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误的理论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共产国际论文,大革命论文,中国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导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史学界已有不少论著、文章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探讨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误的根源，应当从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上着手。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共产国际、斯大林是运用落后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共产国际、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初期，虽然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翻开共产国际、苏联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中国革命是“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农民革命”等等论述，却没有一处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国革命性质模糊不清，并将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便是一条落后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指导思想。
俄国革命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苏联共产党亦没有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成经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十月革命前所经历的1905年和1917年2月两次革命，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此期间，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布尔什维克并未掌握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所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断：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无产阶级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能够掌握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曾做了巨大努力，但并没有成功。
1905年4 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地位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一般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1 〕1905年6—7月，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一光辉论著，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工农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国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2〕列宁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 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他告诫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3〕列宁这一光辉思想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解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下列条件下爆发的：俄国无产阶级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资产阶级已日趋软弱和反动，它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与沙皇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以及封建地主经济又有密切的联系；俄国农民深受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要求革命，他们能够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预见了两种结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2.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但是总的来说，结局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4〕
1905年革命按照自己的历史轨迹必然地失败了。苏联共产党在总结1905年革命失败教训时，概括了以下6 个原因：“（一）当时在革命中还没有工农反沙皇的坚强联盟”；“（二）很大一部分农民不愿同工人一起去推翻沙皇制度的这种心理，在军队底态度上也有了反映，因为军队大多数是由身穿军服的农民子弟组成的”；“（三）工人也动作的不充分齐心一致”；“（四）工人阶级是革命中先进的基本的力量，但当时工人阶级党内部还没有必要的统一和团结”；“（五）西欧帝国主义者帮助沙皇专制政府镇压了一九0五年革命”；“（六）一九0五年九月缔结的日俄和约大大帮助了沙皇”。〔5 〕“工人阶级既然还没有本身队伍底统一，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成为革命底领袖”。〔6 〕“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充分地彻底地发挥革命领导者的作用，使革命取得胜利。”〔7〕革命实践的挫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俄国无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没有起主导作用；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却没有得以实现。1905年革命没有超出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没有完全摆脱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影响。
1917年2月，革命的劲风吹跑了沙皇，推翻了专制制度， 俄国面临着新的形势。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造成了二月革命后俄国极为特殊的新局面——两个政权并存。这个局面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似乎更容易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已提出了他的策略思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并存的两个政权中，无论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临时政府中没有布尔什维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不能左右政权。直到七月事变之后，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背叛，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收回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俄国工人、农民、士兵从七月事变中看清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目，各地苏维埃的领导权才先后转归布尔什维克。至此，俄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然而，俄国的历史发展已经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领导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俄国1905年革命到1917年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之前，尽管俄国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始终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也没有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的经验，在革命实践上亦没有突破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式。但是，当共产国际、苏联党历史地担当起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任务时，却运用布尔什维克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理论和实践经验作为理论依据来发号施令，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必然出现一系列的失误。
共产国际、苏联党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误的理论表现主要是：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说：“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1905年”，“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1905年。这就是说，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8〕那么中国革命独有的特点是什么呢？ 斯大林认为，一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二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1905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三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必然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9 〕斯大林认为正是这些特点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很明显，斯大林是以俄国1905年革命为蓝本来解释中国革命性质的。斯大林在肯定中国革命与俄国1905年革命相比，特点之一是反帝，特点之二是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更软弱之后，强调苏联的经验可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斯大林并没有指出中国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斯大林看来，既然中国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革命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当然最有权威。然而，斯大林能拿出来的只能是俄国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经验，如前所述，这些理论和经验则是在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这说明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并没有突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模式。
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翻开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决议、报告等文献，强调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和指示并不罕见，但同时又为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附加了许多条件。如：“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0〕“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11〕“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12〕“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13〕“中国共产党应当促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党”，要“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作领导工作”。〔1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斯大林又指示：“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15〕等等。这些条件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也离不开这个中心，只能通过努力促使这个中心改变性质；或者在这个中心之中发展起来，以取代其领导地位。这就是共产国际、斯大林为中国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所设计的策略。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斯大林是照搬了俄国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尽管提出了领导权思想，但没有解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怎样才能取得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斯大林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将俄国党进行旧民主革命的经验拿来，这就必然地产生了轻视无产阶级、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右倾指导思想。
关于工农代表苏维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中国政权形式问题上，共产国际、苏联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在1927年5月13日——30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批驳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基于武汉政府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但“在革命进一步发展”和“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16〕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认为：“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革命政权应当归谁的问题尖锐化起来”。〔17〕“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18〕在斯大林眼里武汉政府是不能推翻的，他满怀愤慨地说：“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19〕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呢？斯大林认为：“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20〕这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还未到来之前，即在资产阶级革命完全胜利之前并且是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之前，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换言之，即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不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从斯大林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完全囿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他所规划的中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的路线，完全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所经历过的路线。
除上述三个问题外，其他如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等等，都反映了共产国际、斯大林执行了一条落后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的指导上面的失误理所当然有其理论根源。那种单纯指责中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看法显然是不公正也是不全面的。无论共产国际、斯大林怎样论证自己的理论是多么的正确，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则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实践，无疑说明了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方面发生了失误。
注释：
〔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87—88页。
〔2〕〔3〕〔4〕《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 月第2版，第4、34、37页。
〔5〕〔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版，第120—121、121页。
〔7〕《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1月版，第129页。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 —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63—264、264、76、79、80、83、283、307—308、308、310、311、312、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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