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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1—0091—06
姚名达（1905—1942年），字达人，江西兴国人。1925年由上海南洋公学国学科肄业，适逢北京清华大学新开设有中国历史、哲学等专门学科，姚名达欣然应考，遂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梁启超，研究“章实斋的史学”。1929年3 月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稿人，在上海专事写作。1940年回江西任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日寇侵赣，7月7日即抗战五周年纪念日，姚名达率领以他自己为团长的“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的部分团员，到江西新淦口战地附近救治伤病员，不幸与日兵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8岁！他自称是“对于史学很有兴趣的人”，是一位在近代史学史和文献学史上有成就的学者。生前撰述计划非常宏大，仅拟撰写的丛书就有：《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学传谱丛书》（11种），《史法学丛书》（21种）。（注：参见王咨臣：《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文献》1985年第4期。）他所完成的著作有：《章实斋的史学》、 《章学诚年谱》、《朱筠年谱》、《邵念鲁年谱》、《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注： 另有《宋濂年谱》、 《黄宗羲年谱》均不幸毁于1932年“一·二八”空难，据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他还拟撰一部《中国史学史》，白寿彝教授在他80年代撰成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说：“听说他（姚名达——笔者加）的史学史已有定稿，我曾多方打听，未知下落。”（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姚名达以研究史学史和文献学为专业，并在大学当教授，但当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投身抗战工作，活跃于战地，直至为国捐躯，其精神气节令人感动！他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是与他平时在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深切热爱和严肃的责任感直接联系的。以他短促的一生，而其研究工作涉及几个领域，留下了多种著述，仅此而言，也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可贵的是，他的治学深受史学大师梁启超的影响，凡所撰著，均体现了鲜明的近代色彩，故为学术界所推崇。本文即主要考察他的几部代表性论著所体现的近代学术特色，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一、对章实斋全面的研究
姚名达对章实斋的研究，首先受胡适、何炳松的启发。据他自述，他是于1925年3月买了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阅读， 由此开始朦胧地产生了研究章实斋的想法。当时，适巧又听了何炳松讲授《文史通史》的课程，进一步获得启发，于是有了更清楚的意向。次年9月， 他到清华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受业，从此在治学上深受梁启超的影响，遂立志作史学史的研究，并首先选定了“章实斋的史学”这一专题。梁启超得知后，予以热情鼓励说：“章实斋值得有人终身研究。”（注：姚名达：《朱筠年谱》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姚名达便热心地着手搜集资料，“十月十八日始业，买浙本，借刘本，足足理解了一学期”（注：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姚名达序，台湾商务印书馆。“浙本”指浙江图书馆出版的《文史通义》，“刘本”指刘承干刊刻的《文史通义》。）。他对章学诚的研究，除为胡适著《章实斋年谱》作订补外，本人的专题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认真考订、增补《章氏遗书》的史料；二是对章学诚成学原因、学术交往及时代环境、学问思想发展脉络等的研究。
（一）对章氏遗书的重新整理。1921年，嘉兴刘承干刊刻的《章氏遗书》问世，这是对章学诚遗著第一次全面的整理刊刻，颇获学术界的好评，姚名达也称赞说：“《章氏遗书》自刘氏搜刻，可云备矣。”这是姚名达研究章学诚所首先依据的资料。但当他经过自己认真搜集和研究章氏著作之后，即发现刘氏《章氏遗书》还存在若干缺陷。一是章学诚还有若干专篇或专著，或本人多次讲到，或是有明显线索，但《遗书》未予搜集刊刻。“若《毫州志》，若《史籍考》，皆实斋已成之专著；若《论学十规》，若《圆通》，若《诸子》，若《家史》，皆实斋已成之专篇：今皆不传而或有抄本潜晦未见，是则吾人所宜百方访购者。”二是章学诚部分著作生前有多种版本，刘刻没有能广泛征集别本，致使随便拿别本来校，除了抄写时因形似音近而致误的文字以外，段落的多少，句子的异同，以至几乎没有一篇完全相同的。三是《章氏遗书》虽然是新近出版，但仍然恪守旧规，没有标点，极大地影响读者对文意的理解。四是章学诚非常重视文章的写作时间，称“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霄壤相悬。……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备后人之考证。”（注：《文史通义外编·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因而他每篇文末都附有具体的写作时间及天气状况，但后人编定遗书时，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把章学诚著作的时间去掉了。五是他认为《遗书》的编次及部分篇目的归类，不尽恰当。比如同样是书信，有的编为文集，有的编为外集，有的编为文史通义外编，等等，诚如姚名达所言“语其乖廖，累纸难穷。”故确有重新整理之必要。
姚名达用一年时间发愤精读《章氏遗书》，究悉章学诚学术思想之主旨以及各篇著作与篇目之间的关系，甚至对章氏“有何主张，某种见解在何篇，随口能答，辄无差误”。此后直接针对《章氏遗书》存在的上述缺陷，又用半年时间，对章学诚遗著进行整理，包括“标点句读”、“校正文字”、“考定时地”、“分排部类”等项，又悉心地加了注解，说明各篇的写作时间。这些很有用的东西，能帮助读者理解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到1926年秋冬间，姚名达就刘承干刊刻的《章氏遗书》改编成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学诚的著作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了一个年表。他的这番深入的整理考订工作，很受老师梁启超的赞赏，并说：“就拿给商务印书馆印行吧！”但姚名达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他考虑到《文史通义》还有最重要的几篇尚不知是何年月做的，等考订清楚了再付梓，因而拖延下来。不料此一系统整理的成果，最终也未能刊印，这对学术界成为莫大的损失，而后稿本也散佚了。今所幸者，是姚名达当时所撰《章学诚遗著叙目》尚存，由此我们才知晓其编著的原因及方法。
（二）对章实斋思想的研究。1922年胡适撰有《章实斋先生年谱》，突破以往年谱只作事实的搜集和编排的旧格局，真正要贯注进去学术的灵魂，即他所说的“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具有突出的创造性。但姚名达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年谱是纪述的体裁，它所担负的任务是尽量搜集材料，并详实地记载传主的生平、行事，其他内容不要过多涉及，否则不利于突出生平行事的主线。因为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是用半年多时间写成的，刘承干刊刻的资料较全的《章氏遗书》尚未出版，因而在生平事实等项材料上搜集不尽完备，尤其是姚名达对章氏生平和著述下了大功夫研究考察之后，更加认定其有补订之必要。于是他于1927年春接受胡适提出的建议，为《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修订工作。他所增补的年谱，史料丰富，比起胡适原作年谱来，“记述的事实，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同时，姚名达认为年谱不容参入自己的意见，若欲有所评论，尽可以另撰文详述。
姚名达对章学诚思想的全面研究，即集中体现在这篇《章实斋的史学》中。我认为，这是早期研究章学诚的一篇重要文献，他从十二个方面展开论述：章实斋与其先世，章实斋与邵念鲁，章实斋与浙东学派，章实斋与朱筠，章实斋与戴震，章实斋与邵二云，与其他诸友，章实斋境遇之困踬，章实斋与当时之学风，章实斋之志趣及造诣以及章实斋为学之次第、章实斋之史学观。因而，他一方面认真地去完成《章实斋年谱》的修补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于1928年撰成长篇论文《章实斋的史学》，发表于《国学月报》第二卷1—2期上，共约3万余字。 不夸大地说，它反映了近代学术界从全方位研究章实斋学术的起点，对于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能体现姚名达之近代学术眼光的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论述章学诚形成其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之背景和渊源。姚名达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详细论述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形成得力于其父骧衢和其师朱筠甚大；从学术渊源讲，则直接受浙东先贤邵念鲁的影响。
章学诚从小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16岁时“识趣则不离乎纸笔，而性情已近于史学”，加之父亲的引导，遂启发他萌发了选择“别识心裁”这一治学的方向。姚名达指出：“实斋之史学，所以成其绝诣者，骧衢实有以开之于先。”青年以后对章学诚影响最大的人是当时的大学者朱筠。姚名达对此有极中肯的概括：章学诚从29岁“学文章于朱筠”，直至朱筠之殁，前后近20年间，“德艺讲贯，衣食营谋，实斋之得之于笥河者，生平一人而已。”朱筠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物质上给予章学诚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正如章学诚本人所说：“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者，则后起之功也。”
姚名达进一步论述，从学术渊源上讲，邵念鲁为“实斋根底所自出”。邵念鲁也是浙东人，他以明代遗民自居，胸怀深沉的民族意识，一生苦心孤诣地搜罗故国文献，冀成一史，以求永久流传。而章学诚一生笃志史学，殆“服膺念鲁，拳拳勿懈”。进而姚名达统计出，在章学诚遗著中，述及邵念鲁的有十余处之多。
姚名达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章学诚学术思想之背景及渊源，眼光敏锐，见解深刻，对于后人了解章氏走上独特的学术道路的深刻背景，诚有极大的帮助。
其次，相当全面地论述了章学诚学问思想发展的过程，并有意识地划分为四个阶段，突出说明章学诚的学术贡献。姚名达认为，章学诚二十八九岁以前属第一阶段，主要是接受父亲的指导，逐步培养了对史学的浓厚兴趣，但未尝有独立的史学见解。自章学诚拜朱筠为师，不仅学业上得到朱筠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通过朱筠结识了当时学术界名流，了解了他们的学术，这是章学诚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章学诚渐有志于著述，并从事文章校雠，“即类以求学，由流而溯源”，至43岁著成《校雠通义》；自44岁至53岁，是章学诚集中撰写《文史通义》，文史理论逐步形成时期，这是章学诚思想发展的又一阶段。《言公》、《诗教》等《通义》内外25篇，就写成于这一时期，姚名达认为“卓荣千古之著作，即诞生于其间”。从53岁直至去世，是章学诚学术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他继续写作《文史通义》之《史德》、《书教》等，同时编纂《史籍考》，修府县志等以维持生计。《湖北通志稿》已近完毕，但由于失去了原本支助他的毕秋帆的庇护，功亏一篑，现只保存下《方志立三书议》。综观姚名达对章学诚学术思想发展阶段之划分，确实抓住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是姚名达用近代学术眼光所作的分析和总结。
复次，论述章学诚的学术交往。姚名达独具慧眼，选取了戴震与邵二云两人作重点论述。他较早系统地论述了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往来，四十年后，余英时就此写成专著《论戴震与章学诚》（注：此书1980年1月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出版， 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并叙述到清代中期整个学术界的思想史研究，约30万字。），足见姚名达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刻。
姚名达认为，章学诚在讲求征实、不空谈义理等方面受戴震影响很大。29岁时初次见到戴震，戴君的一番言论使他受到很大启发：“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能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能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韻法，即不能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从此章学诚认识到读书当知大意，训诂明、义理明的道理。他也确能理解戴震的学问，认为其训诂，“能识古人大体”，且“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认为《原性》、《原善》等哲学著作，“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给予充分的推崇（注：时人以为戴震学问的精华是训诂，认为《原性》等哲学著作空谈义理，连大学者朱筠也持这种看法，足见章学诚之特识。）。至于章学诚与戴震的分歧，姚名达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章学诚不同意戴震片面扩大考据学的作用；二是章氏认为方志是史体，应重视文献的搜集和记载，而戴氏认为只记载地理沿革即可；三是章氏最重史德，即著述者之心术，而戴氏虽自称出于朱子道问学，但他自己偶有超出朱子见解的地方，就大大贬低朱子，诋斥之为悖谬、妄作，故章学诚批评他“心术未醇”。姚名达的这些概括，切中肯綮。
最后，姚名达又分上中下三编论述了章学诚的史学观，最有价值者，是他论述了章学诚重史义、重别识心裁的史学思想。姚名达指出，真正的史学，非能著几部之史而已。必先有精深之造诣，学问已卓然成家，然后出其心得，著述成家。章学诚正是这样。他强调史的要素有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真正的史著，必须具史义，否则是史纂史考，因而他认为只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才是真正的史学。由此，他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撰述为圆而神的著作，记注则是方以智，即具备一定体例的史料汇集。这种独创的分类法，突出说明真正的史著，必须有高明的史识，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是有观点、有特色的史著。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史书的决定作用，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注：参见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二、具有近代学术价值的年谱撰述
姚名达对近代学术的又一贡献，是他以一人之力，撰著了多部著名学者的年谱，不仅揭示谱主思想之精华，而且通过反映谱主的活动，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从而反映出时代思潮。与胡适所撰《章实斋先生年谱》，共同显示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谱撰著的新格局。他经过为胡适的《章实斋年谱》作订补，对于此谱不但叙述谱主思想之发展变化，而且叙述其学术交往、时代背景的路数，有深刻的体会。其师梁启超也说道：“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诚为“近代学术之盛饰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姚名达对此有自觉的认识，他在《刘宗周年谱》序中表露出他的指导思想是用“新史学之眼光，作科学的探究与纪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姚名达除完成章学诚、邵念鲁年谱外，又上溯黄宗羲、刘宗周，这也显示出他要深入探索浙东学派源流、构成系列性著作的用意。
（一）揭示谱主思想之精华。宋代以后直至清代，年谱体裁极为盛行，但一般只叙述谱主的生平事迹，近代以来，自胡适于1922年所著《章实斋年谱》重视谱主思想的发展变化，姚名达在为之补订时，虽然曾经认为年谱应专重纪事，但实际上他在以后的年谱撰著过程中，深受胡适的影响，非常重视揭示谱主思想之精华，同清人相比，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此以《邵念鲁年谱》为例。
邵念鲁是浙东史学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自任传姚江之学”，主讲姚江书院达17年之久；又致力于搜集宋明史料，表彰宋明忠烈之士，这是以经营当代史作为其经世的重要表现。姚名达揭示出邵念鲁在学术上之所以有独到建树，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受祖父及父亲极深的影响。一方面是祖父、父亲都是姚江书院沈国模、史孝咸的高弟，念鲁8 岁就曾到此，以后念鲁47岁主讲姚江书院，直至去世。由于对姚江书院有很深的感情，42岁时根据祖父手辑《义学缘起》、《院规》、《请益教言》、《稽古》数十则，并参照其他资料，则董
一块编纂了《姚江书院志略》；56岁时著有《姚江书院传》。又由于姚江书院讲习以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又直接继承王阳明的学说，因而邵念鲁对王阳明学说进行了总结性研究，著有《阳明王子传》、《蕺山刘子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等，基本反映了阳明学派的面貌。另一方面邵念鲁祖父、父亲着重搜集明儒书籍，虽历明亡，此志弥坚。邵念鲁从而能“为世道留意，追踪昔贤”。42岁开始编辑《西南纪事》，47岁仿黄宗羲《行朝录》，著成《东南纪事》，梁启超称之为“有系统的著述，于当时此类著作品中称甚善”。（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60岁作《治平略》以及以后所作《史略》，于明事尤详。晚年将所撰著合为《思复堂文集》，自称“生平心血，多耗于此，最足贵者”，且文字优美，姚名达指出：“念鲁所作传记，极尽文章之能事，梁任公先生推为中国第一，实非谀辞。”
（二）搜集、挖掘谱主的社会交往，反映出时代思潮。为了根究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姚名达于1927年1月开始作朱筠的研究。 仅根据《笥河文集》作成一部《朱筠年谱》，梁启超看后，亲笔批曰：“为朱筠作年谱颇有无益费精神之嫌，但借此以锻炼作史之才，未为不可耳。”但经过姚名达的深层开掘，多方钩稽史料，经过四年的功夫，重新整理一部《朱筠年谱》，从而认为“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为什么这么说呢？姚名达认为：朱筠提议开馆校书，采辑《永乐大典》，由此成为四库馆的起源；而且朱筠随时随地鼓励别人去做校书的事业，用心尽力帮助别人去做。因此《朱筠年谱》尤注重他的师友生活状况。
姚名达指出，朱筠不仅从23岁就开始接收弟子，36岁时已有弟子数十人；而且广延天下名士，且经常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学者艾尔曼称之为“北京学界的赞助者”，“官僚型学者”（注：[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乾隆三十七年，高邮王念孙“跋涉来见，先生敬礼之……且为飞书当路，护持其家”，江都汪中才学通敏，素傲慢喜欢诋议别人，遭到时人的忌恨，“及负笈从先生游，乃兼治经学”。朱筠对于不同性格的人均能礼贤下士，使其发挥聪明才智。当时名流学者如戴震、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以及章学诚等，都曾是他的弟子。由于爱好交游天下贤士，朱筠43岁奉命提督安徽学政时，“友生联镳十二乘，一时相传学使宾从之盛，无有与朱学使俦者”。
姚名达同时指出，朱筠喜欢同自己的弟子一起游历名山大川，乾隆三十七年，“先生与张凤翔、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景仁等同游青山，明日归”。如此等等，姚名达通过钩稽多种史料，活画出一个尤喜社会交往的朱筠。
（三）有意识地表彰浙东学术，显示其源流发展。随着对章学诚研究的深入，又受何炳松等人谈浙东学派的影响，使姚名达更加钻研其中，乐此不疲。如他发愿作《邵念鲁年谱》便是在订补《章实斋年谱》的过程中，他深感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其之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学诚所以成学，必定受了前人邵念鲁的影响，于是，决心为邵作年谱，两年后（即1930年），终于写成《邵念鲁年谱》。由于邵念鲁、章学诚都是浙东人，姚名达认为“乡土关系，盖亦学者自得宗主之一道，为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由此开始对浙东史学的研究。何炳松论“浙东史学”，总结其主要线索为：程颐--刘宗周--黄宗羲
万斯同--全祖望
＜据此姚名达有意地将浙东学派的重要
邵廷采（念鲁）--章学诚
学者做年谱，显示其源流发展。除《章实斋年谱》外，他又写了《程颐年谱》、《刘宗周年谱》、《黄宗羲年谱》等。初步系统地研究浙东史学，已大致构成一个系列，体现了近代学术的特点。
三、目录学著作的特色
姚名达连续两次撰写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是他对近代学术所作的又一贡献。
1929年11月，姚名达开始撰写《目录学》，其中包括《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不幸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姚名达寓所被日军炮火炸毁，所撰书稿化为灰烬。他曾愤恨地说：“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注：姚名达：《目录学》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沪战结束后，重撰《目录学》， 1934 年出版。1935年又接受商务印书馆之约，重撰《中国目录学史》，在此过程中，姚名达先做史事编年，对于各种零星的目录，也按年月先后以记载，然后系统分类，著成《中国目录学年表》。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后来此年表单独发表，不再附属于《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在二三十年代系统撰写目录学著作，也是为了突破当时所谓目录学只著录书名、分门别类的局限，他要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能够领导一切学术向新的未来世界前进”。有鉴于此，其《目录学》从目录学的原理、历史以及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国目录学年表》详举了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至1936 年冬《中央大学图书馆二十四年度中文新书目录》印行两千多年间的目录学重要事迹及关系事迹。尤其突出的是其《中国目录学史》分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以及结论等九个方面，较详细地论述了自夏商至抗战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史，源流清晰，史料丰富。限于篇幅，此仅以分类篇为例加以说明。
姚名达在分类篇中不仅详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并多所创见，而且介绍了西洋图书分类法的进步以及中国吸收融合的状况。如对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所撰《七略》，一般认为是图书七分法的开始，但姚名达认为名虽为七，其实仅为六部，因为《辑略》是属于总录。又如晋荀勖所著《中经簿》，发明了甲、乙、丙、丁四分法，而姚名达认为是五分法，因为《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另有《佛经》。对于西学传入中国后，东西方学术交融的情况，姚名达也有简要说明，更显示出其目录学著作的近代特色。他首先详细地介绍了西洋近代分类法的进步，主要是哈利斯的《中学图书馆》分图书为一百类；雪华雪兹的《助记忆分类法》分学术为A—W的23类；杜威的《十进分类表》，综合了前两家的特点，在中国也最为适用。姚名达进而又列举了自1918—1936年中国学者吸收杜威分类法长处所著的15种目录分类法的著作，说明杜威的分类法对中国影响之大。其资料之详细，由此可见一斑。1957年此书重版时，王重民先生在后记中说道：“在今天翻印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由于它本身的资料性功用和价值。”至于本书的缺陷，姚名达先生自己曾说：“此书绝非成熟之作。”重版时王重民先生给予文字上的订正一百零六处以及资料性订正六则。若将姚名达所撰《中国目录学史》与三四十年代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五十年代王重民所撰《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以及八十年代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相比，其在史料考证功夫、理论阐发等方面虽差一些，但其史料之丰富是大家所公认的！
总起来看，姚名达对章学诚的全面研究，初具系统性；并以章学诚为中心，延伸到对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并且写出了其社会交往及时代特点，同时又有体裁上的创新，如《邵念鲁年谱》特设“谱前”，又有邵学渊源图，以及姚江书院宗派表、邵氏世系表等。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也是要突破当前目录学的局限，使目录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一把钥匙！这些方面均显示出姚名达具有开阔的视野，他突破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并运用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凡所撰著，具有鲜明的近代特色！此外，他还写有《成吉思汗》、《郑和》、《中国文化小史》三书（注：均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小学生文库丛书》。）。1928年他还写有一篇《荀卿和史学史的关系》，主要阐述荀卿熟悉历史，且熟于当代人事、能够理解历史构成的原因，以及发明了若干史学的基本方法等三个问题，以此论定荀卿虽没有史学著作，但“在史学史上可以占一个小位置”。可见他已注重史学史发展过程中重点史家之外有关人物的探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有此识见，也属难能可贵，永远值得后人珍视。
收稿日期：199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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