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人类学所倡导的参与发展理论与实践，强调的是在社区发展项目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意见或建议，不破坏当地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最大限度地缩小项目区的贫富差别、民族差别和性别差异，从而把对“他者”的关怀落到实处。本文结合近几年所做的一些国内社区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估，谈谈对“他者”的关怀问题。
一、关怀“他者”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
一般说来，在传统主体性思维范畴内，他者(Other)意为“边缘”，即自然界、非西方人；自我(Self)指的是“中心”，即人类、西方人。由于他者长期处于受自我压抑、排挤的地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者们才提出要关怀他者。而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中，已形成了关怀他者的传统，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类学对他者有着持续的关注和精确的定位
19世纪的早期人类学家对非西方人的研究，虽然是为了满足西方人认识殖民地的需要，但也开启了人类学关注“他者”传统的先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本土学者的兴起，人类学在对非西方人的研究中，区分出了少数民族、农村人等边缘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于多种原因，部分西方学者开始研究西方社会的问题，对城市里的穷人、移民、难民、犯罪者等边缘群体给予了关注。随后，类似的研究也扩张到非西方社会中。（注：参见周大鸣编著：《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人类学又把关注对象扩充到老人、妇女、儿童、女童等年龄、性别群体及人们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方面。
当代人类学将少数民族（土著民族）、农村人、穷人、移民、难民、老人、妇女、儿童、女童等“他者”统称为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连同他们的生态或人文环境也包括其中。而“自我”所指为主体民族、富人、投资者、决策者、有权的人、男子等强势群体(Advantaged Group)，从而更具有了关怀的韵味。就具体的社区发展项目而言，“他者”又分为两类：一是目标群体(Target Group)，指社区内将要受到发展项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群或团体，可分为项目的受益人、受害人、受影响人三类；二是弱势群体，即从目标群体中再分出少数民族（土著民族）、穷人、移民、妇女、儿童、女童等群体。“自我”指投资者、决策者。
（二）人类学已逐步破除了他者与自我的二元对立，建立起了他性思维
早期人类学家把非西方人当成是一种“物”、一种“未开化状态”的客观对象来研究，并构筑了文化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序列，形成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价值判断。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兴起，有力地驳斥了白种人生来比其他人种优越的谬论，去除了学者心目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非西方文化被看成是有价值的，人类学从而确立了他者与自我之间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在对经典的民族志文化研究的反思中，批判人类学明确提出人类学应探讨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流和结构性的关系是人类学实践的真实基础。（注：参见户晓辉：《自我与他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参与发展为核心的当代人类学突起，认为在社区发展项目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中，当权者、投资者应充分考虑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意见或建议，这就把他性思维看做是得出调查和研究结论的基本思维方式。
（三）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关怀他者的实践方法
早期人类学家只是依据传教士、旅行者或殖民地官员的资料来研究他者，至于材料真伪，结论是否客观，并不顾及。但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参与观察法就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根本范式，从而使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具有了可操作性。后来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提出主位、客位研究法，格尔茨主张“深度描绘”法和重视“地方性知识”等，使参与观察法日臻完善。
不过，眼下还有个基本前提没有解决好，这就是他者的利益问题。因为调查要占用当地人大量的时间，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不便，而他们又往往是生活过得不太好的人，所以有学者指出：“对于迫切希望增加收入和减轻负担的农民来说，我们的调查也不可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利益，就成为新时期人类学、民族学调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注：李彬：《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从目前来看，倡导参与发展的当代人类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参与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一）他者参与：参与发展理论的提出及实质
从20世纪70年代始，世界银行曾就一些参与效果的经验研究如用水系统管理研究得出结论：如能使得用水户参与决策与管理，用水系统的供应将更加成功。同一时期，在一系列参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那些在发展机构内工作以及在为发展领域内的应用人类学培养人才的人类学家，提出了新的发展即“参与发展”理论，随之人类学便进入了参与发展时代。
“参与发展”(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或“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是把发展看做一个力求趋向正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目标群体始终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中，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学习、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培养他们对发展的责任感，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的决策与选择，把发展当成是自己的承诺，并把所有外部的信息、技术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变成自己内源的发展动力，从而使所实施的发展项目最大程度地达到正发展目标，走的是一条“以人为本”、自下而上、全员参与的新的发展路子。
参与发展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们还有个“零忍耐”政策，即所开展的项目要能够提高或至少不降低项目影响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缩小或不扩大项目区的贫富差别、民族差别和性别差异，不破坏项目区现有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则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保证这些问题出现后，能及时得到解决。
（二）他者如何参与：PRA方法
为了体现发展的参与性，世界银行等组织在项目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先进的方法，其中最为常用、也颇为有效的是参与式乡村快速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英文缩写为PRA。其特点在于：逆向学习，即向农民学习乡土知识；快速与灵活，没有固定的调查程序与问卷，调查者可根据获取信息的情况不断地调整、完善调查程序与内容；择优选用，寻求多样化答案，鼓励结果“多样最大化”、“信息丰富化”，有意识地关注调查中的差异性、矛盾性等；协助，即调查由当地人来做，强调当地人的参与，调查者协助农民自己调查、分析、做出报告，使他们既提供信息又拥有调查结果；不断自省，调查者不断地反思，提高调查质量；交流信息，分享结果，形成调查者与农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注：参见李小云主编：《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0页。）
PRA的长处在于调查的速度快、范围广、信息量大等，但不足的是调查者由于与对象所处的时间短，双方的信任感不如参与观察法那么强，从而在信息获取上大打折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PRA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非常强调调查者与调查对象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创立轻松和谐的访谈气氛，做到“促膝谈心”等等，这些也同参与观察法等人类学传统的调查方法相合。
（三）参与发展在中国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于是参与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旺起来。10多年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在我国所资助的农业项目、林业项目、环保项目、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眼下，参与发展项目的领域正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和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发展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
参与发展的关键是做好项目的社会评估，以反映出目标群体的要求，为决策者、投资者提供合理的项目运作建议和计划书。2000年以来，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系、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受世界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在江西、安徽、广西、陕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10多个省区开展了农牧业、交通、教育、旅游等方面的社区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估(Project Social Assessment)和减轻项目影响区贫困的社会评估(Social Assessment on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Project-affected Area)。下面通过项目评估案例对参与发展在中国的应用作一介绍。
第一，参与发展的应用项目绝大多数有境外资金的扶持，全部由国内出资的项目还很少。
在项目总投资中，境外资金一般占到30%-50%，甚至更多。其中贷方主要分为三类：国际性的金融或基金组织，如世界银行等；境外民间基金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国外政府，如荷兰政府在西藏的“小额信贷”项目，德国政府在四川的造林项目等。融资通常由中国政府出面。由于中国政府有着良好的还贷信誉，所以参与发展项目开展的也较多。
第二，参与发展应用项目的每一步都有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和内容要求。
案例：世界银行贷款江西省综合农业现代化项目。
(1)项目概况：世界银行贷款江西省综合农业现代化项目总投资1.55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1亿美元。建设内容包括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和市场体系。三个主要子项目的规模为：水利子项目8500万美元，覆盖60,000公顷的现有灌区；改善农田生产子项目4600万美元；市场体系开发子项目2200万美元。此外，大约200万美元将用于项目管理、监测和评价。
(2)本次社会评估的目标：在最直接受项目影响的个人和村小组的支持、积极参与下，帮助项目设计和实施。了解项目影响区社会经济情况以及项目投资对当地发展的影响；同时将关注农户的期望和态度，包括他们如何设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以保证项目方案和目标能够被他们接受和认可；避免或减少本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低限度地降低社会成本。社会评估中还应关注因男女分工的不问而产生的受益的差别，还要求对于在项目影响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和问题有一定的认识。
(3)社会评估的操作情况：社会评估小组在项目区选择了10个县、10个村为调查点，严格按照规范的工作流程展开工作：培训→阅读文献→设计好调查问卷、访淡大纲、资料收集大纲→进入调查点→县干部座谈会→乡镇干部座谈会→村干部座谈会→男女村民座谈会→画图（社区图、社会图、季节活动图、农忙和农闲时每日的生活生产图、资源分布图、资源变迁图、出行频率图等）→排序（项目对当地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排序，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排序，贫富排序，劳动的强度、效益、成本排序等）→深入访淡、入户访谈→总结汇报会→资料整理分析→撰写评估报告。
在入户调查访谈中，评估小组尽可能不要当地政府官员陪同，以消除农民的顾虑，最大程度地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和要求。在村民座谈会和进行问题排序过程中，一般采用国际通川的匿名会议形式。
(4)社会评估报告情况：报告除反映当地的基本概况外，重点突出了以下几点：
A.目标群体分析：项目的直接受益人为家庭农户、生产企业、乡镇场站、商业性公司；间接受益人为老人和儿童，更多项目区农民，县办、乡办及私营企业，运输专业户和商贩。综合可分为5类：广大农户、农村妇女、少数民族、民间组织、政府组织。其中广大农户、妇女、少数民族为主要受益群体。
B.目标群体及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对项目正面、负面影响的认识及意见或建议；项目区内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与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其对项目的看法。
C.评估小组对项目的建议，如多渠道对农户进行技术推广与培训，成立农民协会、农民用水协会、市场营销协会等组织，强化农民的自助意识，重视民间精英人物的作用，制定切合少数民族特点的发展措施，增强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等，并专门做出了受益人参与计划建议书和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书，有针对性地对贫困户如何利用项目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5)评估结论：三个子项目是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真正为农民办实事，农民就会拥护；妇女是项目的直接受益人，老人和儿童是项目的间接受益人；农户能广泛受益，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综合农业现代化项目将带动项目区经济的全面发展等。另外，项目的开展不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也不会损坏当地的人文环境。
第三，中国的参与发展项目充分体现出了关怀“他者”的原则。
一是项目区多在农村、山区、贫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如1997年7月正式启动、2002年底结束的中国西南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是中国政府自1980年与世界银行合作以来第一个跨省区、跨行业，综合性的扶贫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扶贫项目。项目总投资人民币42.3亿元，其中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人民币22.4亿元，国内相应的配套资金为19.9亿元。项目区包括云南（10个县）、贵州（13个县）、广西（12个县）三省区的35个边远山区国家级贫困县，290个乡镇，1798个行政村。2003年5月，在对该项目的准备、施行、监控和评价等整个参与过程的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估时，选取的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的三个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各县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4.62%、30.1%、91.2%。
二是项目运作始终以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为重点。如社会评估的焦点问题在于弄清项目区的老百姓自己如何利用项目来发展，来减轻贫困，他们对资金的发放、偿还、赔偿及项目的管理有什么好的建议。评估小组的原则是多听、多观察、多启发。这样既做到未雨绸缪，又能使补偿措施切合实际。如广西百色市有个航运项目，若水库建成后，要淹没某个村子的大片良田，农民们没地了怎么办？他们便想出了很多好办法，如外出打工，租地种，做生意、搞运输等。还有，明明是个水利项目，老百姓讲的更多的却是要修好当地的公路，因为他们的生计主要靠土地，路好了，卖农副产品就方便。后来，评估小组不仅把群众想的办法反映到报告中，而且专门走访了交通部门，提出投资人应与政府的交通扶贫政策相配合，加大库区公路子项目建设力度的建议。
还有，如果项目影响区有少数民族，评估要专门做出项目实施中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书。
案例：世界银行贷款江西省综合农业现代化项目实施中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书（部分）。
依据世界银行0.D.4.20少数民族政策，从项目影响区内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本着自愿的原则，特制定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书，以促进当地少数民族更好地利用项目来谋求发展。
1.根据正常的项目计划，21个项目县中共有少数民族村19个，人口约14,166人，占项目县总人口773.1万人的0.18%。民族构成以畲族、瑶族为主。
2.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第四，参与发展效果良好。
一是评估很受当地人欢迎。如开村民代表座谈会、妇女代表会时，人员到得齐，发言踊跃，代表们还说好长时间都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平时大家根本没有交流的机会，都是各忙各的。尤其是评估小组入户访谈、走访贫困户，村民们更是感动，说这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
二是评估起到了宣传作用，尊重了目标群体的知情权。一个大的项目如高速公路、水运航道等，从筹划到开工需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功夫，当地人只是捕风捉影地知道要建某个项目，但对具体的规划并不知情。如广西那个航运项目，群众说，测量队十几年前就来过了，村头、田间、河边都立了水泥柱，电视台也放了新闻，但建不建项目，库区淹到哪里，要不要搬迁，赔偿标准等就不清楚了。经过评估小组的反复宣传后，群众便知道项目建设的大致情况了。
三是评估建议有助于一些难题的解决。在项目建设中，最令投资者头疼的事情是如何妥善解决对受害人的补偿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建设进度，而且也与发展目标相背离。而评估所提出的建议，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如占地、占房等的赔偿款，评估建议提出应通过银行直接以存款的形式把存折发到农户手中；对于个别缺劳力的户，政府应出面帮他们建好房屋等。这样做虽然某些地方官员不高兴，但却有效。再如安徽南部的某高速公路项目，投资者开始只考虑到将旅游点连结起来，而老百姓认为不如修一级公路来得方便，因为高速路出口少，山区交通整体条件差。评估建议认为在农田、村庄相对集中的地方应设通道，以方便农民耕作、外出，同时应加强交通安全的宣传，这样就充分顾及到了受害人的利益。
三、参与发展的应用经验与体会
前文说过，参与发展的关键步骤是做好项目的社会评估，反映百姓的心声，提出好的建议或意见。这就要求评估小组把田野调查做扎实。PRA只是提供了一般性的方法指导，关键还在于怎么做。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主要有：
第一，运用和PRA方法时，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这只是调查方法上的变通问题。以排序为例，如做修水库后的不利影响排序时，规范化的要求是要形象、直观，先把群众提出的看法画出来，如淹了房就画个房子，淹了地就画个地状，上面再画些水纹，然后再给群众发些花生、糖果、小石块等，哪个影响最大就多放些，小的就少放些，目的是让当地人一看就懂，也能快速地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应该说这样的操作较生动，有利于调查，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常常碰到的情况是，有人不是把花生、糖果吃了，就是把小石块扔了，因为他识字，他觉得这样做麻烦，看不起他，后来我们便采取文字和图形相结合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是耕读传家，自古以来乡村教育网络就很发达。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扫盲运动，村民们大都能识几个字，被当做文盲是件丢面子的事，再不分场合地让他们数花生、小石块，就不合时宜。再者，在中国凡有电的地方，村子里再穷的人家，也有台电视看，如在皖南一个村调查时，村民们公认的最穷户，家里也有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所以，对PRA方法一定要灵活运用。
再如开座谈会时，要选取富裕、中等、贫穷各个类型的村民代表，但有时村民代表们来了，都不发言，只听一个代表（通常是村干部）在说，如广西东兰县一个自然村就是这样。因为整个村子10来户，40多口人，都是一脉相传，还不过5代，一家来了客，各户都有人来，村干部既是他们的亲属，又是他们的精英，自然是他们的代言人。这种情况光开座谈会就不行，评估小组应多观察，才能有所发现。
第二，调查应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入微，建议应切实可行。如在一次工作会上，有份关于占地赔偿的报告，提出的补偿建议只是做到村。就此，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承包制，承包合同是30年不变，有的还是50年不变，中国农民又有平均的习惯，再小块的地，如滩涂地，也要分成若干块，每户都有份，如果建议只做到村，实际上对项目的实施毫无帮助。要做到户，甚至做到人，才有可行性，才不会给日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如在广西水利项目的调查中，原来制定的赔偿计划根本没有涉及到渔民，只是想到日后水库建成如何网箱养鱼的问题。而我们在调查中却发现，沿河的每个村子都约有五六户家庭收入主要靠捕鱼，户数虽少，但建了水库，水位升高了，现有的渔具就用不上了，每户年收入要减少8千至1万元。于是在评估报告中，特别对此类受害人提出了补偿建议。
第三，学会与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社会评估要有成果，离不开地方官员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也很辛苦，但原则上调查到了村一级后，就不允许他们陪同。但时常遇到的情形是他们为了表示诚心，或害怕农民们讲出不利于他们的话来就全程跟随。因为拟定中的项目，往往都能给地方带来各种发展机会，地方官员生怕项目吹了。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小组就要有策略。先讲明政策，再不行就躲，如到了农户家，可先看看家里的情况，官员对这些没多大兴趣。如果实在躲不开，就等，先不要谈敏感话题，拉拉家常，等待时机。
第四，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如指定专门的调查员（1-2名，通常为女性）负责召开妇女座谈会，做妇女的深入访谈，内容涉及农村妇女的卫生保健、文化教育、家庭事务、社会关系及儿童、女童教育等方方面面。每到一个调查地，首先通过当地人找出本地的贫困户，然后再逐个进行入户访谈，了解他们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如果调查地有少数民族居住的话，便派出专门的调查人员，从语言、习俗到家庭、社会组织等各个层次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认识。
另外，在调动老百姓的参与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寻找村子的信息点、搜集资料等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做到随机应变。
最后再谈谈当代人类学的研究及关怀他者的问题。
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也有意识地将项目评估与人类学的研究相结合，毕竟每一次调查都是难得的田野机会。如关注乡村的非正式组织、村民选举、亲属关系、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这些既是评估必要的背景材料，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即便评估过程中不能做深层了解，但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平台。这就启发我们做学术调查时，能不能运用PRA，先对面上的情况有个掌握，然后再选取持续观察点，这样可有效避免选点时的盲目性。
再者，当代人类学倡导的是参与发展，做项目评估只是一种好的形式，学者可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这一理念贯穿进去。从已往的人类学研究看，注意的只是参与，而不是发展，学者们大多把调查点看做是一个“封闭”的、变化缓慢的社区，以为蹲上那么一二年，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殊不知自己研究的对象和外面的世界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如在广西大瑶山评估时，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瑶民们，住的还是茅草屋，但小孩却去广东打工了，挣回来的钱拿来建沼气池；在西藏日喀则一个偏僻的村庄调查时，碰到了在内地名牌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这些事例给人的印象都很深刻。这就要求学者们的研究也要变，选些与当地人发展相关的课题，方法上灵活多样，以让“他者”和自己都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发展的活动中。