫尔曼·卡恩（Herman·Kahn）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也是反对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出版了《今后200年：美国和世界的蓝图》、《世界经济的发展》、《即将来临的繁荣》等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
卡恩首先强烈地反对零增长论，他认为“无增长”只会使穷国永远贫困下去，而且会使人们失去未来的信心。他从经济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那么如何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而如果接受了零增长论，亿万人就可能被剥夺得到致富机会的任何希望，人们也会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在此基础上，卡恩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第一，关于人口增长，他在世界蓝图或“以地球为中心的400年设想”中提出一个假说，即世界人口增长率现在已接近于历史高峰，不久将开始变慢，到最后即从现在起的100—200年内，它们将开始趋于平衡，世界人口增长率将会降低。第二，关于经济增长，他认为在已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中，经济增长是一个取得资本、资源、知识和技术的缓慢而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从发明、应用、投资到收益，大约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从这一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困难，但也有一些有利的因素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有利的因素包括以下十个方面：（1）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2）出口劳动力以换取外汇、获得技术；（3）引进以出口为方向的工业；（4）发展旅游事业来获得收入；（5）技术转让越来越容易；（6）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开发经验、技术和体制；（7）输入污染和低等的工作，增加就业机会；（8）发展进口替代；（9）存在稳定的国际环境，遭受外国侵略的可能性减少；（10）可获得发达国家的援助。第三，关于资源与环境，卡恩承认人类社会在人口、能源、粮食、环境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注意加以解决，特别是如果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这些问题有可能出现灾难性演变。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基本上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在近期或中期的未来可解决的问题，是过渡时期中的一些过渡问题，是处在世界贫穷和世界繁荣之间的一个时期的问题。”（注：卡恩等.今后二百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5.）
卡恩认为，人类通过科技的进步、健全的管理和明智的政策，能够解决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如果不出现惊人的、出乎意外的“革新和进步”，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些发达国家将进入超工业社会，然后进入后工业社会，最后所有国家都会进入到超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阶段，这就是他所说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无意外世界蓝图。
由上可见，第一，卡恩强烈反对零增长，然而正如本文所提到的，悲观学派并没有明确提出零增长的观点，卡恩的思想依然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第二，卡恩注意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人口增长将进入可控制的状态，并且提出经济增长也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些观点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与《增长的极限》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三，卡恩看到了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会带来资源的过度耗竭，所以他提出要注意解决此类问题，提出要发展能源的代用品、加强原料的回收与保护、建立粮食仓储制度、控制污染、避免核战争的发生等等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十分合理的。第四，卡恩的理论有很多猜测的东西，缺乏实证性的、细致的论证，因而说服力不强。
4.可持续发展论
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后，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资源与环境问题、增长有无极限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至关重要。于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72年的联合国环境会议。来自11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聚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围绕着“我们应当干些什么，才能保持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的主题，第一次广泛讨论了因发展而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并通过了划时代的文献《人类环境宣言》。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其主要内容已经十分清晰。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初于1980年出现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的文件之中。该文件提出把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方针，认为“发展和保护对于我们的生存以及履行我们作为后代所享用自然资源的代管人的责任来讲是同等重要的”。1987年，联合国以通过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这个关系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挑战与策略的划时代纲领性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目标和策略，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奠定了基础。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文件是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念付诸行动的开始，它充分肯定了可持续发展道路，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至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基本指导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和谐的自然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文件强调：“从广义上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里约宣言》第一条原则也强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方式建立的基础，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最高目标。只有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心是发展，它依然把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它认为发展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更为重要。但同时也要看到，人类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必须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改变过去那种通过无限制地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的错误做法，使发展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互协调、相互适应。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要兼顾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强调当代人在追求发展和增长消费的时候，应当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相平等，不允许当代人以牺牲和损害后代人一味自私地追求今世的发展与消费的利益为代价，从而剥夺后代人应当享有的同等发展与消费的机会。
综上所述，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世人所广泛接受，全球性的行动正在展开，理论上的争论已不再成为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Lester·R·Brown）就此说过一段话：“由于持续发展性已成为经济政策和规划的目标，所以1972年随《增长的极限》一书问世后所引起的争论将告平息。因为与其说在增长与不增长间进行选择，已不如说在这种或那种持续发展方式间进行选择更为贴切了。”（注：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4.291.）应当说，布朗的这段话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总结。
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资源供应已日趋紧张，资源承载力在不断下降。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资源的“瓶颈”地位已突显出来。这就迫使中国在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慎重处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着力解决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开源节流是常规手段，而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高消耗、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转向“低消耗、高效能、高增长”的模式，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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