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历史的步伐前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轨迹及其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踏着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轨迹论文,步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形态进入到具体实践，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事业既有过胜利的辉煌，也出现过严重的挫折和危机，以致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问题成了当今世人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更为世人注目。因此，从历史的角度，从反思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过程中，紧密联系中国实践，找出社会主义前进和曲折中的转折点，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对于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深入中促进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成
1.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西方传入东方，从理论变为实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不断地扩大与深入，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也促进了当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成。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扩大与深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其纵横面的矛盾一步步地暴露，需要对新的矛盾进行研究；其二，人们认识的进步，提高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细化的能力；其三，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需要，迫使对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途程中，它的研究对象就由“二”变成了“多”。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是将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完型的资本主义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因此，那时的研究对象为“二”：一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在肯定其合理成分外，并论证了它们的空想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引入了社会主义的研究后，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的“两个必然”结论，主要的是他们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依据马克思的结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这便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共识。
2.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①]果真如此，马克思逝世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使列宁深深感觉到，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实现，就必须根据形势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扩大它的研究对象。列宁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俄国的封建帝国主义。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就由“二”变成了“三”，形成了新的研究对象模式。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列宁分别得出了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的两个新的结论：第一，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他改变了1870年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的“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的结论，而认为“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的劳力阶级了”[②]；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通过对新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实施，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得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结论。[③]
关于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他从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中，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陆续取得胜利的结论，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④]
关于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列宁看到了俄国正处于一种特殊情况，他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他告诫那些反对准备十月革命的人说，如果因此就不应该去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而沦为“套中人”。[⑤]
列宁根据这一思想去发动和实现的十月革命，却遭到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和咒骂。1917年10月28日，普列汉诺夫在《给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煽动说：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俄国工人阶级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就意味着把它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还咒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攻击十月革命道路，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疯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的早产。[⑤]
列宁针对这些攻击，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来捍卫在俄国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十月革命，批驳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和“理论权威”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论俄国革命》等著作中，列宁集中论述了为什么像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国家会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问题，并从方法论上阐述了关于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从而得出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是列宁扩大了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伟大成果。从而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了伟大的列宁主义，出现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3.列宁在研究俄国特殊情况的过程中多次提醒人们，不但“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⑥]他在《论俄国革命》一文的结束时还特别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⑦]列宁科学的预见在后来中国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中国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是在“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更要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复杂的国情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四”，即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苏东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对前两个，即马克思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研究，基本上得出了同列宁相类似的结论，但在对中国国情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中却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毛泽东对于旧中国的研究得出的如下基本结论是极其重要的：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⑧]；“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⑨]；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趋势”[⑩]，它的前途和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道路要有别于西欧和苏联的革命道路，是走武装斗争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等等。由这些基本结论和诸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基本经验，便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科学体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实际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之后所获得的，离开了这一研究对象，就不可能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是早于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将它们的实践及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鉴，避免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农业生产大幅度减少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取得了农业集体化的逐步过渡的良好结果；通过多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顺利实现了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创造了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迹，成功地创立了有别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一开始就关注着苏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是以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为其开端的。但这样也带来一个严重的缺点，即“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从1956年起，虽然研究对象没有变，但却移动了注意力。他十分注意研究苏东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特别反对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对苏东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研究所获得的重大成果，集中体现在他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利益分配等方面提出了初步的改革设想，成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毛泽东之后深化了社会主义这一研究对象，不仅研究苏东的实践经验与教训，而且更注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面对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和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社会主义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使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深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各个领域及各个层面。通过反思总结，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对外都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大思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继续深入对社会主义这一对象的研究，沿着已经开辟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在克服危机、经受挑战中促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4.二次大战之后，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看，曾出现过一段全盛时期，但不久，却逐步走向衰落，直到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虽也几经曲折，但依然红旗不倒，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尤其是近十多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这与我们党和国家在这半个世纪的奋斗中克服了三次严重危机和经受了三次严重挑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每次危机和挑战都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而促使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956年，中国刚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就遭遇到一次大风浪的袭击。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其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恶浪。这是二次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成为多国实践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在这次事件中，除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乘机攻击外，却也暴露出了苏联模式的局限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从而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次总结经验教训，认识社会主义，寻求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机遇。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当时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坚持正确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顶住了国内外的反动逆流；另一方面，又以苏东的经验教训为鉴，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这些文件和著作中，特别强调要正确而积极地对待波匈事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波匈事件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有两重性，“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效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他还说：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矛盾，社会制度还要改革，“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了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1956－1957年的两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年代，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1956年前后，在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1)这就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情况，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生产的布局，进行了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初步改革。鉴于苏联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造成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缺陷，在《论十大关系》中，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使之达到“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在经济体制方面，针对苏联和我国当时计划统得过死、经济单一的情况，1956年前后，毛泽东先后作了一系列指示和批示。他说：“地下工厂可以变为地上”，“可以合法化”；“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还可以搞资本主义”；“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等。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有人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的思想。特别是党和国家接受了陈云关于在经济方面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使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后，国家又对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作法作了相应的调整，试图改变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些都成了后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在分配制度方面，针对当时苏联和中国的高积累，特别是“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情况，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统筹兼顾”，强调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
5.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关键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本来可给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一次发展的极好机会。可是，当时的中国正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从50年代末期开始的“左”的错误思想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丧失了中国刚开始的改革探索的成果，而且还坐失了良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政治、经济、文化都陷入了极度困难之中，遇到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危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的充分暴露，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达了“左”倾错误的极大危害和我国体制的严重弊端，因而也就推动了我们去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左”倾错误的教训，认真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促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正如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重新建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中国在调整发展战略的同时，切实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才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并在理论上不断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期间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发展有：生产力标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党的十三大便将这些理论综合成为十二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后，力挽狂澜，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在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认真总结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课题。这是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危机后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6.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相继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我国发生了“六四风波”。这时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遇到了空前尖锐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据载：在1989年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共产党数量由180多个减少到130个，党员人数由9100多万减少到6000多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力量和影响也急剧下降，截至1994年底，英共、意共、丹共、芬共、奥共、瑞共等宣布放弃共产党名称，荷共宣布自行解散；有的共产党党员人数锐减，或是由于思想混乱而引发组织危机。在非洲，一些原来按苏联模式进行建设的民族独立国家，公开宣布改搞私有化、多党制和议会制。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妇女、和平等社会运动，或则宣布脱离共产党，或则同共产党拉开距离等等，由此可见，这次风波的震动是巨大的，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挑战是极其严峻的。
在这种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局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坚持下去，成了世人注目的大问题。对此，邓小平代表党和人民作出了坚定回答：“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必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的情况正如邓小平讲的那样：“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对于国际上出现的问题，我们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方针。我们既“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又“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这是邓小平为我国设计的正确道路，其结果是，我们很快的打破了别人的封锁和制裁，赢得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在巨大的危机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增强了我国抗御各种严重挑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更加深入的认识，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这段时期，理论上取得了两大突破，首先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它充分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它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它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否则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尊重实践，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利益的产物，它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限定在僵死的定义中，而是把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在首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求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像生活之树那样常新。其次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崭新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个理论中，强调了改革是革命的论点，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它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枝节性修补。实践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革命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我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同时，又明确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载入了党章，在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199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概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党中央确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向着社会主义市场方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把在下世纪的20年代里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9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1994年，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顺利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避免了在这些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极大风险；1995年，我国颁布了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1996年，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更加鲜明地突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方面得到全面协调发展。
7.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这几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结合新的实践，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认真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这都充分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跨世纪的继承是与跨世纪的挑战、难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果，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迎接综合国力剧烈竞争的挑战，要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下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将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的伟大任务。而就当前来讲，我们还面临许多深层次矛盾，以及今后发展中尚难预测的新问题，等等。
面对国内外如此复杂的情况、问题和挑战，要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在研究解决跨世纪和新世纪的一个个难题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得到新的拓展和深化，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历史的启示
8.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广窄、深浅，标志着理论的完善和深入程度。本文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大的论说中，有的是拓宽，有的是深化。从地域来讲，由主要是西欧转为主要是俄国及中国，这是研究对象的拓宽；从资本主义这一研究对象来讲，由主要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到研究帝国主义及当代资本主义，这是研究对象的深化；从社会主义这一研究对象来讲，从研究苏东到研究中国，从主要研究社会主义产生的内外部条件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及发展，这既有研究对象的拓宽也有研究对象的深入。无论是研究对象的拓宽还是深入，都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生长点。正因为如此，才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途程中，不失时机地去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与问题，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竖起了座座丰碑，也才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洪流中应运而生并继续发展。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即对待社会主义发生的危机和遇到的挑战应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就危机本身而言，既包含有危险，也蕴藏着机遇，对此既不能麻木不仁，看不到危机，也不能惊慌失措，举止不当。正确的态度，应当对其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反应。这就要认真研究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深入分析与危机并存的机遇和克服危机的有利条件。并要敏锐地看到，克服危机，迎接挑战的过程，恰恰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进行再认识的极好时机，充分用好这一时机，既能避免因危机而造成的历史报复和倒退，并能促进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一个跨越性的前进。
10.树立正确的历史机遇观，善于捕捉历史机遇、运筹历史机遇。历史机遇是使社会获得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契机或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一个历史机遇的出现都不是自发的、偶然的过程，都是某些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当一个民族或国家获得一定历史机遇时，就有可能借助历史机遇使社会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就孕育着一定的历史成果。回顾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一国到多国格局的形成，还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每一次大的突破或发展，都有一个借助和把握历史机遇问题。反之也一样，社会主义曲折和困境的出现，原因很多，但没有把握历史发展的机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使社会主义经受了更多曲折，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把握和运筹历史机遇联系在一起的。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②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434－435、550－551页。
③ ⑥ ⑦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690、692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⑧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⑨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651页。
（1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
（12） （13） （14） （15） （19） （20）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373、365、380、363、369、37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18） 《人民日报》199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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